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四通文化
（68）对话会
《孙子兵法》上说：“上下同欲者胜”。“同欲”又可以分为同心、同德、同利、同乐等几个层次。当年我们在四通，在这几个方面都努力了。首先，是在制度、时间上作了安排：每周一次的经理办公会，是让公司的管理层“劲往一处使”；每个月一次与员工的对话会，是让全公司上下“心往一处想”。
这样的对话会，一般先由我做主题讲话，然后现场回答大家用小纸条提出的各种问题。每逢这样的时刻，四通的员工总是兴致勃勃、非常有参与感。直到现在，许多人对当年的“对话会”，依然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津津乐道。
二十多年后，集团办的孙英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当时我们都特别喜欢上班，每天一大早，早早准备好了，盼著来接我们的班车……四通人还喜欢开会，特别是大会，全体职工对话会，甚至可以说是有瘾。大家都不愿意漏会，生怕听不到万总讲话和回答问题，那时候四通就是我们的家。”
有一个四通的小女生，1989年后，离开四通自己创业，做得非常成功。后来她在深圳遇到了李玉，说起自己当年参加“对话会”的感受。说那是她学习经商办企业的启蒙学校。她常常会带自己的先生去旁听对话会，让他也感受一下四通的企业文化。
记得负责OA批发部的，是个个才二十岁的年轻人，叫唐地，干干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其曾叔祖是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唐绍仪。他回忆说：“万总的讲话能让人血液流速加快，深深打动着我们。他讲的全是新观念，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壮丽的前景。四通的抱负，最关键的不单是一个公司的愿景，而是影响到中国的改革进程的伟大事业。我觉得从那时起的四通就不是一个单纯关心自己生意赚多少钱，能有多少业务的普通公司。在那个年代，我们为此深感自豪，尤其，是我们四通的打字机掀起了中国汉字输入的革命、办公设备的革命，咱亲身体会了，参与了！”
还记得有一位小青年，在一次公司培训结束后的演讲会上，仰起头，闭上眼，把手一扬，模仿契科夫的语言：“在四通的每一天，都忙得筋疲力尽，但内心却如此充实。我想对公司说：如果你今天就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拿去吧！”口气有点夸张，但表达的心情，是真诚的。
是啊，一家公司，如果每一个员工都愿意为之卖命，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正是许许多多像唐地这样的年轻人，这些四通棋盘上的过河小卒，一个个都成了驰聘商场的干将，成就了四通的辉煌。
“对话会”多次在北大的电教馆举行，还借用过中科院发育生物所的礼堂、友谊宾馆和中国剧院的剧场。
这样的对话会，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而是生动活泼，有问有答，火花四溅，气氛热烈的互动过程。记忆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段。
到1987年上半年，公司人员急剧增加，我们准备租用友谊宾馆北配楼三层整整一层开阔的大厅，作为总部办公室。对话会上，有员工提出了质疑：“万总，听说公司要花40万元租用豪华的友谊宾馆办公，是不是太奢侈了？”
我说：“不奢侈。如果我们一分钱也不挣，那么租一间茅草房也是奢侈。去年我们销售了1.1亿元，用营业额的千分之四来租一个办公的地方，应该说是非常节俭了。公司大了，人多了，公司需要有与现有规模相称的对外形象，人员需要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这样我们才能为顾客提供第一流的服务。”
一个企业，能花多少钱，能分多少钱，要根据企业的营业收入。四通对所有的专业公司和经营实体，都实行目标管理，具体来说，叫“五定二挂钩”，即定销售额、定利润、定资金、定人员、定库存，运行费用与销售额挂钩，分配与利润挂钩。一开始，我们规定每增长二十五万元销售额，公司才可以招募一位新人。这个标准后来不断加码，人均销售后来增加到五十万元。到1988年，人均销售提高到一百万元，当年我们的销售额突破了十个亿，总部员工的人数是960人。
公司的发展没有一天不存在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应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我有责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让大家了解公司正在做些什么；也要让员工关心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到公司有关领导的解答。这是公司员工对公司领导每月一次的“月考”。
按惯例，大家把自己关心的各种问题，写在小纸条上递上来要我作答。其中有公司的发展目标、产品开发、销售服务、宏观环境、公共关系……我都一一作答。这种直接面对全体员工的对话会，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敢开的。这跟口才没关系，而是要求公司的头头必须襟怀坦白，立身正派。因为员工是匿名写字条，他们什么问题都敢问，你必须当场作答，如果心里有鬼，绝对经受不住这种一月一次的开放式“面试”。
曾经有一张纸条上问：“万老师：你们一家，除了你，还有万老（指我父亲）、储老师、李老师都在我们公司，是否……”
我念完最后两个字，然后说：“下面是省略号”。会场里传来一阵窃窃私笑。
我说：“这位同仁是想问：你们姓万的是否在公司搞家天下？”全场又是一片笑声。
之后我回答：你一定是1985年以后来的新员工，因为经历过那一年“清理整顿”的老四通，没有一个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简略地回顾了当年风云突变、泰山压顶，公司几乎面临灭顶之灾，万老眼睛充血，储忠临危上阵的经过。我说：“那时候，我可以选择留在中科院，继续在美国当访问学者；储忠可以继续当新长征突击手和第三梯队，准备在上海工商行接班。但是，我们选择扔掉铁饭碗，破釜沈舟，到四通来和大家共命运。这是我们姓万的一家为人仗义。当年GCD里有一个徐海东，全家66口参加革命，连毛说起来都为之动容，因为那时候革命尚未成功，他们都是提着自己的脑袋来加入队伍的。我们老万一家投身四通的艰难创业，没有那么了不起。现在，公司的前途依然坎坷，也正是用人之际，你们谁家有老爷子、兄弟姐妹、七大叔八大姨，能干的、有胆的、敢砸铁饭碗的，欢迎大家推荐到四通来。古人说：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惟贤是用。我们的气量，不能连古人都不如。”
在我离开四通以后，继任者按惯例开过一两次这样的对话会，员工的问题越来越尖锐，便再也不敢继续面对。从此，对话会走入四通的历史，公司“上下”再也不能“同欲”了，按孙子兵法，必败无疑。
在1987年9月的一次对话会上，有人问：“万老师，你总说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的IBM，那你能告诉我们，现在公司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吗？”
我回答：今年我们的销售目标是保2争3，大约是2-3亿元人民币。我们离目标还有多远？提供给大家一个数据：IBM去年的营业额是500亿美元，相当于2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大约是IBM的千分之一。如果说我们是在爬坡，目标是珠穆朗玛峰，峰高8882米，我们现在不过爬了一个8米高的小土坡。如果说我们进行的是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刚刚走了二十五里地，你说我们离目的地有多远？如果按当年长征路线来讲，我们还刚上路，迂回曲折，艰难险阻，还都在后面呢！
前几天，IBM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成员有IBM的副总裁、业务开发部的主管以及负责中国和香港业务的地区总裁，一行七人，到四通来参观访问。
对我们“要成为中国IBM”的提法，他们非常有兴趣。我说：我们要成为中国的IBM，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四通。我还提到，有人说，企业成长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问号（？）；第二个阶段是问号加惊叹号（？！）；第三个阶段是惊叹号（！）。四通经历了第一个阶段，刚刚步入第二个阶段。一开始，从上到下，对我们是普遍的怀疑；现在，开始有人说我们还不错，但依然带着大大的问号。我希望四通能够尽快步入第三个阶段。
IBM的副总裁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不存在第三阶段，也就是说，不会有一个企业没有问题及人们对它没有看法。他说IBM这么多年了，一直在世界五百强里名列前茅，但是人们对IBM依然有许多问号。在七十年代，还有去年（1986年），有一段时间议论纷纷，说IBM不行了，没有活力了，不能再发展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等等。有人告他们的状，他们打了一个世界上历时最久的官司，打了十几年。有人根据反垄断法起诉他们。这期间IBM的董事长什么事情也不做，专门处理和政府打官司。他说今天的IBM依然处在第二阶段。对一个企业来说，不可能只有一片叫好声，只剩下一个惊叹号。
我听了之后，当时小小的出了一身冷汗，脑袋清醒了许多。是啊，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我们带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甚至当面称我们是“中关村一条街上的骗子”。许多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你就是写一千篇《四通故事》，也改变不了这些人的偏见。
惊叹号随风飘去，大问号与世长存，阿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