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邓小平出身于巴蜀士绅家庭，家里拥有四十多亩良田，收取佃农的租金。当时，佃农租种的份地多在两到五亩之间。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清末第一批法政学堂的毕业生，也是广安当地的袍哥大佬（掌旗大爷）。文明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在彰显他的新党色彩。保路军兴，他在本县积极回应。蜀军政府宣布独立后，他为本县编练民兵。他在袍哥和党人的派系斗争当中失败后，又办起了丝厂，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出身、个人历史任何一方面，他都属于共产党定义的阶级敌人。
邓文明好赌好色，以此败家。他因为输钱，不得不出卖产业，没有像当时大多数新派士绅一样，让邓小平接受高等教育。他因为好色，娶了比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小妾，促成了家庭内部的不伦之恋，弄得邓小平不得不背井离乡。（《戚本禹回忆录》13.3《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第158页）邓小平在法国仍然并不安分守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激进的政治活动上。勤工俭学的主办单位说他不肯干活，不宜雇佣。他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支部，也不把这些万恶的资本家放在眼里。他们一度相信法国的十月革命很快就会爆发，在巴黎和里昂大搞颠覆活动，结果被法国警方驱逐出境。
共产国际赞赏邓小平的革命精神，送他进莫斯科孙文大学进修，跟蒋经国同一个班。北伐期间，他为冯玉祥培养军官。清党以后，他奉命发动广西的兵变。兵变一败涂地，邓小平仓皇逃回上海。前委书记陈豪人指责他临阵脱逃，他不得不写检讨。（《七军前委报告》）随后，他在瑞金当了几年县委书记。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到走”（随波逐流）。国民党收编红军以后，他做了刘伯承的政委。1939年，组织为他安排了主妇。
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大小姐，在红军过境时跟父亲的火腿一起被缴获。红军把多余的火腿分给沿途的穷人，把多余的女人带到了瓦窑堡，经过适当的改造，在延安分给了长期饥渴老干部，开始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卓琳的父亲及时逃走，结果没有得到先进思想的教育，继续在白区剥削劳动人民，最后在土改当中，死于革命群众的专政。卓琳已经脱胎换骨，自然不会理睬没落阶级的残余，此后一直陪伴邓小平及其初恋，发挥了女主人不可替代的功能。布尔什维克解决个人问题的方式，确实是资产阶级无法理解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一章《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坚决“剿匪”来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粮入库约200万吨。这些粮食可供至少1，000万人一年之需，大大超过当时四川200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当年需求。这一时期，公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41.4%；四川的公粮收入则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0%以上，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秦基伟回忆说：“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抓住了你就得从严处理，那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秦基伟谈邓小平》，第83页）
高岗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两人都是刚刚入京的封疆大吏。毛泽东最初利用高岗压制刘少奇、周恩来，然后又反戈一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派高岗查沈阳旧档，想找到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的黑材料。（钟延麟：《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之角色与作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22卷第4期，第521–562页）谭震林猜准了儿皇帝的心思，觉得石敬瑭羽翼渐渐丰满，景延广入阁拜相的节点就要来临，到处宣扬党、政、财权都落到了白区党手中，毛泽东亲自领导的苏区党一无所有。毛泽东害怕得罪苏联，赶紧出面否认“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危险理论。鲁莽的高岗一下子变成了“破坏团结”的罪魁祸首，落到墙倒众人推的下场，咽不下一口恶气，自绝于党和人民。
邓小平这时正是高岗的下属，颇得高岗信任，分享了高岗清君侧（不让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政）的计画。高岗心粗气浮，觉得自己和毛泽东都是苏区党，毛泽东已经授意他除掉刘少奇，自己跟苏联的关系不错，又征得了林彪、彭德怀、邓小平几大藩镇的支持。“林总（林彪）的水准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现在刘少奇这些白区党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权力，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毛主席年纪大了，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张明远着：《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赵家梁等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35页）
谁想史达林带头反对，直接向毛泽东交待高岗不可信用。毛泽东见势不妙，立刻倒打一靶，指责高岗破坏党的团结，离间中苏关系，顺便批判谭震林胡说八道，党中央只有一个。谭震林只好认错，悔恨没有理解领导的英明。邓小平更加过分，泄露了高岗和自己清除刘少奇的密谈内容。“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页）高岗吃了哑巴亏，心理还是有数的：“我认为，这表明毛主席心里赞同谭震林的说法，我也赞成这些观点。这件事，我后来对一些人散播过。”（赵家梁等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41页）
高岗再鲁莽，毕竟不是三岁小孩，当初如果不是觉得邓小平站在自己这边，怎肯随便分享杀头的机密。他对“牛皮公司副总经理”（邓小平绰号）的痛恨，不会低于光绪对袁世凯的痛恨，然而悔之晚矣，只好自寻短见。高岗事件本质上是一次火力侦察，毛泽东由此掌握了苏联的真实立场和梁山系（红区党）／匪谍系（白区党）的相对实力。戚本禹说毛泽东本来无意整死高岗，而是想等风头过去再重新启用他，但在刘少奇和苏联系的强大压力下，不可能一点惩罚都不给。高岗发现上级和下级都在欺骗自己，苟活下去确实也没多大意思。邓小平明知高岗死在自己手里，而非毛泽东手里，当然愿意给毛泽东整死的人平反，绝对不让自己害死的人翻身。这些现象都说明，匪谍系才是列宁党真正的主人。毛泽东虽然精于权术，也仅仅是自保有余而已。（以上四节参见《赫鲁雪夫回忆录》、《杨尚昆回忆录》、《谭震林回忆录》和《戚本禹回忆录》）
梁山系灰头土脸，匪谍系扬眉吐气。周恩来组织高饶垮台的善后工作，邓小平起草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周恩来本来打算亲自向全党宣读这份报告，却因急性阑尾炎未能如愿。邓小平重温法国和苏联时代的旧梦，替老搭档申张黄俄的主导地位，可谓得其所哉。饶漱石连坐下野，空出的肥缺中央组织部落到了邓小平手中。中央秘书长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前身，也由他兼任。他从办事人员升级为决策人员，端赖高饶事件。毛泽东敬酒不吃吃罚酒，得到了面子，丢掉了里子。这样的胜利多来几次，梁山系就要完蛋了。匪谍系如果不再忌惮梁山系的平衡力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要岌岌可危。刘少奇、周恩来虽然也是胜利者，但只不过保住了原来就有的地位。邓小平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如此不能鲤鱼跳龙门。高岗饶漱石如果平反，等于宣判邓小平篡党窃国。所以高岗家属的平反努力等于一张化学试纸，可以检验出共产党的决策层是不是还在邓系人马的控制之下。
刘少奇对邓小平格外满意，“叫大家崇拜邓小平，叫书记处多负一点责任”（《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1009页）毛泽东并不是这么想的，他希望邓小平当好他这个“医生”的“护士长”。（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2页）史达林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起家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曾把愚蠢的约瑟夫小弟当做打杂人员。毛泽东居然没有利用如此重要的位置，好好培养自己的班底，可见他自己的性格就是难耐繁剧的类型，梁山系确实也没有可用之人。朱元璋麾下的明教徒和草莽英雄出于类似的理由，不得不把许多要职让给科举产生的文人，但毛泽东和梁山系在二十世纪的处境，远不如朱元璋和他的小伙伴们。朱元璋打天下，主要依靠自己。他艰苦奋斗时，刘福通、韩林儿自顾不暇，没有给他什么支援。他功成名就时，刘福通、韩林儿已经败亡，不能对他构成威胁。毛泽东无论打天下还是坐天下，军事资源、战略布局、党政组织、情报特工都捏在苏联手中。他在建国第五年享有的独立性虽然超过刘豫，仍然赶不上石敬瑭。各种细节虽然都有影响，但关键原因还是二十世纪的社会复杂性已经大大增加。草莽英雄能够飞黄腾达，他很可能是最后一代。
邓小平不是安于打杂的角色，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给他提供了干预决策的机会。赫鲁雪夫犹豫反复，甚至想到徵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史达林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图谋不轨，正是因为赫鲁雪夫表现软弱。邓小平没有丝毫犹豫，主张苏联出兵镇压，因为政权最为重要，其他一切皆属次要。（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469页）他属于双手沾满鲜血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对挂在布达佩斯路灯上的同志感同身受，非常害怕后生晚辈因为缺乏同样的恐惧，担负不起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任。
匈牙利事件决定了反右运动的基调，邓小平负责引蛇出洞。他聪明地指出：“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上是帮助他们，现在应让他们放完，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中派。一是党改变作风，一是右派教育他们。现在报纸上为右派粉饰。对各种言论不要驳，到一定时机党内也打打招呼。有三个东西不能登：对物价有影响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肃反的。现在不放不利，右派还没有出头。”（《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讲话》，1956年5月16日）毛泽东只关注龙云、费孝通等寥寥数人，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名单都是邓小平圈定的。（钟延麟：《邓小平在1957年整风、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国大陆研究》，第50卷第4期）他总结说：“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份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现在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樑上君子的危险。”（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
人民公社期间，邓小平继续追随刘少奇。他劝毛泽东退居二线，把具体工作交给刘少奇。刘少奇宣布：“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邓小平积极配合，向拖后腿的各省施加压力：“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全国农业增产的经验，概括说来就是水、肥、土、种、密加上田间管理齐头并进。这是农业生产的”宪法“，是毛主席的”宪法“，是事实证明了完全正确的”宪法“，是已经创造了奇迹的”宪法“。东北的某些领导人和广大地区没有坚决执行这个”宪法“，而继续执行着宽垄浅耕、广种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领导农业，结果使农业生产大大落后了。这个事实，反映了农业生产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还很尖锐，说明农业方面还有白旗未拔，思想还没有解放。”（《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党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赫鲁雪夫根据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一开始就不看好人民公社。彭德怀在苏联东欧各国到处告状，希望老大哥出面教训毛泽东：“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明白，中苏两党的斗争和中共党内的斗争是无法切割的。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宣布苏联老大哥为修正主义者和主要敌人。周恩来和刘少奇都不敢公开拒绝他的绑架，彭德怀自然孤立无援。刘少奇倚邓小平为左膀右臂，处理党内日常事务，从“四清”到“五反”，不断将“工作组”的恐怖撒向各地。
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今后的干部将会只知道害怕刘少奇。他擅长窥测强者的弱点，刘少奇的弱点在于没有军队和情报部门的支持。他利用周恩来和林彪，成功地打倒了刘少奇和邓小平。革命群众和青年学生再一次扮演了啦啦队的作用，但他们的真实分量不会比以前历次运动的贫农、工人和学生积极分子更大。邓小平在江西度过了几年天天喝茅台的隐居生活，等待毛泽东的小朋友们把事情搞砸。他没有等待多久，就回到副总理的办公室，以治理整顿的名义，恢复了列宁党的老传统。毛泽东自从林彪事件以后，精神大不如前，不得不假装相信“永不翻案”的承诺比一张废纸更有价值。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瞭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档。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标，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邓小平兼任总参谋长以后，实际上已经继承了刘少奇和林彪的政治遗产。周恩来和康生死后，邓小平和叶剑英结盟。干部、红军和特务三大柱石都在邓小平掌控之下，毛派只剩下一些激进文人和周边群众。邓小平最后一次下台纯属形式，毫无政治头脑的华国锋根本填补不了空缺。老列宁主义者都在等待毛泽东死去，好让他们回到习惯的轨迹。打倒四人帮，堪称世界政变史上第二轻易的任务。第一名根据邱吉尔的说法，无疑是布尔什维克水兵打倒了依靠妇女（女兵营）儿童（士官生）保护的克伦斯基。邓小平毫无悬念地复出，一脚踢开了不知所措的华国锋。
老列宁主义者的黄金时代开始了。现在，他们的道路上似乎不会再有任何障碍。邓小平和陈云兴致勃勃，放手规制完美的计划经济。他们觉得以前的事情之所以搞砸，全怪毛泽东这个捣乱分子。他们不太介意计画以外的边边角角，愿意睁一眼闭一眼，结果从农民私分的土地上，意外地“掘出一个大金娃娃”。所谓金娃娃其实就是非常脆弱的小农散沙耕作，只有跟共产主义相比才会显得金光闪闪。知识份子搭了老干部复辟的便车，错误地以为自己相当重要。邓小平根据他在匈牙利事件当中提出的原则，区别对待这些意外因素。政治方面，绝对不容任何松动。文化方面，控制与放任相结合。经济方面，在不影响前两者的范围内放松。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为党准备的卡萨布兰卡训令，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政权。政权以外的事务，控制程度随着政治关联度的降低而相应减少。
毛泽东在1972的战略以封闭苏联南翼为核心，划出一条从图们江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边界。苏联扮演了拿破崙法国的角色，北约扮演了英国的角色，伊斯兰-东亚-东南亚各国扮演了东方三帝的角色。边界一旦封闭，苏联就得不到新的麦田。巨大的颠覆开支无法收回成本，油尽灯枯只是时间问题。其实，这个结局本来应该在五十年前出现。史达林英明的外交政策和世界体系的崩溃，通过二战和冷战的机会，给苏联送来了东欧和东亚东南亚的麦田，才给列宁的团体延长了两代人的寿命。美国和日本的慷慨援助，给邓小平吃糠咽菜的部下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台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计。邓小平不像戈巴契夫，不可能将责任推给自己的前任。戈巴契夫只是继承了恐怖分子血腥的遗产，邓小平自己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恐怖分子。邓小平在1989年非常害怕，自己会像布达佩斯的同志们一样，挂在北京的路灯上。戈巴契夫就没有这样的担心，红军和克格勃的将军才有这样的担心。
无论如何，邓小平坚持他在匈牙利事件当时就已经下定的决心。苏联一垮，共产主义的叛徒就失去了统战价值。北京的坦克本来是邓小平所有罪行当中最轻的一次，仅仅因为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赶上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关效果。北约整合东欧真空地带，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从1989年到1999年，华盛顿在东亚和非洲的帝国开支持续降低。美国遗弃了东亚大陆，洪水随即开始上升，到九十年代末，内地大部分县城的公务员和教师都习惯了白条。邓小平一面振振有词地教育部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一面听任国企女工卖淫为生。
邓小平在1992年发动了最后的挣扎，试图抛弃计划经济的巨大包袱，结果导致政策性放水，银行和企业同时陷入纠缠不清的亏空。他在形势最恶劣的关头死去，把烂摊子留给江泽民和朱鎔基收拾。后者借助九一一事变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效果，暂时推迟了邓小平留下的债务，但邓小平本人不可能预计到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将洪水推迟到自己死后而设计的。临死以前，他已经为自己的家属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强烈的投机性格，堪称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但他对自己投机才能的信心，明显不如毛泽东。他在一生的终点，又回到来百色起义的时刻。无论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给上海租界的家属做好安排。如果同志们替他打开了局面，他一定会回来归队的，如果天有不测风云，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江泽民
江泽民出身于徽州移民的后裔、扬州的殷实之家，从他遗留至今的故居就可以看出。东关区接近大运河，是扬州的富人区。祖父行医多年，又担任轮船公司的管理人员。江泽民后来说他们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其实住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他们比普通的地主和商人有钱得多。有背景的官绅，例如著名的刘文彩，可能超过他们，没有背景的地主不大可能。城里人当中，只有外国侨民、官宦和盐商才有更好的住宅。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属于中产阶级的顶峰，江家在江泽民祖父一代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不过江泽慧自吹的书香门第，他们还差一点点。江泽民祖孙三代（包括所谓的养父江上青）留下的诗歌都很糟糕，说明他们的家学还是有问题，只是在全社会每况愈下的大环境内，冒充绅士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而已。革命以后的医生和管理人员大多数住不起数百平方米的花园小院，本身就是社会日益无产化的证明。这样的家庭不会轻易抛弃基业逃难，更不会落到“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下场。没有背景的殷实家庭想要继续发展，自然会向有背景的方向努力。江世俊在汪兆铭政府内飞黄腾达，在他们自己看来无疑是成功的表现。
江泽民考入扬州中学的时候，战争刚好爆发。日本人的占领显然没有既改变江家的价值观，也没有妨碍不问政治的优等生爬向社会阶梯。江泽民在十七岁的时候考上了中央大学，可见日本人和汪兆铭确实保护了许多安静的书桌。江泽民后来自称江上青的养子，但他显然没有分享圣战者颠沛流离的生活。江上青是妾生的儿子，容易把家庭内部的压抑感转化成革命的荷尔蒙。如果江上青顾念亲生儿子的安全，把他托付给南京国民政府官员的家庭抚养，比较符合人情事理，相反的安排就难以理解。如果这种说法是江泽民后来发明出来的，企图增加自己在共产党内的资源，反倒可能性更大。江泽民的家庭没有任何公开反对，平静地接受了日本人主导的新体制，努力通过合法途径，在新体制内上升。他们的祖先在扬州十日以后，也是这样适应满人的。小康以上的顺民家庭遭遇乱世，一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只有无恆产无恒心的社会边缘人，才会在意争取“义军”或“革命志士”称号的渺茫机会。所谓王莽篡汉，西京群盗皆称复汉。顺民社会无论反正都会把他们当成落草的盗匪（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误入歧途的青年”），除非几十年后发现他们的领袖恰好名叫朱元璋。如果这种小概率事件当真发生，家族史的编纂者就很需要强调党性的原则了。无论如何，江泽民是新生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考虑到战争至少使中学停顿了一两年，江泽民家庭的生存模式和教育模式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愿望。
江泽民在中央大学的短暂经历，给后世的传记作家制造了无数麻烦。江泽民钦定的和热爱江泽民的作家，运用放大镜和显微镜四处寻找，渴望发现江泽民和江上青的联系，得到的结果不是比圣雄甘地的忏悔纪录还无聊，就是比井冈山会师的主角名单还矛盾。江泽民唱过《毕业歌》，还参加过一次反对鸦片的学生社会活动，仅此而已。他如果确实热爱理论上的养父，显然已经表现出优秀布尔什维克的素质，没有向周围的同学暴露党的机密。江泽民讨厌的和憎恶江泽民的作家兴高采烈地宣布，他参加了李士群主持的干部训练班，然而任何稍有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这些组织不见得比1986年的共青团邪恶到哪里去。如果读者的意思是要运用共产党整人的方式，公平合理地行使逆向解释的权利，江泽民当然就是汉奸。如果读者的价值观跟江泽民的真实家庭差不多，也就是无论谁当权，只管往上爬就行了，那就很难认为这种做法比“闷声大发财”更糟。江泽民后来吸引“蛤丝”的多才多艺，主要来自宽裕的少年时代。江上青的亲女儿江泽慧回忆童年，就只记得无穷无尽的贫困和饥饿。白区党在南京附近的活动不少，明显没有将沉迷小资情调的江泽民考虑在内。
闷声大发财的价值观能够接受任何人统治，只怕统治者不够稳定。不幸由于日本的投降，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国民党怀着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情，把强者的利用当成了自己原有的能力和应有的权利，把自己在穷乡僻壤吃苦的怨恨发泄到留在沿海享福的“汉奸”和“伪学生”头上。汪蒋斗争导致中央大学一分为二，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发现他们要替汪兆铭付出代价。国民党颁布了《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式》，相当于塔利班的毛拉对苏联培养的工程师进行甄别、延安知识份子给留美学生办学习班。“伪学生”江泽民一面高呼“科学不伪”的口号上街游行，一面加入了共产党。他很快就发现将愤怒引向“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比较容易，论证“伪学生”和顺民的无辜比较困难。满洲国的职业军人和技术人员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一致声称：前者代表还乡团，后者代表翻身农奴。其实真正的翻身农奴出于德性、资源和经验的匮乏，一般只能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被人利用以后牺牲，是他们预先註定的命运。共产党至关紧要的行动主体和组织核心（“第一条战线”和“第二条战线”）都是“汉奸”、“还乡团”对“误入歧途的青年”、“翻身农奴”的阶级报复，只有改造物件和社会周边（农村土改和城市公私合营）才是幕后核心（新社会精英）利用“翻身农奴”打垮旧社会精英的过程。翻身农奴在精英路线上，直接毁于还乡团的报复；在屌丝路线上，做完炮灰就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青年江泽民有没有从切身经验当中领悟这套挂羊头卖狗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已经无法考证，但他掌权以后的做法，证明他肯定在以前的某个时间段看透了这个世界。黑材料专家们无比认真地挥舞汉奸的帽子，恐怕只会引起他的轻蔑。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党的翻身农奴在整人技术方面还是不如列宁的嫡系。重新考试的小把戏难不倒江泽民这种优等生，他还是转入交通大学完成了学业。他在资本家的冰淇淋企业工作了两年，就落入南下干部的学习班手中。此后几十年，同样的故事不断重演。南下干部在上海，很像黄鼠狼占据了看门狗的位置。母鸡每一次觉得似乎可以安定下来生蛋的时候，黄鼠狼就要弄一个鸡飞蛋打的场面。黄鼠狼饿得爬不动的时候，母鸡又会觉得下蛋的好日子来了。如此周而复始。吴越人民不仅习惯为征服者打下手，而且在长期的狼狈关系中已经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只能暗中怀念满洲人和日本人，因为有条不紊地吃鸡蛋总比折腾不休地砸鸡蛋好，但诚实从来不是弱者的美德，后者即使在怨天尤人的时候都是欺善怕恶的。学习班就是为江泽民这种人准备的，因为每一种德性都有其相应的剋星。他永远不会放弃向上爬，因此非要“追求进步”不可，但阶级的烙印如此明显，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教育改造物件。江家的文化传统就是无论如何委屈，在任何政权下都要尽可能适应环境。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干部眼中，这种人太适合虐待了。如果没有汪道涵的保护，他追求又红又专的努力很可能以悲剧收场。
苏联专家准备在满洲建立史达林汽车厂的分支，需要一批见习工程师。汪道涵把江泽民塞进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留学生名单，这些人就是未来技术官僚的模型。江泽民不仅很快适应了计划经济管理者的角色，而且体现出颇有吴越特色的分寸感。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运动，从来不会找不到整人的理由，例如你说苏联车床的声音比美国车床大，就是一条符合右派指标的罪名，但他从来不肯充当实验品性质浓厚的积极分子，从来不会打击那些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危险人物。这些特长保证他不断升官，但不足以保护他逃避接二连三的学习班。邓小平上台后，江泽民心有余悸地说：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他宁愿去美国读一个理工博士。不过他当上部长和市长以后，就不再说这种话了。毛泽东的破坏活动给技术官僚界留下了太多的空缺，实际上帮了江泽民的忙。如果他真到美国读博士，估计只能以工程师和殷实的中产阶级终老了，但他这种人如果没有遇上车祸和圣战者，总是免不了会积累一笔产业的。吴越人特别擅长依附秩序，但并不擅长创造秩序。江泽民意外崛起，其实是圣战者太多造成的时空扭曲。
江泽民在1989年的风暴当中，仍然把自己定义为依附者和执行者。他显然觉得政策向什么方向倾斜，执行者不负责任。只要执行的成绩好，就是他的功劳。论功行赏是应该的，他时刻渴望向上爬，但觊觎大权的图谋，他根本没有。他能干活，但没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所做的事情，总是反映了依附目标的想法。他对依附目标的真正企图把握不准，说明他当时仍然没有进入核心。他在上海知识份子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体现了赵紫阳的调和主义。他进京之日，并不知道个人前途是凶是吉。他推行治理整顿，以为这是党内老人真正想要的。邓小平撇开他南下，他紧跟新政策也没有什么困难。别人可能责备他没有政治节操，他自己大概以为这不过是管家和工程师的职业习惯。邓小平年龄已老，力不从心，三次选择，一蟹不如一蟹，陷入了类似武则天和慈禧晚年的心情，经不起折腾了。时间能够战胜一切，包括枭雄在内。没有人对江泽民完全满意，但谁都觉得换别人只会更糟。他在阴差阳错当中行使管家的职能，outlive邓小平和双手沾满鲜血的老前辈；又在阴差阳错当中接受了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坐享免费搭车客的红利。
邓小平一代不能承担退位的风险，因为他们的革命本身就是一连串犯罪和间谍活动。他们做不成革命家，就只能做犯罪分子。他们即使在统战需要开明统治的时候，本人也是残酷的。江泽民的统治往往是残酷的，对某些特殊群体甚至比邓小平更加残酷，但他个人的残酷就不如老前辈，经常流露胸无大志、求田问舍的迹象。大权对他是傥来之物、意外之财，他在世界上不再有其他期望。只要别人不来妨碍他闷声大发财，他就不妨碍别人闷声大发财。如果有人妨碍他，他就会拿出列宁主义留下的镇压机器，但这种做法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命运将这台机器送到了他的手中。他本来很可能变成汪兆铭政权的高级事务官，或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总工程师，运用这些社会流行的管理方式，也不会有多少不适。体制在他的领导下，迅速退化为各种经营政策的分利集团。江泽民政权的特徵是管家的务实主义，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技术改善路线冲突，向抵抗力最弱的方向发展，希望时间继续替他解决一切麻烦。他傥来的体制留下了两项致命的遗产：共产主义的使命和天朝复活的使命，跟他搭上的便车路线南辕北辙。前者需要背靠欧亚大陆，向海洋体系挑战。后者需要背靠海洋体系，肢解大陆核心。两者早晚撞车，然而历史的时间表不同于个人的时间表。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只要选好听话的接班人就成了。任何一方的路线转变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而一个吃饱的管家是不会为别人的宅邸冒险改变现状的。造化弄人，十几年来一直有利于他的阴差阳错，忽然转向相反的方向，仿佛存心要他在垂老之年面对惨淡的未来。
文章来源：墙外楼
2016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