新诗自五四始;而新文言体新古诗则远自五四;有一说,开始于黄遵宪;这个分水岭说,可以讨论。但是,我们现在则说的是,关于一般而言的史实由诗和以诗求史——这个由陈寅恪大师再提昌之观点——这个观点自然含及寅恪大师所谓古文运动之“文起八代之衰”之诗歌-之小说方法和写实精神。也就是一诗一事,一诗一念。这个观点,在寅恪关注钱谦益注释杜甫诗歌之采诗庇史观念中,得一继承。于是,诗歌求史之观念,是不是就是看待诗歌内涵乃至中国文论、史材观点、倾向之唯一观念?这里,吴宓先生有他自身的一种看法。这个看法,正好与寅恪观点不一而补。一般而言,吴、陈不分,历史和政治态度乃及文学史学,无以分伯仲;但是,他们的诗歌观念还是不同。何以如此说法?可见吴宓诗歌集子里面和他的《空轩诗话》中每每论证的观点。这些观点,不讲就一诗一史,而讲究诗歌之柏拉图精神。柏拉图精神何谓?就是总体观念大于具体观念。这个共相说的内涵世人皆知。简单诠释之,就是一般而言:狗,这个观念大于黄狗,白狗,黑狗等等具体之狗——而这个狗之观念被拿到人这里,就产生很大麻烦——人,在总体论中,就是:抽象人(比如后来经过卢梭和马克思发展以后)如,人民,无产阶级,新生产力代表,诸如此类,就大于赵钱孙李……这样,所谓阶级,代表和人民,产生了抽象的人之0存在的意义;也就是,他们不代表,不能代表和僭越了赵钱孙李。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个逻辑的历史和历史的逻辑是这样演变的:最早,由柏拉图特定一个抽象之概念,总体之概念;再有卢梭就此概念发展出一个总体概念(含文化和法律意义上的总体论:普遍意志——再有马克思加以异化之,由他发明无产阶级可以代表历史发展,可以领众立法,可以打倒一切……)这样,从希腊传承的民主精神和没民主载体,就附带出后在全世界出现的专制(僭主统治)和极权主义(柏拉图+卢梭+马克思)。这是一个令人瞠乎其目的历史异化荒诞论。于是,拣视这个诗歌观念如何到达吴宓先生的言、耳之中,且写于笔下,产生和寅恪大师诗歌观念之具体精神之有异观点,凿实可以商榷一论。因为,这里牵涉的两个课题,如何分梳,也是值得探究的。

我们说,吴宓观点,绝对不是让柏拉图主义完全架构于政治之柏拉图身上。这一点务必说明。但是,文学-政治间性课题如何析明,也是值得我们绝对注意的选项。因为,世界上没有没有政治的,历史的(甚至经济的)文学;却有没有文学的政治,经济。这也是人们考量文章标准和史材诗笔的一个环节。第二,所谓文学中使用绝对主体精神,和一般意象或者抽象概念,又绝对不至于等同于政治总体论。这是务必要讲清楚,说明白。三,这样,如何考量文学-政治(历史)间性,可以简单而言:其实,文学还是注重寅恪先生之具体化人文主义;这个解法在政治学里面,叫做西方之个体主义;简单说,文学注重大于政治,历史,经济甚至文化大概念的“个人”——因为这样的个人,可以在价值层面上颠倒政治和历史的原则——比如,为德国妇女遭受苏军和法军强奸,而杜撰一种貌似公允的小说和电影——就像我们在阿富汗看到的;美军士兵滥杀无辜事件和美国自由观念之间,每每产生价值间文学-政治的反差。这样的反差,在文学看来,是美军残杀无辜,妇孺之绝对有罪——在政治看来,这是一桩偶然的、个体的、不代表的、非价值(载体)之事件。当然,我们正常读者更加关心纳粹屠杀和美军拯救之间的一般历史和正面史实。这是两种观念、政治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分梳考量。三是,这个文学和政治的灰色地带,也不是绝无仅有;比如,在二战之前之西班牙内战期间,毕加索和洛尔伽与邱吉尔,佛朗哥,斯大林之间的混淆,也产生混淆的文学政治价值。等等。回到主题。这一种名大于实的观念。这个观念导致柏拉图撰发他的理想国精神——乃至这个精神一直可以传达到现代作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我们看到,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帕穆克,就是这样的观念持有者——他的大作《我的名字叫红。》之“红”,就是这样一种类似抽象观念和俱象观念的集合。(——“紅色是物質與精神兼具,世俗而又神聖的色彩”。而寅恪之“素娥”,“红袖”;白、元之长恨歌,会真记,又何尝不是?……)(资料)。这样,我们直接观察吴宓先生于柏拉图,于抽象,甚至于宗教观念,信仰间之诗歌哲学。先从他的宗教观点入手——吴宓诠释曾国藩曾孙女曾宾荪诗歌节(《空轩诗话》)中有一段重要自白,说他的哲学人生观——“诗中(曾宾荪诗)‘炉火烛光依皎日’句,盖喻言每个人之感情(炉火)及理智(烛光)极渺小微弱,但其源皆出于上帝,上帝有如皎日,其光热为无穷大,无穷久。是故人之辛苦致力于理想事业,所谓殉道殉情者,皆不过表扬上帝之精神,执行上帝之意志而已。然沧海不择细流,泰山积自土壤,苟能持此信念,则既不至:

继续阅读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