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神的眼泪——父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这本书的第一页，我是这样写的：“仅将此书献给专制祭坛的牺牲——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位平凡的伟人；献给熊兴珍、牟光珍、刘伯祥、王大芹……我的同犯们；献给兴国、安邦、治平、大同，我的弟弟，四个活着的祭品。”
现在，这“四个活着的祭品”只剩下三个了，刚满五十八岁的齐治平，最近被肝癌夺去生命。他死的时候，挣扎得很厉害，那是他心有不甘，这个世界太不公平！
让比他大将近八岁的姐姐来替他写悼词，太不近情理，太折磨人。我一边写一边哭，哭不回我的三弟治平。
齐家五个孩子中，我最大，几姐弟里最聪明的是治平。
治平一九四八年十月在南京出生，那是国共两党内战的最后关头，国民党败局已定，政权风雨飘摇，父亲在治平来到这个世界不久，便辞去了南京首都公共汽车管理处处长的职务，全家搬回上海。当时广东建设厅厅长谢文龙要父亲出任广东省实业公司顾问，工资领港币，有洋房汽车，全家正等候去广州的机票。
可是，重庆铁路局局长邓益光坚邀父亲担任重庆铁路局运输处处长，他打算把从重庆到内江铁轨已经铺好的那段路通车。父亲为发挥自己铁道运输专长，放弃了去广州的机会，举家从上海飞往重庆。
到四川盆地上空，机上的医生为不满五个月的治平输氧；从不生病的父亲在飞机上大病，一下机就住进了医院。
四九年十月，共产党逼近重庆，邓益光建议父亲和他一起去香港或新加坡做生意，“成渝铁路的金条都在我手上，你一家七口的生活不必担心，我负全责。”父亲一口拒绝。他也拒绝了去台湾担任交通部路政司代理司长的邀请。干嘛要出国，四六年七月他才从美国赶回来，“要把祖国建设得和他们一样先进”。
谁能料到，广州、重庆一地之改，竟给全家带来灭顶之灾。四九年政权易色，父亲先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软禁、劳改、就业、集改、第二次劳改……失去自由服苦役近二十三年；我高中毕业想出国读书，现行反革命叛国集团入狱十年。全家人受株连打入另册，刚到这个世界不久的治平，也别无选择地走上了一条艰难泥泞之路。可以说治平的不幸，从他一出生就开始了。
治平的眼睛很大很圆，明亮亮的，眼睫毛特别长朝上翘，像个女孩，我已经有了两个弟弟，好遗憾他不是个妹妹。记得有一天，妈咪高兴地让我们看抱在她怀里的小治平，他左耳边上有个针尖大的小窝，妈咪说这叫聪明洞，有聪明洞的孩子长大了特别聪明。
还没长大，治平就表现出特有的智慧。没人教，两岁多的他，把晾在天井里一岁阿弟的尿片从地上拣起来拖回家。妈咪很惊讶。
稍稍长大，治平就直觉到自己与其他的孩子不同，不同在哪里，他讲不清，只知道别人的爸爸天天回家。
治平从小就表现出爱整齐清洁、注重仪表的天性，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衣服穿得干干净净。衣袖裤脚长了，他一圈一圈认真地卷起来绝不马虎，穿木板鞋也一定要穿双袜子。哪里像我和另外三个弟弟，经常脸花衣服脏像个小瘪三，还要说治平是假爱干净真邋遢。
治平是齐家的小绅士。
我和安邦老是跟其他孩子挤进布渣堆里哄抢，鼻子嘴里都是灰，拣一斤碎布挣一分钱，为了吃香香。有时候，我赶回家通知小绅士，“家信（治平的小名），快点来，今天的碎布好多呀，很容易拣，我已经赚了三分钱。”穿着小蝴蝶花衬衣，像个“小姑娘”爱脸红的家信不为所动，他说，“我不干，将来有我挣钱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还未上学的治平怎么会讲出这样有志气的话。他真的跟我们很不同。
治平不与我们这些野孩子为伍，他情愿和对门八十岁的邻居张婆婆办家家酒。我奇怪他怎么能和这么老的老太婆坐得住，几次闯进去，想听听他俩究竟在干啥。一个刚跨进世界门坎的雏鸡，一个即将离世的老者，笑瞇瞇地面对面坐在一张矮方桌旁，桌上摆着小酒杯，小酒杯里装的水，一老一小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你讲一个故事，我讲一个故事。声音细软语气和缓，一脸的宁静。我真的很难理解。
齐治平进了和平路小学，就在我家斜对面。他自理能力很强，不睡懒觉，上学从不迟到，根本无须妈咪操心，哪里像我，贪恋那五分钟的舒坦，早上拉都拉不起床，天天迟到。治平品学兼优，“得了四分还要哭”（阿弟语），他的目标是全五分学生（当时是五分制）。他一满九岁就入队，是班级、少先队的干部，年年评优秀，得到每位老师的夸奖和喜爱。我亲眼看见才四年级的他在家里办墙报，那张大纸上每篇文章都是他写的，从刊头大标题到版面布局到文章间的装饰，他一个人抄写、画图，干得很出色。我这个高中生姐姐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叫他一个人做这么多事，但我由此相信治平长大了会是个了不起的人。
小学毕业，治平参加了初中入学考试，他的班主任老师正在医院生小孩。班主任担心这个她一贯信任、依赖的齐治平，很可能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严重而不被录取。出于一个教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她从医院里寄了一封陈情信给招生委员会，历数齐治平六年如一日的好表现，强调这样的下一代应当是国家培养的对象。老师担保，如果录取齐治平，这个孩子决不会辜负党和政府对他的恩情。
在这位老师的力荐下，齐治平幸运地被重庆市第二十一中学录取。对我家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喜讯，治平是四个弟弟中唯一一个被公立中学接收的孩子，其馀三个都进的民办中学，一周三天读书，三天像大人打全工出卖劳动力挣钱养学校。
开学那天，小绅士刚刚理了发，充满灵气的大眼睛喜气洋洋，他穿载整齐，步履沉稳，怀揣着美梦——父亲的理想是我当科学家、兴国做总工程师、安邦搞金融、治平从政、阿弟从军——激动地走进新学校。
开学典礼上，共产党员方教导主任讲话。他说，大家千万要提高革命警惕，坐在你们当中的一个新学生，他的爸爸是反革命，正在劳改，他的姐姐也是反革命，也在劳改。他姐姐还是从我们二十一中学毕业出去的，说明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
五雷轰顶！
我永远无法忘记也绝不原谅，开学的第一天，重庆市二十一中方教导主任阐述的“政治烂板”，把一个十二岁的小儿童从快乐的峰巅摔进了绝望的谷底。
齐治平被当众羞辱，自尊心扫地，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一个美好的世界瞬间在他面前崩溃。
无人知晓，小家信悄悄哭了多少，他究竟经历了心灵上怎样痛苦的挣扎。许多年后，治平告诉我，从那天起，他读书的兴趣丧失殆尽，终生不再有梦。
是谁杀死了我的家信弟弟！
初中毕业后，治平去江油、泸州挖过石油，石油没挖出一滴，浪费几年青春又回到重庆，碰运气得了个免政治审查的工作，泥水匠，修理旅馆房间。直到去世，三十几年过去，治平一直端的是这个饭碗。
一日有三餐糊嘴，夜晚有地方放平身体，治平心满意足。精神已死，肉体尚存，专制祭坛上活着的祭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治平到四川省第二监狱，一根扁担挑着我的行李，把他的反革命姐姐从劳改队接回了家。
我在街道工业受居民治安委员的气，她骂我“阶级敌人在翘尾巴”，四个弟弟气愤难平，“姐姐回家，我们养你！”
后来，我借别人的家自学高等数学（怕在自己家里要做家务占据时间），比挣钱的人还忙，清晨出门傍晚归来，治平已把晚饭弄好。上班的人服侍一分钱不挣的人，没听过一句抱怨的话。
婚姻失败，我经常带着女儿到治平家“养伤”。踏进他的家门，一片暖意，治平和弟媳就开始围着我俩团团转，忙个不停。女儿在弟弟、弟媳们共同的关照下，从几个月的婴儿长成了大姑娘。
八四年秋，七十二岁的父亲离开大陆“第二次出国打天下”，他把积攒的血汗钱为我交学费到澳大利亚留学。没有一个弟弟说，家贞给家里闯了大祸，应该让我们先走。
难以想像，没有四个弟弟长期对我的挚爱、关心、谅解与牺牲，我这个劳改姐姐的生活将会怎样的艰难无望与无助。没有这四个弟弟，不相信我能有今天，墨尔本的安居乐业。
在父亲和我的努力下，三个弟弟先后出过国，惟独治平例外，他的运气最坏。我多么想把长期压抑郁郁不乐的治平弄出来，看看自由世界，也让他正常地活几天人。来不及实现，治平就走了，他走得太早，一想及此，我就心如刀割。
凡与治平接触过的他同学、同事、邻居朋友，都赞扬治平是个品德端正、烟酒不沾，洁身自好的正派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好品德对治平有什么稀奇，他五六岁就开始具备并且一以贯之。他们也不知道这么一个聪明人——平时他的政治牢骚和出格话语所折射出的智慧之光——为什么拒绝学习，比如四十多岁就“内退——内部退休”，不肯上会计班学点新知识新技术充实自己，改善全家的生存状态。
治平上班尽职尽力，效率高手脚干净，群众喜爱领导满意。回家照顾老婆、女儿，煮饭炒菜、擦地板洗衣服、搞家庭基本建设，所有事他一人独揽不遗余力。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可是，我认为，齐治平的一生，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赌！
除了上班和管家，所有的剩余时间，齐治平分秒必争，光临他心仪之地——麻将场。他天天去那里报到，星期天也不缺席，从中国“十亿人口八亿赌，还有两亿作候补”起，直到他重病倒床。
麻将场里，治平也赌，过一把赌瘾，但他牢记家里有老小，决不影响家庭生计。治平严格遵守自己的两条规定：按时回家和输钱底线。赢了，不管赢多少，时间一到就走路，无视“输家不开口，赢家不敢走”的惯例；输了，只要输到规定的数目，他急流勇退，收兵返营，绝不恋战。
这种赌法绝无仅有，赌场中人佩服齐治平的自制力。
直到他的女儿读大学，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交学费，齐治平爸爸戒了赌。戒了赌，他还是天天去赌场，寒冬酷暑风雨无阻。尽管不赌，他坐在旁边看别人赌，帮人吊膀子干着急，照样过赌瘾。规定的时间到，治平立即与赌场再见。
我长期遗憾，在环境改善后，有人可以九死一生，齐治平为什么死一次就没有活过来？我也百思不解，为什么在治平身上，我发现不了致赌徒于死命的“瘾”：那种无时不在的魂不守舍，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牵挂，那骨溜溜转动的眼睛寻找“发火柴”——赌本，那尖屁股坐不住突然“上厕所”不再露面……
重庆市挺有名气的赌徒，我的二弟齐安邦，以上表现一应俱全。可齐治平没有！
这次，我把所有的回顾聚焦在治平的赌上，找到了答案，我这才理解了他。
齐治平，从懂事开始，他就在出身不好的重负下过日子。父亲被关，家里一下子断了生计，母亲为五个孩子的三餐一宿弄得焦头烂额，顾不着管我们，治平自己能够从一株幼苗顽强地成长为一棵笔直的小树，已经极其难能可贵。谁能得寸进尺，要求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承担住那个专制政府的重击？十二岁的孩子懂什么？我齐家贞十二岁只知道玩，皮都玩掉了，考初中看卷子，连“好”字也越看越不像，怀疑是印刷厂把字印错了。别提孩子，大人又如何？国民党时期满腹经纶著作等身的君子，反抗暴政的硬骨头们，面对共产强权尚且一个一个跪下，被招安被封嘴，畜牲似地活人。齐治平这棵小树被折断，除了拱手交出成长为国家栋梁的美梦，他还能做什么？
齐治平真的是在赌吗，齐治平真的是赌鬼吗？我看不像！
齐治平是在杀死烦扰他一辈子的“泛滥成灾”的时间，英文也有同样的词——kill time（杀时间），读读这个词，我忍不住悲从中来。
治平在赌场上所表现的非凡的清醒冷静和自我节制，引领我再次会见了儿时的小绅士家信，他自尊自爱，对未来满怀憧憬；齐治平“恶习不改视赌如命”、“拒绝学习”，我看见重庆第二十一中学操场上，那具十二岁稚嫩的“尸体”，它还躺在那里。
谁能责怪稚嫩的“尸体”无力起死回生。
我们经常提到中共建政五十多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八千万，真实数字可能更高，这种数目惊人的生命的消失当然是罄竹难书的罪行。
可是，我们统计过吗，非正常活着的人数又是多少呢？像齐治平这样梦断童年（十二岁），像我的大弟兴国梦断少年（十七岁）、像我本人梦断青年（二十岁）、像我父亲齐尊周梦断壮年（三十七岁），和那些梦断中年、梦断老年的……他们活着，但是，非正常地活着。这类人的数字绝对是八千万的好几倍，比八千万多好几倍的人们，他们的梦、理想、智慧、青春、价值，人类美好的一切全部被摧毁，只吊着一口气，这种数目更加惊人的生命的浪费怎能用数字统计？
非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活着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被快刀屠宰，后者是钝刀子慢慢割。都是灵魂的践踏，都是生命的浪费，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深恶痛绝夺去齐治平生命的癌细胞，我更深恶痛绝快刀子、钝刀子，它杀死了上亿个中国人。
齐治平是非正常活着的典型，灵魂死了，肉体在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中熬了近半个世纪。在治平最想活最应该活的时刻，查出他得了肝癌，他拒绝缴械投降，他要活！治平唯一的女儿刚来澳洲读书，他热切希望亲睹自己错失的受教育机会在女儿身上兑现，他要亲自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亲眼看到女儿成家立业。治平用惊人顽强的意志毅力与病魔巨痛作斗争，妻女朋友、医生护士深受感动深深敬佩。我在南半球一天数次祈求上苍为他创造奇迹。
生命太脆弱，我们太无能，治平还是走了，我无法相信这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弟弟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死前，治平头脑清醒，他愤怒了：“你们都拿出手机来，给阎王打电话，说齐治平去报到，他不怕死。”
家信啊，无论如何，你的苦难终于熬到了头。人们说死了的人，出窍的灵魂沿着一个长隧道飞行，隧道的尽头光明无比。家信，你就奋力地飞吧，飞到那个光明的尽头，在那里，你将开始正常地活着；家信呀，别忘了，姐姐在等你捎个梦来，告诉我，你在那边有没有上学？
注：本文缩写稿曾发在开放杂志
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