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场白

我有一只酒盅,造型秀美,纹饰华丽。内胆釉面光润,白如瑞雪,细如羊脂。沿口是一圈金彩,色彩绚丽,熠熠生辉。暗红色的外壁衬托出釉上加彩,喷薄欲出的两条金龙;更有数枚金质铆钉,巧妙穿插在外壁纹理之间。外底印着三行六字青花大篆书款:“大清乾隆年製”。

每逢把玩这只二龙戏珠金杯,就不由想起六十多年前的那些往事……

二、高家兄弟

我老家在北京东郊的中赵葡村,我爹在村里杀猪宰羊,进城摆摊卖肉。买卖做起来了,就在城南租了间房,全家搬进城里,我上学方便,他也不用天天推车进城了。

我爹年轻时练过武术,八卦掌那单、双、顺三势耍起来,常赢得四下里一片喝彩声。武场上最容易结交豪杰,异姓好友最讲“金兰之好”。“金兰”指哥们儿义气,友情契合。几个年轻人各用一沓儿红纸,写着自己的大名、生日、时辰、再添上祖宗三代姓名,就成了《金兰谱》。放在天地牌位前,依年龄大小,依次焚香叩拜,齐读誓词:虽非同生,但愿同死。这样结交的把兄弟,有的还真成了生死之交。

最讲义气的把兄弟叫高贤贵,大号佩亭,前清铁帽子王之后。民国初年,家道中落,从王府搬到城南,落住在花市附近的下宝庆胡同。

北京的街名有不少带个市字,如珠市口,菜市口,羊市口,蒜市口等等。有的干脆去掉这口字,如缸瓦市,栏杆市,骡马市,花市之类。这花市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西起哈德门外大街,东到铁辘轳把。每逢春节,沿街就响起民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春节前后最是热闹,花市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两侧卖绢花的,卖炮仗的门脸小摊把花街装扮得红中带绿,活像一幅民国风情的民俗版画。

除了绒花炮仗,花市还有百货店和山货庄,一家专卖针头线脑、烟袋茶碗的小杂货的门前,悬挂着个系着红带儿的大烟袋锅,成了那一带有名的地标。花市最热闹的是中段儿,路北有个火神庙,路南有个少年之家。左近还有两个电影院,一个叫《崇光》,我在那儿看过墨西哥影片《生的权利》;另一个叫《大众》,我在那里看过《一贯害人道》。

花市下宝庆胡同的高家宅邸是个标准的四合院,院里青砖铺成个十字,四块地里分别种着枣树、杏树、丁香和紫藤。堂屋住着高大爷的同胞兄弟,高贤芝。把兄弟排位老七,我叫七叔。当年高家一败涂地,铁帽子王的后代子孙们,还在走狗斗鸡,唯有七叔,以制绒花的一技之长,独自支撑起高家的门面。七叔可是个能人,心灵手巧,那手艺,没人不服气上的。逢年过节,京津冀的讲究一点儿的大姑娘小媳妇买的绒花一定要高记的。买卖越做越大,添房置产,把他大哥,就是高大爷,请来同住。

高大爷比我爹大几岁,那会儿五十冒头。一头银发,留个短寸。急公好义,为人爽快,心胸宽、气魄大,人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巴不得沾上点儿豁达豪放。因为爽快,能交朋友会办事,成了高家买卖的外场老大。自打跟着他兄弟进入花市行当后,市场行销,开办分店,都是他一手经营打理。他自己也有手儿绝活,裱糊字画,修补古玩玉器。甭管谁来找他,甭管什么缺残破损的古董,到他手里,保准让破镜重圆,看不出一点痕迹。他为人仗义,对自己的亲兄弟更是呵护关照,给老七让出北屋,自己住在背光阴暗潮湿的南屋。他善理财,弟弟乐不得地把钱财一股脑交出来,要用钱时,找大哥要。自个儿一门心思,埋头琢磨绒花。方圆十几里的老少爷们儿,提起高家哥儿俩的手艺绝活,说到高家的兄友弟恭,没一个不翘大拇指的。

可人怕出名猪怕壮,作为这一带的首富,街坊邻居短不了悄悄地飞短流长:据说,早先,有个长相俊俏的年轻男子和七叔住在一起,俩人同出同进,勾肩搭背。高大爷搬进南屋后,给那男子一手巾兜银子,打发他走路。七叔从此落单,郁郁寡欢,好长时间打不起精神来。

三、七叔娶妻

我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七叔眼睁着就是四十岁的人了,虽有兄嫂照应,独身一人,到底还是孤单。咋办呢?想到了中赵葡村西头的那个年轻寡妇,二姐。三十多岁,高挑个儿,瓜子脸柳叶眉杏核眼,夫亡无后,倒是个不错的考量。

爹定了主意,娘带我回村找二姐。那是个夏天晌午,人们都在家里歇晌,村里见不到个人影,只村西头水塘边,有个女人在石槽边洗澡。我娘说那就是咱要找的二姐,她在洗澡,你一个男孩子就别再靠前了。那会儿,我刚刚六岁,还不懂男女之事,不让靠前,就原地站着,远远地看见二姐一身白花花的肌肤和散落在肩上黑漆漆的头发。我娘过去和她说话,她不慌不忙地一件一件地穿起衣裳,一条阴丹士林蓝大布裹着湿漉漉的头发,和我娘一起逶迤而来。

我们仨进城后,见到七叔,他俩彼此都很中意,选了个好日子成婚。结婚那天,从早到晚,吹吹打打,很是热闹。七婶穿着彩色旗袍,烫着头发,嘴唇抹得红红的,瓜子脸还扑上了胭脂粉,看上去,更显得一红四白,细皮嫩肉。

那天晚上,七叔不让我回家,一定要我在新房里睡觉。他在堂屋窗根儿北炕西头铺了一套新缎子面的被褥,还给了我一根一寸粗、半尺长的山药糖葫芦。吃完糖葫芦,我就进入甜美的梦乡。

那晚他和七婶在南炕有什么动静,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过一年的光景,七婶就生了个儿子,叫小胖。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些日子,七叔七婶天天都高兴得大声说笑,小院里铺满了阳光。

四、满月酒

七叔有后,高家添丁,满月酒办了两桌。南房的一桌是女眷,吃喝斯文,没什么声响。西屋属老爷们儿,喝酒划拳那可就热闹啦。什么七个巧呀,八匹马呀,五魁手呀,要不就伸出十指,满堂全福寿-都来了。

打小,我爹喝酒时,总要用筷子尖蘸上酒,点在我的舌尖上。我六岁那会儿,酒量就大了,能斟上半盅,跟老爹对饮。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我没随女眷吃饭,径直进了西屋,跟男子大汉们喝酒。

高大爷搬出了祖传的瓷器,乾隆年间的贡品,皇上赐给他祖上,一代代传到他手里。爹不让我碰,生怕我把宝贝给碰坏了。高大爷说,没事儿,今儿个大喜的日子,不能亏待孩子。

喝酒的时候,高大爷总逗我说话。那时间。我哪儿懂得什么是非好歹,随便说两句,就能把一桌子老少笑翻。他还劝我喝酒,我能喝多少?可他还不住地让,我把那个二龙戏珠的金杯倒扣在桌上,说:“我不喝了。”高大爷急忙在把酒盅翻过来口朝上摆在桌上,说:“宝贝儿,酒盅可不能倒扣,不吉利。”

五、祸起萧墙

酒盅倒扣,果然惹了大祸。满月酒不到俩月,七叔上吊了。

我娘说,她后来才知道,二姐,就是后来的七婶,是个招蜂惹蝶的女人,村里风言风语说她闲话。嫁给七叔后,前村的后生们还常来看她,有个后生来过多次。还有人说七叔经常看大夫,吃虎鞭,明明阳刚不足,咋那么快就有了儿子?听到这儿,我才明白那根坚挺的山药糖葫芦的象征意义。姐姐也说,好像高大娘容不了七婶,我娘说,你七婶急着想当家理财,跟你大娘拌嘴倒是常事儿。

七叔送殡那天,我在街门口张望,看见一辆车拉着一口黑漆棺材,扎着白腰带的亲友们走在两侧。七婶抱着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小胖,边走边哭。我爹穿着刚缝起来的蓝卡其布面的羊皮袄,低着脑袋,大手不时地抹着满是皱纹的脸。

七叔去世是个天大的事,没有这根顶梁柱,高记绒花立马从花市消失,高家断了财源,很快就垮了。人说,富日子好过,穷日子分家。眼睁着日子过不下去,七婶儿吵着要分家。高大爷说,七婶原来是个寡妇,命硬克夫,一连克死俩,高家讨了这门媳妇,也算倒霉到家;再说,小胖是不是高家的骨血不好说,这么着吵着要分高家产业,咋着也讲不过去。

我爹向来把七叔看作亲弟弟,亲手撮合这门亲事,眼看着七婶再次守寡,更是悲痛不已。他说,这个家,少说也有老七的一半儿,如今尸骨未寒,就这样说人家孤儿寡母,哪儿还有一点骨肉情份?对自家兄弟尚且如此,对把兄弟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爹幼时念过几年私塾,但写不了几个大字,跟另两个把兄弟一起,找到李希增,写得一手好字的早年国军的文书,49年后在兴隆街煤渣胡同炸油饼。他听了高家的恩怨,也义愤填膺,立刻写了状纸,告高大爷想独霸家产,求清官大老爷明断。

这个官司不了了之,但多年的把兄弟却从此分道扬镳。

几个月后,一个中午,高大爷来看我爹。他身穿一件黑色亚麻布短袖衬衫,更显得着寸长的平头苍白。手拿一把黑面折扇。看他憔悴消瘦弱不禁风寒的样子,真不知干吗还要扇子?

早先高大爷到,我爹不管干啥,也要放下手里的活儿,陪他说话,我娘在一旁忙着炒菜做饭。高大爷吃饱喝足走后,我爹才接着干活。这天,高大爷进门,我爹却带搭不理。娘看不下去,说,“孩子他爹,今儿个大哥来家请你,看在三十年金兰之交的份上,你也该跟大哥去一趟。”

那是我爹最后一次到高家。早先跟我爹沆瀣一气的二哥、三哥都劝他:天底下哪有不向着活人说话的?大哥再怎么着,七弟妹的票子也给足了,孩子让她带走,往后回北京念书,一应费用咱大哥全包。我爹站着,低头含泪,一言不发。等把兄弟们住口,他猛地一把扯开了夹袄上的疙瘩袢,左手从怀里拽出“金兰谱”,右手拿着两根白头火柴,在他的袖口上猛地一划,“刺啦”一声,一道火光。他举起燃烧的火柴说:“既然众兄弟都站在大哥一边,咱老五今天也只有英雄断义。”话音没落,点着了“金兰谱”,转眼间呼呼啦啦地烧成白灰。高大爷噙着眼泪,拿出二龙戏珠金杯,给我爹满满地斟了一杯酒,说:“老五啊,没想到咱哥俩的路,就这样走到头儿了。你我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咱好完好散。来,干了这杯!”我爹接过手,“噗”地一声泼在花砖地上:“老七,这是五哥敬你的!”说完把酒盅翻过来,“啪”地一声扣在桌上,好端端的酒盅裂成两半儿。

六、伤逝

我爹气呼呼地拉着我出来,进家门就躺下了。几天过去,我娘等米下锅,他才爬起来,宰了一只肥羊,推着独轮车,上街卖肉。哪晓得,偏偏那几天取消私营,再也不让个体户卖肉了。警察客客气气地送他回家,让他窝一口闷气。接下来,公私合营,肉联厂里那些任啥不懂的进城干部吆五喝六,他心中更加不爽。就此作下大病,不出一年,便撒手人寰。

那年头儿街道食堂吃饭不要钱,我娘在街道工厂,每月还有24块工钱,一时也没觉得怎么艰难。可到了冬天,食堂关门,我家的日子就没得过了。多亏高大爷接济,有时三块两块,实在拿不出的时候,几毛钱的小票儿也让人捎来。记得他60年的春节那天来我家,他穿着长袍马褂,马褂上印着福禄寿的黑色团字,一手提着纸盒,一手拎着纸包。进门问我,我爹活着的时候,常在哪儿坐着,在哪儿喝酒。他冲着我指的地方怔了半天,最后才会过神儿来,跟我娘说:“五弟妹,这是你嫂子让我给你带来的。”我娘打开纸包,里头装着给姐姐的一对绒花;拆开纸盒,里面装着的是满满一盒白面。我们娘三个,谁也说不出一句话,齐刷刷地给高大爷跪下……

七、礼物

几十年过去,我毕业后留校,81年开始带研究生,其中的一个是七叔的儿子,小胖。他没等毕业就要去德国留学,高大爷非常开心,请我去正阳春吃烤鸭,吃饭的时候,他劝我也考虑出国留学。小胖说,大爷,您不知道,我大哥离不开老婆孩子。小胖在学校里叫我老师,出了学校门就叫我大哥,上一辈把兄弟,到我们这辈儿还是兄弟相称。高大爷对我说,要多想想老婆孩子的明天,别老惦记今天。今天,不是还有你高大爷吗?

我办了美国签证,特地去高大爷家辞行。那年他已经八十多岁了,精神头儿不减。他说,儿子,知道你忙,不留你吃饭。倒是有个礼物,你先别打开,回家再看吧。

我匆忙赶回家,打开纸盒,里面有个旗人专门装古玩玉器的紫檀礼盒,拉开上面的抽板,露出一只二龙戏珠的酒盅,就是那只被摔成两半的酒盅,外壁上釉彩花纹中间巧妙地分布着细小的金锔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艺术家巧设的点缀呢。

抓住小说的尾巴

我写出来的小说,都说是散文。怎么会这样?明明人物环境情节三要素都有了,怎么不是小说呢?

纪实往往说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

散文往往抒发一段强烈的或深沉的情感。开始写作,多半写散文。散文真实,直接表现主观感受,描写生活侧面,历史场景。随意,灵活,特别适合那些感情过剩,形容词副词过剩的写家。

写得多了,总要写小说,因为小说这个框架可以承载作者的更多理念和情感。更便捷地找到自己的知音,引发共鸣和交流。小说讲究的是如何把一个事儿,把一段情,艺术地表现出来。如何开头,展开,推向高潮,最后结尾;如何设置悬念,安放接榫;如何连贯而成为整体;每个人物在文中的作用,出场、退场、复现率;个性鲜明呼之欲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对事件的态度。凡此种种都不是一个惯写散文的作家,在短时间内能够掌握的。从散文到小说这段路程,会很漫长。章诒和从她的纪实散文到第一部中篇,四万字整整走了30年。说实话,小说《王氏女》,比她的散文《往事并不如烟》差多了。

写小说和写散文需要两种不同的才能,就像花样滑冰和速滑选手的区别。花样滑冰讲究形象造型,动作流畅,给人以艺术的美感。不是从甲地到乙地那样一个简单的指标。写小说的可以写出很好的散文,写散文的很难写出好小说。

王克斌兄写过一篇忆旧《把兄弟》。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老北京的民俗民风,那些陈年往事,唤起了我对童年,对故土的回忆。这篇纪实散文语言朴实,故事真实,人物栩实。但事件与事件之间平铺直叙,一一罗列,没有因果关联,不求其完整。虽然也有人物,但没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虽然也有对话,但没有推演故事,没有突出人物性格。

比如“酒杯”在我喝酒的时候出现过一次,没有下文。“二姐”虽让我想到她光着身子在村口洗澡的往事,却是个孤零零的事件,跟上文都没关系。我爹和高大爷的过结化开了没有?高大爷后来咋样了?更让人感到缺憾的是七叔悬梁自尽,人命关天,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到底为什么呢?

能不能通过人物的动作、对话推衍故事,让故事中的人物直接表演给读者看。能不能以酒盅为道具,串接了相隔六十年的两个画面,用“义气”这根红线把一个个散珠,一块块碎玉贯穿起来?加一点虚构,鲜明人物形象,合理布局结构,明接暗榫,前后呼应。解扣子,扔包袱,内在的因果关系推动事态戏剧性的发展,一步步地将故事引向高潮。

写完《酒盅》我好像踩着小说的尾巴。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〇期(cm1404b)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