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与加缪（网络图片）
作者注：之所以研究这个话题，乃是因为，今天的世界深受自欧洲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来形成的一些固有观念，诸如进步主义、唯科学论、理性主义以及世俗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念不是消除，而是加深了人们对世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第二，自苏共以及苏联式社会主义解体以来，左翼思潮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扼制，相反，它正在以另外的方式在我们生活的当代世界里呈现出新的、蔓延的趋势，以全球化、多元主义以及边境开放的名义，我认为，回顾战后欧洲知识份子的思想脉络，对于了解西方当代思想走向、以及认识我们自身的生存境况，是具有借鉴意义的，这是本文创作的初衷。
二、关于冷战时期法国知识界的演变
首先，法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政治思考，建立在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倾向于用科学、理性、世俗主义、进步论等这些基本观念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我认为，这是欧洲大陆与美国社会的重要区别，美国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的基督教价值的话语体系之上。
更确切地说，法国的“政教分离”建立在世俗化基础之上，敌视和限制宗教（基督教），而美国的“政教分离”则是以保障宗教自由为基础，欧洲启蒙运动就在于限制宗教（基督教）。托克维尔指出，在法国，自由敌视宗教（基督教），而在美国，自由与宗教（基督教）结盟。
冷战初期，法国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等知识份子，他们质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共同派中占主导地位的康德伦理学。
事实上，他们的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经历过二战的洗礼，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有理由质疑自由的实现能否建立在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性来遵循康德所指向的内心的“道德律令”的基础之上，在他们看来，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就不会发生纳粹式的种族屠杀暴行。
另一方面，法国共产党在二战中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让他们意识到，自由的实现和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是完全不可调和的，相反，它们甚至相辅相成。而右派，则几乎完全失去了话语权，被认为是维希政权的同路人，甚至是纳粹份子。
通过二战，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不仅赢得了对纳粹德国的胜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赢得了整个西方世界对它合法性的认同，而法国共产党则在法国国内壮大成仅次于戴高乐派的一支政治力量。
因此，在法国左派眼里，苏联成为进步、正义乃至真理的化身，甚至是1930年代，苏联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进行的“大清洗”，也因为二战的胜利而具有了某种正当和合理性，在这一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法国知识界对《正午的黑暗》一书的态度。
1945年，英国籍匈牙利小说家亚瑟-库斯勒发表小说《正午的黑暗》，作者揭露了1937年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法国著名的年鉴派史家拉杜里却认为，即使苏联内部发生过大清洗，那也只是为了巩固苏共和斯大林的权力不得以而为之，这是为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不得不付出的人道代价。
梅洛-庞蒂则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一文中更为直接地为苏联辩护，共产主义的合法性不应该由于它违背了纯粹的道德原则而遭到否定，如果革命的暴力最终能通往人道主义的未来，那么，它就是正当的。
还有一点，二战的发生，更加强化了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欧洲大陆知识份子的世俗化倾向，在他们看来，正如启蒙运动以来所理解的那样，上帝是不存在的，它只是那些古板的、愚昧的人们头脑里主观想像的空洞产物。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怎么能够容忍纳粹份子如此屠杀犹太人，让他的子民承受如此难以承受的灭顶之灾？在西方左派眼里，这也使得建立在历史理性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更具有某种先验的合法性。
1945年10月1日，萨特在其创刊的《现代》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阐述》一文，提出知识份子参与政治的义务，要求文学和时代紧密相联，参与政治。此时的萨特，头上顶着“存在主义”的光环，已经在法国成名，“参与政治”的提出，标志着法国知识界，特别是左派知识界开始走出传统的书斋，借助市场化的自由媒体，通过与社会的直接对话与联结，达到引领社会舆论的目的。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战后直到1970年代中期，左派先后以各种形式出现，二战以后，右派不但在政治上失去了威信，而且在思想上遭到了否定，轻则被视作亲维希政府的同情者遭到污名化，重则被视作德国占领者的合作份子，等同于叛国行为，因此，左派独占了整个法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参与（辩论），都是在围绕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在进行。
即便如此，萨特和苏联及共产党的关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萨特认为，在政治上，左派除了依附共产党，别无选择，但是，他又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希望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和独立性，这种矛盾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是西方左派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在一些涉及到苏联的具体政治事件上将自己置于一种道德上的尴尬困境。
比如，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一篇谴责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正和苏联以及共产党处于蜜月期的萨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从心底反对它，甚至反对这份报告的根本原则，他认为：“不能对一个长期以来代表着一种社会制度的圣人进行如此直率的攻击，任何对他本人公开正式的谴责以及对他错误的详细暴露，都是疯子的举动。结果，人民群众了解了真相，但他们对此并没有作好准备。它是非常草率的。”
形势正如萨特所预料的，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东欧各国内部的共产党改革派得势，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呼声高涨，直接导致苏联的军事干预，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匈牙利事件”，对此，萨特却又谴责苏联“用大炮和坦克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反抗及其独立的愿望”，但是这种谴责却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
自冷战以来，西方左派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基础之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并在苏联进行“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验”，既让西方左派感到震惊，同时，又不得不去修补他们与苏联路线的关系，在意识形态层面挽回苏联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衔接，把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之中拯救出来，便成为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一个新的任务。
1960年，萨特完成《辩证理性批判》的写作，他试图综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为关于“人”的学说奠定一个政治基础，试图将人道主义的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
此前的共产党知识份子对人道主义的理解，认为它只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对基督教神权以及君主制度的武器，它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强调以人为中心，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表明，不存在超越阶级之上的人道主义，强调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资本家不可能对产业工人心存真正的人道主义。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当历史按照它的规律，进入一个无阶级社会，随着私有制、阶级、剥削、压迫现象的消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呈现出和谐一致的自然状态，因此，社会主义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更高形式的人道主义。
1964年，苏共内部发生政变，赫鲁晓夫遭到废黜，掌权的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人开始调整苏共的路线，重新向斯大林主义的方向上回归。因此，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很快也遭到理论上的挑战，1965年，法共知识份子阿尔杜塞出版《保卫马克思》，阿尔杜塞认为，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谴责，招致了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动。阿尔杜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就反对一切形式的人道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提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个体和团体的自治，来克服苏联共产主义体制中的极权本质和官僚主义倾向，主张建设科学的社会主义。
而到了1968年，政治形势变得难以预料，这一年，苏联入侵捷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使得苏联面临空前的国际舆论压力，就连萨特也公开表态，谴责苏联的行动不是在保卫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战争罪行，并强调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将自由提到高于社会主义的高度。
而在法国国内，长期受到左翼思想熏陶的法国社会终于结出了政治果实，爆发了“五月风暴”，这是一场由巴黎的学生发起，并很快波及到全法国工人罢工的社会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造反的学生直接绕过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转向更为激进的毛泽东主义，“不断革命”的极左思潮在法国社会蔓延，并转化为政治行动，萨特和福柯都参与了这场运动。
萨特鼓励学生“在革命中实现自由”，提出社会主义必然会战胜资本主义，给学生们的造反运动提供舆论支持。福柯甚至比萨特走得更远，他拒绝一切法律制度，谴责传统的知识份子，认为正是他们阻碍了人民的首创精神。
从1968年五月风暴开始，直到1973年，极左思潮横行于法国社会，萨特和福柯共同支持一个叫“无产阶级左派”的极左组织，这个组织深受中国大陆“文革”的影响，推崇向一切现存秩序、社会制度说“不”的造反精神，试图推广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同时挑战苏联推行的“修正主义”政治，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正是来自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70年，萨特受邀亲自主持这个组织的机关报纸《人民事业报》，而福柯的伴侣甚至加入了这个组织。
然而，左翼知识份子以真理阐释者的自信姿态所展开的意识形态交锋和以“政治参与”为名进行的情绪渲泄，都没有预料到情势很快会急转直下，历史的真实将让他们狠狠地掌掴自己的嘴巴，它最终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既不人道、也不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
1974年，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法文版公开发行，该书对斯大林主义、对共产主义集中营、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独裁、恐怖的统治真相，作了系统的、全面的揭露，给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索尔仁尼琴带来的余波还未平复，一波又起，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共内部发生政变，被法国知识界视作“革命圣地”的中国大陆“文革”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终结。此后，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真相也被公诸于世，共产主义的革命神话正式宣告破产，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逐渐失去吸引力。
因此，自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失去精神家园的西方左派戏剧性的开始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前毛泽东主义者安德烈-格卢克斯曼的《厨师与吃人者：国家、马克思与集中营的关系》，前法国托派共产主义组织成员勒福尔的专著《一个多余的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研究论集》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作品，前者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同时，不忘记同时踩西方一脚，把极权主义的起源归罪给西方文明，把古拉格的诞生视作西方文明发展的顶点，格卢克斯曼认为，正是现代国家、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以来产生的技术成果，成就了极权主义。他的观点得到了罗兰-巴特和福柯的支持。
相比之下，勒福尔的思考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前托派组织成员，他最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着眼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从官僚阶层在苏联内部的形成，来追溯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他很快地放弃了这一思考方向，将目光指向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法国大革命。
勒福尔认为，革命杀死了旧的权威（上帝和国王），从而产生了现代社会，极权主义则是对现代社会权力合法性空缺的一个回应，它试图填补旧的权威消失后留下的这块权力“空地”，但不是重新回到过去的君主制度，而是企图建立没有内在冲突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尝试。在勒福尔看来，从这个意义上，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都来自于西方文明这一源头。
进入1980年代以后，西方左派开始进一步分化，一部分左翼知识份子出于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反思，厌恶激进主义政治，转向自由主义。另一部分，在抛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时，转向法国传统的社会主义，重新归依于圣西门、傅丽叶门下。由于左派思想不再具有号召力，法国社会开始转向雷蒙-阿隆为中心的自由主义阵营，强调重新去发现托克维尔、贡当斯、基佐等法国传统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价值。
总之，在冷战时期，特别是1970年代以前，法国知识界始终是左派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甚至连右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加缪、阿隆，一开始也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一方面，二战以后，右派声名狼藉，被视作维希政权的同盟者，甚至是纳粹德国的帮凶，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的问题，时时刻刻都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因此，很容易让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份子在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飞地上找到批判的理由。
而战后的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成为另一套取代英美式自由主义的通往现代社会的政治解决方案，而苏联统治的内部真相又被掩盖着，它公开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代表人类未来的意识形态图景，对于具有社会主义理想传统的法国社会来说，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1973年1月，萨特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选举，笨蛋的诡计》，攻击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该文中，萨特写下了一段注定要流传于世的句子：“设在学校或市政厅的选民秘密写票室，象征着一个人对他所属集体的全部背叛，人们不用花多大努力，就能把所有进入大厅的选民变成相互出卖的潜在叛徒。”
而此时，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把西方式民主当作一种憧憬，许多遭到共产党当局迫害，被锁在牢狱之中的人们都在争取自己的国家能够拥有这种西方式民主而付出代价，萨特却在口无遮拦地攻击这种议会制民主，将它说成是一文不值的过时东西。
1976年流亡到法国的苏联数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列奥尼德-普里乌奇在谴责法国知识份子在苏联问题上“自我催眠”的同时，批评萨特：“在我看来，萨特象征着这种精神的堕落，对真实的拒绝，以及在政治的梦想，背离现实的辞藻堆砌和华丽的演讲中对现实的逃避：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因为现实被掩盖了。对于我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加缪的思想是悲剧性的，但是是勇敢的，加缪是真实，萨特是谎言。”
1951年，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从波兰驻巴黎外交官任上流亡西方，在巴黎呆了十年，直到1961年才辗转去往美国。在巴黎的日子里，米沃什形容自己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他遭到来自巴黎知识界的嘲笑与批评，在他们眼里，米沃什的出走行为，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认为他从一个被历史真理所眷顾的应许之地，逃亡到一个受咒诅的、注定会被历史淘汰的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是极不明智的。
而在流亡巴黎期间，正是加缪，给了米沃什为数不多的帮助和友谊，若干年以后，米沃什在他的自传性著作《米沃什词典》里，回忆他的这段经历，谈到加缪、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时，这样写到：“我从未遇见她（波伏娃），但我对她的反感，即使她已经去世，也没有减弱，现在她迅速滑入她那个时代的历史注脚。
我不能原谅她与萨特联手攻击加缪时所表现出来的下作（指加缪发表《反抗者》，与萨特公开决裂，波伏娃对加缪的污名化和人身攻击），这是一幕道德故事中的场景：一对所谓的知识份子，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讲真话的人，朝一位伟大的作家身上吐唾沫。
在女权主义者中，波伏娃的嗓门最大，败坏了女权主义，我尊重甚至理想化看待那些出于对妇女命运的体认而捍卫妇女的妇女，但在波伏娃这里，一切都是对下一场知识时尚的拿捏。这是个下流的母夜叉。“
米沃什对加缪、萨特、波伏娃的评论，或许是我们了解当年法国左、右两翼的分歧，以及为观察今天的西方，特别是欧洲社会所发生的社会现象提供的一个正确视角、一种真实的语言。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3/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