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正在进行之中的事物作出哲学上的阐释和概括，常常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黑格尔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才起飞。
可是，眼前的经济改革的现实的确是太重要了。它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哲学家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正是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踏上哲学这块荆棘丛生的领域的。因此，他们不能不为经济改革所吸引。由于思维习惯的不同，他们对经济改革的思考必然带有较为浓厚的哲学色彩。这，或许就可以叫做对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吧。
“哲学”这个词一度被用得很滥。所以，在正式进入“哲学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哲学本身简单说上两句。
自古以来，哲学的定义和哲学的派别一样，几乎不可胜数。有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是对人生智慧的追求，有人认为哲学是世界观，是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哲学是为了确立人生的目的。确立人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有人认为哲学是为了揣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哲学是科学之王，有人认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有人认为哲学就是一切；有人认为哲学只不过是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有人认为哲学是考查意识或意志在宇宙中的地位；有人认为哲学是考查真、善、美的价值；有人认为哲学是体验，接近于宗教或艺术，有人认为哲学是分析，类似于科学或逻辑。如此等等。
在上述的定义中，很难说哪种是错的。因为每一种定义都可以找出优秀的哲学家和著名的哲学理论作为它的例证。但也很难说哪种是对的。因为每一定义都可能把一些同样优秀的哲学家和著名的哲学理论排除在外。
我们是否可以把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通统排列出来，从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然后据此作出哲学的定义呢？乍一看去，这真是个好办法，或者按照我们很多人的习惯说法，这个办法很“科学”。遗憾的是，这个办法一开始就行不通：我怎么知道谁人算哲学家、谁人不算哲学家呢？我怎么知道什么理论算哲学理论、什么理论不算哲学理论呢？众所周知，有些哲学家从来不曾宣称过自己是哲学家，有些哲学理论并没有标明自己是哲学理论，反过来，有些自称为哲学家者未必就是哲学家，有些自称为哲学理论者未必就是哲学理论。除非我们事先就有了关于什么是哲学的大体看法，否则我们无从选择，无从排列，也就无从找出各家各派的共同点。然而，假如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哲学的一般见解，我们又何必再多此一举呢？
其实，对哲学的定义进行如上所述的一番讨论，本身就有点哲学的味道了。在我们看来，哲学就是对各种基本问题或曰元问题的理性的，批判的思考．就其方法而言，哲学是理性的、批判的思考，就其对象而言，哲学可以把任何问题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不过，哲学总是试图去思考那些更带根本性的问题，问题背后的问题，或者叫元问题。有些问题在古人看来是元问题，后来被证明它们不是元问题，有的干脆是一个假问题，因此后世的哲学家们或者是把讨论继续深入下去，找出真正的元问题加以研究；或者把这个问题抛弃掉。但是古人们既然是把它们当作元问题而进行理性的、批判的思考，所以，古人的这些思想活动仍然属于哲学的范围。
以这种观点来看“经济改革中的哲学探讨”，我们也许要明确一些了。总的说来，那就是对经济改革中的种种问题进行理性的批判的思考。这种思考和一般理论经济学思考的区别在于；它力图使问题本身深入下去。在经济学阐明了“是什么”的地方，它去追问“为什么”，并希望作出自己的回答。譬如说价值规律，这个问题在经济改革中显得很突出。
经济学早就阐明了价值规律——什么是价值规律以及它是如何实现的。但是，哲学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有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价值规律，这本身说明了什么？哲学提出这样的问题，决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它自己的爱刨根究底的理智嗜好，它显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多年来我们对价值规律的轻视以至蔑视，主要原因恐怕不在纯经济学方面而在于哲学方面。抑商的观念大都出于非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一点只有在揭示“为什么有价值规律”的问题时才会清楚地显现出来。
对经济改革进行哲学探讨还包含有另一层意思。经济改革的实践，暴露出以往经济学理论的若干缺陷，而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大都反映了其哲学基础的弊病。因此，纠正经济学理论的缺陷不可脱离对其哲学基础的重新审定和考察。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了哲学发展的前面．很多过时的、片面的或错误的经济学概念业已被大部分经济学家所放弃或否定。这一进步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但是，要让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巩固下来并且能够进一步发展下去，哲学的变革必须跟上。实际上，若干不合时宜的哲学概念和思维方法早巳对经济学理论的进步起了阻碍作用。在我们看来，相当一批勇于创新的经济学家，他们手中的哲学武器却往往是不中用的。这不仅影响了牠们结论的说服力，甚至也挡住了他们自己的视线。
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就眼下而言，我们只是要指出一些比较突出的毛病。我们的一些概念，其内涵是含糊不清的；我们的一些命题，其内容是空洞无物的，我们的一些推理，其过程是很不严密的。这样，我们的不少结论、观点便不可避免地是摸棱笼统、似是而非的。这是一．种思维方法上的错误，它的危害不仅仅限于某些具体的错误观点，更在于它会使我们失去明晰清彻的思考习惯。应该说，这种错误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它学科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就拿经济学中的经济规律这个概念来说吧。不用说，这个概念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中都十分重要。可是这个概念本身却一直非常含混。迄今为止，经济学界大都仍然采用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经济规律所作的哲学解释，尽管有些同志对斯大林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某些具体的经济规律持有异议，而很少有人从哲学的角度来提出不同意见。而依我们之见，很多问题的根源恐怕恰好出在哲学上。除非我们能从哲学上阐明经济规律的一般特点、尤其是阐明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区别，阐明经济规律与人们意志、认识之间的关系，阐明在运用经济规律时“自觉性”的确切含义，否则我们就无法摆脱混乱，无法使问题深入下去。
经济改革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带来深刻的变化。在这中间，道德方面的变化尤为引入注目。显然，人们的道德观念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确切地说，一般人的道德观念都比原先大大地扩展了。这种扩展既是观点上的，又是态度上的。从观点上讲，有些我们原来不赞成甚至反对的行为，现在我们接受了，甚至欣赏并身体力行。从态度上讲，大多数人表现出一种极为可贵的开放态度，愿意去理解别人，懂得了尊重别人，再不象过去一度那样因少见而多怪、因无知而偏执和因幼稚而狂热了。对于改革事业而言，这种态度是至关紧要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开放的态度不等于无是非观。因此，在改革的浪潮中，对道德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就是十分必要的——这构成了我们对经济改革所作的哲学探讨的又一个内容。
人云亦云地给现行政策作论证，这是哲学的不幸。相比之下，注释经典都还要略胜一筹。但是，倘若我们真心地赞成一项事业，哲学家的社会责任要求我们不能沉默。归根到底，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我们不应忘记这个简单的真理。尽管有人说，在经济改革中，实行家胜过理论家‘经济学家胜过哲学家，不过我们却深信：当哲学从一种更为广阔、更为普遍的立场来阐发眼前发生的一切时，这就意味着它赋予它们以更为广阔、更为普遍的意义。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北京之春》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