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世界上有诸多不同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但根据我国一般的公众意识，拥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同时以知识劳动为主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一个有知识的人如果他做官或经商，那么在一般公众中的心目中，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官员或商人。这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的特殊的地位。不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在全人类的历史上，知识分子都是受尊敬的，就是说在有人的任何时空，知识分子得到普遍的尊重和认可。
为什么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都受到普遍的尊重和认可呢？这要从知识的功能说起。人生而固有求知的欲望与功能，这种特性甚至在许多其它动物的身上同样存在。人类天生的知欲与智能奠定了知识的主观基础，同时人类在必然的求取生存与幸福的过程中，必定面临着利用自然、战胜灾难、解决社会问题、认识人类自身诸种问题，这样知识又成了后天的社会的需要。可以说知识是人类天然的需要，也是人类后天必然的需要。说它是人类天然的需要，是因为人类每个健康正常的成员与生俱来就有知识的欲望与能力；说它是人类后天必然的需要，是因为每个自然人如果它要生存发展的话，就必然是某个社会的成员，而这个社会要完成维系共同体的天然需要就必然需要知识作为有力的工具。事实上人类产生之日，知识也就产生了，尽管那时的知识是非常低级的。人类为了利用自然，就进行了一代又一代的认识自然的活动，为了征服自然、发展生产，进行了无数的创造和工具改新的活动；为了调节人类自身的共存，认识到了爱心是人性之一部份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许许多多道德规则；为了更好地展开群体生活，对管理、法律、人类本性等诸方面的知识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有史以来，人类坚持不懈，一直将求知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根本目的主要是为了人类幸福的需要。知识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提高人类素质、满足人类处理好主客观两个领域问题诸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人类的祖先未掌握驯养与农耕的知识，那么至今人类必仍茹毛饮血；如果人类未掌握建筑知识，那么至今必仍巢穴为居；如果人类未掌握造船与航行的技术，那么至今货物的流通仍必限于陆地；如果人类没有掌握内外科医学知识，那么至今不知多少人要丧生于恶疾的痛苦之中，应当承认古希腊留下的解剖学知识为后来的体腔内患有炎症的人留下了许多福音；如果人类在几百年前没有了经历一场科技革命，没有发明蒸气机，发电机、电动机、汽车、铁道、火车、轮船、拖拉机、收割机、飞机等，那么人类必然全部要靠人力来应付交通、运输、工业制造、农业耕收方面的重负；如果人类没有获得天体物理学、航空航天学、诸多材料学方面的知识，那么人类就无法送卫星上天，无法登上月球，无法驾驶飞船遨游太空；人类如果没有掌握人性与社会管理方面的真知，那么至今就不会有民主文明屹立于世间；人类如果没有无线电与电子知识的迅速积累，那么至今人类就不可能进行那样快速有效的信息沟通。总之知识在造福人类的道路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因为知识在人类生活与文明进步中产生如此大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所以知识才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对象，所以拥有知识的人才历来广受尊重与羡慕。
知识也有正确的与错误的区别。凡是符合客观道理的、符合主观人性趋势的、符合人类良知共识与人类普遍幸福的知识就是正确的知识，反之则是错误的知识。例如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以为疾病是魔鬼作崇的知识，古印度认为地球站在什么动物背上的知识，古希腊认为宇宙由地水风火组成的知识，中世纪地球为宇宙中心的知识，资本主义以前的极权社会的君权神权的知识，古代普遍的认为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的知识，鼓励人间仇杀并宣称这是历史动力的知识等等，都是错误的知识，其中性恶论基础上的鼓动人类相互残杀的知识体系（亦即思想体系），则是邪恶的知识，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比自然灾害的后果要大得多。既然知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那么拥有正确知识的人才会有益于人类，反之，拥有错误知识的人必有害于人类。进而言之，人类尊重的是拥有正确知识的知识分子。错误的知识，如果它们的拥有者主观上并无危害人类的恶意的话，那么它们的客观危害一般不大。但是人类历史地数事实证明了这样的事实：错误的知识往往受到落后的当权势力的支持，因而成为故意阻碍真理传播的伪劣知识。伪劣的知识一旦与前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势力结合起来，它们就必然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以有害的观念毒化人类的精神世界，浪费极多的人的精神能量，以违背自然与人类本性的思想观念控制社会，最后必然严重损害人的身心、损害人的尊严与权利、损害文明的发育水准。根据以上的事实，错误的或伪劣的知识的拥有者必然是伪劣的知识分子。
当我们明白了知识分子有真伪后，我们便可立即明白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指的是真知识分子的使命，即一个正确知识的拥有者在其生命过程中不应当推卸的责任。推卸道义责任的知识分子是不配称真知识分子的。
真知识分子的使命总的说来是应当爱人类、助人类，在此前提下必然要爱劳动、爱科学、爱物力、爱公益、爱公正、爱自由、爱民权、爱自然。虽然说九爱是全人类良知未泯的成员都应履行的责任，但是真知识分子由于比普通人多拥有知识，多明白道理，就理所应当走在人群的前面。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宣称自己爱人类，但实际行动中却不爱劳动，象特权阶层的多数成员一样贱视并憎恨劳动，一味追求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总把消耗民众的劳动果实当作职业和荣耀，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宣称自己受人类，但实际行动中却不爱科学，象特权阶层的多数成员一样撒谎成性，迷恋于同真理作对，以扩散假大空的谎言谬论作为投靠特权阶层并谋取个人荣华富贵的阶梯。在科学遭到摧残、歪曲、亵渎时不敢挺身而出，维护科学的尊严，相反甚至人庸亦庸，卑怯地充当邪恶势力的应声虫，完全背离自己应担的宣扬真理维护真理的神圣职责，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宣称自己爱人类，但实际行动中却不爱物力，即不爱节俭，象特权阶层中的多数成员一样，任意利用职务之便，挥霍民众的劳动果实，视铺张浪费与荒淫无道为人生快乐，随心所欲地糟踏抛弃还有利用价值的物品、工具、资源，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宣称他爱公益，但实际行动中却只顾自己、家人、亲友与小集团，象特权阶层的多数成员一关，以偷抢国库、化公为私、权钱交易、大肆营造豆腐渣工程与半截子工程以便中饱私囊，将任何公共利益的政策与设施都当作狂发国难财的良机，漠视同胞中温饱不济的苦难，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宣称自己爱公正，但实际行动中都偏袒强者，包庇邪恶，在邪正交锋时不敢站在正义的一边，像特权阶层的多数成员一样，总站在有私利可图的一边，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可以为杀人犯开脱，可以指证无罪的人为有罪，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宣称自己爱人类，但实际行动中却不爱自由，甘心于自己的奴役境况，像特权阶层多数的成员一样，根本不懂得人的价值并鄙视追求自由的人事，为了得到权物上的赏赐而甘愿做特权阶层上层的奴才，毫无谦耻地俯首贴耳地帮助特权阶层上层去奴役他人，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宣称自己爱人类，但实际行动中却不爱民权，像特权阶层中的多数成员一样，仇视民权，一见到人民大众争取民权便暴跳如雷，谩骂之，围剿之，必然欲斩尽民权而后快，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真知识分子宣称他爱自然，但实际行动中却随意丢弃垃圾与有害物质，随意伤害花草果木，随意伤害野生动物，像特权阶层的多数成员一样，将仇恨人类的心理发泄到自然身上，结果使得河水遭染，森林受害，沙漠扩大，动物遭殃，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知识分子。
一个真知识分子要完成九爱的使命，他首先必须是正义的代言人，因而是社会弊病的认真严肃的批评者。面对社会性的邪恶，他要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随他的批评而来的迫害、清苦的生活、临禁的危难、亲友的误解，大众因害怕株连而给予的冷漠，甚至是为了正义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等等，都不足以使他畏缩，放弃主持正义的立场，放弃社会弊病批评者的职责。
一个真知识分子必须以真知为已任，摒弃一切伪劣的虚假的知识。领悟真理并实践真知才算是真知识分子。单单地读书多、著书多，都不能算是真知与学问。当许多人以著作的字数多少来衡量求知成就时，便犯了滔天大错。衡量一个真知识分子的准则不是读多少书、著多少书，而是领悟了多少真理，笃行了多少真理，而真理的最终标准是全人类的共同实践与共同认知。显然对于人类普遍利益与幸福产生积极作用的道理才会得到人类良知与理性的共同确认。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对这样的真理置若闻，只是以钻进象牙之塔、埋头啃嚼死去的古籍、谈些与人类普遍幸福毫不相干的废话、堆积了成千上万的平庸的文字等等为学问为真知，那么他就必然远离学问和真理，成了识字的普通动物，成了满腹文字的愚人，成了能够走动的肉体书柜，最终成了有知识的行尸走肉。如果一个民族很多知识分子堕落到此种境地，那个民族注定要遭受难以计数的灾难和痛苦。因为很多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真知识分子，必然意味着领悟真理、阐识真理、笃行真理的人数与力量大大削弱，歪理邪说与野蛮势力，必因此而取得优势，将劫难与不幸加到大众的头上。在人类还没有普遍达到很高的认知水准时，真知识分子担着领头把握真理的重任，是无可置疑的。早在数千年前，商汤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伊尹就指出了先知先觉的人有责任去帮助那些尚未把握真理的人去把握真理。就是说，一个真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必须承担身先民众的责任，勇敢地走在前头。如果有了很多知识的人却不能在探索真理之险途上冲锋在前，那就是失职，就是蓄意将困难转嫁给那些自身力量微弱的人，并且客观上等于帮助人民大众的宿敌。真理的标准还应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因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乍听上去，似乎正确，慎思之下，大有漏洞。什么人的实践？难道秦始皇、希特勒或奴隶主、封建主等彻底反人性的人和阶级的实践能成为真知的标准么？显然不能，只有全人类的实践才有资格充当真理的标准，或者说只有全人类的良知和理性的活动才是真理的确定者，单个的人、集团、党派或阶级，都没有资格武断地宣称自己的实践是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只有心怀鬼胎的企图蒙骗大众的人才会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这种行径实质是否定人类共同良知和理性的妄图以单个臆断取代普遍认知，扰乱人们关于真理标准的正确把握。其实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墨子就发现了真理的完全性的标准。他说真理必须符合天下多数人认知结论，必须符合已往人类精英的认知结论，必须符合人类的普遍利益。显然墨子的真理观是全面性的亦即人类性的真理观，它以古今人类的共同认知以及现实人类的共同幸福为真理的标准。一个真知识分子就必须以这样的全面的而非偏狭的真理观为衡量是非的原则，或者说人类的良知与理性应当始终是他把握真理的航标。
把握真理包括认知与笃行两个层面。知而不行，等于白知；行而不知，等于盲行。能不能认真执着地笃行真理是真假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如果你知而不行，纵使你懂得万种道理，会千万种语言，说了无数动听的妙言，撰写了千万本论著，那也不会产生大的益处，因为空谈清议，纸面文章是无法驱恶扬善的，因为增进人类普遍的物质的与精神的幸福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一个真知识分子，既然他以人类的普遍幸福为已任，那么他的行动就必然只服从良知与理性，任何来自野蛮势力的强制与压迫均不能改变他对真理、正义的初衷，他必然尽量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在人群中以宽容之心对待见解持异者，以爱悯之心对待遭受磨难的人，以忠信之心对待同胞、邻里和朋友。
由于社会已积累了成熟的文明经验，只要未丧去良知的人，往往就拥有健全的理性，因而就完全懂得民权民生是人类普遍幸福的中心问题。世界的现状已证明了这样的道理：民权有了保障，民生就富足兴旺；民权不能实现，民生必然贫穷。真知识分子必须热爱民权民生。特权阶层的人、愚昧无知的人、因私欲私利的动机而故意反对民权民生的人，尽管对社会的人类的普遍幸福危害很大，但他们并不具欺骗性，因为他们的私欲私利至上的立场与颠倒黑白的恶习早为世人识破。但是如假冒伪劣的知识分子，引经据典，搬弄口舌，冒充有学问的样子，反对民权民生，那么他们的危害就会深重而广大，世间的确有这样的假知识分子，他们经不住特权阶层的压力与引诱，沉沦到吃喝嫖赌的公款消费族行列，卖掉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换取一些地位特权、荣誉，在人民的面前装腔装势，在主子面前摇尾乞怜。这种假冒伪劣的知识分子同样有害于社会的物质进步和精神进步。真知识分子有责任同假知识分子进行持久不懈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与极权主义势力所提倡的斗争手段不同，它以和平的说理的方式进，而不依靠暴力与强制。假知识分子一旦他们抛弃往日的错误立场，站到人民大众的一边，复苏自己的良知与理性，认同人类的共同真理，并以实际的行为而非空谈的方式参预人类争取普遍幸福的运动，他就转变为真知识分子，而且这是一种伟大的转变，因为经历过痛苦的转变往往能造就更成熟更坚定的战士。
一个真知识分子必然注重德智体情技艺的综合发展。知识固然重要，但德行更加重要。
知识不过犹如船上的动力，但德行恰如航船上的舵手。知识若失去道德的节制，必堕落为邪恶力量的工具。因此认为现代社会是科技工商为主业的社会，因而可以不谈道德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和有害的。人类永远需要道德，就像植物永远需要土壤、阳光、水份一样，科技越是发展，以及社会成份越是繁多化，就越是需要道德。离开道德的制约，现代社会的物质力量便易演变为洪水猛兽。
智慧知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战胜自然困难、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克服社会弊病，都需要许多专门知识，需要一定的技巧。知识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知识是大能的。如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产业的日益分化，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的日益电脑化或智能化，社会阶层的日益多元化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动快速化等等，都对真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知识要求。前苏联那一套知识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淘汰，但在中国大陆余毒仍未肃清，这就要求真知识分子在扫除陈腐有害的知识方面要坚决地保持科学的立场，通过各种手段，不放弃任何机会，传播科学的知识。真知识分子万万不能忽视反对伪科学的斗争是一场考验人德智的苦战。可以说在极权主义横行霸道的地方，要想传播科学知识，就必面临着伪科学势力的阻拦。因此这样地方的真知识分子在追求知识与真理的道路上总是承担着双重的重任。
健康强壮的体格是真知识分子不应忽视的。尽管精神是人类的本质所在，但躯体却是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变得病弱，其结果削弱精神潜能的正常发挥。健壮的身体可以使人勇猛顽强.如果没有健壮的身体，大禹便无法长期奔波于治水工地，汤武便无法承担指挥义军艰苦作战的重任；孔墨便无法不懈辛劳周游列国。还有孙中山、黄兴、秋瑾等中国民主先烈都重视强健体格的培养。现代的真知识分子一样不能把自己变为病弱的书生，一个有知识的病夫，即使他可能有些才干，有较好的品德，但是其身体差的缺陷必定大大地限制他为人类造福的成效。一个真知识分子应该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感情世界里应当充满爱心，应当具备领略美好世界的欣赏能力，应当具备蓬勃向上的乐观情调，应当强烈憎恶邪恶与失公，总之他的喜怒哀乐好恶不但应当丰富多彩而且必与人民大众的情感息息相通。要培养一个美好的感情世界，就必须学会爱生命爱自然。有了这些爱，他就会避免或减少纵欲主义对自己精神家园的污损.理智地生活是保持美好感情的必要前提，理智可以增加我们本性的纯净度，减少它的骚乱。
技能指职业的技能与生活的技能，而这两能中也必然包括着与人相处的技能。一个真知识分子最好具备全面性的生存技能，以便更好地发挥先知先觉的前锋作用。缺少职业技能，就不能成为笃行家实干家；缺少生活技能，既不能很好地料理自己的事务，也不能替自己的亲人分担生活上的压力；缺少人事技能，就意味着不懂得人性的奥妙因而不能有效地与人合作，以发挥我他共有的创造潜能。真知识分子要想与民众实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就必须在求取书本知识的同时认真地磨练自己的必需的几种生存技能。
信仰的重要性是众所公认的。正确的信仰是人类进步之需，也是个人进步之需。没有正确的信仰，就等于没有灵魂；如果信仰了暴力、强权、私欲、私利，那么只是有了卑污的灵魂.真知识分子不会信仰金钱、权力、靠投机取巧获得的地位和荣誉，真知识分子既以人类普遍幸福为人生奋斗目的，那么他必然信仰自由、平等、博爱、公正，而且他的这类信仰应当是坚不可摧的。这方面真知识分子应当向人民大众学习，历史上与现实当中，多少为了真理与正义的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信徒，面临着死亡、监禁、流放，一点也不畏惧，多少前赴后继的普通教众的身上，闪烁着“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气概。
真知识分子是意识到自己使命并乐于为之出力流汗甚至是贡献生命的人，因此他必然明白求知的目的不仅在于增进自己美好的本性，也在于要增进大家的美好本性；不仅在于增进自己的幸福，也在于增进大家的幸福。就是说他完全懂得“成已成物”是自己的天职。为此，他必须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有教养的人。辜鸿铭说：“根据中国哲学，存在着的万物可分为‘天、地、人’，即‘神、自然、人生’三大类。真正有教养的学者，依中国人的立场，就必须透彻地领会‘神、自然、人生’。所谓‘儒者通天地人’，就是说真正的教养，乃是充分地理解神、自然、人生。如果按西洋的说法，假如不具备真正的宗教的、科学的、历史的知识就不能算作是一个学者。”
真知识分子要想有效地完使自己的使命，方法与策略是必须讲究的。那就是必须实行知行并重、智勇结合、德才兼备、自身群体内进行分工与协作，外部交往上利用国际文明的助力.
知行脱节往往是亚细亚式社会的普遍特征，以往数千年的极权专制主义尽管打着孔孟的旗号，可是有几个统治者及民间知识分子真正地笃行了孔孟之道呢？其间也曾有诸多思想家构想了好的管理社会的办法，诸多科学家、工程家发明不少先进的生产工具与办法，可是这些办法与工具大多数时候都停留蓝图状态，人们说的教的与做的普遍地背离。这种流毒至今仍在遗害社会。真知识分子一定要做到既是知的专家也是行的专家。摆脱旧式社会中流行的知行分裂的轨道，以知行并重为职责、为荣耀。
智勇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智慧、理智能使人明智地生活或解决人生与社会的难题，但是如果没有勇气，智慧便往往停留在无所作为的观念状态。历史上众多的为人类作出了不朽贡献的人，都是智勇双全的人。孔子曾说过“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他的意思是聪明睿智之人面对是非不会迷惘，面对冲动不会糊涂，勇敢无畏的人不惧怕困难、邪恶以及心中难以制服的贪纵欲望。我们同样认为智勇是战胜人性自身的弱点与社会性野蛮邪恶势力的必备素质。愚弱者是不能造福民众的。在是非面前模梭两可甚至颠倒是非，在冲动的压力下乖乖地做本能放纵欲望的奴仆的人，就是愚者；在困难、邪恶、人性缺点面悲观失望的人，就是弱者。在培养与对待智勇素质方面，真知识分子与愚弱之人正成明显的对照。
智勇只属于才干的范畴，如果没有道德美德的并驾齐驱，智勇便不能造福人类，相反往往会极大地危害人类。孔子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将“智仁勇”并提，说：“智仁勇，达德也。”他的意思是：智慧、道德、勇气是公承的美好素养。今天真知识分子更应当德智勇兼备。如果你只会写文章，作报告、从事技术创造、发明生产工具、营造各种工程，但不懂得爱心善行在人生使命中的重要地位，那么你就不具备美好的品德，因而也就不能成为对人类有益的人、不能成为人民欢迎、历史记住的真知识分子。在当前道德普遍沦丧的情况下，真知识分子将自己驯养成一个保持爱心与良知的即保持基本道德素质的人，是成已成人的基础工作.万丈高楼，必自地起，离开主体的道德建设，知识与才干只会助长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邪恶.如今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根因，就是因为行为主体缺德，比如不少医生拿病人做试验、手术中割错器官、不少教师虐待童生以及强迫学生购买自己推销的商品、不少警察以殴打虐待被监禁人员甚至打死了还千方百计地毁掉罪证并订立攻守同盟掩盖罪恶，难以计数的贪官污吏将人民的血汗挥霍于吃喝嫖赌之中等等。美德是何等重要！一个社会能否达到富足、安康、平等、文明，与其成员中是否存在着普遍的美德成正比。而在改造一种传统类型的社会，使之步入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真知识分子的道德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尽管社会改新大业的基本力量是人民大众，但承担着前卫工作的是真知识分子。
个人的能量毕竟有限，因为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通才是很少见的，即使有，他所通晓的知识与技能仍必定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决定了真知识分子要想完成自己的使命，内部必须进行有效的分工与合作，外部必须利用国际性的助力。分工与合作中最值得注意是应将著书立说的事留给少数人去做，多数人应当投身于实践行列，去培育下一代，去经商务工，去传播真理与道德，去为贫穷无助的的人解决实际的生活困难，去绿化我们的地理家园，去同社会邪恶势力作毫不妥协的斗争。
国际性的助力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地球已经一体。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也是优质文明不断扩展的以及劣质文明不断削弱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先进的力量，还是落后的力量，都必然拥有自己的国际盟友。因为物以类聚是宇宙中千古不易的法则，因为无论哪一方都不甘心输在对方的手中。既然世界一体化已成时代主征之一，世界任何角落的事务都必然与国际事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以追求并营造人类普遍幸福为使命的真知识分子的正义事业就必然是国际正义事业的一部分，因而必能得到广泛的国际助力。这种国际际助力能够大大加速落后地区的人群快速击败旧的邪恶势力的压迫并快速地步入健康的富足的平等的自由的文明社会。二战后，西德、日本、韩国、泰国等地的发展史与现状，便是相当好的例证。还有，民众的德智同样是真知识分子成长与活动的大好资源。民众的德智是不可低估的，真知识分子的力量一旦与广大民众的力量联合起来，便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推进文明的作用。因此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走进民众中间，与之叙手足之情，与之同甘苦共患难，与之共享真理与美德的快乐，与之携手并肩合力扫除腐败。真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人民大众是他们最好的保证人，如果他们确能让人民大众认识到他们确实是能够终生为民服务的人。当真知识分子能在民众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与保护时，他们的事业才有希望，因为这时他们的事业必也是民众的事业。由此看来，争取民众的认同与保护已经是真知识分子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任了。
在履行真知识分子使命的道路上，古今中外已经有许多极为优秀的真知识分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树立光彩动人的榜样。今日的真知识分子不再孤立，他们不但拥有诸多典范、道友，还拥有民众的广泛理解和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拥有了强大的国际正义力量作为盟友。这就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正义事业必然获胜！
中华杨天水于夏台园 公元二千年春夏交际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