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十九大的理论思考之三

中共十九大提出: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虽然套用了中共八大以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方式,但由于它包含了更丰富的内涵,所以还是值得肯定的。

所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衣食住行、上学、医疗等物质需要,也包括政治权利(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载明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文化享受、社会公正等精神需要。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既涵盖经济领域内部的产业结构、供需矛盾、国民进退等改革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涵盖经济改革与发展同政治、文化、社会、意识形态诸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十九大以来,媒体发表了大量解读、宣讲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文章、报道,普遍呈现出一种类同的片面性:讲美好生活需要,只讲经济、文化的需要,却不涉及人们对政治权利的需要;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只讲经济内部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讲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这就大大削弱了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积极意义。

这里,我们不妨对我国近现代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探讨,进行简要的历史回顾。

我国自十八世纪西学东渐以来,随着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的传入,社会基本矛盾就逐渐转向民主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都是这个基本矛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体现。一百多年来,社会几经变迁,这个基本矛盾却至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序言里规定“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总纲第一条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经济上“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注1)

十分明显,按照共同纲领的这些规定,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方向,应该是建立民主秩序,发展生产,肃清封建专制主义。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则是国家的民主主义发展同阻碍民主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以改变社会的落后面貌;同时,落实共同纲领规定的人民自由权利,使社会早日摆脱封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长期熏染,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期望。但是,在当政者的指导思想上,却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果把社会从民主主义扭向封建专制主义,至今没有回头。

毛泽东1952年6月6日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2)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做出总结:在解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之后,“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注3)

这四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命题,理论上是错误的,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实践上是有害的,阻碍了民主主义的发展,发挥了封建专制主义护身符和遮羞布的作用。

先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看,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避免不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也就避免不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但这绝不是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在初步建立的民主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为社会发展所必需,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经济剥削则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剥削固然是不道德的,但从社会发展的高度透视,劳动者离开自给自足、没有剥削的自然经济小生产,到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经济环境里承受剥削,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走出农村,到大中城市务工,自愿接受剥削,就是最好的说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在具有进步意义的剥削之基础上产生的,不可能构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执政者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措施,缓解这个矛盾,却不可能彻底解决。只有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经过几代历练,逐渐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从无产者成为有产者,剥削才会消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

从实践上看,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意味着它已成为必须彻底解决的目标,却放弃了真正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使资本家成为拿定息的公民,也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把大量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社会底层的贱民,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以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理论借口的。前一场革命铲除了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后一场革命则铲除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从而也就巩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独裁统治。

再看“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两组主要矛盾,实际上只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描画,很难说是可以构成社会矛盾的因素。不同于普通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与斗争,社会矛盾的特征在于矛盾双方各有代表的社会力量。社会矛盾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大都表现为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一胜一负。在八大论及的社会主要矛盾里,要求同现实之间,需要和不能满足需要之间,都只有此岸彼岸的差距,很难说有什么矛盾存在。由此岸到达彼岸,需要努力争取,却不需要解决什么矛盾。八大提出这两组矛盾,只不过是为了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任务的首位而构思的理论空想,却反而弄巧成拙。

至于把这个矛盾归结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更荒谬了。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自欺欺人的命题。中共八大宣告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没有任何先进的因素。在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共同纲领》承诺的民主主义因素已荡然无存,民主和专制的基本矛盾,以人民大众和官僚集团、特别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的面貌,呈现于历史进程。三大改造期间,在表面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喜庆场面掩盖下,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不满与抗争。1957年头几个月的大鸣大放,就是民众对专制统治的批判与挑战。6月8日开始的反右运动,则是专制统治者的大镇压、大迫害。1957年是民主和专制的基本矛盾十分突出、十分尖锐的一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对人民大众的镇压与迫害也更加严厉、更加残酷。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都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直接表现,这一段现代史,从实践上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进行了最彻底的否定与批判。

我们再来探讨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我在前面提到,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值得肯定,因为在这一组的命题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含着民众对政治权利和文化自由的渴望;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所以,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开展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体制改革,使公民享有宪法确定的各项自由权利。这就是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命题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我同时也指出,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套用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方式。而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不仅理论上错误、实践上有害,而且表述方式也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我在前面说过,八大表述的社会主要矛盾双方,只有此岸彼岸的差异,没有矛盾可言,十九大的表述也是如此。虽然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处于同一时序,但它的内涵,一个是未来的前景,一个是现实的不足,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时间差,怎么能构成矛盾呢?矛盾双方是一组对立统一体,两者同时存在,方能构成矛盾。前景和现实时序不同,发生矛盾是不可能的。此外,矛和盾形体各异,效用不同,差异巨大,但只有接触冲突,以矛刺盾,以盾抵矛,才能出现矛盾现象。差异和矛盾都是社会现象,矛盾的事物必然有差异,差异的事物却不一定有矛盾。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有着巨大差异,但两者并不发生矛盾。八大和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都把差异和矛盾混为一谈,把未来的前景和落后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当作是矛盾的社会现象,所以才会出现表述中的理论混乱。

表述上的不确切和理论上的混乱,就有可能(甚至必然)导致实践上的谬误。十九大以来的一个多月里,媒体舆论解读、宣传社会主要矛盾的文章,都只说经济发展和文化需求,却绝口不谈政治体制改革。这就预示着今后国家的政策措施的走向,令人遗憾!

如果从积极的一面来解读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命题,就应该把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心,放在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和公民权利的落实上;对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则首先要看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差。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首先是要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别重要的是开放报禁、社禁,以此为突破口,实现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这样,既突破了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专制主义,又为制约与监督国家权力,提供最有效的工具。可以说,开放报禁社禁,处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交集点,由此突破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深化各领域的体制改革,方有可能导向社会的健康发展。十九大确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去实践,才能具有积极意义。

我在此放胆妄议,不知当政者是否能有见及此?

注:

1、《中外宪法选编》上册,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第3页,第8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5页。

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9页,第810页。

2017年11月25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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