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五章 关于新权威主义

说到底,戈尔巴乔夫只是比一般失败的改革者多做了一件事,确切地说是少做了一件事(戈氏最初也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戈氏的明智之处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去压制民主运动,就对民间的自由化运动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这就使得民间力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由于民间力量与保守势力形成互相斗争的左右两翼,那就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更大的机动余地。

政治上的结盟常常并不需要和别人订立某种公开的或秘密的契约,它主要取决于你的一种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独立的政治立场。

——文章摘录

‘六四’是个分水岭。

面对六四后的中国政局,民运人士有必要对各种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再思考。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有清醒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今后的事变有更充分的准备。

一、新权威主义的奇特命运

我们都还记得,在八九民运爆发前夕,国内知识界正围绕着新权威主义进行一场有趣的论战。此论战的有趣之处在于:

1.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基本上都是属于改革派阵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非保守派的老年人。这些人从原则上都并不排拒(甚而相当肯定)民主的价值,其中多数人后来都很积极地投入了八九民运并因此受到严酷的迫害,如今或是身陷囹圄,或是亡命天涯。

2.这一主张据说既得到了中共温和派赵紫阳的欣赏,又得到了强硬派邓小平的首肯(不过邓不喜欢‘新权威主义’这个名字),而他们两人在八九民运中的立场又是如此地大相径庭,其下场也迥然相异。

在八九民运中,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论战暂告休止。六四屠杀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有趣现象:那就是,民主派和强硬派双方都在猛批新权威主义,他们从相反的立场都对新权威主义采取了强烈否定的态度。

根据我的观察,在海外人士、海外民运队伍中。对新权威主义其实也仍然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比较多的人认为,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已经宣告了新权威主义的谬误和破产。较少的人则认为,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中止了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新权威主义的改革宏图大略的进行。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公开表示了这种遗憾。另外一些原先赞同新权威主义的改革派流亡人士虽然很少明言。但估计其内心深处也是持后一种态度的。

二、历史只提供材料,结论仍需争议

持有不同主张而相互争论的人们,都期盼着历史给他们提出明确的裁判。但历史所提供的回答不幸一向是模棱两可的。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人说,台湾经济即证明了新权威主义的正确。不过反对者却声称,台湾过去的戒严充其量起到了防止大陆中共政权侵犯的积极作用,它对台湾本身的政治经验发展并无正面意义。如果四十年前台湾就实行民主政治,则台湾的发展只会更好而不会更坏。简言之,取得成功的主张固然可以用自己的成功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然而未取得成功的主张却仍可坚持说,倘若早就实行它的主张,效果一定还会更好。毛泽东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在努力地学习西方,中国人就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总统制、试验过议会制,‘一切别的办法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唯有共产主义才取得了成功。但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则认为,共产党夺得了政权,只是说明它打赢了内战,不等于证明了它政治主张的正确。先前中国人搞君主立宪或议会民主没成功,完全是出于其它一些特定的偶然因素(譬如,倘清朝统治者不是少数民族,也就是不存在民族矛盾,则君主立宪就会成功),并不证明那些主张本身行不通。换言之,一个主张在现实中遭到挫败,坚持此主张的人可以否认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主张的错误,而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其它方面的因素。简言之,历史仅仅能够提供事实材料.它本身并不能直接宣布任何结论。正确的结论仍然不得不通过理论上的争辩才能确立。

三、对新权威主义的一般性批评

新权威主义从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不少人的强烈批评。国内的批评文章自不必说,在海外也发表过一些甚有见地的论述。比如华一夫的《再评新权威主义》(载《中国之春》一九九O年三月号)和丁学良《东亚模式与新权威主义》(载《民主中国》创刊号)。我对此一题目也写过一些东西(如《中国大陆会实行军管吗?》,载《中国之春》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上述文章中已经提出过的论点论据,我不打算重复。这裹,我只是准备以另外的一种角度对新权威主义再作一番分析。

四、权力的半导体性质:权力改革和改革权力

新权威主义者对权力抱有一种错觉。他们把权力看成导体——你既可以从这一端、也可从那一端输入电流,均能使得电流畅通无阻。乍一看去,这种看法和权力的定义正相符合,因为所谓权力便是指克服阻力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谁有权力?谁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结论。然而上述权力的定义乃是一个抽象的定义,世间一切权力都是具体的权力。这就是说,现实的权力都是有方向性的。它更像半导体,只能单面导电。权力不仅有量的区别(大小、强弱),而且还有质的规定。笼统地说某人或某集团有权力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知道他们有的是什么样的权力或者说做什么事的权力。中共的权力搞起专制、搞起指令性经济来或许得心应手。可是,一旦其中一些人、哪怕是权位最高的人,打算改弦易辙搞开放、搞自由经济。那么,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现他们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而这巨大的阻力首先来自于权力机构本身。在中国历史上,从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到这十年改革,改革派都曾经一度占据过优势权位,他们改革事业的失败,都是败在他们所寄身其间、并指望用它来推行改革的那个权力机构手中。

改革派并非全然不知此理。改革派人物一般也都了解,在用权力改革的同时亦需改革权力自身。他们最容易采用的办法,一个是引进同志、换血,一个是改革干部制度。所谓‘第三梯队’、所谓‘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均属第一种办法,计划中打算推行的公务员制度(即文官制)则属于第二种。后者由于上层阻力过大根本没有实施,故而不必多说。前一种办法行之有年,成效也是有的。可是这种不是通过用人制度的改变、而只是通过用人标准的改变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其效果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三梯队’没搞多久即变成笑柄,那也是意料中事。当然,这裹也有政治手腕高低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一个身居高位的改革者,若试图利用权力作相当大幅度的改革,仅仅靠着更换人马的小招术是万万不够的。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要利用既成的权力机构搞改革,如此你就必须改革这个权力机构自身。因此,你很可能只有三种下场:一是放弃改革意图,同化于既成权力机构:二是由于坚持改革而触怒既成机构,因而被权力机构所抛弃:三是你成功地打击了既成权力机构,而你自己恰好又正坐在它上面,因此你也就是打击了自己。这三种下场简言之便是:投降、垮台或同归于尽。在第一种情况下,你会继续保有权威,但这个权威不折不扣地是老权威,不会有什么新意。在后两种情况下你倒是‘新’了,不过已无权威可言。

这是否意味着全无成功的希望呢?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树立了一个榜样。五年以来,戈尔巴乔夫运用权力成功地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政治上取消一党专制、经济上明文规定人民有权永久地占有土地或工厂,这标志着改革已经进展到质变的阶段:与此同时,他也成功地改革了权力机构本身——上述重大决定都是经由苏共中央批准通过的,可见苏共中央本身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尤其令人深思的是,戈氏个人的地位,非但没有由于改革而削弱,反倒有了明显的加强——今日戈氏之权力无疑超过他的好几位前任,包括在位十八年之久的勃烈日涅夫和当年的赫鲁晓夫。其间奥妙安在?

说到底,戈尔巴乔夫只是比一般失败的改革者多做了一件事,确切地说是少做了一件事(戈氏最初也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戈氏的明智之处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去压制民主运动,就对民间的自由化运动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这就使得民间力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由于民间力量与保守势力形成了互相斗争的左右两翼,那就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更大的机动余地。和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主张压抑民主运动以加强党内改革派权力的构思刚刚相反,在苏联,恰好是民主力量的兴起,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党内改革派权力的作用。注意,这并不是说,苏联的民主力量向来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决非如此。苏联的民主力量一直是独立的,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党内民主派代表人物叶利钦不是就公开地批评过戈尔巴乔夫吗?民间的民主派就更不用说了。正是因为民主派作为一支独立于而不是依附于戈尔巴乔夫的力量,它才可能在整个政局中扮演一个抗衡保守派的角色,并使得戈氏本人能成为对立双方均可接受并难以取代的人物,也就是成为一个‘新权威’。

从来改革派领袖的最大弱点便是他没有众多的坚定支持者——这是他力图避免有众多的坚定反对者所必付的代价。改革派领袖不同于革命派领袖,后者的权威是建立在一大批坚定的支持者的拥护之上,前者则无此条件。改革派领袖要想获得足够的权威,他必须保护、必须释放出一支比他的立场更激烈的政治力量。在中共党内,由于有胡、赵一派与陈云等另一派的对立,邓小平得以保持较大的活动空间以及它人难以取代的平衡作用。然而,因为胡、赵等人本来就已经是上层中相对来说最激进的一翼,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党内重复邓的技巧。对于胡、赵等人而言,唯有通过民主力量的发生和发展,造成整个社会上的而不仅仅是党内的民主派与保守派的对立,才可能使自己赢得更大的权威。就这点而论,新权威主义者提出的抑制民主运动以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主张,对于胡、赵之类打算将改革推得更远的领袖人而言,恰恰是有害无利的。

新权威主义的主张,作为一种理论公开提出,是一九八八年。但是此一思潮早在民主墙后期便已存在。当时,一批年龄、经历相彷佛的年轻人,一部分投入民主运动,试图建立一支民间力量:另一部分则努力与高层改革派结为一体,自上而下推动经济改革。在那时,前一部分并不排斥后一部分人,而且一般还支持后一部分人:但后一部分人却常有排斥前一部分人的倾向。等到八九民运发生,这两部分人终又汇合一致,那实际上是后一部分人转而靠近前一部分人。有人纳闷:为什么新权威主义者又加入了民主运动?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这种转变其实是很自然的。遗憾的只是他门的这一步迈出得太迟了。

基于同理,我们看到,在八九民运中期,赵紫阳明确主张对民运采取温和态度,这种立场使得他一时间扳回了在民运兴起之前在党内上层岌岌可危的地位(据悉此前已内定赵的下台)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在这时,可惜的是大概也只是在这时,赵紫阳才意识到一支强大的民间力量对自己的重要。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广场,对学生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晚了’。对八九民运来说。赵紫阳也许仅仅来晚了一、两天或三、五天,但是对整个十年改革来说,赵紫阳的这一步就晚得太多了。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难道不正是八六年和八九年两次学运,把前后两位较开明的总书记搞下台的吗?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问题在于,如众所知,这两位总书记都是在学运之前就已经失势。而他们失势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抵挡不住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在于当时没有另一股公开的政治力量与党内保守派相抗衡。他们使自己成为公开的政治力量光谱上最激进的一翼。在此之前,他们就没有注意到过让民间力量有一种发生发展的机会。本来,七八-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已经证明了民间政治势力的潜在能量,八0年的大学生竞选运动则证明了大学生作为一支较易动员、较易组织、较易产生明确的共识和具有较高政治技巧的独立力量的巨大优势。可是,在此后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党内改革派都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他们只知道依照传统的方式扩展属于他们的政治力量,组织壮大属于自己派别的班底队伍,保护一些站在党内改革派一边的具有自由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一直不曾产生过让一支独立于他们的民间力量获得某种发展机会的观念。这其实是党内改革派、主张新权威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具有若干自由化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失误。

十年前,王希哲发表了一篇著名长文《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在文章中,王希哲警告说,如果党内改革派不懂得和党外民主派联合,他们总有一天会被保守派打倒。王希哲和当时《北京之春》杂志的一些朋友是希望以独立的民主派的立场自觉支持党内改革派的。这和那时一批同样自觉支持党内改革派、但无意于以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的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有着重大的原则性区别。不过,我却认为我们民间力量并无必要去自觉地支持党内改革派。我主张同党内改革派也要保持距离。这一来是由于我对党内改革派缺乏信任,二来是因为我相信,如果党内改革派确实想走得更远的话,我们采取这种独立的、同时又保持距离的作法客观上也是对他们有利的。当时,我们一批搞民运的小圈子中,不少人也喜欢分析上层人物的倾向和动态,猜测其中是否有真心搞自由民主的人。我的意见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对那些我们不可能洞悉其内心深层意愿的领导者进行什么猜测,我们只消按我们的原则行事即可。只要我们自己始终采取一种独立的、批判的、同时又审时度势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不会成为他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且客观上也会起到加强党内真正改革派地位的作用。政治上的结盟常常并不需要和别人订立某种公开的或秘密的契约,它主要取决于你的一种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独立的政治立场。这一道理,适用于当时,同样适用于八九民运,也适用于今后。

新权威主义者希望加强党内改革派的权力。民主运动本身却直接地要求削弱整个党的权力。这二者看来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新权威主义者毕竟只是把加强党内改革派权力视为尔后实行民主的一个过渡性手段,而民主运动在其发展的初期,客观上又确实会起到强化党内改革派地位的附带效应,所以二者又有可以结合的一面。新权威主义者的真正错误在于他们未能及早地看到这二者之间的奇特关系,从而对民主运动本身采取了一种抑制和反对的立场。他们未能体会到,党内改革派要加强自己的权力,必须改革权力结构,必须转变权力的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引入一支新的、独立的、更激进的力量。非如此不能造成新的权力格局,也就不能造成他们心目中的新权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需要申明一点的是,我并不认为在推进民主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要有一个‘新权威’或必须要经历一段‘新权威主义’的时光。以上我们讨论的,仅仅是探讨新权威主义者主张自身的内在错误。

五、新权威与旧权威

新权威主义者反对民主,倡导权威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认为政治上的民主制必须建立在经济上的市场制之上:现代意义的国家必须立足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在没有私有制、没有中产阶级的地方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根基的,因而是危险的。上述观点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它把问题当作了结论。你说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姑且假定如此,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这个前提呢?众所周知,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和共产党的专制,消灭或压制了私有制。因此,我们要么是希望共产党自己回心转意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用一党专制的力量去促进和保护私有制的再生和发展:要么便只有发动民间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私有制的复兴。既然后一种办法(也就是从事民主运动的办法)已经从理论上被新权威主义者所拒绝,因此我们便只有寄希望于共产党当局的自动转变。可是,你如何保证他们必定会自动转变呢?

对于这一层反驳。新权威主义者大概可以作出下列回答。新权威主义者会说,这个困难事实上已经解决。文革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借助于反四人帮极左路线上台的中共新政权不得不走上经济改革之路。从接受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几年来,中共的经济改革已经跨越了一个又一个关口,以致于形成不可逆转之势。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将迫使中共当局继续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一直推进到真正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目标(尽管中共会把它安上另一种名称)。一些主张新权威主义的朋友说,如果不是八九民运打断了经济改革的预定进程并导致了改革派下台、保守派得势的不幸局面,一系列更彻底的经济改革方案早已提出并付诸实施。中产阶级也已经在逐步形成与稳步发展。这就为尔后的民主政治准备了必需的基础。按照这些朋友的观点,如果不是一些幼稚的知识分子又不合时宜地鼓吹自由民主。并由此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民主运动,上述经济改革进程还会进行得更顺利一些。早产的民主运动助长了人们的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它不是加速而是延缓了整个中国现代化——其中也包括在下一阶段的政治民主化——的时间历程。

上述观点尽管具有一定的根据,但大体上说并不符合实际。它夸大了十年经济改革的成就,回避了改革在后期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我们知道,早在八九民运兴起之前,‘体改所’一批人就已经失去了他们过去一度拥有的对决策的重要影响力。赵紫阳本人的地位也已危在旦夕。在整个经济路线上,收紧倒退的倾向已经居于主导。这当然是党内保守派反攻的结果。但是保守派之所以能够举行这种很有成效的反攻,那不能仅仅归结为上层的某些人事变动。保守势力的上升首先地、主要地是利用了经济改革本身陷于危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至迟是在一九八八年的下半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局,即使是从普通人看来,也已是遭受到严重挫折。六四之后,一般人士都断言,中国的经济形势十分恶劣。这种恶劣局面,未必都是六四造成的,因为六四迄今还不到一年:它也不都是六四后国际上经济制裁造成的,因为国际制裁对整个中国经济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八九民运之所以会成为一场全民性的运动,那是跟广大民众对自身经济状况的强烈不满密切相关的。对应于把十年文革称为‘十年动乱’,阎淮把十年改革称为‘十年动乱’,或许失之偏颇。但是,起码是到了后期,中国经济改革的局势十分不妙,这一点应是确定无疑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会陷入危机,说来道理并不太复杂。首先,中共从事经济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明确宣布它要真正地放弃公有制计划经济、建立私有制市场经济,因为那样做会使共产党失去自己统治的一个最关键的意识形态基础,从而直接瓦解其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因此,它事实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全‘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大招牌之下,勉强而不得已地偷运一些自由经济的私货。且不说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党内保守派的反对,即使我们假定整个中共上层一致同意采取这种挂共产狗头,卖私产羊肉的政策,那么它在实际上也会引出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消极后果。

此前我已经证明,权力是半导体。一个权力若要实行一套与它自己过去一向奉行的方针截然相反的东西,必然会引起来自权力机构内部的强大反抗。这还仅只是权力的半导体性质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权力的半导体性质的另一个表现是,即使最高决策者克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阻抗,决意执行一套大刀阔斧的改革路线,它也不可能指望获得被统治者方面的有效配合,因而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经济改革向何处去》的长文,对这一点有较详细的讨论。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若要实行一套截然相反的方针,它势必会引起被统治者方面巨大的不信任。具体言之,当中共试图从事市场方面的经济改革,那便意味着它将使权力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不再是直接指挥者,使各种政策更多地建立在诱导功能之上。作为被政策诱导的民众,除非他们相信这些政策本身是稳定的、可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被它所透导。那么,民众如何能够相信这些新政策是稳定的、可靠的呢?一种办法是让民众握有影响决策的权力,民众相信凡是他们不喜欢变的政策就变不了。这就是要有民主。新权威主义者既然排除了民主的办法,他们就只有不断地说服广大民众相信决策者的改革决心和改革诚意。这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民众以往的长期的亲身经验全是告诉他们相反的东西。所以一向承认私有产权的传统式专制政权能够做到的事,一个历来否认私有产权的共产党政权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不同性质的专制权力之间的不容否认的原则区别。新权威主义者希望让中共政权去完成亚洲四小龙政权所完成的工作,那自然是办不到的。换言之,除非改朝换代,把中共政权变成一个右的专制政权,新权威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我在一九八八年即指出:如果要在中国大陆实行新权威主义,那只能是建立一个右的、非共产主义的军事政权。

世人皆知,当今中国经济生活最为突出的现象莫过于普遍的、严重的短期行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一则表明了中国的经济业已脱离了公有制指令性经济的旧体制——在旧体制下,多数人根本没有追求私利的机会和条件:二则表明了中国的经济生活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轨道——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一般人们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长期信心。你可以说这是新旧体制转型期间难免的阵痛,因为从旧体制的此岸进入新体制的彼岸需要一段过渡。但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专家早就警告过:你不能指望用跳两次的办法跨越一道深沟。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正好是掉进了沟底:改革派无力把它拉上彼岸——十三大后赵紫阳一派的努力遭到失败即是明证:保守派亦无力把它拖回此岸——李鹏等人在六四之后的所作所为不会奏效也是不言而喻。我认为,新权威主义者(包括赵紫阳本人)没有太多理由可以抱怨历史未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机会,是他们自己的失策导致了今日的失败。以前,人们总是嘲笑苏联人先搞政治改革的作法只是使得知识分子高兴而未能给一般民众带来实惠,总是批评苏联的经济改革远远落后于中国。现在我们看到,在苏共宣布取消一党专制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苏联就作出了允许私人永久地占有土地等更为彻底的决定。这种一步跨过深沟的作法,其动力正是来自政治上的开放民主。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作保障,由于有了土地私人所有权的明确肯定,苏联农民的短期行为(譬如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一定会比中国轻微得多。八年前,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一手压制民主运动,一手大力推展经济改革,似乎是新权威主义的身体力行。但以雅氏之干练,终究也是一败涂地。现在,苏联与东欧都越过了政治转型的关节点。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给它们带来了以下两种好处:第一,借助于政治民主之利,这些国家都开始了明确的、而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或挂羊头卖狗肉地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改革:第二,由于权力的分享或转移,造成了责任的分担或化解,从而使得经济及其它方面的重建工作得以在新的基础上较为顺利地推行。当然,到目前为止,苏联与东欧各国的转型尚未最终完成(尤其是苏联),未来一段时期是否会出现其它变化,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将不可能死灰复燃。退一万步讲,即使苏联或东欧又发生新的巨大动荡而使得一种集中权力再度成为现实,那也只能是一种非共性质的集权而不再是共产党式的集权。换句话。如果未来苏联或东欧再度出现某种专制政权,那只可能是右翼专制政权。这种右翼专制政权将十分类似于过去亚洲四小龙式的专制政权。由于这种右的专制在原则上承认议会民主的基本价值,因而它的专制一来是有限的,二来是过渡的。只有这种、非共性质的专制政权,才可能成为所谓新权威主义的载体。

毫无疑问,与左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相比,上述右的专制会是一种‘较小的恶’。但是,从民主派的立场出发,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应当力求避免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废墟上,再出现一个新的、虽然是较为有限的另一种专制。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把握住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要素。纵然我们不能一步而达到最高度的民主,至少我们要保有最低度的民主。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将是对我们民主派人士的一个重大考验。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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