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

——维特根斯坦

王力雄是我喜欢的,也是我所敬重的。为了他的《天葬》、《黄祸》,为了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生活样态,为了他宣布退出中国作协的磊落举动和对正义作为“写作自由第一要义”的坚守,更因着他为藏族活佛阿安扎西“罪案”拍案而起、抱打不平的行为,我敬重他、由衷佩服他。老实说即使没有别的,光一部《天葬》也抵过了数十年来那么多御用文人炮制的文字垃圾。说到喜欢,是喜欢他这个人,淳厚、自然、妥帖而且沉稳。曾跟要好的朋友私下讲,雄哥真真是当今中国有修为的人。一个人的行为处事,有时候比文章还要文章。

因为上述原因,有了下面文字。

去年以来,王力雄写了许多短小精干的政论随笔,据说在“多维”网上连续发表,同时以发送邮件的方式寻找更多阅读。承蒙不弃,“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我每隔两三天收到一篇。对于作者的思考路径,我自以为比较了解;对他思考的连贯性、系统性和自成一格,也应该说有领略。所以大多数读后就拉倒,提不出什么意见来。更准确说,内心是深以为他有理的。正当这时,一篇题为《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看“大坝僵局”》的短文使我放慢了阅读,脑子里渐渐冒出许多问号来。为了对理解负责,把作者以前写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找来参照,疑惑更加深了,连带产生了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一、谁排斥谁:把问题颠倒了

《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看“大坝僵局”》一文,援引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对“邓的六四情结”的体认,指出现存体制“刚性”至此,以至虽屡屡有人启动政改,并不能长期找到“共产党与民主政治相容的弹性”:“专制与民主之间是没有妥协的,要么彻底专制,要么彻底民主,任何中间状态都只能是暂时”。因而设身处地讲,“邓的六四”迫不得已。话说到此,已经突兀。不过王力雄显然要接过话头进一步讲,他说不光“邓的六四”、其实中共几十年来都是如此过来:“对中共而言,这种教训在以往的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时都有验证。相比之下,专制可以容忍有限的民主,甚至有时还会希望利用有限的民主,民主却不会容忍和臣服专制,哪怕是开明的专制。”——话到这里,我不能不皱眉。当然“接着讲”的人可能解释,这里涉及的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客观事实。我想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当然该分开,可这里究竟涉及主观价值还是客观事实,可能有待分说。不说抽象了,单说1949年以来“只要专制给民主放开一点空间,民主就会在多元互动的状况下形成得寸进尺、不断扩张的态势……民主注定要步步紧逼,直到专制政权彻底垮台”,我想很难作为事实成立。那跟事实太远。当然你会说这里有个“对中共而言”的限定,我觉得限定本身就不乏自做多情且大包大揽的成分。信奉“朕即国家”的超级强人毛泽东尚且讲:“我们党是三山五岳,是个联合会。”王力雄笔下那个铁板一块、且始终如一的“中共”让我们哪里寻去?

这篇文章得写,哪怕会失却温婉。

首先指出,王力雄的行文存在明显的概念模糊乃至混乱。比如文中的“专制”与“民主”两概念,如果只作为政治学的抽象未尝不可,可我们面对、讨论的是中国当代政治。政治学的范畴落实到现实政治史的形下层面,老实说需要完成从“道”到“肉身”的转变。它们不是那么一对一的。把“专制”、“民主”那些大词不加分说直接分配给某些人事,显然先有谬爱或者厚侮事实的可能。说是事实,已是价值。何况在当代中国语境,“专制”与“民主”非同一层面也非同一吨量级。在中国当代,“专制”云云虽然包括意识形态,更主要的是一种结构化、物质化的东西,那被派为它的对立面的“民主”则远远不是。当代中国的“民主”,不管怎么说其精神的成分、动力的比重都要重得多。易言之,一个是“武器的批判”,一个是“批判的武器”,岂能不加分别地同台对垒、同台献艺?让它们棋逢对手、针锋相对,表面上看是一视同仁的公正,其实内中的不公正是显见的。让人想到传说的田忌赛马,赛事没有开始,输赢已在其中。我想说的是,王文中看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客观,根本是一种臆造、一种虚妄。更何况在那显见的虚妄基础上,作者得寸进尺臆造出一个更大的虚妄来:什么“相比之下,专制可以容忍有限的民主,甚至有时还会希望利用有限的民主,民主却不会容忍和臣服专制,哪怕是开明的专制”之类。——老实说,看到这样话我忍不住要揉眼睛。王力雄,你大概把问题弄颠倒了!

我想,相反的话更合理也更符合事实。那就是无论中外,“相比之下”民主往往容忍有限的专制,那专制却并不容忍和臣服民主。比如无论近代还是当代,也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万恶的”自由世界其实允许其“掘墓人”存在,哪怕后者公然宣称以埋葬它的母体为天职。那个立志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德国书生马克思且不说(他的实际命运比我们渲染的好得多),以有洁癖的我们的眼光衡量“自由世界”藏污纳垢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时我们觉着,自由社会自由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它们甚至“软弱可欺”到绥靖、放任新旧纳粹、黑社会和各种“邪教”存在),相比之下极权体制却有许多显见的优越性。别说新老左派津津乐道了,有些右派也表露出赞羡之情。——当然这里说的一般情况。开放社会开放得乱七八糟,极权社会却讲究纯净。需要思想的成熟,人们才理解自由社会表面上“丧失原则”,其实注重的是最高原则,那就是人性、自由本身。人性本身不干净,自由简直乱七八糟。“万物皆自得,欣欣各自私”。一个自由、不同表述。或者说,允许不同表述才有真自由。至于相反的情形,可能无需我多举例?比如:苏俄十月革命后有短暂的“孟什维克”共存,很快后者就知道遇到了什么。还有1949年后的中国,1957年反右前似乎有“联合政府”的影子,好歹有几个重要职位、部长议席由“民主党派人士”出任,虽说实际运作是另外一回事。⑴很快人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发生的事情与苏俄其实相仿佛。——究竟是谁得陇望蜀、寸土必争?所以我说,所谓民主容忍有限的专制、还是“专制容忍有限的民主”的问题,无论放在东方和西方都可能不成立。可能相比之下,比东西之别更加紧要的,是历史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举一个鲜活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头几年,“姓社姓资”争论激烈的时候,有位开明派要员提出不要争了,不如划一块地方作为你们“左派”试验田,只要有人愿跟你们。我们搞特区,你们搞边区。这位要员的话显得书生气了,因为对方虽对搞“边区”没有信心,但他们志存高远要“全国山河一片红”;醉翁之意岂在“姓社姓资”,根本在专制的卧榻之侧不容民主打酣。时至今日,经济方面向“国际惯例”演进的中国允许华西村、南街村那样有限的“边区”存在,政权禁锢的中国怎样对待“一国两制”许诺下回归的香港“特区”,大家也看清了。谁容忍谁、谁又不容忍谁的问题,难道真的需要多说?

想到一些类似的议论。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关于“社会领域”的谈论渐多,持各种不同“主义”者都对它寄予希望。有人明确提出,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领域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所以不必纠缠政治改革问题,经济和社会改革完成了,政治改革就水到渠成了。有人甚至善意提醒:在当下中国,“社会领域”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不是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等。对此,学者秦晖先生精辟分析:当然,不能把宝都押在政治改革上。事实上各部门的改革是互动的,问题只在这种互动是良性还是恶性?当今问题,恐怕不是第三部门或其他领域的人们“纠缠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传统政治“纠缠”第三部门和其他领域。秦晖说,我不明白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怎么会存在是否“双赢”、是否“容忍对方”或者是否“谁吃掉谁”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在任何地方第三部门都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也许有地方第三部门被“看作是政府控制公民的领域”,但大概不会有任何地方第三部门会成为“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第三部门是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不是反对党。反对党与政府之间可能有合作还是对抗的问题,有零和还是双赢两种博弈形式。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在逻辑上没有这类问题。第三部门天生是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它不可能、无能力也无动机来取政府而代之,更谈不上“吃掉”政府。至于政府是否想取代或“吃掉”第三部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政府与第三部门事实上合作得如何,主要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取决于第三部门。而所谓取决于政府,实际上就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三部门“吃掉”政府的事,但相反的事则不乏其例。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例,就要求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所以“双赢”、“大团圆”等等,恐怕都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分滞后为条件。⑵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口口声声要扩大社会领域,不从“小政府”入手、光想从“大社会”一端用力,可能吗?“小政府、大社会”口号喊了那么久,实际效果如何,症结究竟何在?我想道理明摆的,用不着挖空心思故作高深。

二、“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等:“验证”什么?

当然在王力雄,问题不是那么普遍。他不是牵扯太广,而是着眼于中国当代历史、当今现实、当下困局就事论事讨论。具体到那篇小文,他指的不过是“对中共而言”确实有过若干次“教训”:除了“邓的六四情结”外,还有“以往的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等。在那几件事上,中共都是有教训的。我承认,那几件事“对中共而言”究竟构成怎样的“教训”,不是我这种局外人所能知道的。俗谚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腰也不疼。不过作为普通的历史读者,又多少经历了些人事,我觉得就目前披露的事实,那几桩事情与王力雄想要证明的论点相去甚远。

“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通常的“提法”是反右、文化大革命、民主墙运动。这三件事,除了民主墙运动至今鲜为人知(当局不愿人知道),前两件毕竟是天宝旧事。它们与现当局没有太多直接责任,故我们了解相对多些。它们能够不变形地纳入王力雄的解释框架吗?我怀疑。先说反右。反右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辉煌胜利,⑶主要为解决民主党派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问题。平心而论,章、罗们的民主理念与共产极权主义没法共存。话说回来,中共与当时“民主党派”的历史恩怨、理念冲突即使确实有,是否已经到了一触即发、不共戴天的地步?具体讲,即令彼此政见不同形同冰炭,是否事实上已达“一放即乱”、民主人士誓欲“专制政权彻底垮台”的地步?老实说需要评估、分析。现实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人未必不能和睦相处;而处理理论上的是非,老实说“不争论”未必不是一种有效处理。——1957年,毛泽东取胜的战术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方面资料,仅我看到的就有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丁杼《阳谋》等。⑷作为反右运动亲历者,李慎之先生《大民主和小民主》、《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引蛇出洞的?》等文献也很重要,他提出1957年不是“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压根儿就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⑸(用何家栋先生的说法,乃是“图穷匕首见”——“所谓新民主、人民民主其实是‘专政’的一种包装,图穷匕见,就动刀子。我们都被迷惑了。”)——与这种主流看法相反,王力雄对反右的理解可谓别出心裁。《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写道:1957年的“鸣放”因为很短时间就变成“反右”,人们普遍认为那从一开始就是个定计设局的“阳谋”。没有证据可以反驳这一点,但我并不因为毛自己说过“引蛇出洞”就完全相信。作者更愿意认为发动鸣放,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出于对官僚集团的警惕,主张“人民监督政府”,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希望通过社会上、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至于后来的事情,是因为“鸣放”热潮一旦真被推动起来,很快就超出毛能容忍的界限,直捣“党天下”的专制基础,“他由此恼羞成怒”。——说当政者“恼羞成怒”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太笼统。狼吃小羊还恼羞成怒呢,不好说那是它吃小羊的首要理由。这方面心理分析重要,事实的分析更重要。一个不争之实是,1957年那些“激进”的右派言论,是被心怀叵测地反复动员出来的。别的不表,单表那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都是当局下决心反击“右派猖狂进攻”后出笼的:五月十五日,强人毛泽东写《走向反面》(后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随后二十一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二十二日,罗隆基提“平反委员会”;再到六月一日,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提出“党天下”问题。说明什么?王力雄可以替毛泽东设身处地,说后来的事情可能“防卫过当”而非“师出无名”,因为人家毕竟“恼羞成怒”了。面对那个狼吃小羊般的“名”,我们不妨“死认真”讲:“就算水搅浑了,可我在下游、你在上游啊。”

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人把毛泽东看成内心阴暗、翻云覆雨的暴君不同,王力雄更愿意把毛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表现在“反右”问题上,他认为毛发动“鸣放”主观上是真诚的,毛在践行他的“毛泽东主义”。力雄念念在兹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兴亡周期率”和“民主新路”的“窑洞对话”:“后人把毛这一回答看作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争取民意所许的轻诺。我相信做表面文章的成分会有,但是内里有没有真实的成分?……而”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从毛泽东掌权后的脉络看,应该说是一直在进行摸索和尝试的。”⑹我倒想问:力雄为什么不提《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书中那些“庄严承诺”呢?把问题展开来讨论不是更好?书生王力雄把毛泽东看成了自己一样的人。他用“毛主义”的标尺削足适履,不仅削历史事实之足、也削毛泽东个人之足。其实,“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李慎之先生有理由兴叹。一个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暴君,或者借用章伯钧被揭发说过的话,“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⑺他岂是王力雄所刻画的那幅形象?“毛主义”又是怎样的“主义”呢?——据跟毛打过交道的理论家王若水先生分析:1949年后,“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这样一个“毛主义”被指认为“理想主义”,只好说此处的“理想主义”与我们通常使用很不相同。不,应该说王力雄对“毛主义”是批判的,只是那种类似“好心办坏事”的批判让人不知其可。我赞同这样的前提:“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高华)何况中国的政治家。熟谙中国的外国人讲:“一位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政治的文件,就像是卢梭的《忏悔录》,情感最高尚,行为最肮脏。”(引自史密斯《中国人气质》)这方面毛泽东的表现不在人后,真正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如果历史研究者只听其言不观其行,就会距离真实的毛泽东相距千里万里:譬如,我们能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乃至“还我王实味”等宽厚仁慈的话理解几十年的血腥镇压?能以毛老人家会见尼克松时说过“我喜欢右派”的话来理解中国的“1957”?能以他“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诗句理解他对“彭大将军”的真正内心?或者,我们能以他关于“五七干校”的理想化语言体认实际“干校”生活?能够以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模仿“喷气式”的幽默来理解文革的批斗和武斗?……答案该是不言而喻。老实说,“相比之下”我更接受王若水、李慎之那些人对毛泽东的认识、理解,而对《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的书生气不敢恭维。

再说文革。《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如是说: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义一次空前集中的综合体现。毛搞那场运动的根本动机,并非后来认定的在争夺权力。他要争夺权力无须把运动搞得那样大。透过表象,文革的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其实相当完整,那就是毛泽东痛恨官僚集团,想要人民“按照他的要求对政府进行他所希望的监督”。正是出于这种“战略考虑”,他才把看上去明明与文化无关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正因如此,文革可以视为是“大民主”的充分实践:“尤其在文革开始的最初两年,中国大地到处造反、夺权、串联、游斗当权派、成立团体和组织、自办报纸电台、撒传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人物一夜成为明星、原来从不出远门的青年免费闯荡天南海北、各种规矩制度全部作废、甚至可以真刀真枪地打内战……除了攻击毛和他身边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他政治自由几乎无一不有,且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然,作者及时声明“那并不是真的自由”——“文革年代的‘自由’只是体现在对程序的摧毁上,而专制则体现为对思想的绝对主宰和不容异端。二者在那年代同时达到顶峰,但无疑专制是最基本的。”该怎么评说呢?我也承认运动初的“乱”是部分事实,浑水摸鱼、鱼龙混杂中产生一些真正的异端思想本来正常,⑻但这里“政治自由前所未有”的断语还是离奇。我想关键是要对“政治自由”有所定义。按照通常的理解,文革所谓“四大”不是什么政治自由。如同以前的大鸣大放是被动员来“帮助整风”,现在的红卫兵运动也不过是“奉旨造反”。“造反”为了“卫东”,“奉旨”何来自由?所以那时,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专制是最基本的”。

王力雄的结论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他的叙述。他的叙述、行文真是鱼目混珠。除了前面指出的,还有:“我决不否认毛有阴暗和暴虐一面,以及文革对中国人民是一场浩劫”,问题是这不是全部:“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内心阴暗、专事弄权的暴君,无疑可以使在毛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要言之,王力雄主张从“原则”角度理解毛泽东,“不带价值判断”地“理清毛泽东主义”,结果他把君师合一的超级秦始皇理想化、书生化了。⑼不能不说,与其说他在探讨毛泽东的理念,不如说在理念化毛泽东;与其说旨在解剖毛泽东及其文革,不如说旨在粉碎“绝对真理”观。够苦心孤诣的,但借题发挥、指桑骂槐不能让人心服。我想按照常识,毛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那是西方现代哲学粉碎的目标),而是一个用时髦话来说是“权力话语”、旧话来说是“神道设教”的问题。——借助钟魁打鬼,是否有点隔靴搔痒、不着边际?难道只因毛喜读古书,马基雅维利式的奸雄就成了《聊斋志异》中的书生?所谓“毛主义”难道真的值得当真?!的确,有研究者提出批评:“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断裂。这也是他的最大失败,最大的自我否定。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却被他自己抛弃了。继而精心构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集中反映在第五卷中,又为实践所否定。”(何家栋语)这样的话,我想是现象不是的评。对被称为伟大理论家的毛,我觉得还是理论家王若水看法精辟,他指出:毛泽东往往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牺牲理论的一贯性和严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在文革时期走向极端。例如:从原则上反对批判个人崇拜;否定“合二为一”,只讲“一分为二”,并把辩证法简单地归结为“两分法”;以辩证法的名义提出“斗争哲学”,对真正的辩证法造成极大的误解和混乱;以主观唯意志论代替马克思的唯物论等。“毛泽东并非由于他在哲学理论上的失误而导致他行为上的失误,相反,他的哲学观点的改变,是为他的错误行为做辩护。”⑽——这样的人,大概很难称为“伟大理论家”。从网上看到一种议论:“毛让刘主持搞文革的50天,应该是蓄谋已久的引蛇出洞了”,我觉得很有道理。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毛泽东毕竟毛泽东,《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的叙述可怜无补费功夫。而到《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看“大坝僵局”》,“文革造反”三级跳地成为证明民主势力“得寸进尺、不断扩张”、专制政权不得不“先开明后镇压”的事例,你说奇也不奇?!

二十几年后看文革,依旧不能尘埃落定。究竟为什么?原因不能尽述,我总觉得“文革”后当局出于策略考虑,把“大民主”、“大字报”之类作用夸大了,好像它不是动乱制造者毛泽东操控自如的工具,而是动乱的起因和根源似的。新当局多数人吃过文革的苦头,又不想丢弃毛泽东这面旗帜,必须对文革动乱做出垄断性的解释。根据指鹿为马的准则和一箭双雕的智慧,“四大”之类被派为文革灾难的替罪羊。如同此前此后许多人(如新左派)把它理想化了,否定文革的新当局把它妖魔化。说法代替了记忆,文革真相处于无明状态,许多罪恶得以延续。但,一点不多的童年经验使我对此素有疑惑。记得小时候,有次在上小学的乡间路上口诵“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亲身老子威胁要把我送到公安局去。我才六、七岁,亲父亲的翻脸使我魂飞魄散。后来想,他可能怕小孩子出口无忌、殃及大人,可我清楚记得那时所有的大人、小孩都那样喊。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一直被动员“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怎么想都跟“政治爆炸”了不相关。除非“识时务为俊杰”、“胳膊拧不过大腿”是“讲政治”。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不该只记得“四大”之类而忘记《公安六条》等更为重要的东西。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一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或呼发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据此便有了“恶毒攻击罪”。“公安六条”明文规定“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革命言论。”我们知道“反动言论”包罗万象,可以说比过去的“文字狱”厉害多了。⑾记得那时,公判、公审与游街、看枪毙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所谓“天下大乱”,可能文革初确有一点点,对我个人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整个国家是一个军营,敌人当然是美帝、苏修、蒋介石。经历了改革开放,我们能看清那“最最最专制”的性质,不夸张说是“法西斯专政”(邓小平语)时代。过去了,不堪回首。记忆的尾巴是毛泽东去世不久,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还记得,那天下午在操场上听了沉痛至极的卟告,回来跟邻居魏大妈哀哀切切讲:“毛主席……死了。”大妈吓了一跳:“孩子,可不敢乱说。”我没有乱说,确实是毛主席死了。没有那样的事情我却那样说了,可能该死的就是我了。——其实我愿意死,假如自己的死能够换取毛主席多活一分种、一秒钟。我想全国人民大多愿死,只要能让毛老人家永远活着。后来的上大学和“思想解放运动”,方使我告别了幸福。

再说民主墙。老实说西单民主墙,至今许多人没听说过。听说过的也多不明就里。其实不说现在了,即使当时它掀起多大浪头还费思量。说这话不是贬低伟大民主墙的意义,而是说它在当时的影响作用实在不好说。现在听到人说“民主墙”“得寸进尺、不断扩张”而促使专制政权“先开明后镇压”,我想起那喊叫“狼来了”的孩子。记得那时,我在偏远西北的一个落后县城上高二。那时要安排大量时间“政治学习”。记得有一次早晨,我所尊敬、亦宠爱我的班主任老师一登讲台,就气呼呼说:有人太不象话了,居然给美国卡特总统写信,要他来领导我们中国。那时,正是“邓大人”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⑿也是中共事业“同治中兴”的时候,听到世上居然有这等“败类”、“小丑”献宝,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那时我小,清晰感受不是可气而是可笑。我们共产党的江山是铁打的,有这种小丑真的“蚍蜉撼树不自量”,当时确实那种感觉。后来听到一点介绍,觉得民主墙那些人太先知先觉,但也太“激进主义”。再后来听说,那些人内部其实也有分歧,魏京生的“偏激”主张不被普遍赞成。再到后来听说,民主墙运动跟当时党内许多事情有关,邓大人在与英明领袖华主席及“凡是”派扳手劲中一度借重了社会民主化力量(“民主墙那些大字报,读起来真带劲”:“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可一旦权力到手就翻脸不认人。究竟真相如何,我至今不明了。当然我明白,一个边缘小子的直接经验不足为凭,就像未庄人的孤陋寡闻并不能否认辛亥革命发生。可是今天,从自己尊重的王力雄笔下,看到包括民主墙在内都“对中共而言”构成教训:只要自己给“民主”放开空间,“民主”就会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直欲“痛饮黄龙府”。可能那样讲,作者是有所凭借的吧,我不得要领。或许那时邓大人及其中共确实受了太多委屈,如果他们继续退让就会导致不可收拾地步?那就存疑吧,“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不过,有一点我预备承认:那时,事态有可能发展到超出人家容忍底限的地步。我所生活的人间,不同的人承受能力自是不同似的。人民总是疲塌的,当权者总是娇嫩的。如果他们感到“受伤”,肯定是百姓的不是。就像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你要丧心病狂地操人家的娘,也难怪人家老毛“龙颜大怒”。⒀我推想,1957年的右派们,1979年的魏京生们,1989年的学生们犯了相同的错失。

——怎么讲呢?“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自古以来的老剧目,却也是《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等文的潜台词。起初是州官放火“代表”我们百姓点灯,到后来州官放火受到谴责,百姓更丧失了点灯的权利。在上面,我之所以再三致意《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因为感到起码在反右、文革两事上它堪称为《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看“大坝僵局”》作注解。都是表面上“不带价值判断”讨论几十年历史,叙事立场不无替那自认“党即国家”的中共设身处地。挑明了讲,替那个自认“朕即国家”的“第一把手”立论。——这里第一把手是事实上的,书面上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之类不作数。易言之,在反右问题上不替右派设身处地、民主墙问题上不替民主派设身处地,同时在庐山会议问题上不回护国防部长彭德怀、文革发动问题上不体察国家主席刘少奇,六四镇压问题上不理解总书记赵紫阳等。后者虽然也是中共,却并不能代表那时中共。他们失势也就输理,不仅当时而且以后。如果你强辩“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彭德怀语),则声音比你大的人要把它归纳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之类。——假如我叙述不差,这算哪门子“不带价值判断”?!我不反对对历史人物持“同情的理解”,但同情的理解也应该阳光普照大地啊。——必须说明的是这方面,王力雄与李慎之先生还有所不同。“邓的六四情结”是慎之先生再三讲的,大概因为邓小平对慎之先生有知遇之恩,因而他对其评价“温情乏力”。⒁慎之先生不过眩惑于“邓的六四”,王力雄兄则眩惑于“以往的”中共几十年。

三、“邓的六四”本身表明:“民主”与“专制”力量不对等

“邓的六四情结”,是李慎之先生反复提到的:

“邓的六四情结恐怕恰恰在于,他已经认定这一结构是刚性的,一碰就垮,所谓‘水库的最后一道堤坝’,众人都还以为冲击的是第一道堤坝,让步余地还很大,他却可能意识到:这是学生腔,所谓第一道堤坝,从内里看,其实就是最后一道堤坝,故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军队把学生镇压下去!直到今天,无论是镇压者,还是被镇压者,包括那些因执行六四决策而背上民间骂名的人,都没有认真想过邓为何不惜一世英名,动用那样铁血手段?难道他连这一点政治上的加减法都不懂?笑话!”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承认这一逻辑,那还谈什么和平改革,渐进演变?那就等着革命动荡,天下大乱好了!”据说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他的晚年。⒂

这段话耐人寻味。所谓“邓的六四情结”虽然可以演绎(比如着眼于他对儿子邓朴方的爱护),却未必具有唯一的合理性、有效性。总不成只他“不惜一世英名,动用那样铁血手段”是对的,而别人(党内温和派和哪怕“那些因执行六四决策而背上民间骂名的人”)都是书生气。“八九”民运跟上文讨论过的反右、文革、民主墙还是不同,说它“对中共而言”是建政五十年来遇到的一次生死考验,我想大概许多人会赞同。就此而言,李慎之、王力雄“专制大坝面临开口即垮坝的局面”的叙述不尽无理。尽管如此,关键在于完整看待事实。上节话无论从事实还是事理方面都有待分说。经常说“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变迁充满不确定性。看到后来1990年苏联、东欧事变,许多国人想当然认为1989年不镇压肯定那样。此前反对镇压的人显得词穷,力主镇压的倒对当初的“选择”更有信心。我想1989年确实有“开口即垮坝”的可能,就是说那次对中共而言确实“狼来了”。但是也并不尽然,应该有更多量化讨论。从概率来讲,1989年“开口即垮坝”是一种或然(李慎之话里有“恐怕”、“可能”等词)。当时不是没有别的可能,不能因为后来的“苏东波”而“事后诸葛亮”地预见中国那时“非此即彼”。历史并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我们尤其不好因为铁血手段断送了别的路途就证明当时别无选择。不,那是历史辩护士的做法,是违背理性认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⒃涉及到完整事实,我想说面对八九民运、六四镇压这样大的事,任何假设、研究、断语都有点像瞎子摸象。大象太大了,我们能摸到的太少。怎么办呢?我理解王力雄关于当代史研究提出的方案:“在中共不见天日的深宫档案公布之前,很多空白只能以假设或推断进行填补。”⒄但是,历史研究到底不同于数学“猜想”,专断和假设不能成为自明的“铁证”。

这些年,确有许多人指认八九民运是“不知妥协和退让的非理性激进主义”,也就是王力雄所说的民主在多元互动的下得寸进尺、步步紧逼,非欲导致专制政权彻底垮台而后快。⒅针对这一指责或者断语,高尔泰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八九”民运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不知妥协和退让的非理性激进主义”,恰恰相反,“它自始至终没有越过和平请愿的界限,并自始至终在妥协和退让:最初消除腐败和官倒,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导报平反,新闻改革和为八七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这些要求既是有限的也是温和的。由于老人帮寸步不让,便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为这一次学运平反,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老人帮还是寸步不让,再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以停止绝食换取不要派军队戒严。当时人们尚不知道还要退,退到无路可退时,青年们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不要开枪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回校园。要不到民主就只要廉政,要不到廉政就只要仁政。”⒆但是一切都要不到,因为老人帮寸步不让。“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连言论的自由、请愿的自由、绝食的自由都没有的人,一旦想暂时放弃被奴役的“权力”和主人平等对话,那命运其实是注定的。我想这才是基本事实。虽然接受这样的事实,对我们讲很沮丧很痛苦。说这话我感到气短,可总归胜过自欺欺人。

《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看“大坝僵局”》写道:“不过在我看来,邓小平也是直到六四才看清中共体制‘刚性’到如此地步。否则他就不会让天安门运动发展到非得靠坦克才能平息的地步”:“即使是天安门运动的前期,他也希望找到和平解决的出路”。此话应该加个“可能”限定。从网上看到一份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访谈纪录,赵坚持认为邓小平1989年4月25日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讲话,乃是整个“六四”事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他所言不虚,那就是说“4.26社论”时他对学运的态度就定了。依你看,那是天安门运动“前期”还是后期?什么是“即使是天安门运动的前期,他也希望找到和平解决的出路”?你会说,那为什么直到一个多月后才铁血镇压?我的回答:与其说“他希望找到和平解决的出路”,不如说他当然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不等于他要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你不能说“兵不刃血”而达到镇压目的,就是通常说的“政治解决”(政治解决,不免包括博弈、妥协的成分)。而且众所周知,他之所以迟迟不下手,与其说是对和平解决抱期待,不如说他要“攘外必先安内”(兵力的部署、协调也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对中共而言”,他们自身的“团结”至关重要,所谓民众实在无足轻重。——王力雄的说法,无乃太大包大揽?

记得邓小平重新“复出”后,曾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我觉得评论邓本人需要同样的精神。邓晚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改革开放(包括镇压后1992年“南巡”),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说他真有个“六四情结”,也跟他明确的“两个基本点”分不开。那两个东西本来是矛盾的。——为什么只刻舟求剑“邓的六四情结”,而不认真打量几眼他的“四项基本原则”情结?毕竟“邓的六四情结”知道的人要少得多,他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强调却举国皆知。只就事论事地提“六四情结”,岂非对邓大人欠公正,且对他的全人不得要领?在我看来,说到底,所谓“邓的六四情结”(假设有)只是同一人“四项基本原则”情结的一个环节,哪怕是最尖锐、经受了最大考验的环节。所谓“在我看来,邓小平也是直到六四才看清中共体制‘刚性’到如此地步”的话是站不住脚的。按照同样的逻辑,为什么不说他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把“刚性”、“底线”看清了或者说规定好了?我们忽视这个,乃因为我们一半出于爱护、一半出于期待而把他只看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忽视、或不愿正视他也是“毛泽东主义”旗帜的守护神。这是同一个人,矛盾的东西集于一身。借用“中体西用”句式,则改革开放乃其用、“毛泽东主义”为其体。——老实说,作为“一世英名”的“伟人”,邓的“体”并不像我们所愿望的那样“与时俱进”。否则,他批评美国“有三个政府”的低级笑话就得不到合乎常情的理解。⒇——我想老天造人都有缺陷,领导中国走向小康的邓大人不例外。我们过多看到了毛对邓的打倒、以及邓对毛的“修正”,兴高采烈地挖掘邓时代对于毛时代的进步,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思想上的联系,以及两个时代的陈陈相因、一脉相传。这样,有些基本的事实就难以未经变形地纳入我们的解释学框架。比如,在林彪爆炸后,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启用,这在当时是非比寻常的,不好以毛的“猴气”来轻易解释。可以前,我们过多地注目他的一再打倒,而对他的“不倒”之谜注目不多。再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高度坚持的,本质上是毛泽东“反右”政治在“新时期”的延续。不说别的,单说那个“四项基本原则”跟判别香花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何其相似,完全可以认为是前者是后者的简写本。(21)1986年底,邓在重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决定胡耀邦下台时,特意回顾“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并且敌情观念鲜明地提到“民主党派”和若干著名右派的名字(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概括他们“在这次学生闹事中”的表现;我猜想那时,这个小个子强人的心思跟1957年没什么两样了。(22)如果说有所不同,就是他力图范围方面不扩大化(不想冲击“经济建设中心”),却不以为“这次”在性质上与1957年有什么不同。不,不妨说邓小平是“政治底线”意识强烈的人,说他“直到六四才看清”什么可能只是误会。邓小平是何等样人!他不止是毛泽东旗帜的衣钵传人,甚至他俩的个人性情也很相近:毛泽东是乾坤独断、唯我独尊的,邓同样是“卧榻之前岂容他人打鼾”;大个子毛“从不下罪己诏”,被他赞则“钢铁公司”、贬则“死不改悔”,无论如何“政治思想强”的小个子邓在同一方面并不逊色。(23)有人提出,毛泽东喜欢、赞赏邓,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在性格上同他相似。也有人指出“钢铁公司”邓某方面甚至比毛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三峡工程,当年那么好大喜功的毛都下不了决心,邓用一句“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就为它拍了板。(24)两次“天安门运动”,毛用工人民兵、邓用正规军,也是其体现。我想说,撇除了思想背景、性情年龄等因素,想要就事论事琢磨“邓的六四情结”,不惟幼稚而且有热脸贴上冷屁股之嫌。——说什么“邓的六四情结”,邓小平是何等样人!

不,那种逻辑不能成立。即使“邓的六四情结”可以假设,也不能引出“迫不得已”的暗示。通常既然别无选择,也就谈不上做错什么。大家都别说了,人祸等于天灾。如果一定要追究、反省,该反省的倒是民众、学生。以前,对于中共建政后农民的悲惨命运,毛泽东认为责任在农民:“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1955年)现在对1989年的惨剧,执政者指认民众及知识分子该负责。他不用“我们要社会主义”,而是说“中国不能乱”等等。名目有异,逻辑相同,都是自己一贯有理,“敌人”(使枪弄炮惯了的,敌情观念太深)该负责任。认可这种逻辑的,说狗急还要跳墙,何况人家操刀的人。死人的事很正常(1958年毛泽东说:“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谁叫你们找死来着?总之“臣罪当诛,君王圣明”:“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千万别再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了。——我们可以认同这样的“理”吗?未免把他们当成了常人。他们不是常人,即使残存“妇人之仁”也是至高无上者。在“主权国家”框架里,他们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没有人可以管住他们,他们的权力不受真正制约;他们也极少管得住自己,他们是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有时,他们谦虚地承认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是大实话,就像他们并不掩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掩饰地说,他们是拜物主义者只崇尚强权。一旦认为“有必要”,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至于何为“有必要”,还是由他们说了算。老实说这个国家,他们的“想要”就是理由。对于他们而言,任何让他们“扫面子”的事都“是可忍,孰不可忍?”打开天窗说亮话:秀才遇上兵,四两拨千斤,这就是中国。以前的事情不说了,“邓的六四”只是一个新例证,是“邓的六四”不是亿万民众的。十几亿个“零”哪配跟一个“一”对话?轰轰烈烈的1989民运那样收场,本身还不足以让人从头到脚清醒?——宜乎人家拒绝跟你“对话”。

所以谈到“八九”,不存在一个能与专制相抗衡的“民主”。以任何名目出现的“两军对垒”都是似是而非的假设,既歪曲事实又看不清游戏潜规则。别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话,“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本不对等。“八九”不是对统治权力的争夺、颠覆和再分配,无论学生、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及市民,都谈不上什么“谈判”能力。不对等,极端不对等。在中国当代语境,所谓“民主”与各种包装的专制非“棋逢对手”。中国的专制主义太长,中国的皇权意思深入人心,中国的人文主义先天孱弱,中国的知识分子多为寒士。“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他说错了。没有恒产很难谈恒心。尤其1949年以后的军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高度集权,有独立意识的知识人别说梦想,连体面饭碗也无所存于天地间。“勒紧裤腰带”是你的法定义务,“狠斗私字一闪念”是法定光荣。真有所谓民主与专制势力“对抗”,后者的力量何止它的百倍、千倍、万倍!反右中有党员干部“书生气”地说:“咱们有的是军队,怕什么?”(25)他说得对,本来无须大炮打蚊子;可我说他“书生气”,因为他说的虽然是事实,可这说法太注重理性忽略了擅权者嗜血的心理。对于惟我独尊的擅权者,嗜血是一种真实的需要,狩猎是一种必须的事业。设想没有了“敌人”,让胜利者何等寂寞啊。——但是,指出这个,不意味那些“敌人”是真实的,那些被分配为“猎物”的该死。不,那是不同的事。在法理层面,有“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分,也非所有的“该出手时便出手”出自防卫目的。历史上,许多残暴行径不能用“防卫”来解释,许多罪恶不能按理性、逻辑及人之常情来分析。除非我们不能把握“理性”概念,不能说那些事是合乎理性的。更不能因郁闷而深刻到苦心孤诣为狼吃羊的“不得已”寻解释。许多残暴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非理性的是疯狂。借用景凯旋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它们是“毫无目的的残暴”。(26)鲁迅说中国历史整数里,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最要紧的是武力而非理论。理论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而已。(27)——那吃人的是酋长、领袖,那残暴的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岂可晓以常理?从来说“天意从来高难问”,宜乎李慎之先生“天问”“无解”。(28)

不对等,现在还是。近年来有种议论,说权力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如何合谋。窃以为这种命名本身包含着“知识精英”(好体面的词!)的自我恭维。豢养是多有的,沆瀣一气是存在的,却还没有出息到“合谋”。原因不言而喻。别以为丢几块骨头就是圆桌上的食客,让你打工混口饭吃就成了公司股东。不否认民间社会的兴起,不过也非“合谋”的问题,而是能否在夹缝里艰难存活。可能我太悲观了,觉得在当代中国,所谓专制与民主面临根本不同的问题。专制在于减肥,民主在于饥饿,不宜以“客观”、不偏不倚的姿态各打一百大板。或者更甚,看见“专制”气喘吁吁就理直气壮要求“民主”削肿。“对中共而言,这种教训在以往的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时都有验证。相比之下,专制可以容忍有限的民主,甚至有时还会希望利用有限的民主,民主却不会容忍和臣服专制,哪怕是开明的专制”的话,既夸大了“民主”反抗“专制”的实际程度,又夸大了专制者所受委屈的水平。会哭的孩子奶水多,凶手杀了人还卖乖。这是文明古国的游戏规则,也是其历史书写的律令。噢,不惮反省的我们,究竟是哈姆雷特、还是另外一种阿Q?

四、面对权力话语,最优秀的知识者是否眩惑?

由李慎之、王力雄等的议论,不由想到一个有点题外的问题:面对当政者的“权力话语”,我们民族最优秀的知识者是否因中毒而有些眩惑,看待一些历史事件时做不到基本的清醒?比如有意无意维持统治者的“智慧神话”,在其“天堂(理想、正义、乌托邦)”神话、“道德”神话相继破灭后,这最后一个神话依然在文化人字里行间出没。试举其要——

把统治者的智慧、智力绝对化——

“难道他(按指邓)连这一点政治上的加减法都不懂?笑话!”慎之先生如是说。

“毛决非某些人想得那么荒唐。”王力雄则说。

两处语气相同、潜台词也相似。在这里,历史的是非问题与擅权者的个人智商、智慧对上口径,而具有了不容分说的性质。即使有人疑惑,也不容易开口。我不知,这究竟是深入研究后的结论,还是先于研究、超乎研究的“不言而喻”——事实上的英雄崇拜,无论研究不研究都那样。我们知道,历史是人的行动及其轨迹。承认这点,同时得承认人(无论作为物种还是个体)不是足够理性、清明的。在神学领域,人有原罪;在常识领域,人会犯错。一切人都会犯错误。老虎会打盹,清醒者难免犯傻,杰出政治家也会犯错。区别只在,平民犯小错,伟人犯大错。除了“伟人”福祸滔天而普通人没那个本事,我们实在看不出伟人在智力上有多少优异。他们行事未必比我们高明,虽然他们有“理论”而我们动辄失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谓祸国殃民的,多不是那在历史中跑龙套的角色。或许美学会包容,一种滔天大罪不能转换成道德学的“崇高”。当然,他们有势位、有组织,有各种资源可供调动,他们比平民百姓有力量可不等于有智慧。肠肥者往往脑满,智商与蛮力往往成反比。崇尚“哲学王”的柏拉图先生早就提出:“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孟德斯鸠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康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判断的能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制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该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二十世纪,波普尔对“哲学王”的批判众所周知:不仅“很难找到其品格不被绝对权力腐蚀的人”;更严重的是,将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或极少数“智者”身上,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运受制于少数人,风险大是其一,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侵害是其二。同时这里隐含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假定:智者了解所有人的需求并能选择出“最好”的政治生活方式。其实,有一点常识和自主意识的人会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巨大漏洞:统治者在决策时的限度是一方面;实际政治中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是第二方面;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善”只能说是带上了以己度人的色彩,是第三方面。这一切,不应因为他们初衷的美好而成为饶恕他们的理由。(29)

——不是说他们没有治国之术。“法、术、势”或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谋略”,那从《孙子》、《鬼谷子》到《资治通鉴》总结出的“锦囊妙计”是他们最多的。打江山出身的政治强人更是得意于“兵不厌诈”的屡试不爽。但是所有那些,不等于我们说的实践理性,甚至也不同于通常意义的“政治智慧”。小聪明不是大智慧,大智慧不该反慈悲。可在中国社会,许多人把那些个当成智慧优越的体现。问题在这里,“多智而近妖”是我们社会的写照。一个不争之实是,淆乱了基本文明准则、没有人文精神的导引,则脑子越烂、权术越多、保障越有力,造就的人间祸害就越多、越不堪。中国堪称“创造人间奇迹”的国度,也堪称世界上的苦难之邦。可即使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人们对“谋略”依旧痴心不改。……不知该说什么。无论慎之先生还是王力雄,看来都对政治强人“政治上的加减法”不敢低估。由于对其政治智商的信赖,而对他们做出的决策感同身受;因此“旱路不同走水路”,此路不通只好掉头从另一方向求解。好比大门不让走,窗户有人守,只好琢磨些遁身穿墙、金蝉脱壳的方案,越钻越幽微,越思越郁闷,越想越苦涩——是为“无解之问”。哈姆莱特叹息:“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所谓“邓的六四情结”,是这种颠倒淆乱的体现。至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我怎么都觉得像阿玛蒂亚?森所批评的“李假设”。(30)阿玛蒂亚?森说李光耀“东亚价值观”是假设,我看慎之老人“无解之问”同样是一种假设,它本身需要具体论证而非“不容分说”。它是从最好的角度、以最好的处心、从政治经济学“效用最大”的角度为老邓的1989年作郑笺,而体现出思想的走投无路。那是类似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处的困境。维特根斯坦针对其做的批评完全适合这里:“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对于形而上学命题,当代西方哲学的态度是“悬置”;对于“邓的六四情结”我看最好也这样。慎之先生有对联:“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过去如此,今犹如此。

在运思路数上,“无解之问”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河殇》的色彩,那就是历史决定论和线性逻辑。那时,即使我们欢呼蓝色文明的人,面对《河殇》中的地理决定论不能不疑惑:既然一切都被决定了,“蓝色文明”又如何能到来?现在,李慎之先生的“天问”同样“无解”。不说别人,慎之先生自己先以为苦:“如果我们真承认这一逻辑,那还谈什么和平改革,渐进演变?那就等着革命动荡,天下大乱好了!”转述他的朱学勤也在思考投鼠忌器问题,即“以社会代价为念,动心忍性”、“避免革命”等等。我想这些思考有“一相情愿”的感觉,而且历史看成了“死胡同里撵猪——直来直去”。历史很难说是那样,“人算”外显然还有“天算”。——如果毛伟人长生不死,可能我们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是显然老天不甘缺席。“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们只有尽人力、有时靠天吃饭。——这些是“社会改造工程”不能想到的。王力雄不甘心宿命式悲观,为了中国社会及中华人种的前途,提出“应该考虑在西式民主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方法,能让目前的刚性结构变为柔性,能在拦蓄着危险洪水的大坝上安全施工,造出控制自如的闸门”,也就是从系统工程的角度,研究“如何把专制积累的爆炸能量可控地化解和释放,而非突然打开一个一涌而出的决口”。作为答卷,他提交了“递进民主制”(谈论“无解之问、大坝僵局”可能是为“递进民主制”清场)。“递进民主制”是个大题目,我无力在这里正面探讨,只想围绕“大坝僵局”的设譬发问:如仅关心“大坝”安全,难道不能使水位降低?自然界水位不能降低,人间的“水位”却有异于是。像人体的冷藏处理,命若游丝则“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可能我太悲观,觉得中华人种可以通过气息减缓而保持存活。白马非马,中国人不是人。一部中华历史告诉我们,如不考虑外国入侵的因素,则通过使民气衰竭完全能够使一个王朝实现“长治久安”。就是说,通过使水位降低甚至河道干涸,则“加高大坝”未必再有必要,别说“开闸放水”的“自由化”了。——说近些,我们肯不肯老实承认:并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果断加高的大坝伴随着急剧下落的水位,造成了1989年镇压以至今天的局面?

一部国史,一概说成“打家劫舍”、“指鹿为马”的记录可能偏激,可反过来说是“奉天承运”或者“历史规律”更是骗人。何必把执政者的妄为合理化,把历史本身罗格斯化。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再怎样的设身处地,也有必要把“want to be”与“must”区分开来。何况,许多罪恶即使对专制者自身也未必有益,属于损人不利己的行径。事实上,许多决策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未必说所有别人是“糊涂”、“幼稚”、“书生气”,只有那一掌定乾坤的人务实、理性、英明。不,不是那样。“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如果这个体制真是刚性的,那么我们就真该承认邓小平想在了我们的前头?”——这种话只合作为沮丧的猜想,不能成为严肃思考的起点。关于“刚性”、“弹性”,已有人讨论过了,无须我费词。(31)“邓小平想在了我们的前头”我们不承认。当然站在“皇帝”角度,为了备战常喊“狼来了”可以理解,我们犯不着替他们危言耸听、夸大敌情。——结合王力雄,有人说“崩溃预期强化独裁稳定”,我觉得还是有道理。(32)“崩溃”或者“暴民政治”当然应该提防,民间社会也确实有控制不住自己、不忖深浅的地方,甚至难免有人提出过于激烈的口号授人以柄,给磨刀霍霍的屠夫提供大开杀戒的口实;可实事求是地分析,无政府暴民政治与暴君统治互为表里: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起码这几十年,所谓动乱往往自上而下引起,那些活动最烈、跳得最高的暴民多是暴君放出狗。“暴民”固然在未暴之前形同草芥,既暴之后罪有应得接纳无数污水,而更经常出现的暴君的暴虐却被人们甘之若饴接受,或作为历史发展应付的“成本”而被忍受。据说,接受这些经常的暴虐是为了免除动乱之苦。这下可好,专权者干什么都师出有名、肆无忌惮,“吨量级”根本无法相比的“民主”却要投鼠忌器、顾全大局。即使他们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最后还得背上一个“不能容忍、步步进逼”的罪名。历史啊,怎好这样写?!记得“反右”时,百姓被告知葛佩崎口出狂言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老实人以为事情真是那样。未必现在,我们还要服从“赢家通吃”、“恶人先告状”、“得了便宜还卖乖”的霸道逻辑?未必这是我们的命:“永远只有公道,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鲁迅)?……

最后得说,“目前的刚性结构”属于“书生的傲慢”。事实远不是那样子。“邓的六四情结”究竟如何天知道,但“专制制度就像一个没有闸门的大坝”显然不能成立。“×××,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是老百姓说的,不能不说有事实根据。远的不讲,单讲“六四”镇压过后“权贵资本化”的速度快得惊人。当然,说它万变不离其宗也有道理,我们没有理由借“敌”自重、更无须漫画“敌人”(33),而“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禅宗有句语录:“士大夫不患不聪明,患聪明过甚耳;不患无知见,患知见太甚耳。”——我想说的是,“李慎之的无解之问”即令值得想想,并不足以成为我们做事、思考许多问题的前提。称它为“第一问题”未免过头。可能更准确讲,它不是真命题。何为真命题?前边引了维特跟斯坦的话,这里引用顾准先生的话:

“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话说回来,我敬爱李慎之先生者,因为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大智大勇,而不是许多纪念文章提到的“学富五车”,更不是“无解之问”的“深刻”。事实上,这种“钻牛角尖”的深刻不曾影响他向专制制度“拱卒”、“将军”。而对王力雄来说,虽然写了上述文字,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无论王力雄、李慎之还是别人,我感佩的是他们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西西弗斯精神,而不是把收获预期当作耕耘的前提。不,不是。涉及到对“六四”的认识更是如此。“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为谜语,来训练子民们的智力。在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蔽起来,或肆意颠倒,使国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丁抒《阳谋》序言,刘宾雁)俗话说“猪嘴吐不出象牙”,而对于象嘴里吐出猪牙,我不能不惊讶、郁闷、而且苦涩。写文小题大做,因为兹事重大。所谓爱之深则恨之切,想来是普遍的道理?攻击你们,因为爱惜。可能我太偏激,有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行文至此,感觉“中道”是难的。运思犹如走钢丝,命垂一系。

2003年9月1日动笔,2004年4月5日(清明节次日)改毕

注释: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制宪前中国政府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政府,政府中民主人士比例相当高: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任司法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至少在1952年10月,在中共中央向斯大林请示制宪问题的时候,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还处在蜜月期。合作不是没有暧昧色彩。譬如章伯钧当部长,觉得同他想象的不很一样。一次对担任部长助理的共产党员孙大光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小了,上面管的人太多,有委有办,党组上面还有工业交通部,实际上管不了什么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头的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委什么办的负责人。”更曲折的情况,参见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

⑵《第三部门、文化传统和中国改革——关于中国第三部门历史、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若干问题》

⑶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苏学生时说:“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在一九五七年。”

⑷丁杼《阳谋》境外出版。刘宾雁《序》云:“在事情已然过去三十余年之后,这部书竟然还只能在中国境外出版,并且必然属于中国政府不准入境的禁书,这个事实本身,已足可证明今日中国的当权者既无放弃毛泽东衣钵之意,对于自己曾是这场阴谋的同谋和帮凶也绝无忏悔之心。”

刘宾雁提出:从中央到基层,“用右派份子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大有人在。所以,先有顽固认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已;后有一系列事情发生:一九八一年党和军方保守派发动的第一次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过去的“右派”作家白桦为首要打击对象;一九八七年的第三次“反自由化”运动,最先开除的三名知识份子就有两名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王若望、刘宾雁),一位是反右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人(方励之)。历史确实有延续性。

⑸李慎之《大民主和小民主》:在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明年要实行整风,“预先出告示”,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事实上这次整风也就是后来的反右派斗争。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早在半年前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

⑹其实对于自己的承诺,中共自己远不象王力雄们当真。包括黄炎培自己早在1952年8月4日就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此后他再也不提出周期率的疑问了,只为中共的朝气和社会的进步感到满足。(参见袁小伦:《“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十期)

⑺严信民《听听章伯钧的狂言:“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我说还是镇静一点,理智一点。一场谈话就是这样地不欢而散了。“(1957年7月3日《人民日报》)据吴晗揭露:”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了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8月11日《人民日报》)

⑻朱学勤有“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海外有“两个文革”。与此相关,美国狄金森学院研究员宋永毅等华裔学者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搜集、征集了大量的文革资料和众多的私人收藏,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第七部分就是“文革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

⑼据说文革初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王力雄大概认为毛的话是出自内心的?

⑽王若水遗着《新发现的毛泽东》:总结文革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仅仅有认识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个人的争强好胜与不容别人,构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部份原因。王若水把文革发生的根源探讨,从斯大林去世向前推进到延安整风,认为延安整风是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

⑾古时的“文字狱”只涉及舞文弄墨者,“恶毒攻击罪”则涉及到除哑巴以外的任何人:“我是农村生,农村长,‘文革’时也在农村,亲眼看到‘文革’中不少不能识文断字者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徐炳,见《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⑿恍若隔世的记忆:看电影《甲午风云》,群情沸腾。犹记得,风闻三起三落的“邓大人”将再次复出,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民敲锣打鼓到县城游行,绝对自发,类同后来的“小平你好”。

⒀毛泽东:“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大鸣大放。”见李锐《中央常委会批判彭德怀会议实录》。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提出庐山会议仅从品德或权力角度解释是不够的,“权力斗争并非主要”;毛的翻云覆雨也不能仅仅解释为他一时恼羞成怒,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他和当年战友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打下了江山以后,下一步该怎么走?……他后来把当年的战友统统抛弃,把他们轻蔑地称为‘同路人’,道理就在这里。”老实说看过李锐笔记(毛泽东:“内有二心,外似张飞”;周恩来:“你的骨头是犯上”;朱德:“顺着无问题,不顺成问题”),觉得王力雄话可笑。

⒁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看来,胡乔木、邓小平对他都有知遇之恩,他对他们的评价都有失公正。”包括令人拍案叫绝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也存在美中不足:“对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的分析评论温情乏力,没有到位。”

⒂“李慎之的无解之问”,出自朱学勤《“常识”与“傲慢”》一文。朱学勤干脆将其命名为“第一问题”:“十四年来,这是决定每一个人根本态度的第一问题,经慎之一问,豁然显现,却又峥嵘逼人。”我尊敬朱学勤先生,对他如此强调有保留。

⒃“事后诸葛亮”的话好说,可事前就难说了。即使我们认可“历史规律”,到底真实的历史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充满了各种参数和变数。经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任何国家的具体历史都有不确定性。现在的问题是,假设成了不言而喻的“铁证”。

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这种方式无疑缺陷重大。然而有过对那些年代的亲历,从生活中汲取的感应和直觉或许可以更直接地抓到本质,未必不是一种补救。”

⒅持此看法者同时主张“告别革命”,至于语言后面的事实他们不追究。我觉得“告别革命”论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其实阿Q何尝要“革命”,即使假洋鬼子自己是否真正在干“革命”,只有天知道。我们这里,常见的是“狸猫换太子”和能指的游戏。

⒆见《夜半歌声出海涛》一文,高尔泰先生为北明《告别阳光》所写的“序”。

⒇《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1)反右时的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可以看出“四项基本原则”与它出自一个摸子。事实上,反右是毛泽东任总统帅,任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是邓小平。这也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一直不肯全盘否定反右,只承认反右“扩大化”的一大原因。

(22)“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

(23)毛泽东曾气恼:“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72年8月在关于邓小平的来信批示:“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后来送给邓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再后来,则怀疑他对文革的真实态度,指责其“死不改悔”,话是很重的。

(24)1982年,邓小平谈到三峡工程:我赞成150米方案。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据我们所知,正是邓小平这句话为工程上马开了绿灯。

(25)李振海“反党言论”。他回乡看到了大跃进实情,在党校为民请命、“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而被打成“反党分子”:“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是双方造成的,但党要负主要责任。我对反右想不通。叫人家放哩,人家放出来了,可又要反人家哩,叫他们放吧,咱们有的是军队,怕什么。”(见《李振海:实话惹祸》,《南方周末》)

(26)《动物庄园》的最早中文译者景凯旋先生有《毫无目的的残暴》一文:“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政治文化中,无疑有着某种释放残酷的机制。”“认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因果律和效用论之上的常识。有了这常识,动机才能成为犯罪学的基础。如果一旦世上都是毫无动机的谋杀,把我们的思维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因果律就会失效,任何健全的司法制度都将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的绝佳题目。事实上,人类在残忍这点上并不比动物更进步,人与人之间许多仇恨和残忍都是无缘无故的,在许多方面往往超越了因果律的范畴。”另外,王毅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文章很有价值。

(27)鲁迅说,中国历史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刀与火”,即“圣武”。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者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主义的威权。原人对动物的威胁,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的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鲁迅全集》)

(28)朱学勤:“我只能说: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见《“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29)参见刘伟:《柏拉图“哲学王”思想述评》。

(30)两种“李假设”:李光耀为“东亚价值”辩护,李慎之为“邓的六四”郁闷。

(31)茉莉《专制体制的刚性、弹性与塑性——-与朱学勤先生商榷》:对慎之先生生前的努力,笔者充满敬意,但他用来分析中共政体的“两分法”——不是刚性就是弹性,却是简单了一点。按照物理学的常识,物体在受力情况下,为了适应或消除外力,可作三种变形,除了刚性、弹性之外,还有一种叫塑性。如果以这些性质比喻一个亟待改革的政治制度,那么,刚性和弹性,都是不好的特质,因为二者都不能改变物体本身,只有塑性变形才是最有希望的。……关键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如此简单地认识:我们只能走体制内改良这唯一正确的道路,否则中国就会崩溃。一味认为体制的性质除了刚性就是弹性,这样的两分法束缚了我们的思维。

(32)有时觉得,王力雄渲染的“黄祸”、“大清算”,有点像晚清小说《老残游记》第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的象征:那船上人,就有老年晓事的人高声叫:“诸位切不可乱动!倘若这样做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在“晓事的”王力雄看来,与其西方化民主而“船翻”,不如实行他的“递进民主”。

(33)确实需要打个引号。我们要明辨是非,更需淡化“敌人意识”。别尔嘉耶夫深刻指出:一方面,人应当具有“见恶”能力。对恶视而不见,会使人变得非常麻木;但另一方面,也应避免一种极端,就是只注意到恶,到处见到恶,夸大它的力量和诱惑。这不合乎道德的法则,也不合乎精神卫生学。“真正的精神卫生学在于不要陷于恶的世界,而要集中在神的世界,集中在光的幻觉上”:“对于恶应采取的不是恶的态度,而是豁达的态度,对恶魔也要采取绅士态度、友善态度”(《恶与赎》,转引自《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

附录:《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看“大坝僵局”》

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看“大坝僵局”

李慎之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话:“邓的六四情结恐怕恰恰在于,他已经认定这一结构是刚性的,一碰就垮,所谓‘水库的最后一道堤坝’,众人都还以为冲击的是第一道堤坝,让步余地还很大,他却可能意识到:这是学生腔,所谓第一道堤坝,从内里看,其实就是最后一道堤坝,故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军队把学生镇压下去!直到今天,无论是镇压者,还是被镇压者,包括那些因执行六四决策而背上民间骂名的人,都没有认真想过邓为何不惜一世英名,动用那样铁血手段?难道他连这一点政治上的加减法都不懂?笑话!”(朱学勤)

不过在我看来,邓小平也是直到六四才看清中共体制“刚性”到如此地步。否则他就不会让天安门运动发展到非得靠坦克才能平息的地步。他(以及胡耀邦和赵紫阳)曾试图搞过政治改革,希望改良专制制度的弊病,找到共产党与民主政治相容的弹性。然而反反复复,总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即使是天安门运动的前期,他也希望找到和平解决的出路。但是最终面对的现实却是,专制与民主之间是没有妥协的,要么彻底专制,要么彻底民主,任何中间状态都只能是暂时。专制制度就像一个没有闸门的大坝,涨水时不能靠开闸放水,只能靠不断地加高大坝。而政治改革如同要在大坝上开口,哪怕只开个蚁穴大小的洞,也会让憋在水库里的水喷涌而出,越冲越大,最终导致一溃千里。

对中共而言,这种教训在以往的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时都有验证。相比之下,专制可以容忍有限的民主,甚至有时还会希望利用有限的民主,民主却不会容忍和臣服专制,哪怕是开明的专制。事后对六四的讨论,常有“如果学生更为理性和妥协便会结局不同”一类的惋惜,但是民主(尤其是大规模民主)本身的性质已经决定不可能有那种如果。在专制制度下,破土而出的民主不具备实现“共谋”的整合框架,只能是各自表达。因此只要专制给民主放开一点空间,民主就会在多元互动的状况下形成得寸进尺、不断扩张的态势。假如此时专制政权采取守势,步步退让,那是不会找到一个可以停下来彼此相安的界限的。民主注定要步步紧逼,直到专制政权彻底垮台。历史之所以总是上演专制政权先开明后镇压的戏剧,就是因为专制大坝面临开口即垮坝的局面,我称为“大坝僵局”,也是李先生说的“刚性结构”。

六四的惨痛经历使中共总结的最大教训,就是“要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除了是一个法西斯式的宣言,也同时否定了一切跟真正民主有关的政治改革。因为既然民主总会发展到冲毁专制大堤的结局,那么再小的民主都是不稳定的因素,都不能让其出现萌芽!

李慎之先生最后感慨:“如果我们真承认这一逻辑,那还谈什么和平改革,渐进演变?那就等着革命动荡,天下大乱好了!”问题是,革命和大乱在冲垮中共的同时也会冲垮中国。如果我们不想让中国随之而垮,就应该考虑在西式民主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方法,能让目前的刚性结构变为柔性,能在拦蓄着危险洪水的大坝上安全施工,造出控制自如的闸门?中国社会积累的爆炸因素之多之烈,一不小心就可能玉石俱焚。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该研究的是如何把专制积累的爆炸能量可控地化解和释放,而非突然打开一个一涌而出的决口。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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