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有人搭白——对余杰《心灵独白(一)》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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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搭白”乃川话,意指——如有甲在自言自语[即独白],偏有乙强行搭话,欲与甲对话,谓之“搭白”。在现实生活中,甲若不理乙,仍自言自语,则甲有被视之为神经病之嫌。而在读书过程中,甲之自言自语己成文字,自不知乙在強行搭话;故有神经病之嫌者,无疑为乙也。金圣叹不欲与世人对活,就找了死去的十大才子与之強行搭白。遂创建文学批评史上独特之形式——搭白体。今仿之。每则前为余杰原独白文字,以括号标明,后为我的独白文字。)

(一)

{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

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

世界上固然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是文字垃圾,但我们这个社会却让世纪初一大批精英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后来两代知识分子自觉地(四川话:显屁儿白地)产生出大量的文字垃圾,而我们竟容忍了几十年!谁敢表露出丝毫的无法容忍的情绪呢?因为你一旦表露出那怕是子虚乌有那一点点,所有人(包括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就不能容忍你了。你将最终自绝于人民。也许我们对文字垃圾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也许余杰跟台湾李敖一样,未曾亲自感受几代文人堕落后所产文字垃圾之毒素交叉感染之生命颓丧局面,仅视灵魂缺席之商业文化为文字垃圾。如李敖就曾不遗余力地讽剌金庸、挖苦琼瑶。而我则偏以为俗文化也有它人性的合理性存在之理由。再说,有俗文化总比什么文化也沒有,只有阶级斗争要好些。再再说,现在都后现代了,上帝早死了,意义也流失了,你不容忍俗文化又能咋个?俗文化还不是如海如潮席卷全球?所以我眼中的文字垃圾仅指专制霸权制约下的庙堂文学也,高堂讲章也,遵命学术也。一句话,体制内一切意识形态之文字产品也。当然也包括那些“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检讨书、检举书、悔过书、交心书、表态书、……

刘晓波说,无法容忍的是直到现在巴金居然尚未意识到他的《英雄儿女》一类文字是垃圾。我说,无法容忍的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青年,愤青和小资,彻底丧失了对文字垃圾的鉴别能力与兴趣。

但愿余杰比李敖感受得多点,因为你毕意生活在大陆,在这个文字垃圾的国度中。

(二)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涌进一大群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佩服他们強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50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猡的统治下生活。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舘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份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

这就是历史。}

中国的打工仔(当然包括了一小部分留学学子)在日本背死人挣钱,这有什么不好?这是商品社会等价交换的极普通的行业,既合理又合法,不存在暗箱操作,也不存在人格侮辱;既非阴谋诡计,又非数典忘祖,更非什么巧取豪夺,残酷剝削。何况所挣不菲,中国打工仔踊跃加入,几成中国青年之专利。据说上海一打工仔在日本背了几年死人,成了大款,回了上海居然当起了寓公。且扬言“吃利息这辈子也就够了”,这能说是坏事么?至于有些打工妹女学子靠在日本干皮肉生涯成了富姐,再回国买幸福家庭,大约也不能算坏事吧?国内的无烟工业不也異乎寻常地发展壮大么?而国内这些女青年的命运更悲惨也更无保障。在日本卖肉至少不会碰到黑吃黑的恶少和红吃黑的官嫖与警嫖。当然他们这些营生并不高级,严格说是最原始的。本钱都是父母所赐之身体,毫无进步性文明性可言。下贱卑污是事实,但却不存在犯罪与不道德,更与国格无关。因此他们的营生并不丢中国人的脸,正如在美国在俄国在全世界所有地方,同样也干这种营生的中国青年跟国格无涉一样。真正有丧国格的是,美其名曰“交学费”的那种一次又一次的“傻瓜引进工程”,如宝钢。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帮助日本完成它用战争都没法完成的经济腾飞、经济强国的霸主梦。而犯罪且不道德的,我以为并不是背死人或卖皮肉而是抬轿子和吹喇叭。国内官吏靠这两手荣华富贵为所欲为,小日本也正是靠这两手大举经济侵略中国。

所以余杰感慨像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内竟也学日语热潮汹湧澎湃,替莘莘学子的盲目担着忧。这是大可不必的。他们为自已学习,为将来过得好点能当白领而学习,总比为祖国富强而学习,为当好革命接班人而努力学习要真诚些吧?当然,我也不愿他们由学日语而深受日本个性(強盗传统加经济动物)的影响而宁願他们多受点美国个性的影响。可惜孙中山和鲁迅都是留学日本而非美国,否则,中国政治和文学没有这般糟糕。

这就是历史。

(三)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一名虔诚的教徒。}

大凡思想偏激的人,往往坚持现实社会所全力否定的那种价值系统的极端。故理应与主流不合,被社会视为异端公敌。当然要被社会捆在火堆上烧死。不过生活在中世纪的宗教信徒,肯定没有人承认他们的行为或生活算是一种堕落。否则谁反省承认了他及他们的堕落,谁就必然成了走向火堆的第二人。所以,视中世纪为人类全面堕落的水远只能是后代。

正因为后代有人反思中世纪的堕落,理解那是人类固有的弱点与缺陷为神权皇权所利用的结果,清楚逼人堕落的力量无孔不入,威力无限,所以才有彻骨之恨,切肤之痛。他们的思想才偏激,偏激到我若活在那时也会堕落的清醒。

我们的后代如余杰者的清醒堪称难能可贵。那是因为当今世界泛滥了另一种堕落,而这种堕落又最不象堕落,是使大多数人根本没法清醒的一种堕落。尤其是年青人先天注定只会沉迷不会醒悟。因而对中国人历史性堕落再无兴趣回顾与反省了。

(四)

{ 堕落。这是个朋交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滿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历史造就了北大作为精神圣地的地位,所以北大的堕落就更令人齿冷心寒。

(五)

{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基连锁店有些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

觉得老美倒还挺能入乡随俗的。

商人总是要揣摩顾客的心理的,成功的商人总是把顾客的心理了如指掌。肯德基大爷在北京连锁店门口挂出的那幅永挂不衰的政治标语,不是入乡随俗,而是投其所好。其“其”指的谁,唯肯大爷心中明白,我等不便瞎猜。不过反正不是普通百姓,他的顾客。因为当今俗众除了爱挂“招财进宝”、“恭喜发财”、“福”等文字外,早对这些“政标”熟视无睹,不感兴趣了。——红海洋时代之风光不再也。

(六)

{ 读完《资治通鉴》,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杨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资治通鉴》是本适合在监狱里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

关于《资治通鉴》,我以为诚如鲁迅所说,“每一页都充满着‘吃人’二字!”。那是教后来的治者如何吃人,如何吃好人而少付代价,甚至不付代价的资讯借鉴。要想吃人有功,吃人有理者,是非资讯它不可的;要想钟鸣鼎食,黄金万兩,且彪炳史册名垂宇宙者,更不可不借鉴它。事实上,自中华民国以来读它的人己不多,读完它并研究它的就更加寥寥无几了;而读完且深研之,并在实践中大获全胜的,恐只有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人吧?

我们两代人被他治得死去活来,人格抽空,灵魂扭曲,已经够可悲了。可是,有些未尝过他治术辣子烫的青年,却打心眼里还在赞赏他的雄文与高志,什么“雄性语言之最”,什么“巅峯意识之美”,岂不更为可悲?

可怕的并不是《资治通鉴》而是《葵花宝典》。眼见着我们的后代也纷纷挥刀自宫,悲愤没名,唯诅咒这该死的“东方魔教”而巳!

(七)

{ 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爱国主义”,谈得声泪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题?

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的。}

由于十九世纪晚期列强侵凌、清廷腐朽,所以催生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特有的“爱国情结”。因此谈“爱国主义”也就显得特别进步、特别革命、特别崇高,也特别时髦。既然谈“爱国主义”可以谈来名利地位、钟鸣鼎食,那政治家、妓女、军阀和强盗就是非谈不可的。既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成了最时髦、最崇高、最革命、最进步的“爱国主义”,那么那些掠美者和粉笔们无论是为了钻营,还是为了保命,都是非谈“爱国主义”不可的。

当打扫清洁卫生、劝人刷牙洗脸、不随地大小便,都被冠以“爱国”盛名之时,这“主义”已成公仆们的特权。主人们只配听话、跟着走就行了。可是到了改革开放,重新跟列强们打起交道,才发现“爱国主义”真他妈有无上妙用!只要“爱国”就行,甭管是什么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能激起对美国的仇恨就行。谁叫他吃饱了饭没事干,专门干涉别国内政?只要能突显“主权神圣”就行,甭管主人翁实质是奴,还是有人“代表”的假主。谁能说这几十年来愚民教育的核心不是这颇具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呢?治者投入多多,现而今正是它给政权创收与回报的时候了。

爱国主义传统(情结)终于沦为一种爱国主义霸语话权。

我有一位朋友是右派,长期生活在杜会最底层,靠体力谋生,命运多舛,吃了不少苦。按说他绝无资格谈什么“爱国主义”。但他所受之教育令他有超常之“爱国情结”,自己又无能力解开,更缺乏眼光透视它当今的质变。故近年来居然狂谈“爱国主义”,令人生厌生疑。因为你既不能指证他不爱国,又分明感觉其激情中充满水份,有聪明人投其所好、钻营自售的动机。庄子《让王》说:“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对于这种人,庄子都搞他不懂,况我等凡夫俗子?

不过应当承认,稍具做人尊严者,对“爱国主义”者们的肉麻表演,总是会引起心理和生理的反感的,如余杰所遭遇的那样。但余杰仅到此为止了。他仅以“是否挂在嘴上”或“不说只做”来甄别真伪,其内心深处仍认同“爱国”的崇高性与进步性,仍然拿“爱国与否”作为价值判断。所以在“爱国唯成贼,不爱国无碍做堂堂人”者如我之眼中,其仍乃五十笑百矣。

(八)

{ 老先生们津津乐道“乾嘉学统”,大师们的牌位重新被抬出采供奉起来。对我来说,却只记得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三大清初思想家,乾嘉诸老的名字一个也记不得,也不愿意去记。

所谓汉学空前绝后的辉煌,不过是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里的一堆文字垃圾而已,我统统不懂,也不以之为耻。}

所谓“乾嘉学统”——考据学的大盛特盛,只说明那个时代文化生态环境的可怕。残酷的文字狱影响深且广而已。它只代表着知识分子集体人格的大失落与畸变——逃入故纸堆、躲进小楼,在纯学术的掩蔽下偷生者无奈的选择。如此下着,当然没有什么辉煌可言。不过“逃入故纸堆”总比“进入顶翎群”卖的东西要好点:“躲进小楼”也比“挤进紫阁”付出的要少些。何况经数代硕儒们辛勤考据,也多少令文化典籍消弥讹误、正本清源了一些罢?所以把“乾嘉学统”一概视为文字垃圾,有失公允,也有失后学设身处地的宽容。因为你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巳无人逼你去接受“乾嘉学统”或否定“乾嘉学统”了。它毕竟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得太久了。

倘若乾嘉时代盛行的不是考据学,而是《乾嘉语录》学,我们还有斥之为文字垃圾的自信么?因为文字狱除了产生考据学和歌德派外,乾嘉时代毕竞还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子等叛逆思想家。而当今呢?我们的叛逆思想家在哪儿?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能产生出顾准、黄永玉、王元化就己经相当不错了。这不说明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堕落得更彻底么?

彻底的堕落就是没有了堕落感,反把堕落当成了人生的升华。如当今的国学热、禅宗热、脐下热、怀旧热、闲适热等,不但在“躲”和“逃”中苟且偷安,还要同时借此捞名抓利、飞黄腾达。

(九)

{ 萨达姆又当选总统了。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

伊拉克外长阿庆兹说:“选举是公正的。”}

萨达姆当然会又一次以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当选总统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包括舆论导向选举是公正的都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竟未干脆自封国王,废除选举制,免走过场,也免得底下的还舆论导什么向,还滑稽地言说什么公正不公正。反正事实上他比国王还国王,他的儿比太子还太子,他的军队比御林军还御林军,而他的人民比奴隶还奴隶。那么,他不怕麻烦地还在搞自欺欺人的所谓选举,就证明其实他心头虚得很;证明他毕竟还得依靠伪装,依靠伪装来证明他的政权具普世价值中的合法性(即非民选政府之权力为非法)。所以,所有独裁国其实都有一部冠冕堂皇的《宪法》。《宪法》的作用相当于金字招牌,它证明权力的合法性。所以,只有当独裁者产生出“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变态,才有胆量无法无天:宣称自己就是秦始皇,公然践踏《宪法》,把国家主席整死,让亲密战友副统帅叛国。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在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铁血独裁统治下的所有臣民,注定是一群贪生怕死的贱民。

所以说萨达姆一类独裁者大可不必心虚,大可不必走什么选举过场,不但可自封为国王,就是自封上帝真主,都可以。哪个敢说半个不字?贵治下的这群贪生怕死的贱民,其实是极好收拾的;应完全彻底藐视之、鄙薄之,并应更加残酷地折腾之、驱驰之、掠夺之与羞辱之。毛始皇就是你们的光辉榜样——直到现在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还在怀念他歌颂他么?

(十)

{ 周末,当代商城。一字排开的十多位美艳照人的广告小姐很快淹没在人堆里。一大堆男人和女人衣冠楚楚,却抛开绅士淑女的风度,像饥饿的乞丐扑向面包一样向柜台前面挤,一双双伸出去的手像是溺水者拼命想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起来的却是一支支香烟。原来,这是万宝路香烟在搞促销活动,美女们胸前佩着万宝路小姐的飘带,柜台前是一盘盘供顾客免费品尝的香烟。

报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而克林顿却向几大烟草公司宣战,颁布了新的禁烟法案,规定青少年买烟必须提供年龄证明。

为问胞的健康担心,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个问题,还得向林则徐老前辈请教请教。}

万宝路集团居然在闹市豪店里免费送烟——引来一大群绅士淑女没完没了地狠挤猛抢。这场面当然引起民族自尊情结者的感叹:太不拿脸!

“太不拿脸”是成都话,意思相当于“有失身份”、“短见小人太不争气”、“市侩动作掉了尊严”、“君子固穷也不能见小利而忘大义”等等。总之,此情此景乃商品社会极普逼的促销手段,司空见惯,历史悠久。百年前贝壳公司来中国推销煤油,不是挨家挨户奉送一桶煤油还带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么?中国之所以有了经济的顶梁柱——烟草工业,还不是百年前帝国主义不计成本地在所有茶坊酒肆大送特送所谓的“洋烟”才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烟民?如果说这第一批点洋灯的和抽洋烟的小民有失民族尊严,那中国的第一批网民也应该算。最初的网络也是帝国主义白送给我们的。

现在不是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敢送我就敢吃”“不吃白不吃,吃了算白吃”么?小老百姓白吃的机会很少很少,若碰到商家搞促销,当然就太不拿脸地开抢了。联想到报载一贪官飞澳门去赌,一夜竟输掉好几百万,他输的钱中就有从这些抢烟人身上搜刮去的。所以余杰看之不惯的那些抢烟人掉价的行为,事实上与尊严无关,当然更给民族尊严无涉了。

我倒是觉得北大几个学生在全世界电视观众的注目中,居然毫无修养地、蛮横地、小肚鸡肠地、也十分愚蠢地拿些所谓“问题”去刁难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才真正“太不拿脸”。既丢了北大的脸,也掉了中国青年的份。中国的大学生就是这种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的混混牛二?嗷嗷鹦鹉?喏啱伥鬼么?

(十一)

{ 认识自已的愚昧与卑微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认识民众的愚昧与卑鄙才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矫情是通往卑鄙的通行证,而狂妄又是通往独裁的千里马。不过,特立独行的文人可以狂妄狂妄,因为他对独裁不屑一顾。但作为智识分子来说,我们的文化一方面容忍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妨矫矫情、随随俗,因为人具有物质生存同俗众无别的一面;却不能容忍在精神产品上矫情。因为这有负于一个“智”字,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你都自认是愚昧的你开腔作甚?还配启个屁的蒙?若只想给人以“矫情”之印象,那又何苦呢?

(十二)

{ 自信是一种遭人怨恨的品质,因为自卑的人占绝大多数。

于是我注定了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

人人都既自信又自卑。

自负的人注定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友不如我,是友的耻辱;老不如我,就是我的耻辱了。我没能使友与我棋鼓相当、并驾齐驱,我还自负个屁!

自卑的人也注定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明友:友超过我,是我的耻辱;老赶不上他,就是父母的耻辱了。他们没能使我聪明绝顶,像友那样。这辈子再努力也是枉然了,还是各安本份吧!

(十三)

{ 这个世界上,爱我的人很多,真正理解我的人呢?}

母亲爱我,但她不理解我;朋友理解我,但他们并不爱我。因为我有许多毛病令他们忍无可忍。爱我并理解我的唯我的糟糠之妻。因为她的水平刚好到理解我的程度,而我的毛病刚好到她能容态的极限。

所以我基本上属于“天公待我毕竟不薄”的人。这幸哉福哉的保障一方面自然是幸运,另一方面也幸好我未敢得陇望蜀、得寸进尺。譬如我自信我儿爱我,却绝不奢望他也能理解我一样。

(十四)

{ 生命可贵。

斯大林就是一个异常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有一次他必须乘飞机去波茨坦,飞机都准备好了。但是经过长时间动摇后他拒绝乘飞机,决定改乘火车。代表团甚至开会都迟到了,准备得这么长久,一切都作了检查。贝利亚报告说:准备了一条专线,专门的列车,装甲的底部。在离柏林的每一公里上站有约15名士兵,并有数辆装甲车护送。在波茨坦,有内务部所属的7个精锐团围成了3个圈守卫着他,而契卡分子又有多少?可是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是官方不公平的统计学范围的事。

生命可贵。

记得拉练途经井陘,体验矿工的生活,带我们参观的一名工人师傅说,他们己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井下暗无天日,漆黑一片,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塌方呢?瓦斯灯下,他安详的笑容显得那样动人。我闻到他身上呛人的烟味与汗味,蓦然觉得这个陌生人的生命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平凡的人——普通老有姓的生命并不可贵,因为他们的价值很低。然而,他们的生命无论多么卑贱,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力。

从来的独裁者都对民众的生存权力漠视着并伪善着。一方面他们硬要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高呼“人民万岁”;另一方面却对之无限折腾之、愚弄之:又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

七千万条冤死的魂灵就是七千万块砖,垒成一座生命的纪念碑,直插云宵——刺穿所有帝王的宝座与陵寢!

(十五)

{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巳。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民谣中有“一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句,说明中国民间的“清官情结”正在消解。幸哉!虽然不幸的是官场腐败如昔,草民生活的辛酸,生存环境的不公与邪恶依然如故。

(十六)

{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周公制《礼》、《乐》,当然对早期封建社会的发展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但以《礼》、《乐》治国治人的负面,却孕育了“伪人”。到“春秋”时,这种积弊突破临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动乱终于降临。究其祸因,不能不说是培养了“伪人”的“礼乐”。动乱本身就证明“礼乐”的弊端与局限。伪人们在争权夺位的弑君亡国的战斗中,早就把神圣的“礼乐”践崩踏坏了。

政治上的动乱,发展成战争持续不断的战国时代;思想文化上的动乱,却是作为“礼乐”反动的“百家争鸣”。

我们不幸经历了那个产生全民伪化的时代,我们更不幸等到了“礼崩乐坏”时却不见“百家争鸣”的文化!

(十七)

{ 我对“学求”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匮乏的时代。在清代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诂、版本、文献终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学术繁荣的时代不一定是思想匮乏的时代。现代所谓“学术”,在近代以前称之为“学问”。有清一代由于文字狱之故,作为思想情感载体的文学作品相对枯槁,士人学子被迫选择不带思想情感色彩的纯学问。所以清代考据学特别发达,对经典文献作音韵、训诂、版本诸方面正本清源的考订工作。——就是所谓躲进象牙之塔者。须知他们是“躲”,躲过统治者的缧绁与斧钺。虽然躲的人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不躲的,或先躲后不躲、明躲实不躲的。如清代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皆学问大家也,三位正是通过其学问(学术成果)而非文学作品张扬其思想的。

当现代有了政府统管经堂的学术机关后,任何机关内(体制内)的学者都成了拿俸禄、吃皇粮的人。即俗称之的“国营学者”(与“国营诗人”、“国营小说家”、“国营说相声的”等同义)。经济上的不独立——依附政权性,加之丧失了迁徏、转业、卖文等自由,饭碗、栖身之窩以及下一代入托、入学等诸般生存条件,均为政权(人主)所赐,所以“生为国家的人,死为国家的鬼”也就基本上等于卖身为奴了。奴性十足的国营学者们又经“思想改造”紧箍咒一戴,“白旗”一拔,哪个敢不遵命呢?像学术成就也不低的闻一多与朱自清,幸好死得早,否则文学家当不成,恐怕连学问也做不下去的。沈从文就是例子。至于陈寅恪何以独有金刚不败之身,照做他的学问不误,听说是中央某要人罩着他,究竟是谁已难考证,反正他是国营学者中能保学术本色的特殊例外。

综上所述,本人对这种“国营学术”向来鄙薄之。我看到这种学术繁荣的时代,正是思想绝对匮乏的时代;它不仅掩盖了神州大地的血与泪,也掩盖了知识分子三寸打结之舌与通身一付摇尾之贱骨。

(十八)

{ 刘再复先生在《人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故事。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评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事,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开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而今在北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凤毛麟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一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壮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癖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癖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无故事,无怪癖,甚至无个性、无血性、无人性的衣冠教授又岂止于区区一个北大?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依然还是孙悟空,教授们戴上“思想改造”的紧箍咒后变得比唐僧还瘟、比猪八戒还蠢、比沙和尚还木,变得比孙悟空还精灵:会两面三刀、会阳奉阴违、会落井下石、会骑墙观风、会口蜜腹剑、会搖尾乞怜,唯不会往如来佛手心屙尿。

时代在进步,教授们的环境和处境的确改善了许多。但倘若紧箍咒也在改进,由有形变成无形,由“忠党”变为“爱国”,那余杰欲寻“今天北大的故事”恐怕仍不容易罢?何况实用主义商风吹遍大江南北,大学都成了宰羊剐兔场,硬要找什么“故事”岂不本身成了“黑色幽默”?

当然话不可说得太绝,唯有寻“故事”的人一多,才有产生“故事”的可能,我想。

(十九)

{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廈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低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

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活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城市。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说活,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活,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己。”}

指责写历史的人也许是过于苛刻了点。因为知识人同样存在着表达的困难,他们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别人说话呢?就“失语”这一点而言,知识人与民工毫无区别。

历史上的主角无论如何都是那些大人物、当权者、英雄、爱国贼和卖国贼们共同担当的。这点只要看看戏剧舞台上那些“龙套”的地位就清楚了。现代影视节目中,也少不了一些诸如“群众甲”、“群众乙”、“民工甲”、“民工乙”、“工农商学兵,甲乙和丙丁”之类。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的人,高呼“人民万岁!”的人,除了绝对是愚民天才外,也绝对是改变历史进程与走向的人。

他们之所从能够为所欲为,改变历史,主要的条件是除了人民(工农商学兵)历史性的失语外,那就是本该发言的知识分子严重失了人语,变为狗的汪汪、鹦鹉的嗷嗷、猫的咪咪、喜鹊的呀呀、……

(二十)

{ 二战的硝烟里,听到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消息后,远在巴西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茨威格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他在遗言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巳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自我毁灭……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茨威格的最后两句活将永恒地延续他的生命。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再没有别的快乐和财富了。一切为捍卫这两条原则而献出生命的知识分子,都将如长明灯一样,闪铄在后人心中。}

正因为奥地利出了个人类公敌希特勒,让人类蒙受灾难,作为奥地利人的茨威格才痛彻地感到“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己沉沦”,所以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这自杀并非仅仅想从屈辱中求得解脱,而是要同他那个“业巳沉沦的世界”中独立出来。

这才是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格。譬如敢于从豪宅中搬出,宁愿过孤寂困苦生活的老年托尔斯泰;譬如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敢于公开站出同那些“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阴谋家们作殊死肉搏而仅仅只为了人道与公正的左拉;譬如在刚刚开始广种“向日葵”的南泥湾,王实味敢以生命为养料,开出他的《野百合花》。他们之所以要跟自己过不去,正因为他们意识到,非从那个“业己沉沦的世界”中独立出来不可。

“独立”才是知识分子重要的品格与价值原则。

(二十一)

{ 在图书馆台湾报利阅览室,我希望看到几种新到的台湾报纸。

管理员说:“你有介绍信吗?”

我诧异地问:“看看报纸还得要介绍信?”

管理员说:“当然啦。你先到系办公室开介绍信。证明你正在搞某方面的学术研究,我们才能让你看报纸。”

在报刊阅览室看报纸还得开介绍信。这不是天方夜谈,这是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在报刊阅览室看台湾报纸必须开介绍信,这固然有点荒诞,但真正荒诞的是所有大陆人把这看成是天经地义与理所当然的。就象香港报人金庸先生把“新闻检查制度”渗入香港报界说成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一样,很有一点儿“黑色幽默”的味道。

(二十二)

{顶羽的无能。他能放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却烧不掉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们大兴土木的嗜好。

“烧了就修,反正我有的是子民。”皇帝如是说。

于是,放火者陷入了西西弗斯的境遇之中;明知放火无用,可又不得不放火。}

项羽烧阿房宫,那是“战争行为”。故重建工作是自然与必然的,就如同普天下的老百姓需要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一样。

法国政府花巨资重建卢浮宫,无疑是“文化行为”,故全世界人民欢欣鼓舞。但倘若法国政府重建巴士底监狱,这“文化行为”不仅是法国人民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的灾难了。

所以,当我们能把“烧阿房宫”、“拆长城”、“毁天安门”这类暴力质变为一种“文化行为”的时候,我们民族才能真正杜绝它们有重建的可能。

所从,与其感慨阿房宫的被烧与重建,还不如警惕眼前文化被商风摧毁的普遍现象:譬如某公园就重建了诗圣杜甫那间著名的“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居然园中设园,用粉墙围了起来,硬要让买了不菲门票的游人再掏30元才有资格瞻仰。显然,这种打着“文化重建”旗号的行为,无异于栏路抢窃。我们再也没法联想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时诗人的无奈与气急败坏,我们只看到杜老在“茅屋为‘商’风所破”荡然无存后的捶胸顿足与号啕大哭。

(二十三)

{ 蔡元培先生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份清流,与陋俗奋斗……风雨如晦,鸡鸣不己。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询行古未有之迹象也!”

不知蔡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是何感想?我想多半还是无言。}

浊世产生顽劣卑贱的群氓与民风,但同时也产生清流。——这是历史上异端知识分子的共识,非孑民校长之慧眼独具。倒是余杰设想孑民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多半还是无言,认识有些深刻。

不过仅把北大的堕落定在民风不纯、礼崩乐坏的商风大潮后,又末免有些短视。须知北大的堕落当与全民堕落同步,从知识分子重新步入依附而失语时就开始了。因此,梁效们的幽灵、曲啸们的法坛,至今还存在于北大;就像北大三角地“制服”与“便衣”的存在一样,这些北大的耻辱性标记一天不除,北大就永无旧貌换新颜的一天。不管它修了多少高楼,盖了多少豪宅,清除了多少未名湖的污泥,还是平整了多少红搂前的草坪。

然而堕落的北大毕竟又产生出了余杰,而走出北大的余杰很有可能带动暗涌之清流。这又不能不说是北大的骄傲了,是足以让孑民校长含笑于九泉的骄傲了。

为此,我亦欣慰莫名。因为余杰不仅是我的成都同乡,而且是我们的下一代。

(二十四)

{ 1924年,梁漱溟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为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先生的看法大有古代学院的风范,使人想起《论语》中描述的情景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北大,“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如何呢?“多乎哉?不多也!”}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新儒家,凭了他对孔子儒学的浸润之深,无疑不满于二十年代北大的西洋化的现代教育。不过,他离开北大并不能证明他的教育思想的不陈旧,也不能证明二十年代中国实施的教育体制不先进。譬如他二八年就带领一群弟子在山东搞集体耕读的“新生活村”,结果辛苦几年,内外交困,终至失败。

孔子的教育方式,梁漱溟的德育教育试验,注定是要彻底失败的。因为在现代,任何人也无法抽空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后来“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地实施教育——哪怕只在实验瓶里。

所以西方式现代教育义无返顾地放逐了“德育”,让社会,尤其让文学艺术去承担这份天职与义务。故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认为现代教育当以智育为主,以美育为辅。培养青少年的审美能力、提高他们的鉴赏情趣,不仅可矫正纯知识、专业化的偏枯,也直接影响一个灵魂的成长——使他不至变成知识的奴隶,让活生生的生命沦为工具化、零件化、工蜂化。

不过,当我们的“现代教育”变成“最赚钱的行业”,堕落为与官方勾结大量变卖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时候(其对民族影响之深远,所造成民族素质之伤害,断非饿死几千万大跃进时代的“假大空”所能比拟!)又岂能是几个“资产阶级”美学家善良的美育“异议”所能挽救?我倒是认为那是五十年来坚持“德育”第一、甚至“政治挂帅”式的教育(对“现代教育”的质变)所必然结出的反动的恶果。

(二十五)

{ 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禁地,游人如织。租古装照像的摊位比比皆是,皇袍凤冠应有尽有,国人乐此不疲,有的还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威风一番。因此,这些摊位捞足了油水,而游人也过足了帝王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皇袍在身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他们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每当看到这样的笑容时,我赶紧转过身去,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恶心。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于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渴望龙袍加身,所以才有长久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无论统治阶级怎样更替,也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做了五千年奴隶的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记得小时候常以模仿电影中的坏蛋取乐,以至于像什么“鬼子进村”、“德寇军礼”一类,简直成了我们这帮浑小子的保留节目。其中尤以一同学模仿希特勒最为成功,长久地赢得我们的赞誉与敬仰。可是有一次他居然模仿列宁的讲演姿势,却差点没有被我们打掉他的门牙。

也许在儿童心理中有甄别“谐谑”乐趣与“神圣”压抑的天然能力。

我有一位右派朋友,一辈子想出人头地,却志大才疏,命运多舛,不得不在社会底层苦力地干活,八十年代后始有机会坐飞机。一次出差归来,示我等一张彩照:他居然立在飞机舷梯上作首长挥手状。——我立刻生出想打掉他门牙的冲动。当然我立刻也就记起了我的年龄,于是对众友说道:“一个不懂‘谐谑’与‘幽默’的人,这辈子还有改么?!”我希望听到朋友们“吃屎的狗——没改了”的附和,但没有。也许我的话本身就不谐谑、也不幽默,也许我们都遗失了我们的儿时心态。

游客花钱摄一张“龙袍加身”的彩照,甚至花钱享受几分钟“坐八人大轿”的滋味,都是模仿坏蛋的“谐谑”情结,基本与“皇权思想”与“皇权崇拜的奴隶心理”无关。——在无数嬉皮笑脸中你决难觅到一本正经,便足证明我此言不虚,就像我们儿时决无当坏蛋的理想一样。

倒是伟人有时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模仿凡人,往往弄巧成拙,暴露出皇权思想的野心。红都女皇不是常头戴草帽,挽起裤腿,在镜头前摆出一付“劳动”状甚至“挥汗”状么?而有些聪明无比的艺术家,专将领袖画成手拿草帽的凡人或手抱小女孩作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祥爷爷状,则真是奴才心理的大暴光、皇权愚民技巧的大写真。就像许多无耻文人总爱把杀人不眨眼的康熙、乾隆描写成三下江南的风流才子与热血情种一样。

(二十六)

{ 朋友中,喜欢读新书的居多,今天“东方主义”说得头头是道,明天“后殖民主义”准吹得天花乱坠。我却喜欢翻旧书。旧则旧矣,旧中有旧的趣味。

逛旧书摊时,看到一本破旧不堪的1966年第6期的《中国妇女》,封面是个小女孩子。平淡无奇,一翻封面说明,才觉得妙趣横生:“封面的小女孩叫马平国,今年9岁,是邢台地区一个贫农的女儿。她非常热爱毛主席。今年3月,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小平国家的房子倒了,她的腿受了重伤。妈妈来抢救她的时候,她说:‘先别管我,快把毛主席像取出来。’当她看到毛主席像边上砸破了一点,她伤心地哭了。……小平国被送上飞机,这时她突然喊:‘妈妈,我要毛主席像!’……她看到毛主席像后,高兴地说:‘毛主席呀!我已见到您了。’”

我们这个民族善于忘却,然而,忘却这样的千古绝唱,未免太可惜了。}

鲁迅若见到这一幕一定会狂呼:“救救孩子!”的。我则不呼,因为我有幸眼见了不少这类表演,而且我清楚,这类表演的背后,必有导演。就如同雷锋的诸般表演其照片证明幕后必有导演一样。而万千这类导演又必然地被一个总导演导演着,玩弄着、折腾着、改装着、毁灭着。《玩具总动员》中那些畸型玩具的主人,不就是患变态症的虐待狂么?

我们这个民族不是善于忘却,而是讳病忌医,已经病入膏肓,自我感觉依旧如此良好。当初表演“热爱毛主席”声泪俱下的小女孩马平国,说不定现在早当了地委书记,驾着她的“宝马”车正导演着她早年学会的那类表演。——这时,你对她说“你有病……”,被五花大绑,扭送疯人院的,又肯定是你。而你此时,恐对“救救孩子”再无兴趣矣。

所以,我的业余爱好是“死死盯住这些导演们,一有机会,就大喝其彩:”聪明!此手法出之厚黑《葵花宝典》某章某节某项。“或:”了得!此独门绝活当出自《资治通鉴》某卷某纪某年某事。

(二十七)

{ 狄奥尼根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有一天,关心知识分子政策的亚历山大大帝跑来慰问他的生活情况。狄奥尼根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别挡住了我的阳光!”然而,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后,狄奥尼根不得不缩进一个古代埋人的大缸中,留给弟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像狗一样生活!”

犬儒学派便诞生了。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识分子在服用大量的鸦片之后,看到的自己便是这副模样。实际上呢?把江青择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以前我常常将这些大学问家神话化。拿小时读四书五经获得的感性经验去套他们,结果往往是“告别诸神”。知识分子也是人,大学问家也是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是人,便有人的阴暗面。我们用不着去苛责谁。我们一定要警惕:千万别把人当神!}

犬儒学派狄奥根尼提倡的生活哲学是要活得像野狗一样,游离于荒郊与穷巷。而把江青奉为凤凰,为江青讲解《离骚》、积极批林批孔、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和林庚之流学者教授,则踊跃争当“宠物”,如此下着,如此寡廉鲜耻,比之于“犬儒”也是对狄奥根尼们的一种侮辱!骂骂这些“丑行”当然不足以表明我们的勇敢或特别清白,唯表达“吾辈之痛心耳。”

(二十八)

{ 在故宫养心殿看见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此联为雍正所撰。

此时的心情难于言说,忽然想起北岛的一句诗来:“卑鄙是卑鄙都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过于天真了,他还相信“历史”。养心殿大义凛然的对联告诉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

正因为“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所以谈“爱国主义”者才会谈出钟鸣鼎食与飞黄腾达。——读这类文章,固应读出每个字的反义词来,但我们何必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呢?北岛当然太天真了,愤焉激焉,全用不来阮籍的“青白”眼。雍正皇帝那联之所以要混淆本质,粉饰自我,还不是希望阮籍们的青眼么?还不是念念不忘他的墓志铭是高尚的么?

所以,当那些诸如谈“爱国主义”者“该出手时就出手”,纷纷亮出他们“高尚”的通行证时,我们唯以阮籍的白眼对之!

(二十九)

{ 相对于真话而言,假话的制作乃是一门精致的艺术。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与王后双双遭暗杀,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国王与王后消化不良逝世。”确实也是“消化不良”,钢铁制成的子弹让娇生惯养的国王与王后如何消化?}

传媒把“饮弹身亡”说成“消化不良逝世”,固然是一种语言艺术,但法官判“闹民主”者为“盗窃国家机密”,好像“民主”是国家机密,深藏于暗道重重、密码层层的国库里,是见不得天的。这就更近乎“行为艺术”矣。

(三十)

{ 哲学家奥卡姆与巴伐利亚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哲学家对国王说:“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则用笔保护你。”可是没有多久,国王向教皇妥协了。于是国王将哲学家出卖给教皇,哲学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哲学家的天真使他枉送了卿卿性命。笔的力量怎么能与剑并列呢?

韩非是权术思想的大师。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叹息说:“寡人得见此人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一辈子研究阴暗心理,提供给帝王用来统御臣下。然而,韩非最终却死在暴君奸相的手下。难怪司马迁感慨万分:“余独悲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认识到人主不可待,却仍然为人主服务,并最终惨死于人主手上。一代代知识分子很少觉悟过: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思想家没有人格独立的时候;思想家是软弱的,尤其是在思想为专制服务的时候。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知识更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毁灭知识者本身的权力。}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不错。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学成文武术,货予帝王家”,把知识变成“向上”的弹跳力,而少有人把知识当作“独立”的挣扎力,当作“独白”的博击力,当作“独语”的跋涉力。——不仅在知识全面堕落为专制服务的时候,也尤其在知识全面堕落为纯物资的功利服务的时候。因为前者是“思想”遭受全面玷污的时代,而后者又是“思想”混乱、沉渣浮起、人文沉沦的时代,“独”也才具有了特别的价值。

于是我说:“余独悲以人民的名义而自肥、自伟者和以爱国主义而自售、自欺者不能身脱、自悟耳!”

(三十一)

{ 瓦文萨当完总统再当工人,当总统期间,他是向工厂申请“停薪留职”的。与其把瓦文萨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崇高品德,不如看作是民主体制下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

瓦文萨当完总统再当工人。——这不是他的自由选择,这是“自由”对他的选择。——瓦文萨们终身为之奋斗的,就是这种选择。

如果瓦文萨登上总统宝座后到死都不想下来,只安排他的“接班人”,这自然是他的自由选择,只不过他选择了否定自己的自由,而给“自由”对他的最终选择提供了选择的自由。

(三十二)

{“异想天开”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成语。异想真能打开天堂的门吗?要想记载自己全部的胡思乱想,这篇札记永远也无法结束。就此打住,因为“异想”仅仅是我个人的。}

“异想天开”解释一:异想是真能打开天堂之门的。譬如我们民族就曾“异想”而提前打开过共产主义天堂日子的大门。

“异想天开”解释二:异想可以令天老爷睁开他的双眼。譬如我们民族就曾异想过六月飘雪冤屈得伸、愚公挖山王屋得移、大禹得宝恶龙始降等等。

“异想天开”解释三:异类之想,天然开放。譬如余杰的这篇《独自(一)》,就是他部分胡思乱想、不依礼不依教的“异类”的天然开放,当然无法阻止与剿灭,甚至自己也永远无法结束它。——对它结而束之高阁,那是异端者独白的悲凉与无奈;对它结而束之示人,那是异端者谋求“异类”的同类。

因此,我的这篇《有人搭白》,也是一种“异想天开”:它只想表明我也是一个爱胡思乱想、不依礼不依教的“异类”。我是余杰你的同类,在这“异端”的孤寒里,想握住你年轻的热乎乎的手!

2000年元月~2月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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