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是受人们尊敬的特殊群体。然而，直面人类社会面临暴君所实施的灭绝人性的暴政时，这些有学识的、对某个学术领域有着深刻研究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却极为不负责任的。他们带着惧怕暴君的战战兢兢的神色，背叛着自己自由而独立的人格，支持和捍卫着专制独裁的原则与暴政恐怖的体制，用自己精心设计好的棱模两可的暧昧语言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暴君们大规模的迫害与镇压、甚至屠戮人类的立场上沾沾自喜。
一群群知识分子蜕变成暴君的帮凶和奴才，这不得不使人们惊异和警觉。为什么在现当代科学昌明，文明正在持续不断地发展时，暴君的时代还是这样地顽固不衰，甚至更变本加厉地对人类社会发动无数次规模巨大的屠戮行动，以至于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不公正的质疑。难道这些都与知识分子的蜕变，以及他们在暴君时代为了自己的私欲而运用自己所积累的学识；用以研究如何对暴君在成长的过程和其如何在攫取绝对权力之时，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人们在经过具有证据性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和上述的论点基本是一致的。
我们应该看到，专制独裁与恐怖暴政对人类的政治生活的挑战是持续不断和经久不衰的。然而，这一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持续不断的挑战以及在渴求其绝对权力的暴力革命之时，暴君就需要一种思想理论来为自己的暴行而张本。在政治铁幕的威逼利诱下，有些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以及诗人伸直着自己的精神脊梁，不为所动地倾其全力地抵抗着暴政的威逼利诱。但是，另一些患有精神脊梁软骨症的知识分子，却在经不住这种威逼利诱的前后夹击下而随波逐流、而同流合污。有些甚至同暴君们走上了反人类、反宪政、反自由以及反民主的专制独裁的可怕路径。
这些同暴君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学识为暴政研究、制订提供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军事的种种理论资源。在整个现当代的世纪中，孕育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等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他们无限欣喜地张开臂膀大加欢迎着这种暴政时代的来临，并声嘶力竭地为已死去的暴君和健在的暴君歌功颂德。他们将其所有的学术研究经过了偷换概念和断章取义的整理后，将其奉献给暴政的邪恶权力。
在中共集团用暴力革命以及对人民的虚假承诺，煽动和颠覆了一个经由议会选举通过的合法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僭主似的独裁政权之时，那个被称之为大学者的郭沫若，便以欣喜的狂态簇拥着这个新生的即将对全国人民进行大清洗和大屠杀的暴戾政权。这个学者所召唤的“女神”终于以杀戮的气慨，以灭绝人性的威武，以扫荡一切人文精神的暴力而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余下的日子，便是为了这个专制独裁的暴政，在土地革命的清洗中，在反革命运动的屠戮；以至于在历次无情而残酷的运动中，充当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辩护人。而这个政权也以极大的回报使他在历次的大清洗和大屠杀的革命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悠闲自在。在他所著述的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遑遑数百万字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表述：奴才似的歌功颂德以及奴性似文字垃圾。
类似于郭沫若这样的奴性学者，在当今社会里比比皆是。那个以新国家主义理论家自称的新左派的所谓思想者何新，当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国家主义政体在受到严厉的质疑和挑战时，在某个政治铁幕的操纵下，何新把过时了的国家主义主权论者布丹、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断章取义地混杂起来而形成了他的新国家主义论。在《论政治国家主义》这本大杂烩的书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具有的思想，看到的却是上述国家主义理论者的只言片语以及反人类、反宪政、反自由、反民主的恐怖论调。实质上，整本书的主调，就是倡导国家主义以及统治这个国家的主权者──实际上应该被称为暴君──有对追求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创造者；和对反叛暴君的人民实施残酷的镇压和迫害，甚至杀戮的绝对权力。在那句名言“一个最坏的政府也胜过没有政府”的鼓吹下，支持着这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岌岌可危的；即将垮塌的专制暴政的制度。
从现当代政治经验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追求的是维护人民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好政府，而唾弃屠戮和践踏人民的自由生存和自由创造的坏政府。所有的坏政府，都是制造乱象社会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滥觞。所有提倡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国家主义者，都应该被视为全人类的公敌。宪政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将在《论政治国家主义》的陈词滥调中，走向崭新而辉煌的自由的国度。人类需要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而反对和唾弃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国家。
1935年5月，《存在与时间》的作者，大思想家海德格尔举手宣誓效忠希特勒，并以极大的热情加入了德国纳粹党。从1933年末这个大思想家就公开表示对纳粹德国的拥护，并为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同时积极争取担任纳粹党所统治的大学的校长，并不遗余力地对其管理的大学进行法西斯纳粹似的改革。在德国各地进行宣传法西斯纳粹主义的讲座。每次在讲座结束后，他总是忘不了要高呼：希特勒万岁。那个新左派的倡导国家主义的思想者何新，在思想的最高层次上，能和海德格尔相比吗？在思想的最高层次这个意义上，何新无非是一个被打断了精神脊梁的侏儒。但是在效忠法西斯纳粹主义和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层面上，他们却是同路人。可以说，在这个新左派的专制暴政的国家主义者的所有的著作中，我们也只能看到这样的字眼：奴才似的鼓吹暴政恐怖的国家主义者，以及奴性似的误导和肤浅的制造文字垃圾的愚昧者。在他的所有的文字垃圾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用象征的字句高呼着：暴君万岁。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堕落。不管是布丹、马基雅维里还是霍布斯。以及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孙中山还有纳粹主义的海德格尔、施米特。专制暴政的拥护者郭沫若，新国家主义恐怖学说的何新，都无法摆脱他们对人类社会在文明的进化中所犯下的邪恶的罪行。他们的蜕变与堕落，正是宪政自由民主学者与自由文化学者的经验参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宪政自由民主的学者与自由文化的学者们，就意味着在自己的政治信念上要终其一生而苦苦的搏斗和抗争，不能仅仅为了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私欲和需要而苟且地活着。为了自己的私欲与需要而不惜为暴君的邪恶行为在政治理论上为其作秀和张本。必须在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力量和创造的激情的驱策下扩展自身的能量，并进而将其所扩展的能量转化为新的奋斗目标。
（2006-11-09）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