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

台湾作家陈映真(网络图片)

陈映真在北京去世,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居然是《作家陈映真病逝北京,未能落叶归根》。其实,陈映真的国家认同从来都是中国,北京才是他的根,台湾不是他的根。他在北京去世,真正实现了“叶落归根”。

陈映真当然有权坚持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政治立场,如蔡英文所言,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自己的认同而遭受政治迫害。然而,王晓波爲陈映真打抱不平,我却无法苟同。王晓波认为,陈映真一生的文学贡献都在台湾,可以说是“国家级”的文学家,晚年却不受台湾的照顾,反而是大陆给他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科院等荣誉,也协助负担医药费——似乎中国才是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的、心胸宽广的“文化大国”。

只要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中共的好处,从来都不是白白给予的。陈映真晚年有长达十多年时间在中国养病,作品大量出版(儘管读者并不多),是因为中共将他当作反对台独的统战工具来利用。继金庸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之后,陈映真是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非中国大陆作家。当时,新华社特别报道此消息:中国作家协会决定“聘请台湾作家陈映真为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崎荣表示,聘请陈映真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首先是陈映真本人卓越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一直以来,陈映真在台湾地区积极倡导并致力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台独,拥护祖国和平统一,是台湾地区文学的一面旗帜。”对中共来说,陈映真的利用价值就在于其强硬、坚决的反对台独立场。

中国作协并非民间组织或者“作家的工会”,而是模仿苏联体制而来的、共产党牢牢控制作家的官方机构。作家协会直接受中宣部管辖,什么话题可以写,什么话题不能写,都要乖乖听中宣部的指示。在编製和财政来源上,中国作协是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副部级单位”,现任主席铁凝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既然陈映真具有“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辉煌头衔,在拿中华民国护照的中华民国公民当中,他大概是在中国担任“官方最高职位”之人。

中国作家协会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怪胎,早已引发潜心创作、寻求思想独立和言论自由的作家的强烈不满。近年来,已有若干作家退出作协,比如山西小说家李锐和北京童话作家郑渊洁。人家退出来,陈映真却施施然地走进去。敢言的青年作家韩寒说:“我如果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此言引发众作协掌门的联手反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谈歌放出话说:“要是我当韩寒他爹,那下一秒就把他打死。”这哪里有半点作家的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简直就是警匪片中黑帮大佬的嘴脸。陈映真跟这些人为伍,真的会如鱼得水吗?

中国作协不仅在国内声名狼藉,在国际社会亦臭名远扬。国际笔会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列的A类非政府非赢利组织,其宗旨是张扬自由精神,维护全球作家的写作生命和精神自由。“六四”屠杀之后,国际笔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时中国作协代表团的领队是“军旅作家”、如今常常故作惊人之语的军方将领刘亚洲,刘亚洲“愤而”率团退席。从此,中国作协与国际笔会老死不相往来。与中共御用的作协相比,被国际笔会接纳为会员的独立中文笔会,才是坚守言论自由的作家组织。曾任独立中文笔会主席的刘晓波,却因为批判中共的专制制度,而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十一年重刑。

今天刘晓波的处境,跟昔日陈映真的遭遇十分相似。1968年,在“民主台湾联盟案”中,陈映真和友人遭国民党政府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台东县泰源监狱与绿岛山庄。七年之后,陈映真才因蒋介石之死而获特赦出狱。1979年10月,陈映真又被警备总部军法处以涉嫌叛乱、拘捕防逃理由,带往调查局拘留,最后在施明德、陈鼓应、白先勇、郑愁予等人的联署抗议下,在拘留36小时后获释。在台湾白色恐怖时代受过文字狱之苦的陈映真,为什么对在仍然在狱中的同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境遇保持沉默呢?当刘晓波被判重刑之际,台湾有数十名立场不同的作家和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其中却没有陈映真的名字。

一向以追求正义和自由的“真左派”自居的陈映真,晚年可悲地落入了中共的统战罗网之中,甘爲走卒而不自知。二零零六年,龙应台因《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关闭一事撰文质疑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陈映真却跳出来为中共辩护,撰写长文反驳龙应台未能看到中国的“伟大”。一家报纸被查禁算得了什么呢?君不见,中国即将成为取代美国的超级大国?从那时起,陈映真就沦为中共的帮闲文人了,那篇声嘶力竭的文章是他进入北京的“投名状”。

“真左派”的标志是捍卫平等的价值,为工农大众的权益摇旗呐喊,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如自始至终坚持这种立场,儘管我不认同,但起码会给予基本的尊重。陈映真早期的作品中有此种思想倾向,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曾让青春时代的我颇受感动。而今天的中国已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帝国,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也是利用超过一亿“奴隶劳工”(农民工)的血汗打造的“世界工厂”。若是一名“真左派”,怎么会看不到富士康工厂裡接连数十起的农民工不堪压力、跳楼自杀的新闻报道?怎么会不跟连组织工会的权利都没有的、任人宰割的农民工站在一起?晚年的陈映真在北京过著“食有鱼、出有车”的奢华生活,一度住进作为“权贵身份”标志的、掏钱也不能住的钓鱼台国宾馆(在跟台湾友人通话中,他也以此沾沾自喜),哪裡有一丝一毫“真左派”的风骨呢?他已然跟中国最等而下之的痞子群体“毛左”合流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一“左”,人一“统”,脑就残。晚年的陈映真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挂帅的人,根本不顾现实世界的真相为何。台湾评论人北桥客在《左派的黄昏——从山路到迷路的陈映真》一文中,戳破了“陈式人道主义”的真相:“有一期《人间》杂志报导北韩,图文并陈,让你觉得北韩人民贫苦得真甘心、真乾淨、真美。但全然不提北韩这个国家极度封闭、严控思想、世袭式极权的丑恶面貌;全然不探索北韩当权者的野蛮决策给自己人民造成的灾害。难道这就是陈映真社会主义理想国度的实现?……后来又有一期刊在六四之后,陈映真痛骂那些天真的学生,说他们的急躁不成熟阻挠了中国发展的步调,就只差没明说他们罪有应得了。什么时候天真急躁不成熟(就算是吧)成了必网之罗之不可赦之的大罪?陈映真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者,到底站在那一边?”在资讯自由的今天,谁会相信“北韩人民最幸福”的谎言呢?谁会认为中共屠杀天安门学生是爲了实现“中国梦”呢?爲暴政和屠杀辩护,陈映真走向了知识分子的反面——六四屠杀之后不久,陈映真就成为第一个到北京受江泽民接见的台湾文化界代表人物。天安门母亲的眼泪,维权律师妻子的哭泣,他统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在精神取向上,此刻的陈映真跟柬埔寨杀人魔王波尔布特已经没有差别了——只是波尔布特拿枪杀人,陈映真拿笔杀人。

陈映真晚年的悲剧,乃是源于文人的虚荣心。中共为之提供长袖善舞的舞台,他便乖乖入其彀中。民主化之后的台湾,“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度被当作神一样供起来的“文学良心”陈映真,一夜之间失去了他的“大声公”。在台湾太寂寞了,而他太需要舞台和掌声了(李敖不也是如此吗?)。于是,他飞蛾扑火般飞赴北京。可惜,陈映真到中国只有几个月,便中风倒地、卧床不起,未能在中共导演的样板戏中担纲主角。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晚年的陈映真亲自颠覆了中年以前的陈映真。而陈映真的去世,标志著台湾持“左统”立场的文化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附录:陈映真是中共的奴才吗?——与傅月庵先生关于陈映真的争论

对于很多台湾的文化人来说,告别陈映真就是告别自己的青春时代,批判陈映真就是否定让自己曾经热血沸腾的理想。我当然知道,说陈映真是中共的奴才,会伤害不少与陈映真有交往的文化人的感情,也会惹恼不少死守“政治正确”和“中华文化”两种意识形态的文化人。果不其然。

我在脸书上批评说:很多标榜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一遇到中共暴政,就成了奴才。

台湾资深出版人傅月庵先生在脸书上回应说:也有些碰到资本主义就软脚的,差不多吧!

台湾的伟大非仅在于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更在于容忍主张与大陆统一的自由。至于奴才,拥护美国暴政而沾沾自喜选对边者,同样是奴才!

我回应说: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台湾统派的言论自由,也不是因为陈映真是统派而批评他。请注意我的批判焦点:谄媚中共,甚至支持六四屠杀。这已经超过了人性的底线。对于那些“宁做中共奴,不当台湾人”的公众人物,尖锐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陈映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傅先生的回应方式很有意思,我没有想到一位似乎学富五车的文化人,思维方式跟中国的五毛、愤青是一样的。正确的对话、讨论方式应当是,就问题本身展开对话,而不是偷梁换柱、转移话题。中国的五毛、愤青的辩论模式是:你说中国有很多地方不好,难道美国就十全十美吗,你为什么不批评美国呢?傅先生简直如出一辙:你指责陈映真,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若说陈映真投靠中国,你不也投靠美国吗?

美国当然有值得批判的地方,我对美国的批评甚至写成了一本书。但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不是独裁暴政,这是大部分人都认同的常识吧?美国至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我在美国写了很多文章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向我施加过任何压力;而我在中国批评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被软禁、被跟踪、被绑架、被毒打,差点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如果硬要将美国跟中共同等对待,就只能用香港人惯用的一个名词来形容:左胶。

傅月庵先生回应说:我没将中共与美国同等对待,我是将不自觉拥抱美国者与自觉拥抱中国者同等对待(屠杀己国人民与屠杀他国人民,到底谁可恶?永远扯不清的。)至于假批判之名而称人“奴才”者,那是低劣了,不值一说,尤当出自一名基督徒之口。

陈映真晚年很多事我也无法赞同,但我不会称他“奴才”,也无法忍受人家称他“奴才”。如此而已。要说偏见,这是个人很主观的偏见。

你若是说“不对!”“大大错了!”我都没话讲。偏要将人家一辈子没转弯的坦荡信仰与选择,说成是屈膝事主的“奴才”,那真是不可忍了。你想想,有人说你的信仰与选择乃是“抢著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作何感想?——没有这种设身处地的同理心,言论自由恐也是讲讲而已。我满脑子偏见,得罪了,也只能请见谅!

我的回应:说陈映真是奴才,不是我的“主观偏见”(我说晚年的陈映真是共产党的奴才,并不意味著我全盘否定他早年的文学成就)。

我说陈映真是共产党的奴才,是有事实支撑的,除非你否定这些事实,才能爲陈映真摘除“奴才”的帽子。一九九零年,六四屠杀的血迹未乾之际,陈映真率领一班“统盟”人士到北京访问,受到江泽民的亲自接见。随即,陈映真发表若干支持六四屠杀的言论,让当时四面楚歌的中共心花怒放。即便在统盟内部,陈映真的这些言论也受到杯葛。当时也是统盟成员的香港老作家寒山碧指出:“本人的《邓小平最后岁月》(1993年出版)就说得很清楚。统盟裡胡秋原、钱江潮、尉天骢和本人等在言谈间一直在谴责中共此一行为。至于其他掌权者,确有媚共行为。”

一九九零年代递交的那张投名状,在二零零六年终于成了一本万利的股票。陈映真到中国定居后,其著作在中国出版了多种简体字版,但并没有多少读者和多大的印量,也不可能获得巨额稿费。王晓波说,陈映真晚年在台湾穷困潦倒,去中国时差不多身无分文。那么,陈映真在中国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尤其是他一开始住在奢华的钓鱼台国宾馆,后来中风病倒之后又享受副部级的医疗待遇。

一般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陈映真是被共产党包养起来,吃的喝的,都来自于共产党从人民那裡掠夺来的财富。共产党用巨额经费包养陈映真,难道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吗?陈映真对中国作出了哪些贡献,让他可以享受这些待遇呢?对陈映真来说,这样被包养起来,难道是出于傅先生所说的“坦荡的信仰和选择”吗?如果陈映真是真左派,他能感到心安理得吗?这难道不是“屈膝事主”吗?

如果说陈映真的信仰是坦荡和真诚的,他为什么不坚持左派理念,站在中国的穷苦大众一边,严厉批判共产党政权奴役上亿农民工的恶行呢?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陈映真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向中共唱赞歌呢?从诋毁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学生到攻击香港争取普选权的市民,他难道不是忠于共产党而不是终于良心的“统战工具”吗?

傅先生爲了替陈映真辩护,对我展开一系列的攻击。我需要澄清的是,我离开中国与陈映真离开台湾,背景完全不一样。我是因为被共产党秘密警察施加酷刑、险些失去生命,才被迫离开中国,宛如当年彭明敏被迫逃离台湾一样。陈映真为什么要离开台湾呢?二零零六年的台湾已经事先民主化了,有谁迫害他呢?而且他在台湾也享有全民健保,不至于生病得不到医治。

其次,我在美国的生活跟陈映真在中国的生活根本不一样。陈映真靠共产党养活;我流亡美国之后,从来都是自己努力工作,自食其力,不曾拿过美国政府一分钱。我永远保持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我竭尽全力地说真话,批判中国,批判美国,也批判某些台湾人。在美国的华人中,大概没有人比我对奥巴马的批判更猛烈了。我热爱的是美国建国之初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背后的清教徒精神,我对现实中的美国政府和政治人物的批评向来不假辞色,我在中国的时候如此,到美国之后仍然如此,何来傅先生所说的“软脚”、“拥抱”之类的污衊之词?

最后,我的结论是:看到傅先生的言论,我真的感到很遗憾。一个似乎读过很多书的读书人,却如此逻辑混乱、是非不分。傅先生受不了我对陈映真所下的“奴才”的评语,并“仗义执言”,似乎颇有儒家温文儒雅之风。可惜,傅先生拿不出一个事实来爲陈映真辩护,除了无端攻击批评陈映真的人之外,别无他法。若没有公义和正直爲准绳,“礼貌”不就成了伪君子的遮羞布吗?

诗人廖伟棠对陈映真的这番评价于我心有戚戚焉:“陈映真先生的极端,来自他早年对白色恐怖的反弹,也来自于对自身信仰过于执迷的盲目。去过苏联之后,纪德与沙特的反应是不同的,纪德选择了说出真相,沙特选择了识大体继续挺法共,最终与另一个坚持真相者卡缪反目。陈映真先生也选择了沙特曾经选择的,他在1989之后北上,获当政者礼遇,蒙蔽了他理应目击大陆重重伤痕之眼,竟把镇压学生的政权与当年台湾镇压左翼的政权区别对待,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我理解那些曾经与陈映真有过友情的前辈对他的温情回忆,也理解那些受过陈映真啓蒙的后辈对陈映真的感念。但是,我也希望这些朋友理解作为六四屠杀的“幸存者”与“后来者”的我,对于任何一个跟六四屠夫“共舞”的文化人的出离的愤怒——正如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对“纳粹大屠杀就是好”的言论无动于衷,没有一个爱台湾的台湾人能对“二二八只是一个小案子”的言论无动于衷。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5/201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