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坐在一起，主要探讨中国领导层交接，对中国和西藏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其实，我要谈的是我对图伯特的认知。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略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认为，习近平上台后，西藏问题只能更加恶化。
首先，从他个人历史看，他一直都是维护专制的官僚，正像不久前一位来自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邵江先生说的那样，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所有的反人类罪行，他都参与并执行了。他直接对浙江民主党和异议人士进行了迫害，对浙江民营经济和地下经济进行了摧毁，并且，在福建，他也有腐败丑闻。
其次，中共内部已经制定了一个关于对西藏的框架，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正在不断地从这个框架里得到好处，所以，一般来说，任何人上台，都不会变动这个框架。
再次，像习近平这批在位的太子党，接受的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权贵教育，崇尚利益、崇尚暴力，迷恋权力和等级，而且十分贪婪，因此，他们自己不会主动改变。唯一的变化只能依靠藏人自己的努力，以及中国民间的反省。
现在，我再谈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要谈的主要内容，即，我是怎样走近西藏问题的？换句话说，我是怎样认知图伯特的？
小时候，老师常告诉我们，西藏是一个非常黑暗、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还挣扎在野蛮的农奴制社会。当时，我们的教课书，按照马列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不容置疑地把人类社会由低到高定为五个单线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照这个逻辑，西藏该是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比中国落后多了。毛泽东说：“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当老师说到我们解放了西藏，让农奴们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时，学生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仿佛我们也在解放西藏中，贡献了一份力量。
有一天，老师领着我们参加了一个忆苦思甜大会。这是中国七十年代前后，最平常的公众活动：请一些年龄大的人，讲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这天的讲演人是一位从西藏的“农奴”，叫巴桑。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横幅标语写着：“巴桑讲家史”。巴桑回忆了农奴主（领主）的狠毒和野蛮，剥人皮剔人骨等等，说得会场上，一阵阵传来哭声。
到了八十年代，书店里出现了一些关于西藏的书，大多为汉人作家的作品，写下了西藏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之独特，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感叹西藏是神秘的。因为，西藏超出了他们的思维极限，在他们的经验之外，是用汉人的伦理和哲学解释不了的。但是，这些作者有一个共性，就是随意地解释他们并不了解的事儿和人，带着汉人的傲慢。
于是，我开始寻找外国人写的关于西藏的书。就找到了古伯察的《鞑鞑西藏行》，大卫？妮尔的《一个巴黎女子在拉萨》，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哈勒的《西藏七年》等等。从这些书里，我看到了西藏人的真正特征：善良，尊重生命，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虫子，都不忍弄死的。佛教中的“如母有情”，就是对所有的生命的关爱，已成为他们的呼吸。
就这样，阅读中，西藏渐渐地具体了，具体成了一个磁场。无论我干什么，都在想着西藏，即使卖一双鞋子，一件衣服，都会想，西藏用得着吗？
1997年，我踏上了西藏之旅。那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不归之路。不归，并不是说后来我没有再回到我的家乡，而是从此，我的心，留在了西藏。首先，西藏吸引我的是自然风景，高高的大山，矮矮的绿草，排山倒海似的白云，湍急的河流，数不完的温泉、热泉、冷泉………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在《消失的地平线》里，把西藏看做一种理想。
虽然这时我已到过中国的大多数地方，还有周边的几个国家。具体地说，从黑龙江的边陲小镇黑河到海参崴，从大连北京上海普陀山西安昆明大理西双版纳瑞丽又到缅甸等等，但是，都无法与西藏相比，西藏的自然风景极为独特。
而人文风景更独特：建筑，语言、宗教、服装、音乐，连帕廓街上的那些项链戒指手镯，都与中国的不同，那是一种与世俗无关的纯美，我买了这个买那个，同时，我开始写西藏。说起来，我到西藏以前，已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还出版过诗集，但是，总感到自己过份地拘泥于文字技巧，缺少丰满而深刻的内涵，可又无从改进。
写西藏时，我的心是完全开放的，不再追求形式，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很快地，中国的一些主要杂志，如《人民文学》的散文精萃，《十月》，《中国作家》等，都刊出了我的作品。后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还出版了我的散文集《撩开神秘的面纱》。我的作品可以在中国发表和出版，是因为那时，我的文字只局限在表层的西藏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之间。
作为一个汉人，或者说中国人，能够深层地看到西藏曾经的繁荣和今天的破碎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战胜惯性的过程，至少需要完成两个阶段，第一，走出中共的洗脑，第二，走出几千年中国皇权文化的束缚。
当然，我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看到西藏的苦难。比如，我直观地发现，那些越来越多的中国式建筑，轻佻而喧闹，完全是对西藏人文风景的破坏。而西藏的老房子，都在摇摇欲坠，甚至当时还有一个“以房养房”的政策，鼓励拆毁那些老房子。我于是开始调查，发现仅在帕廓街一带，这种对研究西藏文化有着不可估量价值的老房子，就有500多座，而当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拉萨工作时，只剩下了93座，当然，现在肯定都已消失殆尽了。有的藏人悄悄地告诉我，中国当局是想彻底毁掉西藏文化赖以存在的大背景。
“香港回归”时，我亲眼看到，一位西藏人在祖拉康前喊口号时，立刻上来两个便衣，不由分说地把他拖到了帕廓派出所，后来我问一位僧人朋友，那个人喊的是什么，“西藏独立！”他说。
我还看到，在萨嘎达瓦节期间，林廓路两边，尽是警察，简直黑压压一片。为什么中国当局如此看守藏人呢？他们不是给了藏人幸福的新生活吗？不是拯救了西藏，由落后变为先进了吗？
这些疑问，后来，都写进了我的小说。我和以往的中国作家不同的是，我对自己无力解释的东西，给予了应有的尊重。所以，肖复兴先生，他是中国比较著名的作家，在一次发言中，特别谈到了我的作品，说：“原来在东北、现在在《西藏文学》的朱瑞，没有现代作家的浮躁，在很多西藏作家都往内地跑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西藏，他的所有的作品，都反应了西藏民族和汉民族的文化冲突。”肖复兴说这些的时候，还误以为我是个男性作者呢。
在《西藏文学》工作期间，我的同事中，有的就是过去的西藏贵族，也就是中共宣传的野蛮而狠毒的农奴主（领主）。但是，走近他们时，我才发现，佛教的利他精神，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液，我是眼看着那些“农奴们”，在被“翻身解放”了几十年后，如何看望“农奴主”的，如何像一家人似的在一起唱歌跳舞的。听说，西藏的那些贵族家门前，从前都要为路人放着水罐，甚至糌粑罐的，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贵族都是善良的，但，这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那时，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拉鲁庄园，这是八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居住过的地方。这里，曾经是一片水草丰裕的沼泽，湖泊相连，被称为拉萨的肺，有调节空气的作用，使拉萨冬暖夏凉。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每次经过时，脸上都会落上一层尘沙。因为，自从中共占领西藏后，军队放走了那里的地下水，使水草不再生长，沙化日益严重。
我还看到了著名的修行地德中温泉，被热地之子廉价承包了四十年。虽说旅馆的住宿条件没啥改变，但是，宿费成倍上涨，这些人还随意地射杀那里的保护动物。著名西藏作家唯色女士在她的《记一次杀生之行》中，就描绘了那些人射杀黄鸭的场面。
我还常在拉萨的大街上，看到那些中国四川来的妓女们，硬是拽住过路的僧人不放，看到了被野蛮拆毁的千年修行地扎耶巴，看到了仅剩下残垣断壁的甘丹寺，看到的藏人家里偷偷地供奉着的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和那不灭的酥油灯……
渐渐地，我看到了中国解放西藏的本质，就是让一个民族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中，看到了一个被中国霸占的和平而美丽如画的佛国，正在消失的可怕现实。于是，我开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拉萨好时光》，为了让人们看到被中国占领以前的真实的西藏，这是少有人描绘的，因为，早已被深深地埋在中国的谎言和炮火之下。同时，我也开始深入采访，写下了《西藏问题之一》，并交给了唯色，发表在王力雄先生的《递进民主》网站。然而，正在我调查写作《西藏问题之二》的时候，我的家人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我也不得不跟着启程。
2008年西藏全民起义爆发，唯色在她的博客上发表了我的《西藏问题之一》，改标题为《藏人为什么抗议——也谈西藏问题》，并被多家网络转载。接下来，我开始写作在西藏没有写完的我的长篇历史小说《拉萨好时光》。同时，走访了位于印度的流亡藏人聚居地，并发表了一些有关西藏问题的政论文。
How I Came to Know Tibet
以下英文略
（此文为今天在达兰萨拉召开的国际西藏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2012年12月2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