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6年韩国史上最卖座的戏。所谓《王的男人》,就是“供笑献勤,以奉我辈”的戏子。台上出将入相,貌似风光。台下却是权势的奴仆,也是陷在肉身中无力自拔的奴仆。你不把你的嘴变成敞开的坟墓,就换不来钱粮把这张嘴喂足。

老话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好像世界是一场虚空。所以看戏就像做梦,有时舍不得它演完,有时舍不得醒来。一个人若是每天夜里都梦见自己在天堂里作王。那么白天价做乞丐又有什么要紧呢?八小时以外有了更高的盼望,做乞丐不过是做一份兼差。用戏班的行话说,就是活得像一个票友。可惜人的不自由之一,就是不能自由地做梦。只有戏子能拥有类似的体验。反过来说,一个活得比谁都贱的人,一上台就成了贵妃。又是怎样的酸甜苦辣呢?

戏子,是对世人的另一个譬喻。其实所有男人都是王的男人。不属于地上的王,就属于天上的王。台下的把自己当戏子,说善就是恶,对就是错,真就是假。台上的则把自己变成戏痴,在苦难中拒绝卸妆。这不过是人通常的两种挣扎。

这是我所见描写艺人几乎最美好的一部电影。今年2月,戏剧家魏明伦重排二十年前的川剧《易胆大》,去北京巡演。我要了两张票去看审查演出。里面有一段唱词,把自古以来不向权贵折腰的、有情有义的戏子,狠狠数落了一遍。听起来比自古圣贤的阵仗还要大些。但易胆大走的是袍哥路线,重情义轻生死。“脸上一说一个笑,脚下一踩九头翘”,怎样都在尘世中活得饱满。魏明伦说他是“汉族阿凡提,四川卓别林”,这话也像在说他自己。《易胆大》式的幽默,只是人在肉身中的另一种挣扎。

电影中的朝鲜小丑戏艺人长生,总是让我想起易胆大。就像另一个妖冶的旦角孔吉,总让我想起陈凯歌《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但程蝶衣竟是完全没有盼望。当全社会都成了武痴,你就连当一个戏痴都当不下去。

电影中长生和孔吉的宫廷讽刺剧,从街头演到王宫。陪着像暴君尼禄一样疯癫癫的燕山王,一直演到双双毙命。戏子的身份造就了一种“不爱这世界”的离间效果。影片末尾,逝去的长生、孔吉,和同行们在山花烂漫处歌舞摇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重生,结果还是戏子。临死前,孔吉问,“这即将坠入黑暗中的灵魂将为来生找到怎样的躯体”?长生微笑说,还是艺人。这是一句话。另一句话是《霸王别姬》末尾,程蝶衣对段小楼说,来世你还是霸王,我还是虞姬。哪一句的盼望显得更有根有据?程蝶衣活在剧情中不能自拔,长生却在戏子的名分里超越生死。

长生和孔吉是令人感佩的真正的戏子。他们比程蝶衣更投入,也比侯孝贤《戏梦人生》中那个台湾布袋戏艺人李天祿更自由。当人们说生活就像演戏,“演戏”是一个贬义词,用戏去化解生命,用灵魂的苦难包装肉体的苦难。而当我说长生和孔吉是真正的戏子,“戏子”是一个褒义词。用戏为生命添加意义,用超越于虚空之上的剧情,去安慰陷在虚空当中的剧情。

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历史有没有目的。如果有目的,历史就是一出戏。所有人都在台上,都是长生的同行。如果没有目的,人生如戏的意思就是活在虚谎中。陷在剧情中是悲剧,不陷在剧情中是闹剧。佛道两家要出世,儒家要入世。林语堂曾说,中国最优秀的士大夫都是“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但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价值如何搭配呢,结果得意的时候都是儒家,失意的时候就成了佛道。一种天上地下的超越理想,被拉成了平面上的拼贴。其实中国文化的后现代色彩,至少领先西方一千年。游走在三家之间,最优秀的士大夫,不过是最优秀的犬儒。

勉强配得上“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的,是长生这样的戏子。就像基督徒的一生充满了末世感,长生的一生也充满了谢幕感。他在权势和世俗遭遇面前活出了戏子的典范,他对孔吉说,他一生都在等待“以一场最伟大的演出,结束我们所有的演出”。长生谢幕时的光彩,真的超过了一切由别人来施加和修改的剧情。

韩国总统卢武铉偕夫人看了这部嘲讽君王的电影,认为电影“很有想象力”。当年关汉卿曾为艺人争地位,说戏子们拜的神,应该和儒释道三家的圣人并列。因为戏剧的最高境界就是磨去尘土,使镜子光明。我和长生一样,相信历史是有剧情的。剧情是对偶然性的反抗,戏子是对肉身世界的不服气。但历史的剧情又分两种,一种是革命者的自我设计,历史就算不是戏,也要把它变成戏。这种戏没人会盼望谢幕。人们硬着头皮像肥皂剧一样永远撑下去。另一种是天上的剧本,地上的舞台。在此岸演彼岸的戏。《王的男人》的故事其实是救赎的故事,肉身活在一种剧情中,灵魂活在另一种剧情中。这怎么成为可能呢?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4:9)。但如果你不是天生的戏痴,你在柴米油盐之外没有别的舞台。你又不想走火入魔成程蝶衣,也不想沦为终南山的假道士。你活在地上的君王之下,又不想做王的男人。这一切怎么成为可能呢?

2006-7-25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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