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和远离暴力,都是基于一个多世纪中国的惨痛经验后的呼吁。虽然有一点矫枉过正。但是,仍然是我们应该严肃对待的声音。

我对暴力革命的态度,并非完全排斥。但我认为,暴力在革命中。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说的更清楚些:暴力只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社会变动的条件成熟时的最后的推动。而不是用暴力制造社会动乱。制造革命。

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只有罗马尼亚出现了暴力。这种暴力就是我所说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暴力。而1949年中共的夺取政权,就是人为的制造仇恨,动乱。牺牲了中国的发展的野心家的巧取豪夺。几十年杀出一条血路,在尸体上建立的王国。今天任何人想走井冈山道路,我是肯定反对的。

说共产党不会自动放弃权力,是一句没有什么新意的话。不用说共产党,也不用说所有的独裁政权,就是民主政权,又有多少愿意自动放弃政权的?所有才有不得多次连任的法律来制约。才有几年一次的重新选举。民主国家的一个领袖还有可能会自动放弃权力,但就是民主国家,一个政党几乎没有会自动放弃权力的。

民主国家的权力更迭,依靠制度法律。专制国家的权力更迭无法可依。中共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就是暴力革命的充分理由吗?中共不肯自动放弃独自占有的权力,就必须形成压力,使之被迫放弃一党独裁。但这个被迫的压力,就一定是指暴力?

在民主社会出现以前,历史上的权力更迭,几乎全部是依靠暴力。历史上的非民主政权的更迭,过去也几乎全部是依靠暴力。但今天,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颜色革命已经成为潮流。就是说,一个集权国家,可能不一定需要暴力革命来更换政权。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就是证明。

用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是中共夺权政权时的理论。夺权政权后,中共从造反有理,变成了镇压有理。但对革命暴力依然是念念不忘的酷爱和崇拜……

中共所谓的想输出革命。赤化全球。说穿了,就是必须在内外树敌,国内必须有那么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国外必须有亡我之心不死的帝,修,反。人为的制造了敌人,是使用暴力合法化的基础。目的是肆无忌惮的镇压人民。中共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每时每刻需要鲜血才能维持的政权。

在民主国家,作为反对党,想要取得政权,应该如何对待执政党?理论上,如果执政党犯的错误越多,在野党上台的可能就越大。但是,可以如台湾的国民党的一部分人那样,为反对而反对,把国家搞的越乱越好?这种只有政党,没有国家,人民的做法,一旦被人民识破,肯定会被人民抛弃。所以,在民主国家,反对党不论从道义还是从策略,都仍然是应该以国家为重,是应该协助执政党。

在非民主国家,反对党或反对派应该如何做?是针锋相对?是希望执政党搞的越槽越好?如果执政党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作为反对派,是应该支持,还是应该反对?

四平战役。四平的国民党的守军,把老百姓放出城。让他们逃离战火。但包围四平的中共军队不允许老百姓出城。把老百姓留在城里,当然这就给国民党增加了包袱,让老百姓和军队去争粮食。如果讲一些大道理,什么为大我牺牲小我。什么早日消灭了反动派,人民可以早日翻身等等。也许能够骗一些人。这是在革命的名意下的无数罪行之一。

这就是典型的让对手越乱越好的做法。战术上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示例。这样的做法,难道我们可以接受吗?难道我们应该学习吗?

再谈下去,谩骂声已经可以听的见了。我接着说。问题是我们希望中共做的对,还是错?我们是否希望中共把中国搞的天怒人怨?希望中共帮我们搞一个革命的大好形势?20年代,中共的把有产者变成无产者的逼上梁山的政策,是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是否希望60年代的饥荒再现?如果今天再有成千上万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我相信,不会是当时的逆来顺受了。揭竿而起的陈涉,吴广一定会出现。为了推翻中共,我们是否应该帮助中共制造灾难?

民主国家的反对党,象是司机的付驾。帮助看地图,找路。提醒司机小心。如果司机违法乱纪,干私活,或是喝多了。就可以取而代之。

但专政国家没有付驾。人民的维权,冲破封锁的言论,都是对司机的提醒和抗议。但乘客没有办法取而代之。,没有一个可以选择替换的付驾。

我们是应该强行更换司机吗?问题一,换谁?没有现出的付驾。没有一个成熟的反对党。难道是只要换个司机,就比现在强?问题二。这个更换过程的代价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只要变化就好。只要这个司机滚蛋就行。但大多数的乘客是否同意?换司机的风险,可能是车毁人亡。有的人愿意冒这个风险。是否其他的人也愿意冒这个风险?第三。已经有过许诺过共产主义天堂的新司机,结果比原来的更糟。而且,想再换司机,也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是否把中共一定看成为敌人?今天的中共,是否把我们看作敌人?任何想改变中共的一党独裁的人,中共都理所当然的视为敌人。

人民是否把中共一定视为敌人?今天的中共,是否把人民视为敌人?和毛泽东时代视人民为党的驯服的工具,除了自愿做奴隶的人,全部视为敌人不完全相同。但是,今天的“中共用牺牲底层民众的利益来制造虚假繁荣,来获得权利的稳固。我想,评价一个政权最重要看他是否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否让人活得有尊严,……今天与49年比……,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把人不当人,对人的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极端的蔑视”【引自一封私信】。

我不赞同条件不成熟的革命,百年中国的历史替我说明了理由。我甚至不赞同激烈的改良。就如同盖房子,必须先打地基一个道理。

我现在的想法是,以舆论开放作为突破口。中共改革开放的初期的农业政策,就是放弃党的干预。舆论开放并不要求执政党做什么,只是要求他们不做什么。

胡锦涛的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向弱势群体倾斜,整肃贪官污吏等等。如果想弄清楚,胡锦涛这样做,是权力斗争,还是真正的为民为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对媒体的态度。

如果胡锦涛真正是为民为国,一个相对自由的舆论,是他推行胡温新政的得力武器。整治贪官污吏绝对不是再成立什么反腐机构。你成立一个中纪委,反腐办。你就必须给他们权力。一个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必须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目前最有可能的就是新闻的第四权力。而舆论监督的力量现在正在开始冒头。但今天,胡锦涛反其道而行之。加紧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和打压。胡锦涛,如果你真的是为国为民,你为什么不敢开放媒体?

告别革命和远离暴力,都是基于一个多世纪中国的惨痛经验后的呼吁。能否告别革命和远离暴力,相当程度取决于执政党。马,恩,列,斯,毛。我是一个都不喜欢。但这次文章的结尾,用一句列宁的话【大意,原话记不请了】革命的到来,不是被统治着不能忍受的时候,而是统治着不能统治下去的时候。

19、11、06 墨尔本

新世纪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