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言：余英时回忆录读后
近十年前在普林斯顿初见余先生，那时他的《论天人之际》还没有出版，外界传言他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撰写一部关于唐代的高僧和诗人的书，后来没有看到，反而是几年后在台湾和内地出版了《论天人之际》。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八十几岁出版这本究天人之际的作品，应该就是收山了。然而几年后我再访普林斯顿之时，余先生当时让我先在普林斯顿转转，因为他那几天正在赶稿，后来在余家听他说起，王德威教授在哥伦比亚比亚大学主编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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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惊闻老友严耕望先生于十月九日辞世，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草此短篇，以当奠祭。 钱宾四最欣赏的学生 初见耕望在一九五七的秋季，距今已三十九年。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那时我正在哈佛大学作研究生。有一天回家，我的父亲陪着两位客人在谈话，一位是两年前逝世的周法高先生，另一位不相识，但说一口地道的桐城话。我进客厅的时候，父亲也没有为介绍这位同乡，而我则认定他是来探望父亲的。不过我有点奇怪，为什么周法高先生会在...
傅锵：读余英时诗有感：分明非梦又非烟
马年春节前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兄来问我说，“余英时先生已同意给我写一幅墨宝，不好意思再让他老人家给我邮寄，你能否帮我去取一下寄来。”我即拍胸脯说没问题。过了几天，好像是大年初三，我正好在王子镇上闲逛，不想迎面碰到余师母。拜年之后顺口提起了林道群墨宝之事。余师母答说，“纸和墨都已经买好了，等他闲下来时就写。”四月里为余先生在最后一期“苹果树下”的文章，又闯过一次余府。那篇文章上附的书法是...
张伯笠：余英时九十大寿散记
余英时先生九十大寿，我们几位当年在普大东亚系余先生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访问学者、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和王丹一起在华盛顿为先生祝寿！ 余英时先生是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因为母亲生他时难产而不幸遇难，所以他一生不过生日。 当年我们在普林斯顿四年，好象也都不过生日，不知是否受他影响。其实过生日就想家，想父母亲人，心情反而会沉重。我只参加过一次柴玲的生日聚会，记得还有李录和白梦，她想家，一直哭，...
余英时：我的治学经历
法律经济学 2015-04-12 6月20日，由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捐资设立的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教授，颁奖词为：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
葛兆光：几回林下话沧桑——我们所认识的余英时先生...
我和余英时先生见面，算是相当晚的。 记得是二〇〇七年的十月，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大学。那一年，关西大学授予余先生名誉博士称号，同时召开“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一届会议，我就是在那个简单而隆重的授予名誉博士称号典礼上，第一次和余先生见面的。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正如后来余先生常常说的，我们好像是“一见如故”，因为共同话题特别多。那天余先生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未尽的才情》，接着就和我天南海北地聊天，话题从顾...
李怀宇：余英时：安身立命处就是中国
一、未成小隐聊中隐 如果人间真有世外桃源，对我而言，梦里桃源便是普林斯顿。 2007年秋天，当我准备美国之行时，设想的第一访问对象是余英时先生。中秋节下午，我给余先生家发了一份传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门外。中秋之夜，我给余先生家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余师母陈淑平女士，从声音里可以感觉是一位大家闺秀。我大喜过望：余先生愿意见我。赴美之行恍如梦境。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国的第二天，从纽约...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一九八〇年底中国史学界不幸失去了两位重要的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煨莲）先生。两位先生都是一八九三年出生的。逝世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顾先生卒于二十五日。顾先生是苏州人，系出著名的吴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且是在美国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尽管他们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学上两位先生很早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言恭达文化基金会 2017-06-25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能够成为2006年“克卢格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彰显中国文化传统和作为一门...
余英时：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海外汉学研究 2016-05-12 一、从“礼坏乐崩”到“道为天下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是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开端，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无论在中国、日本或西方都无异议。自20世纪初叶以来，先秦诸子的研究蔚成风气，取得了丰富的成绩。1970年代至今，由于地下简帛的大批出现，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之类，这一领域更是活跃异常。 这一领域虽然日新月异，论文与专书层出不穷，但从文化史的整体(h...
何永沂：拜谒余英时先生小记
编者按：本文作者何永沂，广东中山小榄镇人，1945年生，毕业于中山医学院，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创作诗词有《点灯集》《后点灯集》等。文章内容原为繁体，此处转换为简体，并对个别标点略有调整。本文由搜韵公众号授权转载。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小女晓清开车载着我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会员办公室出发，去位于普林斯顿大学周边的余英时教授府上，拜会这位在当代国际上威望极高的哲人学者。余先生学究天人...
余英时：为什么陈寅恪一生没有写过通史？
余英时先生始终在学院之中，任教多所名校，而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以中国史为主业，其专书和论文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观念有独到的看法。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的下篇，余先生阐述了“大学之理念”，也解答了“余英时不写通史”的问题。 “大学”：大学还得靠民间力量 美国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
余英时：陈寅恪研究因缘记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序 余英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江湖寥落尔安归 代下注角 发皇心曲 陈寅恪的“晚年心境” 政治与文化 以陈寅恪解陈寅恪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现在第三次增订刊行，我想略述书成的经过，并对先后关心过它的朋友──包括相识与不相识的──表示我的感谢。 首先我要说明，我从来没有过研究陈寅恪的打算，这本书从萌芽到成长都是意外。而且...
余英时：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
缘起 今年（2019）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之年。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广义则指一场新思想的运动，当时称之为“新思潮”或“新文化”。它必须上溯到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白话取代了文言）和《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所以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
余英时：序巫宁坤《一滴泪》
2015-02-12 大约十年前，我便读了《一滴泪》的英文原本A Single Tear。当时感受很深，至今犹在记忆中。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运用高超的文学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难——从个人、家庭到亲友——生动地勾勒了出来。作者文笔的流畅自然，显示出他在英美文学与语言上的深厚造诣。他将三十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I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归来、...
余英时回忆录（11）“入团”经过
最后我要谈一谈我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经过。我从来没有参加政治组织的意愿。我父亲曾在闲谈中提及他战时虽在考试院任参事之职，却一再婉谢加入国民党的邀请，这一态度对我发生了无形的影响。我从上海回到北平后，和项子明相见时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大概潜意识驱使我避开趋炎附势的嫌疑。在新政权下入党或入团，更是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因此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也没有去凑热闹。但是出人意...
余英时回忆录（10）燕大学人
1949年是燕京大学末日的开始，再过三年，它便不存在了。我已在另处写过燕京末日（余英时：〈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巫宁坤先生《孤琴》序〉，载巫宁坤：《孤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页3-27），这里不想重复，只想介绍一下燕大的几位教授，以及我在燕大所受到的冲击。 我最早认识的是聂崇歧先生，那是一年以前，我们全家去游颐和园，准备在那里过夜。因为我父亲和他是同学，我们特别...
余英时回忆录（9）燕京见闻
我家在北平有一所住宅，坐落在交道口北兵马司十七号。平时有不少亲族家人共居，是很热闹的。我回北平后当然先回自己家中，和亲族重聚。但燕京大学远在西郊，必须住校，因此我平时在燕大，周末则进城家居。最初乘三轮车往返，后来骑自行车，就更方便了。 我离开北平九个多月，回来后发现气氛完全改变了。此时，北平建都已成定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重要人员都集中于此，一方面等待封官，一方面争取住宅。“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
余英时回忆录（8）上海行
我们在1948年10月下旬离平赴沪时，北方的形势已在共军的控制之下。胡适10月22日从南京飞回北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367.）我父亲便是在这一情况下决定暂迁上海的。这时火车早已不通，飞机又不能多携行李，所以我们改从天津乘船，这是我第一次航海之行。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余英时回忆录（7）北平闲居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我在北平闲居。1948年春季，我不可能转入任何大学，秋季曾考取了辅仁大学一年级，但北平又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父亲既决定南下上海，我便从未进辅仁的大门。不过这一年对我而言，还是有特别的意义，我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了。 在中正大学时，由于东北籍同学对苏联军队的暴行深恶痛绝，左倾的风气没有机会发展。学生偶有游行示威，大都是针对苏军而发，如抗议他们杀害中国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