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事民运的人的命运各有不同。

象昂山素季,她只不过遭到了软禁,在自己的住地还有一定的自由;象魏京生徐文立刘青王希哲等,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暴虐的肉体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倍受摧残虐待的牢狱生活,象王丹王军涛陈子明等,同样经历过牢狱的苦难生活,象王有才张善光等仍然处在牢狱的苦难之中。但是以上这些人受难之时或之后,受到举世的关注和民主世界的大力救援,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可是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或持不同的政见,或持不同的教见,被关押在大陆的的牢狱之内,默默无闻,长期承受着或孤独,或疾病,或饥饿,或寒冷或肉体精神同时虐待的酷刑之中,他们是所有不幸的人中最一不幸的,是所有民主劳工中处境最艰难的。

在江苏龙潭监狱被关押的期间,我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许多这类人的苦难。与我同在龙潭监狱金加工服刑的曹松平,就是典型的一个。他是苏州人,八三年左右,因政府提供就业的能力特别低下而没有就业,用那个年代的术语他是个待业青年。他卷入了一些青年因没有就业机会而心情苦闷,无所事事,继而在街头打闹的纠纷之中,结果被政府劳教两年。劳教结束后,他深感政府的处理方法偏离了公正,便四处上访。上访无果,便向收音机里提供的香港的一些地址写信,诉说自己的痛苦,表达了对大陆社会制度的不满。这样的寻求与外界沟通并寻求美好生活环境的行为,在民主世界太正常了,是合法的合理的行为。可是二十岁多点的曹松平是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居民,于是灾难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寄往自由世界的信件,全部被大陆的国安截获。很快就查清了那些匿名信出自这个苏州的小小居民。他因此而被判犯特务罪,有期徒刑九年。九一年我开始遇到他时,他已经服刑八年左右了,已经被严管过四次,总时间达两年以上。严管的生活是地狱般的生活,警方严管的目的是要用精神的和肉体的双重摧残折磨犯人。他曾经有过严管后戴八个月大镣出工收工的非人的苦难经历。监狱为什么如此折磨他?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监狱警察特别仇视所谓的特务,二是监狱要拿他作为严管的典型,来恐吓其他犯人,三是可能有的犯人为了从警察那里换取好处,虚构他有“反改造”或反“的言论。他的家庭是贫困的,没有钱接济他,加上长期吃不饱以及监狱的双重虐待,他骨瘦如柴。九三年春,他刑满前几天,向狱警提出要休息两天,结果遭到拒绝,他力争了几句,得到的是几个重重的耳光。

他出狱后,我再也没有获得过他的音信。这个因为羡慕自由世界及其美好生活的,因此而遭到背离人性的残酷虐待的苏州青年,现在的命运如何呢?仅仅因为向自由世界写信,就判决他犯有特务罪,并施加了无数非人的酷刑到他的身上,是多么残忍野蛮!九二年夏天,我所在的中队来了一个新犯人,叫陈晓利,安徽合肥人,因偷越国境参加中华民国的军统组织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他思路敏捷,有一定的政治眼光,性格刚烈而嫉恶如仇。我们很快成了无所不谈的好友。当时的龙潭监狱因八九民运,对政治犯实行集中管理。另外几个是:因组织民运团体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南京青年吴建明,因向国内居民寄发匿名信批评中共一党专政而被判十年的安徽滁州青年袁庆传,因信奉一贯道或曰因持官方反对的宗教见解的而被判七年的江苏兴化人七十六岁的戴相文,还有另一个江苏东台人,因信奉民间宗教家主会而被判刑十二年。

陈吴袁和我四人经常相互勉励,支持,交流。九三年六月四日,一个江苏泗阳籍的犯人刘其标,因为连续十五天一个人每天上两三个班,最后疲劳过度,被一种我们称为大力铣的机床绞死。一部分心脏肝脏肠子被绞碎,其残状令人心惊肉跳。陈晓利为此立即上交意见书,要求监狱为死者开追悼会,给予死者家里合理的抚恤金,改善犯人的伙食,缩短犯人的劳动时间,容许我们犯人为死者的家人募捐等等。结果招来监狱的嫉恨。先是将他调到集训中队,后来施加严管的虐待。严管队的日月是非人的,它使用的是不给犯人吃饱,跑步,静坐,不许说话召开批判会,犯人组长和警察的轮番殴打等等,来摧残犯人的身心。后来我通过和陈一起服刑的犯人了解到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睛几乎失明,挨过打,为了生存,大概也写过一些违心的妥协性的小文章与思想汇报。与我们所有人一样,陈晓利不是完人,但他是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曾经和我讲过:是对孙中山主义的信仰,对大陆制度的极端的失望,使他加入了中华民国的情报组织,期待自己的行为能有助于大陆的民主化事业。最起码我们在一起时,他是乐观的,对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报有非常的异乎寻常的信心。九九年深秋,听说他被调到安徽哪个监狱,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

(二)

九三年七月,龙潭监狱看到对良心犯的集中管理,便于我们互相交流鼓励,共同抗争,就将我们打散到各个中队。我被押解到水泥厂三中队服刑。大约到九六夏天,我在监狱的报纸上,得知有个叫孙满堂的老年良心犯,从镇江监狱调到龙潭服刑,图片上显示的是,他被批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腰被压弯。直到九九年春节前后,他病逝于监狱之前,我在住院期间碰到过他几次,零星得知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安徽南陵人,青年时期曾经参加过国民革命军。中共统治大陆以后,他先后四五次被当作反革命投入监狱。八九民运期间,在南京参加民运,为北京的死难者披麻带孝,因此被官方判十二年徒刑。当时他已经六十余岁了。他嫉恶如仇。一些犯医对病犯敷衍塞责或态度不好,他见了总是大声呵斥;陪护他的也是监视他的犯人,不尊重他的人格时,他会大发雷霆;见到强者欺负弱者时,他会举起拐杖。在他的身上,刚直不阿,不怕邪恶的正气,凛凛然,巍巍然。他是机智的。在中共监狱,有一些刑事犯秉承警方的意图,监视并汇报良心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样的角色,在龙潭监狱的警方记录里,被叫做“灰色耳目”。这样的“灰色耳目”多数受官方的灌输和利益的诱惑而反对民主和良心犯,有的因个性不投而不容良心犯,有的因得不到经济困难的良心犯的物质好处而藐视之,有的因为心理变态仇视一切人类成员而作践良心犯,有的因急于邀功减刑等等而不顾事实,编造虚假的情报,诬陷良心犯,这样的诬告常常给良心犯带来极大的身心痛苦。面对这类卑劣的小人行为,孙满堂经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常使一些心术不正的刑事犯陷害打击他的企图落空。他是坚强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九八年的五六月间,那时我第一次坚持了十天的绝食。我被关在传染病区,长达两个月之久。稍后我有机会到普通病区就认识了孙满堂老先生。偷偷的交流中,他说过这样的话:“我自青年时期便信仰民主,很多次牢狱也没有能消灭我的民主向往。我几乎一直孤军奋战,我也知道我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是人,就不能也不应该放弃人的良知,我有责任和专制战斗一生。专制制度将人造成两极:要么是掌权沦为暴君,要么是无权沦为奴隶。专制使社会的生产,社会的人心,社会的风气一道卑劣。专制这个制度魔鬼,害得我们的民族苦难深重。你还年轻,将来和人民一道,判处这个魔鬼死刑吧。”他是孤苦的。根据他的同犯讲,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来探望他,也从来没有人寄过钱来。他一直在穷困潦倒中,在孤苦中,在重刑中度他的风烛残年。可是他向往受到关怀的心,没有泯灭,他一直将一个中年妇女的照片收在身边。他说过:那个妇女曾经和他一起共度过专制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苦难岁月。九八年八月五日,我因病住院,到八月九日,我开始了长达十二天的绝食抗争。这次监狱将我隔离在医院,一直到十月二十日,才调离医院,将我押解到原来的那个中队——金工二车间,现在升级为金工分厂了。在我离开医院的前夕,孙满堂老先生又老住院了。他显得非常衰弱,走路打晃,双目下陷,目光无神。他已经七十有余了。专制制度的不公平的判决,漫长刑期和监狱生活造成的身心双重的慢性虐待与谋杀,使他衰老不堪了。我的心中,顿时产生莫明的悲愤!要是在民主国度,他这样孜孜不倦追求为民服务的人,不是议员,就是政府官员,可是他和我们所有的异议人士一样,生活在一党专政的国家,只要不放弃民主追求,这样的结局根本上就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将民运堕落为私人牢骚或乌龟主义的状态。他患了肠胃炎。敷衍的治疗根本不能奏效,有时他明明说某种药物只会增加他的病势,可犯医照用不误;粗劣的饮食不足以恢复他的身体元气,监狱个别心肠好些的警察,尽管也买了点营养品,来表示一下政府的“爱心”,可是这点爱心怎能抗衡得了数十年专制魔鬼对他的摧残?他一天天衰弱下去,讲话有气无力。我尽我的所能,来温暖他年老孤苦的心,可是无济于事。我离开医院的那天,隔窗与他道别,我们四目相对,几乎默默无语。我深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心中的悲楚是难以名状的。九九年新年前后,我在金工分厂,听到并证实了这样的传闻:孙满堂老先生在龙潭监狱孤独地离世了。一个坚定的民主的信奉者,追求者,就这样在孤军奋战中,被专制魔鬼使用以判刑和监禁为形式的慢性虐待与谋杀的手段害死了。他没有机会留下著作,没有得到多民主世界的媒体的声援,没有领取过这类或那类的奖项。他在默默中贡献,也在默默中离开人间。他是一个少为人知的伟大的民运战士。我们应该将这样的战士的事迹告诉更多的国民,以他的精神去感染我们的同胞。(待续)

(三)

大约在九七年,又有一批被判重刑的异议人士被押解到龙潭监狱服刑。他们是孟剑波(河海大学毕业,《杨子晚报》记者),管林根(南京大学研究生,已经出狱),陈荣利(大学毕业),董志钢(警察学校毕业,已经出狱),夏士海(大学毕业,已经出狱)等。这些人在八九六四以后一直从事民运,大约于九四年,在一个叫解天刚的斗士的带领下,组织了一个民运团体。九五年十一月遭到官方的破获和逮捕。解天刚原来是江苏公安学校的教官,后来在江苏国家安全厅里任职。但是他深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大胆地与中共的政权决裂,私下一直领导着一批人从事崇高的民运活动。他被判刑十年,先在蒲口监狱后在镇江监狱服刑。他脾气刚烈,信仰坚定。其他几位关押在龙潭监狱的他的同案,都是盐城人,大多数刑期是八年,大多数信仰坚定,不屈服于专制的淫威,其中孟剑波尤其突出。

孟剑波敢于同警察据理力争,他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喜欢读书,一手好字。我们私下能一吐心声的机会太少了,尽管我们曾经只隔一道墙壁,经常能看到对方。只是几次监狱书市上,我们才获得短暂的交流机会。据说,后来他作过很多次绝食抗争。

他们几位家里都不富裕,平时都过一种极为俭朴的日月。饥饿,寒冷,疾病没有能够从内心摧垮他们,相反,激起了他们更坚定的民权信念。在我们偶尔的通过可靠的中间渠道传递信息的沟通中,我们为民权奋斗终生的理念相互感染。到九八年底,一些刚从集训队分到我所在的大队的新犯人说:又来了一个政治犯,叫王冠都。后来我慢慢知道,王冠都是中华民国台湾人,中统局上校情报官,身材高大,五十多岁,曾留学美国,精通英文,作风严谨,很有教养,信仰坚定就更不必说了。他因为民主世界搜集大陆中共情报而被判刑十一年。监狱对他的管理比对大陆的民运人士的管理更加严酷,不许别人和他说话,几乎是二十四个小全过程监控。但是他不屈服于这样的恶劣环境。据说有依次一个警察要他蹲下,他誓死不蹲,漫长的刑期,孤立无援的困境,听不到一点自由世界的声音的他,尽管有时心情非常压抑,但对国家民族的民运仍然充满信心。我曾间接地看到他写的诗词。那些诗词之中,有他的悲伤,更有他的信心。他有罪么?其实没有!他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看看中国的一些军事设施呢?就算他的行为与中共特权阶层的利益相抵牾,难道仅仅因为想了解一下江哲的粮食价格和储备情况,港口的设施和装备的情况,就应该判处他十一年的刑期么?

直到我离开龙潭监狱,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和他面晤交流。

上述几个人,只是中国成千上万的默默无闻的民运劳工中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我们根本不知道姓字事迹的异议人世,仍然在监狱里煎熬。他们没有申辩的权利,除了劳动之外,还要忍受数不清的精神折磨。监狱随时都会将种种侮辱加到他们的身心之上。体制上的压迫,一部分警察的恶意摧残,监狱中卑劣者的陷害,粗劣的伙食,有病不能得到很好的医疗等等,时刻从身心两个方面袭击着他们。

在现代社会上的人每天自由自在地吃喝玩乐之同时,他们沦在黑暗的监狱之中,几乎被世人遗忘了。

在那些官僚阶级或富人的小猫小狗坐轿车,住空调房间之同时,这些默默无闻的民主劳工住在冬天酷冷夏天酷热的地方,甚至睡在地面之上,同时还要承受很多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折磨。

当社会上的公民受到官府侵权,多少还可以上访之同时,他们受到虐待酷刑之后,却很少有伸冤的机会和地方。蛮横是中共监狱的流行作风,它封杀了多少想伸冤的企图,那些伟大的默默无闻的异议人士,哪怕是与专制国度里生活的最糟糕的国民相比,也是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之下。他们无罪,却遭到重判;他们应该拥有和外界沟通的权利,却遭到重重的禁锢和封闭;他们本应是供国民选择的公仆,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基本的人权。

我们应该向这群伟大的默默无闻的勇士们致敬!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力量,向世人宣讲他们的品格,行为,事迹。每个有机会接触过他们的人,都应该向世界讲明他们的处境。为他们呐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完)

杨天水于大陆

公元二00一年

《杨天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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