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极权统治早已严重不合时宜，需要退出历史舞台，也一定会要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中国社会急需转型，便于日后参与全球大融合，舍此中国无出路。这两点，今天都已不是认知问题，但是，社会转型何时实现，以什么方式实现，民主制度能否比较顺利地在大陆生根，开花，结果？却主要是个操作问题。
中国的现状既是常态又不是常态。说它是常态，是因为它是常见的大变局前夜各种观念与诉求的必然冲撞，终归是社会生活高度焦灼不安的反应。说它不是常态，在于此种高度焦灼不安多为情绪化表现，埋伏着很大的“测不准”，大多数人被悲哀现实扭曲的心态，面对已闻到气息的大变局并未做好思想准备。一旦大变局因突发事件而提前到来，心态、行为的测不准便不免引发进程的不可控，出来理智无言的混乱局面也是可能的。
法国大革命那页历史仍然可作为今日中国的镜鉴。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认知也大不同，但是被压抑太久的社会心态却基本相同。它是历经了几代人的政治高压、阶层仇恨、机制溃烂、生活混乱累积下的集中爆发，犹如平静海面下的潜流，一旦堤坝破裂，惊人的能量将使一切变色。事实上，三级会议期间，一切仍可控，攻克巴士底监狱后，特别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后，事态便如脱韁野马。
变局既已开始，便如炮弹出膛。激烈的“九三年”很难避免，正如革命很难避免一样。直到拿破仑上台得以恢复秩序，这期间法国社会皆输家。法国革命的警示意义在欧洲，历史意义在日后的世界，都不在当时的法国，但是严重的副作用却在法国。
（二）
也许，这有点危言耸闻。时代终究不同了，突出如二战结束后，众多实现了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极少再现当年法国的剧烈痉挛。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民运人士，不会不知道怎样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教训。苏东剧变后社会生活平稳转型尤其有助于说明问题；应当允许适度地宣泄怨恨，若一味冤冤相报最终又会害自己。把破坏降到最小，只能靠民主。
这当然对。但是，中国又确有不同于众的国情。大体上说，毛泽东时代太过嗜血，太过摧残国计民生，受苦受难者无从抹去心灵的伤痕。八九年学运初衷仍是支持改革，迎来的却是坦克。从此，苏东之路在中国就只有很小的可能了，经过近三十年的高压维稳，特别习当局要走富国强兵之路，效法军国主义铁血治理，自上而下，用和平方式平稳转型已无可能。
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与掌权时的苏共有同更有异。苏共在其掌权的近七十年里，一直未丢弃理想，尽管这一理想何其落后，必然异化。中共的近七十年掌权史，只有毛泽东时代才貌似有理想，实际是狂想，后果异常惨烈。邓三科的相对务实作风乃是以权贵利益为准绳，并且愈演愈烈。异化为了鄙视一应底线的不择手段。此种不择手段迅速蔓延到了各行各业，于发展经济产生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超强刺激。鉴于中国人曾经的普遍赤贫，相当时间内产生的明显的经济效益利大于弊。毕竟，贫贱生活百事哀。但是，现代社会生活是个需要目的指导手段的系统工程，目的一旦不良又固执已见，便会后患无穷。这正是中共走的路子。如今，不可持续显而易见，因为属于竭泽而魚的盛宴。此一盛宴今天仍飘散着香味，只要香味尽散，必是一地狼藉，全看时间。诚然，现代商业资本主义依其本性也会把脆弱的人类文明推向悬崖边，全靠民主机制才能约束其本性不成为脱缰野马。例如英国对环境的治理。中共既讨厌民主机制，随之而来便是权贵阶层对社会的疯狂抢掠，是中南海对国运随心所欲的操弄，是精英阶层的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是弱势阶层如同蜂群在玻璃瓶里左冲右突。这就是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区别，前者是死胡同愈走愈黑暗，后者是在玻璃瓶内见着了亮光但是无出路。习当局反腐不得不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精英分子与财富的跑路潮，是前苏东国家不可相比的，足以证明这一点。正是对社会生态系统伤害到了空前地步，相应地是中共权贵们也骑虎难下了。求生终究是人的本能，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也就只好豁出去了。
中共走到了这一步，当然有历史缘由，是一步步演变的。对此，论述多矣。这里，仍有必要扼要地谈谈。
自从加盟广州国民政府，在苏俄的大力支持下，中共夺权并独掌政权的野心便大大膨胀。此时它已经是拥有相当一批追随者的激进组织，但它愈是扩张，其成份愈复杂，素质愈低下。因为滚滚浊流，泥沙俱下，各级组织的中坚已多为投机分子与野心家。尔后面对国民党的清党，它的大多数成员争相反水，总书记向忠发的低劣人品更是典型，反证了这一点。孙中山去世后，它的野心与不择手段终于惹恼了国民党，同床异梦的婚姻也就告终。此后十年，它的皮肉是共产旗号下的革命党，骨头与血液却是新的拜上帝会与太平军。然而，不论它有多少苦衷，邪教就是邪教。因为是否邪教，主要看它为社会生活带来了什么。它不能不使用武力反抗国民政府，首先是为了生存，一时并不敢奢望太多。它自己也未料到，就在它打算避难苏俄时，奇迹来了。因为日军大举侵华，迫使国民政府必须倾全力抗战，也就给了它喘息的机会。但即便如此，新形势不等于它一定会坐大。它的坐大一靠趁机大打抗日救亡悲情牌。二靠毛泽东大不同于志大才疏的洪秀全。三靠敌后各个根据地借着天高皇帝远，很少再唱马列高调，一些务实的措施争取到了民众的认可。不能不说，就感官而言，此时为中共的黄金岁月。
虽然坐大了，但此时仍不等于它一定能打败合法的国民党政府。一度，它打算加入国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固然是策略，也反映了它的底气不足。它最后夺得江山，自身的努力当然很重要，主要还是蒋介石政府成全了它。抗战胜利，领导了抗战的国民政府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然而，集权体制下的中上层官僚又犯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毛病。权贵们一着臭棋又一着臭棋。一是接受敌伪资产政出多门，监管形同虚设，接收成了劫收，重挫了民心。二是国家急需休养生息之际，戡乱不免操之过急。至少，既已决心戡乱，便断不可以将参与过抗战的军队仍分为黄埔系与杂牌，自乱阵脚。三是国民党并非无出色将领，北伐时第七军就战绩骄人，抗战时台儿庄和长沙皆打得出色，一大原因是蒋介石干预不多。进军东北，不对林彪乘胜追击，让其卷土重来，尔后东北丢失，最高乃是第一责任人。于是，一边昏招迭出，一边继续不择手段，国家命运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之中成了低能政客与凶残军阀手中的玩物。
政权已到手，恩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能否转型为现代执政党？此为中国命运的焦点。就中共初期的理念看，不无可能。但是，自从毛泽东手握强大武力号令全党，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早先对他保持警惕的人死的死，失势的失势，莫斯科事实上也奈何不了他，已失去了对他的制约。从此，上层争相抬轿子，中层只能跟风，下层更不消讲了，它们互相作用，也就成了风助火势。待到这火烧红了一片天，借来三江之水也浇不灭了。毛泽东的雄心壮志，不限于改变中国，还要改造世界。这样的宏伟目标必赖非常手段才可能实现，几千年来从无例外。所谓非常手段，首先是决不能怜惜中国人的生命，也不能怜惜他国人的生命，否则强权时代寸步难行。既然一国乃至数国的生命只能是建造天国的原材料，那么中共蜕变成了十足的邪教，毛泽东成了邪教总教主，又怎是对它们恶意攻讦？
这样的历史真实，中共权贵们自不会承认。但嘴硬不等于全都心里没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莫不强调江山来之不易。对很多人而言，哪里是发一般感叹，而是大有深意，透着杀气。长期的耳濡目染，上层红二代也就莫不以红色江山接班人自居。而所谓的红色江山接班人，说白了就是新的天潢贵胄。即便物质利益上一时还不是特权阶层，心理感受上也会是高人一等。受到羡慕时，他们很幸福，遇到质疑时，他们就会暴怒。质疑越大，暴怒越甚。最初的红卫兵，就是这类人。这不是国家荣誉感召下的纳粹党卫队，而是不能容忍红色江山变色的挺进队，邪教基因更多。后来他们对太祖发动的荒唐文革当然有怨言，因为几乎都受过冲击，极少数人从此觉醒，但大多数人深信那是“家事”。这决定了他们也反对文革，但更加不能接受六•四。此后，他们对社会疯狂劫掠，不是简单地贪得无厌的问题，还有对中国人仇视、报复、认为全中国都有负他们的复杂心理作祟。这个“三十年”里，他们成了中国最反动，心理最阴暗的势力，且能量巨大，突出表现为他们主导的权钱关系网遍布一应重要领域，盘根错节。平民出身的官员，不拜他们的码头，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即使上去了也会好景不长，直到下场悲惨。今日习当局反腐整肃的几乎全是“农民”，足以说明问题。恶性演变的结果，是他们既下不了船了，因为不敢面对过去，随着巧取豪夺越来越多，他们还只能与这条船同命运。今日习当局以救党保党为天职，亦属别无选择。
只是这样一来，以红二代为主体的新一代权贵们便再也没法儿收拢人心。它自己也知道它没了退路，只能庆幸竭泽而魚后库存颇可观，也就有了不惜年年月月维稳的本钱。所谓维稳，从一开始就是与民为敌。偏偏习当局很豪气，连新皇登基须作让步以集拢人心的惯例都不要，也就只能在维稳路上走下去。何日是个头？谁也不知道。
（三）
其实，自打习当局登场，便反映了中共权贵们既豁出来了，也做好了破罐子破摔的准备。
因为，习近平早期经历有着令人感慨不已的一面是一回事，其才识不宜执掌中枢又是一回事。他上位便大谈中国梦，分明是毛泽东时代大话的似曾相识。他本应明白讲话须留余地。中国梦，是不好做的，那是只有涌现了几个世界级巨人，通过他们不断接力后，后人才能尝试的。因为硬件、软件，都跟不上世界的趟。他接位的时候，中国实为一俊遮百丑。中国富了的后面，是80%的人口仍无消费能力。例如，中国究有多少房奴，银行自有数据。一百年来，中国还只有孙中山可以称为半个世界级巨人，功于他牵头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说他只是半个世界级巨人，缘于他经常放空炮。他后来把目光移向北方，原因很多，苛求他不免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痛之嫌，但引狼入室的恶果也是实在的。毛泽东当然也可称为世界级巨人，却是另类巨人，是一个除了中共以外世界皆不买账的巨人。可以肯定地说，一朝中共灯灭，那口水晶棺就不会属于毛泽东。既然习近平自称读过很多书，便该明此事理，因为这样的事理很浅显。他为什么不去学习当年邱吉尔临危受命时的低调演讲、多强调他只有汗水呢？这才是文革高调过后中国真正需要的领导人。再说，好学的人多矣，几人到处背书单？那不成了大街上拍胸脯大喊我这里的狗皮膏药最好么？至于他后来的诸多笑料和狂妄行为，这里就不再说了。
这不是重复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要说明一个不免为很多人忽视的问题：习近平的浅薄与低能不是上了大位才表露出来的，而是也一定是一以贯之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会是他晚年因厌恶刘少奇冒出来的奇想一样。无需审查习近平的宦海过程，只消看一点便能证明：他若才智与职位相称，自觉不自觉的总会在几十年间有所表露。如此，今天的马屁精一定会大力发掘，大棒特棒。另者，今日皇上不许“妄议”，是否也有功底太薄的心病？我个人认为是有的。这样的问题局外人自然难知，但中共高层岂能不识？既然知道，为何还要拥他上位？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只要是正宗的红色江山接班人，能保党、无异心，对主要山头一碗水端平，就够了，其他无关紧要。或者说，宁要喜爱勋章的勃列日涅夫，也不能再要搞“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
这就多少有点抬举了习近平又拿习近平当枪使的味道了。我以为习近平会有感觉，但有感觉又能怎样？几个人拒绝得了大位的诱惑呢，他只能同后台力量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而今事态演变越来越出乎很多太子党的预料，因为皇上分明在给江山帮倒忙，也出乎做了皇上的习近平的预料，因为他的苦衷向谁诉说？重用脑瓜灵泛、实则思维、思想止于二十世纪的王沪宁，折射的更多是无奈。这是时势不由人呢，还是人算不如天算?
某种意义上，如果中国社会转型得以提前，中国人多半还应当谢谢习近平，很多人埋怨习近平不学乃父不学胡耀邦，这是只看一个方面不看另一个方面的习惯思维。正如秦末时世人应当谢谢胡亥一样。因为若由扶苏继位。他就能改变秦朝苛政的惯性？这一来，谁又能说秦朝不能存在五十年甚或一百年。
毕竟，遍观古今中外的大变局，都是由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交织、各种引力斥力互相作用下形成的。天意难测也难违，大抵如此。
（四）
中国何时迎来大变局？
近来有位学者提出了“溃而不崩”之说，我以为，这个“溃”字用于大陆中下层社会很贴切。不过，官场就不是溃了，而是高度糜烂。
这位学者乃是一位受人尊敬颇有见地的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家，自然习惯于用经济观点观察社会生活走向。从共相上讲，经济走向决定着社会生活的走向。但共相之外另有殊相，况且中国属于高度畸形的经济生态，因此，中国社会的心理、情绪强烈波动也不应忽视，甚或一定时间内还是重中之重。
具体地说，今日之中国，若继续胡锦涛在位时的“不折腾”，经济不曾下滑，中国“溃而不崩”的局面可望再维持二十年。而照习时代这样玩下去，十年左右“崩”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习当局再出两三个大高招，或天意难违，例如金正恩元帅对中国来上一个大动作，扔几个导弹，迫使中国人问上一串为什么，三五年内“大崩”也是可能的。固然，此种局面并不意味着民主诉求，但民主运动一定会接踵而来。
那么，这岂不是与近三十年大陆民运烟尘不起有点相冲突？
其实不难理解。当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也曾近三十年烟尘不起。细察根由，一，这是主要的，那场大浩劫过后，无论镇压方还是被镇压方，莫不原气大伤。社会急需休养生息，此时的理智不会也不可以支持受压迫者去作无谓的牺牲。二、新奇的洋务运动配合朝廷让步，转移了社会的视线。三、这点也重要，天国王爷们日益变态的行为伤了当初虔诚参与者、拥护者的心，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它们都不等于仇恨不再，怨愤不存。
六·四以后的情况也是相同的道理，表现不同罢了。具有明显政治诉求的抗争之所以近三十年烟尘不起，直接原因是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后，中下层劳动者见着了面包屑，相当数量的人还有了不同程度的储蓄，发财的欲望便被撩发。有可能发财，平民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比它更诱人呢？换一种活法的念头，也就退往一边了。既然很少需求市场，供给市场当然不景气。但是，这不等于换一种活法的念头消失了，除非生活质量节节高。而今，不但平民可以发财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大多数平民已醒悟他们根本就发不了财。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官吏如狼似虎，心态怎么平衡？还有，这是他们原先没有想到的，愈演愈烈的互害生活哪里还能让人静得下心。突出如官家的金融资本如吸血鬼吮吸他们的血，民间的金融资本一样如蚂蟥般追咬着他们。物理上的盛世繁华有目共睹，心理上的全面内战一样真实。惹不起衙门又无力移民只能怪自己苦命，但苦命人并不同病相怜。极端情况下，白发苍苍的父母也可以是不杀不足以解恨的敌人。回首一部有文字可考的中国文明史，人命如纸的时代当然不罕见，但活得如此身累心惶的时代却只有当今。而人终究是人。这样的生活，相当多的人当然会要新恨勾起旧仇，换一种活法的念头也就悄悄滋生。“再等等看吧”，这已经成了众多下层劳动者与很多中产者的共识。
再等什么呢？无非是等习当局出奇招，让经济很快回暖，让生活大体公平，让人心不再凶狠。潜意识里，便是再给中共权贵一次机会。
我以为，这不会是说说而已。很多中国人习惯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实情，但也有很多人会来真格的，史上数不清的反抗并非编故事。
中南海当然明白这一切，事实上也在作努力，试图挽救世道人心。但是，它有两个致命的地方：一、它抵死不能承认上述种种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特色，良知也就没法儿替它帮忙。二、入世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南海当然起过因势利导的作用，它原该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不意前进了一步又退了两步。然而，它统治下的中国，即便只谈经济也早就没了退路。仇官、仇富、仇一切不顺眼的人与事，将会成为大变局下的三箭齐发。
那么，中国社会转型，真会出现难控的“暴民政治”乱象么？
我以为可能性非常大。一般来说，这样的国情，由上层的谋杀、政变等分裂行为引发的社会转型可取多了，理由无须论证。这不是无可能，但从时间上看，三五年内不现实。因为仅仅是权斗，便为换汤不换药，无实质意义。具备实质意义的上层分裂，前提是反对派决定另树一帜了，这就有个胜算多少的问题，还意味着要牺牲相当的既得利益，因为要争取社会支持，又要保持高高在上的生活，是办不到的，这可是要仔细掂量的活儿。今天的权贵，当然勾心斗角，此为宫庭铁律，这与双方或多方非摊牌不可是两回事。
看来三五年内若出来大变局，多半还是大规模民众维权充当导火索。例如此次北京驱逐“低端人口”，那成千上万露宿街边者只要去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事态就会起变化。仅仅一个面子上挂不住，当局就会恼羞成怒，一定会坚决执法。从当局的冷血又低能的行为看，他们是处理不好这类事儿的。利益、思维、戾气，也不会支持中下层执法者替当局的脸面着想。说白了，除非血债累累、只能与权贵集团存亡与共者，都到了这份上，天塌下来关他们什么事？
不能因为此次北京的“低端人口”逆来顺受，就证明今后在其他城市发生类似事件，“低端人口”也一定逆来顺受。此次北京事件，“低端人口”逆来顺受，也有具体苦衷：一、事前几无思想准备。二、不愿离开北京，因为北京相对容易讨生活。很多人还有债务要打理，进了拘留所就是净亏。三、深信在京城犯事后果严重，弄不好会罪加一等。四、不忍心家属子女当场受连累。五、无组织也无从组织，因为谋生者来自各地，只不过小圈子里有几个亲朋。六、尚未充分料到同情会来自全国全世界。
最后一点相当重要。它既是同情，亦是支持。当确信反压迫行为能得到广泛同情与支持，反压迫者无疑会底气大增。
进一步说，北京的行为换了在广州、深圳，未必仍旧如此。很简单，南方大城市的生活空气不同于北京，而南方的气流今天却会很快飘向四方。
所以，互联网加城市化的时代，中南海要防患于未然，唯有切实地改弦易辙。然而，习当局是不会改弦易辙的，它若有意改弦易辙，三年前就会布局了。它只会恼怒，因为不符合需要上下一条心的中国梦，也就会加大力度维稳、维稳、再维稳，手铐、电棍不管用，就上冲锋枪。无疑，如何造句也要跟上去。后者不用发愁，犒赏一下单仁平就行了。
当然，最大的催化剂还是经济形势，是饭碗。没了饭吃，任多少高楼、高铁都没了意义。这样的硬件，只有日后软件配套了才能叫意义。
（五）
这样的事态倘若三五年内发生，肯定不属于足月顺产的社会转型，却也是悲哀中国的命数。它分明是中共极权种下的苦果，却又为它镇压反抗提供了口实。此口实并非忽悠不住头脑简单者，正如军国主义战鼓总会焕起一些人的热血一样，也就一定会给社会转型平添变数。一定时空内，事态不容乐观。
但即便如此，事已至此，这样的大变局还是来得越早越好。因为权衡利弊得失，社会的大溃疡愈拖愈难治。顺便说一句，当代和理非已是欧美社会的主流价值，可惜中国现实与它接不上轨。如何是好，令人揪心。更可怕的不是塔西佗陷阱，而是古罗马被上天所不齿。不可以轻视这问题：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不是因为这个文明人不敌野蛮人，而是这个文明人整体上已不再具有人的精神，上天都不肯瞅一眼罗马人了。若上天也不肯瞅一眼中国人，中国人怎么办？这样可怕的前景，中共罪无可逭。问题是它不肯负责也负不起这个责了。它拿什么负这个责呢？失去了权力，它就是僵尸。僵尸会对红尘的生离死别负责么？那些习惯于专制的人，真该想想这个问题。对此，海内外民运力量历史责任之重大，不言而喻。悲哀的是，大变局何时降临，三年、五年、十年，还有，导火索是什么，不是民运力量说了算的。被戾气蒙住双眼的相当多中国人，甚至不会买民主事业的帐。这事又不可以多迁怒于他们，受压迫者总是应得到同情的。还有，潘恩时代的精神似乎已经过去。时代在考验中国的民主事业。变局早几年晚几年须看天意，事态发展多赖人谋。民运能否肩负历史重担就看自身的质量了。有理由相信，民主事业会前赴后继，但眼下似乎还谈不上高质量，意思是说能孚众望的人多一些更好。要使社会转型接受理智指引，早产儿得以存活，民运人士将不止于付出汗水、泪水，不准还要付出生命。也许要等到一代人后，当中国真正走上正道，国人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世界迎来了又一个和平柱石，那时的人们才会缅怀中国民运曾经的辛酸与贡献。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