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作态掩盖野心
近来，发行量据说居世界之首的中共《人民日报》麾下的《参考消息》，专闢一版“特别报道”，以《强国策．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为题发表许多专家学者官员的大块文章，例如八月三十一日刊登中共人大外事委主任傅莹《G20峰会前看中美合作与分歧》一文。通观此栏目中已发表的十几篇大作，共同腔调都是“跨越”。能跨越中美分歧与冲突很好，然而问题是这里头还有许多让世人一头雾水的“陷阱”存在，不釐清是观察者的失责。
刚唱完“必战”的歌，一会儿又弹起“跨越”的土琵琶。中共外宣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笔者想起《中共外交的秘诀》一文，其秘诀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那么这一回是否故态复萌呢？根据当前中共面临经济外交政治上的困境，尤其是明知当前与美国佬对抗力量对比悬殊，做出一点外宣上的策略让步当然是“明智”的选择，何况更能减轻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自己，这大概是出台“跨越”之歌的原因。那么中共实际做的呢？观察其行动便可知了。一是拼命扩军备战，准备打赢一场现代化的信息战争，目标当然是“美日帝国主义”及其“帮凶”。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八月二十九日文章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安东尼．科德斯曼、约瑟夫．肯德尔所着文章称，“自一九九三年以来，人民解放军一直把重点放在发展一支可以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队伍上。这一战略通过部队结构的重大转变、武器采购和战略发展得到体现。”二是内宣，尤其是军方内部宣传上，则将中美必战作为主旋律。从此便可知道，中共外宣上的“和平之歌”是多么虚伪！
“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它在中美之间会重演吗？
给美国挖“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一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起源，一九八○年由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首先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二○一二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将此历史隐喻再次用到中美关系的论述中。那么中共外宣把自己定位在哪一方呢？当然它把自己定位为“新兴大国”的先进一方，而不会把自己视为“守成大国”的落后一面。其实这不过是自我贴金而已。如果这种定性正确，为何美苏对抗中，苏共不战而散？其实当今世界并无“新兴大国”存在，巴西、南非、俄罗斯、中国都陷入衰退中。这类专制或半专制国家在世界民主自由大潮中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转型之中。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变化，世界已进入热兵器时代，“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对抗与结局，过程与形式已不可能像古代或二战时那样用战争方式解决，苏联被西方以和平演变方式解决就是范例。中美两国现在或将来发生冲突导致大战而一国消灭另一国的可能性等于零，但这不等于“陷阱”不存在。中美两国不会在保持现有体制下长期和平共处下去；不过斗争与消亡的形式不会是局部或全面的军事战争，而很可能走苏联自行和平演变的道路。前苏联及其阵营自行消亡和当前中共政权执政危机四伏，主要因“内部逻辑”使然，而非外部“帝国主义敌人”作怪。这个“内部逻辑”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当年的苏联和现在的中共对其国内人民实行的专制垄断制度，即政治、经济、思想三大垄断的统治方式，其觉醒后的人民大众不肯接受了。尤其在当今世界信息无法垄断的情况下，这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迟早而已。这也是当今中共特别担心的（中共内部对策研究部门将它列为恐怖威胁之后的第二大威胁），所以它当前特别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前两个世纪马克思说一个共产幽灵游荡在欧洲的上空，如今俄罗斯、中共则被颜色革命的恶梦弄得寝食不安。
融入世界民主潮流是唯一出路
观察中共御用文人及习氏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说中提到此“陷阱”的态度，不是否认此“陷阱”存在（如习氏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千方百计证明其可以解套。这种外宣说明什么呢？第一，充分证明中共在拥有强大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美国面前，自认是个弱势国家与政体，不敢公开与之对抗。第二，这是一种外交策略和缓兵之计。中共还幻想有朝一日打败美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但是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对抗最后苏共自垮之历史看来，中共的命运不会比苏共好，因为那时苏共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今天中共的处境更加孤立。中共既然无力从军事上经济上政治软实力上在所谓“大国博弈”中战胜对方，内部又遇到更严重的转型困难：经济下滑，内斗白热化，人民反抗情绪高涨，因此走争霸之路肯定是一条死胡同。从世界历史观察，凡顺应世界大潮流及早改革的政党都能在新世纪保存立党的权利与党员的个人私利，而拒绝改革或改革失误时的政党则失去更多。习氏救党应走蒋经国之路，而不是走回头路，向毛氏学习。虽然前者肯定会失去其党许多特权，但保全其党的立党权利和个人私利总比失去全部好。何况这更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也为习氏在中华历史上立下英主之名。走向普世价值的文明自由之道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之路！这一“功课”是必做的。
（按：“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这样的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文章来源：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