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声援学生爱国运动

今年是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伟大民主运动被中共当局血腥镇压后的15周年。

那是一个充满自由、充满希望、充满光明的短暂时光,同时那也是人类史上最独裁、最绝望、最黑暗的漫长岁月。

1989年春天,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对自由的渴望,对民主的希望,对光明的追求,是那时的我──一个年轻人最憧憬的梦想。而这个多年来在“民主沙龙”(“民主沙龙”是唐元隽在80年代初发起的,前后有几十人参加,主要关心和探讨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走向)曾经畅谈及编织的政治梦想,一旦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展现出她美丽的蓓蕾之时,激动、兴奋与冲动的情感,几乎在我的血液里不停的涌动。被奴役几千年的中国人民,真的将会在自己生长和生活的土地上挣脱精神上的枷锁及专制独裁者的宗法羁绊?国家将会真正的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吗?

在北京天安门爆发的民主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得到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与民众的响应和支持。4月下旬,在吉林长春,我与朋友们多次去街里观看主要由学生组织的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游行,并为学生能够行使宪法所赋予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所感动、所鼓舞。但无论是北京学生的游行、静坐及单纯的善意的请愿,还是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不仅都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善待,相反却专横跋扈的炮制出诬陷学生爱国行动是“动乱”的“4.26”社论。

当时,我们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包括当时改革派控制的官方的媒体报道──中共统治下的一次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我们了解到:青年学生对中共当局这种无视、践踏宪法的行为及长时间对自己的良好意愿采取冷漠、麻木、冷血的态度的状态下,被迫无奈的走向绝食的道路,并以此想唤醒政府官员的人性回归及承当起对国家负责的重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善良及天真的学生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在忍受著风雨冷热的摧残、在忍受著饥肠辘辘、在忍受著病魔缠绕的同时,依然不停的在为了整个人民的利益、在为祖国的命运奔波著。

学生们燃烧的爱国之心,换来的依然是强权者的冷漠、麻木和专横。面对著学生们的健康在一天天在衰退,他们的生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难道我们能眼睁睁的看著学生们象流星一样陨落吗?难道我们能让中国的未来成为洪荒远古吗?

在“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驱使下,作为热爱、追求自由、珍惜生命的热血青年──我和一些“民主沙龙”的朋友,在“民主沙龙”的发起人唐元隽的倡导下,起草了第一份《告车城人民书》。在书中写到:“难道我们还要理智的观望吗?!难道学生们不惜生命,我们还要无声无息吗?!难到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还能眼睁睁地看著他们有秩序地倒下去吗?!(几十个倒下去了,数百个倒下去了,上千个倒下去了……)难道还要让没有倒下去的同学继续倒下去吗?!不!车城不能在沉默了,朋友们,真正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学生为了什么?!爱国无罪!民主无罪!”“为了让学生们少倒下一个,为了祖国,朋友们,行动起来吧!”我们呼吁第一汽车厂的工人,请于19日晚5点在汽车厂正门广场集合,“共同前望长春市人民广场,声援北京学生。”

89年5月18日下午,我和“民主沙龙”的朋友李维起草完《告车城人民书》之后,便去商店购买毛笔、墨水、纸张等书写用具,商店的服务员似乎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于是多给了我们一些纸张,并说“我们支持你们的行动。”听了服务员的话,我感觉到身上的血液在涌动、心跳也有些加速,人们在关心、在关注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命运。在夜晚来临之前,我们抄写了几十份《告车城人民书》,找了很多朋友,在汽车厂各处的大门的醒目处、在各单位出入的大门口、在商店、车站等公共场所张贴《告车城人民书》,我们几乎忙活了到后半夜,很多朋友没有回家,在集体宿舍休息了几个小时。早晨我们又起来很早,骑自行车四处查看张贴《告车城人民书》的地方,防止出现被损坏的现象,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张贴的《告车城人民书》几乎完好无损。白天我和一些朋友买了制作横幅的白布及小型标语的纸张等游行所需的宣传用品。

89年5月19日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在汽车厂,无论是下白班的职工,还是上夜班的职工,陆续的聚在汽车厂正门的广场上,很快就形成了人山人海的场面。本来我们决定5点钟出发,但由于人越聚越多,职工又不知道如何去做,场面略有些混乱。于是,我和李维高高的举起白天制作的“第一汽车厂工人声援团”横幅,职工们马上聚到我们的周围。我们把横幅交给身边的人,让他们赶快到马路上带著一汽职工往前走,工人们在“第一汽车厂声援团”的横幅指引下,很快形成了游行示威的队伍。我们把另一写有“学生万岁、民主无罪、爱国无罪”的横幅交给其他人,这副横幅很快汇聚到游行队伍的洪流之中。随后我和李维骑著自行车往游行队伍的前面赶,队伍当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骑自行车,这是一只不小的队伍,足有上千人,他们有的手中握有我们及他们自己制作的写有标语的小三角旗。另一部分是徒步游行的声势浩大的职工队伍。我和李维行走在骑自行车与徒步游行队伍的之间,保持队伍之间的距离。唐元隽、吕忠良、梁立维等一些“民主沙龙”的朋友,走在徒步游行队伍的前面,带领著人们不时的高喊“救救大学生”、“民主无罪”、“爱国无罪”、“反对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口号声响彻在游行队伍的上空,并得到街道两边围观的群众热烈欢迎,一路上有人不时的把一些饮料、饼干等食送给游行的职工们。显然,我们的呼吁,我们的行动,正是人民的心声。

当声势浩大的队伍向省政府挺进的路上,一汽厂的公安处的警察竟开出三轮摩托车出现在游行的队伍前面,并在前面开路,而且在晚上游行结束时,汽车厂派来十多辆大客车,还有厂宣传部的一个领导,把徒步游行的职工送回厂区,那位领导还说了一句,“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至今笔者不知道警察的行为,还有总厂派出大客车的举措,是出于个人行为,还是一汽总厂领导的决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汽车厂的警察或领导是倾向学生运动的。

游行队伍走了近5个小时的路程,来到了省政府的门前,唐元隽、董梦祥(诗人)等人代表一汽职工,向在省政府门前的绝食学生表示慰问,并说:“一汽工人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第1次游行在非常有理性、有秩序、和平的状态下结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1次行使游行示威和表达意愿的权利。

中、反思中国人在宪法下的生活状态

第2天~5月20日,北京虽然戒严,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穷凶极恶的李鹏之流所下倒,全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呼声反而更强了。在组织完第一场游行之后,“民主沙龙”的朋友和游行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些朋友,在每天下班之后,都聚在汽车厂的体育场处,分析运动的走向及商讨今后的工作如何进行运作。我们做了具体的分工,唐元隽担任召集人工作,梁立维、林语行、吕忠良等人负责联络工作,董梦祥、李维和我负责宣传工作。

在此期间我写了一篇《致车城同胞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在这篇反思中国人在宪法下的生活状态的文章中写到:“卢梭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的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更是奴隶。’当我说卢梭先生的这段话,仍然是恰如其分地概括出我们今天的状况时,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依然是被冠之为主人翁的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在蛊惑人心或是妖言惑众。但是我想,人们如果抛弃现成的陈腐的答案,用理性的思维,冷静地思考一下所走过的人生之路以及所经历过的种种史无前例的破天荒的不幸的灾难和悲剧时,人们将不仅不会认为我所说过的话是言过其辞,而且还会在自己反思之后,得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鲁迅语)、中国人的大脑不过是独夫的跑马场、中国人的生命不过是那些自以为是伟大、英明、巨人的专制者的影子或木偶这样的结论,而感到惊心动魄,并且还会有一种被侮辱被迫害过的感觉,在人们的胸膛里冲撞。我们生活在拥有宪法的时代,然而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有那一天兑现过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宪法第二条)及公民应有的各种权利的条款,在我们享有的过程中,在其结果这面镜子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暗淡无光和自形惭愧、无地自容。言论自由不过是上到国家主席、元帅,下到一文不值的知识分子或普通人的掘墓人。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不过是打手手中的大棒或刽子手枪膛中的子弹……这就是赋予我们基本权利的宪法。一部在海壬(荷马史诗中的女妖,其常用美妙的歌声诱人上钩,然后把人吃掉)美妙歌声中诞生的宪法,对我们具有服用可卡因效应的宪法。这部宪法就象独眼的山洞巨人吕波斐摩斯(荷马诗中人物)对没有任何权利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虎视耽耽,而对无视、藐视、践踏我们人权的特权阶层的腐败、谋杀、掠夺以及一切的肮脏行为不仅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且还往往赋予神圣的革命名义加以歌功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用美妙的歌声诱噬生命的海壬,这个特权阶层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而又受自制法律保护的贩卖可卡因的犯罪集团。──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宪法,一部反反复复导演《悲惨世界》以及《狼和羊》剧目的宪法。我认为,我们国家今天这样的现状,就是我们众多的人们在美妙的歌声中甘心情愿地放弃自己天赋的人权造成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放弃自己的人权,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甚至就是犯罪,我们的犯罪就是特权阶层的土壤,我们的犯罪开始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作为羔羊拱手让给刽子手任意宰割的开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拯救我们免于因行使公民基本自由权利或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而带来的不幸或灾难的,只有我们自己努力才能争取获得到。为了世界的和平、人类的福祉与繁荣,也是为了我们个人挣脱精神枷锁获得自由。基于此,我们希望以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争取属于我们的宪法权利。最后,我想说一句,尽管我们追求的目标,道路是崎岖、坎坷、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坚信,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时时刻刻地在我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那么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拥有尊严、平等、自由的这一天,必将到来!人民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的正义事业万岁!”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说能反应出我们当时的激情、我们的热血沸腾以及我们的梦想。

当时我还起草了《募捐爱国学生倡议书》,“敬请工人兄弟们,慷慨解囊,拯救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未来……”汽车厂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董梦祥写了很多以学生运动为背景的诗篇,可惜,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已迫害成了精神病人,否则的话,可以欣赏他的大作。

下、抗议残暴政府

一、

6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不停的播放具有威胁恐怖色彩的《紧急通告》。对中共历史稍了解一些,就知道“流血事件”将要发生。由于中共高层改革派错过了与人民力量为伍的机会,使得保守派有机可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6月4日制造了一场震惊寰宇的大惨案。第2天早晨,我和李维去吉林大学了解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天安门发生了惨案。尽管我预料惨案会发生,但一旦真的发生,我还是有些不相信是真的。看到惨案消息,我头脑一片空白,我的血液在凝固,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年轻的生命,宝贵的生命,就在震耳的枪声和弥漫的硝烟中消失了,多么可怕的政府,多么残忍的政府,多么兽性的政府啊!我仿佛也变成了被激怒的野兽──我要咆哮、我要怒吼,我要撕毁这个野蛮的禽兽不如的政府。我当时可能是真的有些疯了。我记得那天早晨,天空阴云密布还飘下阵阵忧伤哀怨的雨丝,连上苍都有恻隐、怜悯、同情之心,可自称“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对人民却挥起了刽子手的屠刀。中国政府对学生及民众的民主诉求的肆无忌惮的践踏,顿时让我对政府的未来产生彻底的绝望,中国政府拉开了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一幕。

当吉林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残暴的政府时,忧伤的上天悄然地停止了哭泣,远处的天空露出了红晕的霞光。我和李维参加完学生的游行之后,我让他回家去看看家中的母亲,当时不知是一种与父母作别的潜意识在作崇,还是抱定为国赴难的决心,但彼此心照不宣,并约定好明天上午汇合。

第2天6月5日上午8点钟左右,李维来找我,说去梁立维家里。很快我和李维、唐元隽、梁立维、黄学峰等人聚在梁立维家里。当时我们似乎都没有商量,就决定再次呼吁民众上街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的暴行。随后我们起草了《急告车城人民书》,在书中我们写到:“6月4日,惨无人寰灭绝人性的惨案,在举世睹目的北京城中发生了。北京在流血,眼泪和愤怒已无济于事。反动政府已把我们的同胞当做任意宰割的羔羊。车城的同胞们,难道北京人民的鲜血,还不能唤醒我们吗?!政府的流氓和卑鄙,法西斯的暴行,已经让我们再不能容忍了。一分钟的沉默,就会有上千人流血,血!血!!血!!!同胞们来吧!反对暴政!反对流血!!反对屠杀!!!一汽工人号召长春市的工人阶级迅速行动起来,举行总罢工。一汽工人决定于6月6日晚4点40分举行抗议暴政游行。希望长春市的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一起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来。起来吧,长春市的工人阶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起草完呼吁书,我们就分工为游行示威的行动做准备。在这个过程当中,梁立维家中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始终播放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新闻,红色恐怖对于一群心装“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热血青年而言,已经是起不到任何恐吓的作用。

我们按著各自不同的分工去行动。唐元隽去召集其他“民主沙龙”的成员及第一次游行认识的活跃人士。梁立维、林语行等人去动员长春市另一大型企业纺织厂职工出来游行。我和李维等人再次去购买宣传所需用品,当我们再次遇到上次卖给我们纸张的服务员时,她一方面把我们需要的东西递给我们,一方面又关心的对我们说:“这次非同寻常,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非常感谢她的关心,又好象跟她开玩笑的说:“一旦我们真的倒下,别忘了给我们送上一束鲜花。”她说:“不会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会去上街游行的。”

晚上8点左右,我们在唐元隽的单位办公室,探讨了明天游行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是否遭到暴力镇压,单位领导及警方是否会阻止等问题。由于政府的残暴,我们的良知已经不允许我们考虑那些无法预测的问题。于是,我们在黑暗的笼罩下,在汽车厂职工主要出入的地方,张贴《急告车城人民书》。第2天,当我们四处查看时,这一次的张贴没有上次幸运,发现很多张贴的《急告车城人民书》被撕毁,于是我们继续补贴,并在职工上班高峰之时,我和李维又把一张《急告车城人民书》贴在一汽厂正门的墙上。当时由于吉林大学的学生在职工未上班之前,就把汽车厂的很多大门用人墙挡住了。职工本来就不满政府的暴力行为,我们的呼吁正符合职工的心愿。于是,相当的职工就聚在汽车厂正门的广场上,听学生们的演讲和我们的呼吁,等待晚上的游行。

梁立维等人成功的动员了长春纺织厂的工人在规定的时间里出来参加游行,纺织厂工人还给了梁立维等人大量的白布及有背带的围裙。上午,我找了一些大学生及朋友到我的家里,用梁立维带回来的白布等物品制作横幅及在围裙上书写标语口号。我写了“我们来了──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人老大哥”的横幅及在白色的围裙上写完了“誓死捍卫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之后,并把写好标语口号的围裙放在身上,就又去了汽车厂广场。下午我和唐元隽等人又聚在在梁立维家里,但这次聚会,我们好象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们似乎又没有说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二、

6月6日晚上4点20分左右,有两千多人的长春纺织厂职工打著《长春纺织厂工人声援团》的横幅,来到汽车厂广场来汇合。我们让纺织厂职工先走,然后让数百名大学生跟在纺织厂队伍后面。随后,第一汽车厂职工在“第一汽车厂工人声援团”的横幅引领下,浩浩荡荡的一汽职工向省政府再次挺进,写有“反对暴政、反对流血、反对屠杀”、“我们来了──长春第一汽车厂老大哥”在游行队伍的上空特别醒目。在游行示威的过程当中,有市民不断的加入队伍之中。一路上,游行队伍时而高喊“反对暴力、反对流血、反对屠杀”、“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打倒暴君邓小平”、“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等口号,时而高唱悲壮的《国际歌》。那数万人的声势仿佛就是一首由大学生、市民、工人共同谱写的抗议政府暴行的气壮山河的大合唱。

在夜晚到达省政府门前,我们呼吁省政府领导人抗议中国政府的暴行及敦促其赶快停止暴行,通过民主和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省政府的大门禁闭著,对人民的正义呼声熟视无睹。面对著没有人性、没有正义感的政府官员,我们只好把游行队伍带到长春市地址宫广场举行悼念英灵的追悼会。广场上的灯很快被官方停了电。于是,我们在黑暗之中,在为英灵默哀及致完悼词之后,由学生、职工、市民分别派出代表,在主席台发言。李维上台代表一汽职工宣读《罢工宣言》,事实上,在我们贴出《急告车城人民书》及在学生的组织下,汽车厂在相当多的职工不出工的情况下,已经处于停厂状态,并延续到第2天。纺织厂职工也派出代表宣读一份《罢工宣言》。最后,悼念会的主持人,把长春市大联合的游行示威活动的一天,定为“春城人民觉醒日”。午夜,游行活动在悲哀、肃穆的气氛之中结束。

第2天6月7日下午,疲惫不堪的我和李维在汽车厂广场根据职工的要求,组织了一次有几千人组成的队伍的上街游行。但由于这是一次没有事先准备的游行,游行的职工情绪似乎过于激动,有出言要砸毁省政府,而且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基于此,我一方面担心,一旦游行人员情绪过激,造成人员生命或身体受到损害的不堪后果。另一方面也与我们主张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不相符。于是我们把游行队伍带到地址宫广场解散了。随后,我和李维去了吉林大学。

3天之后的一个午夜,我在家中被逮捕。在狱中我写了一首《我走了》诗反映了当时的感受,诗中写到:

“我走了
记忆中的那一天
一个宁静的没有风的夜
穿过母亲惊异陌生的目光
穿过幼女还不懂得挽留的眼睛
穿过父亲那道道熟悉预言的皱纹
我知道
当我不再拥有愚昧、无知、匮乏的大脑
当我脱去主人的外衣
赤身裸体伫立在墙这面镜子前
这样的时刻
会随着黑夜来临
我知道暂短的远离尘嚣
不过是使这夜缓缓离开世界
我知道长夜的蛰居
不过是让星光冲洗这史乘影印的底片
我知道当漫长的白雪覆盖大地
所有的目光都会投向雪地上放大的
照片
我走了……”

当时陆续遭到被逮捕的还有唐元隽、李维、梁立维、李忠民、董梦祥、吕忠良、黄学峰、林语行、王功权、隋东等大批“民主沙龙”成员及游行参加者。后来,参加“民主沙龙”与参加游行示威的行为被法院分别定性为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罪”,在铁窗之中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苦难生活。

常有人问我对自己的结局是否后悔,在狱中所写的《既然》一首诗,可以说是我对自己和其他人最好的回答:

“既然想走出漫长的无边无垠的黑夜
我们何必在意是只风中的蜡烛
既然了解这片土地的人寥寥无几
我们何不做一粒别无选择的种子
既然没有人愿意在原始森林里生存
我们何不做丹柯燃尽自己的心灵之火
既然做了无愧于人的尊严的路标
我们又何必在意今天这铁窗的结局”。

在没有参加那场民主运动之前,我可以有多种人生选择。但我一旦汇入那场运动的洪流之中,我就没有任何权利再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我有的只是义务和责任仍需努力去完成“六四”英灵尚未完成的民主事业。

(2004年6月于吉林)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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