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场白
我有一只酒盅，造型秀美，纹饰华丽。内胆釉面光润，白如瑞雪，细如羊脂。沿口是一圈金彩，色彩绚丽，熠熠生辉。暗红色的外壁衬托出釉上加彩，喷薄欲出的两条金龙；更有数枚金质铆钉，巧妙穿插在外壁纹理之间。外底印着三行六字青花大篆书款：“大清乾隆年製”。
每逢把玩这只二龙戏珠金杯，就不由想起六十多年前的那些往事……
二、高家兄弟
我老家在北京东郊的中赵葡村，我爹在村里杀猪宰羊，进城摆摊卖肉。买卖做起来了，就在城南租了间房，全家搬进城里，我上学方便，他也不用天天推车进城了。
我爹年轻时练过武术，八卦掌那单、双、顺三势耍起来，常赢得四下里一片喝彩声。武场上最容易结交豪杰，异姓好友最讲“金兰之好”。“金兰”指哥们儿义气，友情契合。几个年轻人各用一沓儿红纸，写着自己的大名、生日、时辰、再添上祖宗三代姓名，就成了《金兰谱》。放在天地牌位前，依年龄大小，依次焚香叩拜，齐读誓词：虽非同生，但愿同死。这样结交的把兄弟，有的还真成了生死之交。
最讲义气的把兄弟叫高贤贵，大号佩亭，前清铁帽子王之后。民国初年，家道中落，从王府搬到城南，落住在花市附近的下宝庆胡同。
北京的街名有不少带个市字，如珠市口，菜市口，羊市口，蒜市口等等。有的干脆去掉这口字，如缸瓦市，栏杆市，骡马市，花市之类。这花市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西起哈德门外大街，东到铁辘轳把。每逢春节，沿街就响起民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春节前后最是热闹，花市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两侧卖绢花的，卖炮仗的门脸小摊把花街装扮得红中带绿，活像一幅民国风情的民俗版画。
除了绒花炮仗，花市还有百货店和山货庄，一家专卖针头线脑、烟袋茶碗的小杂货的门前，悬挂着个系着红带儿的大烟袋锅，成了那一带有名的地标。花市最热闹的是中段儿，路北有个火神庙，路南有个少年之家。左近还有两个电影院，一个叫《崇光》，我在那儿看过墨西哥影片《生的权利》；另一个叫《大众》，我在那里看过《一贯害人道》。
花市下宝庆胡同的高家宅邸是个标准的四合院，院里青砖铺成个十字，四块地里分别种着枣树、杏树、丁香和紫藤。堂屋住着高大爷的同胞兄弟，高贤芝。把兄弟排位老七，我叫七叔。当年高家一败涂地，铁帽子王的后代子孙们，还在走狗斗鸡，唯有七叔，以制绒花的一技之长，独自支撑起高家的门面。七叔可是个能人，心灵手巧，那手艺，没人不服气上的。逢年过节，京津冀的讲究一点儿的大姑娘小媳妇买的绒花一定要高记的。买卖越做越大，添房置产，把他大哥，就是高大爷，请来同住。
高大爷比我爹大几岁，那会儿五十冒头。一头银发，留个短寸。急公好义，为人爽快，心胸宽、气魄大，人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巴不得沾上点儿豁达豪放。因为爽快，能交朋友会办事，成了高家买卖的外场老大。自打跟着他兄弟进入花市行当后，市场行销，开办分店，都是他一手经营打理。他自己也有手儿绝活，裱糊字画，修补古玩玉器。甭管谁来找他，甭管什么缺残破损的古董，到他手里，保准让破镜重圆，看不出一点痕迹。他为人仗义，对自己的亲兄弟更是呵护关照，给老七让出北屋，自己住在背光阴暗潮湿的南屋。他善理财，弟弟乐不得地把钱财一股脑交出来，要用钱时，找大哥要。自个儿一门心思，埋头琢磨绒花。方圆十几里的老少爷们儿，提起高家哥儿俩的手艺绝活，说到高家的兄友弟恭，没一个不翘大拇指的。
可人怕出名猪怕壮，作为这一带的首富，街坊邻居短不了悄悄地飞短流长：据说，早先，有个长相俊俏的年轻男子和七叔住在一起，俩人同出同进，勾肩搭背。高大爷搬进南屋后，给那男子一手巾兜银子，打发他走路。七叔从此落单，郁郁寡欢，好长时间打不起精神来。
三、七叔娶妻
我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七叔眼睁着就是四十岁的人了，虽有兄嫂照应，独身一人，到底还是孤单。咋办呢？想到了中赵葡村西头的那个年轻寡妇，二姐。三十多岁，高挑个儿，瓜子脸柳叶眉杏核眼，夫亡无后，倒是个不错的考量。
爹定了主意，娘带我回村找二姐。那是个夏天晌午，人们都在家里歇晌，村里见不到个人影，只村西头水塘边，有个女人在石槽边洗澡。我娘说那就是咱要找的二姐，她在洗澡，你一个男孩子就别再靠前了。那会儿，我刚刚六岁，还不懂男女之事，不让靠前，就原地站着，远远地看见二姐一身白花花的肌肤和散落在肩上黑漆漆的头发。我娘过去和她说话，她不慌不忙地一件一件地穿起衣裳，一条阴丹士林蓝大布裹着湿漉漉的头发，和我娘一起逶迤而来。
我们仨进城后，见到七叔，他俩彼此都很中意，选了个好日子成婚。结婚那天，从早到晚，吹吹打打，很是热闹。七婶穿着彩色旗袍，烫着头发，嘴唇抹得红红的，瓜子脸还扑上了胭脂粉，看上去，更显得一红四白，细皮嫩肉。
那天晚上，七叔不让我回家，一定要我在新房里睡觉。他在堂屋窗根儿北炕西头铺了一套新缎子面的被褥，还给了我一根一寸粗、半尺长的山药糖葫芦。吃完糖葫芦，我就进入甜美的梦乡。
那晚他和七婶在南炕有什么动静，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过一年的光景，七婶就生了个儿子，叫小胖。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些日子，七叔七婶天天都高兴得大声说笑，小院里铺满了阳光。
四、满月酒
七叔有后，高家添丁，满月酒办了两桌。南房的一桌是女眷，吃喝斯文，没什么声响。西屋属老爷们儿，喝酒划拳那可就热闹啦。什么七个巧呀，八匹马呀，五魁手呀，要不就伸出十指，满堂全福寿-都来了。
打小，我爹喝酒时，总要用筷子尖蘸上酒，点在我的舌尖上。我六岁那会儿，酒量就大了，能斟上半盅，跟老爹对饮。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我没随女眷吃饭，径直进了西屋，跟男子大汉们喝酒。
高大爷搬出了祖传的瓷器，乾隆年间的贡品，皇上赐给他祖上，一代代传到他手里。爹不让我碰，生怕我把宝贝给碰坏了。高大爷说，没事儿，今儿个大喜的日子，不能亏待孩子。
喝酒的时候，高大爷总逗我说话。那时间。我哪儿懂得什么是非好歹，随便说两句，就能把一桌子老少笑翻。他还劝我喝酒，我能喝多少？可他还不住地让，我把那个二龙戏珠的金杯倒扣在桌上，说：“我不喝了。”高大爷急忙在把酒盅翻过来口朝上摆在桌上，说：“宝贝儿，酒盅可不能倒扣，不吉利。”
五、祸起萧墙
酒盅倒扣，果然惹了大祸。满月酒不到俩月，七叔上吊了。
我娘说，她后来才知道，二姐，就是后来的七婶，是个招蜂惹蝶的女人，村里风言风语说她闲话。嫁给七叔后，前村的后生们还常来看她，有个后生来过多次。还有人说七叔经常看大夫，吃虎鞭，明明阳刚不足，咋那么快就有了儿子？听到这儿，我才明白那根坚挺的山药糖葫芦的象征意义。姐姐也说，好像高大娘容不了七婶，我娘说，你七婶急着想当家理财，跟你大娘拌嘴倒是常事儿。
七叔送殡那天，我在街门口张望，看见一辆车拉着一口黑漆棺材，扎着白腰带的亲友们走在两侧。七婶抱着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小胖，边走边哭。我爹穿着刚缝起来的蓝卡其布面的羊皮袄，低着脑袋，大手不时地抹着满是皱纹的脸。
七叔去世是个天大的事，没有这根顶梁柱，高记绒花立马从花市消失，高家断了财源，很快就垮了。人说，富日子好过，穷日子分家。眼睁着日子过不下去，七婶儿吵着要分家。高大爷说，七婶原来是个寡妇，命硬克夫，一连克死俩，高家讨了这门媳妇，也算倒霉到家；再说，小胖是不是高家的骨血不好说，这么着吵着要分高家产业，咋着也讲不过去。
我爹向来把七叔看作亲弟弟，亲手撮合这门亲事，眼看着七婶再次守寡，更是悲痛不已。他说，这个家，少说也有老七的一半儿，如今尸骨未寒，就这样说人家孤儿寡母，哪儿还有一点骨肉情份？对自家兄弟尚且如此，对把兄弟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爹幼时念过几年私塾，但写不了几个大字，跟另两个把兄弟一起，找到李希增，写得一手好字的早年国军的文书，49年后在兴隆街煤渣胡同炸油饼。他听了高家的恩怨，也义愤填膺，立刻写了状纸，告高大爷想独霸家产，求清官大老爷明断。
这个官司不了了之，但多年的把兄弟却从此分道扬镳。
几个月后，一个中午，高大爷来看我爹。他身穿一件黑色亚麻布短袖衬衫，更显得着寸长的平头苍白。手拿一把黑面折扇。看他憔悴消瘦弱不禁风寒的样子，真不知干吗还要扇子？
早先高大爷到，我爹不管干啥，也要放下手里的活儿，陪他说话，我娘在一旁忙着炒菜做饭。高大爷吃饱喝足走后，我爹才接着干活。这天，高大爷进门，我爹却带搭不理。娘看不下去，说，“孩子他爹，今儿个大哥来家请你，看在三十年金兰之交的份上，你也该跟大哥去一趟。”
那是我爹最后一次到高家。早先跟我爹沆瀣一气的二哥、三哥都劝他：天底下哪有不向着活人说话的？大哥再怎么着，七弟妹的票子也给足了，孩子让她带走，往后回北京念书，一应费用咱大哥全包。我爹站着，低头含泪，一言不发。等把兄弟们住口，他猛地一把扯开了夹袄上的疙瘩袢，左手从怀里拽出“金兰谱”，右手拿着两根白头火柴，在他的袖口上猛地一划，“刺啦”一声，一道火光。他举起燃烧的火柴说：“既然众兄弟都站在大哥一边，咱老五今天也只有英雄断义。”话音没落，点着了“金兰谱”，转眼间呼呼啦啦地烧成白灰。高大爷噙着眼泪，拿出二龙戏珠金杯，给我爹满满地斟了一杯酒，说：“老五啊，没想到咱哥俩的路，就这样走到头儿了。你我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咱好完好散。来，干了这杯！”我爹接过手，“噗”地一声泼在花砖地上：“老七，这是五哥敬你的！”说完把酒盅翻过来，“啪”地一声扣在桌上，好端端的酒盅裂成两半儿。
六、伤逝
我爹气呼呼地拉着我出来，进家门就躺下了。几天过去，我娘等米下锅，他才爬起来，宰了一只肥羊，推着独轮车，上街卖肉。哪晓得，偏偏那几天取消私营，再也不让个体户卖肉了。警察客客气气地送他回家，让他窝一口闷气。接下来，公私合营，肉联厂里那些任啥不懂的进城干部吆五喝六，他心中更加不爽。就此作下大病，不出一年，便撒手人寰。
那年头儿街道食堂吃饭不要钱，我娘在街道工厂，每月还有24块工钱，一时也没觉得怎么艰难。可到了冬天，食堂关门，我家的日子就没得过了。多亏高大爷接济，有时三块两块，实在拿不出的时候，几毛钱的小票儿也让人捎来。记得他60年的春节那天来我家，他穿着长袍马褂，马褂上印着福禄寿的黑色团字，一手提着纸盒，一手拎着纸包。进门问我，我爹活着的时候，常在哪儿坐着，在哪儿喝酒。他冲着我指的地方怔了半天，最后才会过神儿来，跟我娘说：“五弟妹，这是你嫂子让我给你带来的。”我娘打开纸包，里头装着给姐姐的一对绒花；拆开纸盒，里面装着的是满满一盒白面。我们娘三个，谁也说不出一句话，齐刷刷地给高大爷跪下……
七、礼物
几十年过去，我毕业后留校，81年开始带研究生，其中的一个是七叔的儿子，小胖。他没等毕业就要去德国留学，高大爷非常开心，请我去正阳春吃烤鸭，吃饭的时候，他劝我也考虑出国留学。小胖说，大爷，您不知道，我大哥离不开老婆孩子。小胖在学校里叫我老师，出了学校门就叫我大哥，上一辈把兄弟，到我们这辈儿还是兄弟相称。高大爷对我说，要多想想老婆孩子的明天，别老惦记今天。今天，不是还有你高大爷吗？
我办了美国签证，特地去高大爷家辞行。那年他已经八十多岁了，精神头儿不减。他说，儿子，知道你忙，不留你吃饭。倒是有个礼物，你先别打开，回家再看吧。
我匆忙赶回家，打开纸盒，里面有个旗人专门装古玩玉器的紫檀礼盒，拉开上面的抽板，露出一只二龙戏珠的酒盅，就是那只被摔成两半的酒盅，外壁上釉彩花纹中间巧妙地分布着细小的金锔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艺术家巧设的点缀呢。
抓住小说的尾巴
我写出来的小说，都说是散文。怎么会这样？明明人物环境情节三要素都有了，怎么不是小说呢？
纪实往往说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
散文往往抒发一段强烈的或深沉的情感。开始写作，多半写散文。散文真实，直接表现主观感受，描写生活侧面，历史场景。随意，灵活，特别适合那些感情过剩，形容词副词过剩的写家。
写得多了，总要写小说，因为小说这个框架可以承载作者的更多理念和情感。更便捷地找到自己的知音，引发共鸣和交流。小说讲究的是如何把一个事儿，把一段情，艺术地表现出来。如何开头，展开，推向高潮，最后结尾；如何设置悬念，安放接榫；如何连贯而成为整体；每个人物在文中的作用，出场、退场、复现率；个性鲜明呼之欲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对事件的态度。凡此种种都不是一个惯写散文的作家，在短时间内能够掌握的。从散文到小说这段路程，会很漫长。章诒和从她的纪实散文到第一部中篇，四万字整整走了30年。说实话，小说《王氏女》，比她的散文《往事并不如烟》差多了。
写小说和写散文需要两种不同的才能，就像花样滑冰和速滑选手的区别。花样滑冰讲究形象造型，动作流畅，给人以艺术的美感。不是从甲地到乙地那样一个简单的指标。写小说的可以写出很好的散文，写散文的很难写出好小说。
王克斌兄写过一篇忆旧《把兄弟》。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老北京的民俗民风，那些陈年往事，唤起了我对童年，对故土的回忆。这篇纪实散文语言朴实，故事真实，人物栩实。但事件与事件之间平铺直叙，一一罗列，没有因果关联，不求其完整。虽然也有人物，但没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虽然也有对话，但没有推演故事，没有突出人物性格。
比如“酒杯”在我喝酒的时候出现过一次，没有下文。“二姐”虽让我想到她光着身子在村口洗澡的往事，却是个孤零零的事件，跟上文都没关系。我爹和高大爷的过结化开了没有？高大爷后来咋样了？更让人感到缺憾的是七叔悬梁自尽，人命关天，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到底为什么呢？
能不能通过人物的动作、对话推衍故事，让故事中的人物直接表演给读者看。能不能以酒盅为道具，串接了相隔六十年的两个画面，用“义气”这根红线把一个个散珠，一块块碎玉贯穿起来？加一点虚构，鲜明人物形象，合理布局结构，明接暗榫，前后呼应。解扣子，扔包袱，内在的因果关系推动事态戏剧性的发展，一步步地将故事引向高潮。
写完《酒盅》我好像踩着小说的尾巴。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〇期（cm140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