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特殊历史关系

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朝鲜一直与中国保持着「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此处借用李登辉描述两岸关系语)。以种族血统和文化源流而论,古代的中朝特殊关系或可与近现代的英美特殊关系相类比。自司马迁在《史记》里设立「朝鲜列传」──该「列传」排在匈奴、南越(今广东、广西及越南中北部)、东越(今浙东丶闽东地区)之後,西南夷(今云南丶贵州及川甘南部)、淮南衡山、大宛(今新疆境内)之前──以来,二十四史均依例为朝鲜立传,朝鲜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正史中拥有如此地位的外国。朝鲜的特殊性在於,它既没有像匈奴、突厥等强邻那样勃然而兴又倏然而灭,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也没有像其他「四夷」那样因为持续不断的汉化而最终「内附」,被并入中国版图,而是一直保持着既在文化上高度中国化、又在政治上基本独立的形态,以中国历史的伴随者、中华文明的参与者、中原政治的追随者的姿态而持续存在,延续至近代。朝鲜民族与汉民族关系之紧密,朝鲜文化与中华文化渊源之深厚,比中华民族五十五个非汉族成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更胜一筹。由於这种悠久的亲密关系,以至满人入关之後,朝鲜儒生士子心理上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此后的朝鲜才是「中国」,而中国已成夷狄。

明清两代,朝鲜都是排名第一的模范藩属国,中朝关系则是中国天子之治的国际秩序里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典范。在这种特殊关系中,中国是宗主国、保护国,朝鲜是朝贡国、藩属国,後者不能享有完整的「独立主权」,其新王登基需由中国皇帝册封,建储、册妃等宫廷内务要由中国皇帝恩准才有合法性,重大事件、重要政策等「内政」亦需向中国朝廷报告。朝鲜政府内部若有官员出现反华言行,也会被中国皇帝饬谕解职并押解中国受罚。但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另一面,则是中国对朝鲜的国家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当朝鲜发生内部叛乱和外敌入侵时,中国都会责无旁贷,挺身相救。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半岛总人口在七年对日战争中损失了六分之五,如无明朝军队的大力援助,彼时朝鲜已然灭国,劫後馀生的朝鲜民族恐亦早已被迫同化为大和民族的一部分。而明朝经此一战,导致国库空虚,镇守辽东的辽镇战斗力锐减,努尔哈赤的满人部落趁机崛起。战胜日本之後不到五十年,明朝也就灭亡了。

及至近代,中日甲午之战亦由清政府保卫朝鲜而起,因中国战败才使朝鲜失去了靠山(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中承认朝鲜是「完整无缺的独立自主国家」),不久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场战争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甲午战争与鸦片战争在性质上颇为不同,某种程度上,两次鸦片战争英、法强迫中国答应的「五口通商」、「外使驻京」并非主权意义上的「丧权辱国」,不过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对外开放」而已,而甲午战败则直接导致了台湾岛被割让,并激发了日本、沙俄抢夺、瓜分中国远东和东北领土的狂潮。甲午战争仅七年後,大清国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场众所周知的中国援朝之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政府的「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拯救了悍然发动战争的金日成政权,使得这个胆大妄为的世袭流氓政权存续至今且为祸至今。而中国所得到的报应,则是从此陷入一个地缘政治的陷阱、一个军事与外交危机的无底洞。中国需要一边无休无止地援助北朝鲜金家王朝,另一边穷於应付金家王朝所制造的各种国际事端,至今看不到中国走出这一陷阱的希望。

历史的经验似乎表明:朝鲜半岛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若朝鲜出大事,往往是中国出大事的前奏。除了地理因素之外,历史的经验大概就是所谓「休戚与共」、「唇亡齿寒」的来由吧。

朝鲜问题由来

朝鲜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国,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後不仅没有得到《开罗宣言》所许诺的「自由独立」,也没有如雅尔塔会议所设想的那样由美、苏、中、英四国共同托管以便产生统一的朝鲜自治政府,反而阴差阳错被美苏两大国以三八线为界实施肢解,从此,南北韩与东西德一样,成了国际冷战的前沿阵地。六十七年前的朝鲜战争,从冷战延至当今的所谓「朝鲜问题」,均由此发端。

对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一点不亚於中国人的朝鲜民族来说,日本作孽、朝鲜受罚这种离奇遭遇堪称奇耻大辱,深深地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感情」。金日成七拼八凑的所谓「主体思想」之所以在北朝鲜具有洗脑功能,在於它以「政治的自主、经济的自立、国防的自卫」弘扬了民族主义,利用了朝鲜人民由於历史屈辱所唤醒的民族尊严感。

如今冷战早已结束,柏林墙已成历史,三八线却仍然壁垒森严。但是,分界线两边的政府和人民都知道,半岛的政治统一是迟早的事,不是北边统一南边,就是南边统一北边,因为分裂、分离既不是朝鲜民族的自愿,也未必符合东北亚各国和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如果说在冷战时代,曾经闪现过北朝鲜统一南韩的一线曙光,那麽在冷战终结、北朝鲜在世袭性极权主义体制下沦为赤贫如洗的流氓国家、南韩则已建成稳定的民主体制并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半岛统一的终极解决方案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悬念。金家王朝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它的统治无可称道,不配成为半岛统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南韩政经体制将是未来半岛统一政权的「主体」。这一明眼人一望而知的事实,正是平壤政权穷途末路、焦头烂额、破罐破摔、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原因所在。

平壤与北京

平壤政权从来就不是北京的傀儡,甚至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张牌。如同前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一样,北朝鲜是由斯大林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平壤对莫斯科惟命是从,对北京并不买账,反倒是莫斯科屡屡在中朝争执中偏袒北京,志愿军入朝作战也没有改变金氏政权亲苏疏中的局面。事实上,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自始存疑,朝鲜战争从发动、作战到停战谈判期间,金日成都极不尊重中国的意见,与毛泽东丶、彭德怀屡起激烈冲突,以至毛曾向赫鲁晓夫抱怨「金日成迟早是革命的叛徒」。只是在中苏交恶之後,毛甘愿做冤大头,朝鲜才又成了中苏争相拉拢的香饽饽。

朝鲜在中苏之间两面通吃的好日子不长,在中美和解、苏联瓦解丶、韩国经济起飞并民主化、中韩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朝鲜政权风雨飘摇、四面楚歌,逐渐由愤怒、焦虑而至偏执、疯狂,固执地走上了对内加剧极权恐怖统治、对外频频发动武装挑衅、试图以核武器为世袭独裁政权延年益寿的「先军政治」不归路。

中韩建交以来,中国与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呈现中朝渐冷、中韩渐热的变化态势。但是,出於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中共政权始终没有走出金家王朝无论犯多大罪孽还是「同志加兄弟」、韩国无论对华交往多麽密切也是「美国的傀儡」的认知误区,即使在朝鲜一再触犯中国利益,一再给中美中韩关系找麻烦的情况下,中共仍然不能下定决心对朝鲜的拥核战略进行实实在在的反击和制裁。个中缘由,一是中共不愿意看到金家王朝覆灭、朝鲜「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二是更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统一、美国对中国的「遏制」逼近家门口。

「不要命」的拥核战略

金正日曾经说过,如果朝鲜政权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这是典型的亡命之徒病态心理。金氏父子放弃中国式改革开放道路,抗拒半岛和平统一方案,拒绝「六方会谈」多边外交管道,一门心思实施以核武保政权的战略,是因为在金氏政权看来,改革开放是找死,和平统一是速死,而拥核自重或许可以不死。某种意义上,平壤也算是「成功」了,正如老北京俗语所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在核爆、制裁、再核爆、再制裁的恶性循环之中,金家王朝已充分展现了它「不要命」的架势,而国际社会拿它无计可施:打又不能打,投鼠忌器;谈又没法谈,不可理喻。

但是,形势比人强,金正恩拒不听从中共的劝告,在对抗国际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走到了美国、韩国、日本的容忍极限;韩国毫不理会中国的愤怒,坚持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的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受到了来自三八线两侧的挤压。同时,中国被逼到了墙角,在朝鲜问题上已然成为一个朝鲜不听话、韩国不买账、日本不服气、美国不高兴的尴尬角色。目前,史上最大规模的韩美军演正在进行,朝鲜声称将超强硬应对,半岛局势空前紧张。朝鲜一意孤行,不排除铤而走险,美韩步步紧逼,随时可能擦枪走火,朝鲜半岛出大事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了。

上月中旬,受中国政府庇护的朝鲜「废太子」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毒杀身亡,让中朝关系雪上加霜。这是金正恩继弑姑父张成泽之後再次出手清洗「王室成员」中的亲中派,此举让中国政府保留金氏政权但更换最高统治者的可能预案也泡了汤。除了对北朝鲜经济上断供、对韩国进行经济制裁之外,实际上,北京已经没有更好的干预半岛局势的选择了。而断供可能导致平壤与北京彻底翻脸,抵制乐天、限制游客入韩等经济制裁措施也只能恶化中韩感情,对阻止萨德入韩毫无意义。

朝鲜问题终极解决

对於朝核危机,中共的绥靖政策没意义,「六方会谈」没意义,韩国的「阳光政策」、美国的「弃核换经援」也都没有什麽意义。金家王朝打定主意要靠核武器保权、保命、保江山,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说服它放弃核武器的。其实,十多年前就已经一目了然:欲解决朝核危机,非推翻金家王朝不可,只是有关各方谁也不肯率先说破这一结局。

朝核危机远不是朝鲜问题的全部。二战导致朝鲜被肢解的历史错误应该被纠正,冷战在东亚的最後遗存应该被清除,北朝鲜人民极度糟糕的生活水平和人权状况也应该得到改善。换言之,即使金氏政权不搞核武器,北朝鲜这样一个个人崇拜盛行、人民生活贫苦、对内穷凶极恶、对外张牙舞爪的世袭流氓国家也理应被国际社会所孤立、所唾弃。一个没有金氏王朝的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朝鲜半岛不仅是朝核危机的唯一解决之道,也是朝鲜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

鉴於文化、历史、地理上的紧密关联,朝鲜问题的终极解决,中国不可能缺席。但做什麽角色、起什麽作用,是给苦难深重的北朝鲜人民造福,还是继续给东亚各国和全世界添堵,则视乎中共当权者的决断。正如中朝关系漫长的历史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每一次援朝战争总会或多或少改变中国的国运,朝鲜出大事往往是中国出大事的前奏,这一次大概也不会例外。

来源:《动向》杂志2007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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