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4 左春和 独立作家

两条路

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有一场诗歌嘉年华,一谈到春天,人人都是十个复活的海子。这种狂欢表象的背后并非都是怀着对海子梦想的真诚,实际上,许多人是在被语言的放逐中对诗歌物化的随从。不要忘了,对于现代精神而言,伟大、永恒、不朽、农耕和庆典这些词语本身就是对个人思辨能力的催眠,夸张海子的远方无非是在沉睡的语言中再一次让激情进行无根的飘摇。

真理本身可能过于残酷,它不顺应人性的弱点,只管呈现给愿意接受它的人,真理用它对人性的克服挤兑虚无。回避真理也许能够呈一时之欢,但幻象无法抵挡意义的空洞,没有真理兴趣的人生总不应该是真正的人生。真理并不奢侈,它紧紧围绕着生命的价值,对于真正的人生来说,它就是必需品。

民间秩序是一种存在的共同体,具有存在主义中生命最普遍的各种要素,民间就是身份的象征。在民间秩序中,自生自发的交往否定了绝对原子化个人的形成,人的生存本身决定了它从不是孤立的。散在的无数的个人很难有一个整全的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案,对于民间资源的整合会弱化它的存在自由,民间秩序的多元有着潜在的不同选项。大部分人也许认同一种路径,但任何单一的理性和观念很难阻止另一部分人愿意保持高傲的孤独。

旧时代的溃败必然带来其象征王国的解体,神话和巫术已经无法维系它的象征结构,新的存在规约和秩序的渴望会进一步澄清象征的暖昧。旧的象征世界消解之后,新的象征欲望不会静默以待,任何命名的冲动都不甘志在沉默的事物及其内在性。这时候,还是应该警惕一些大词,那些修辞的幻象一直不断地在重复虚构着历史,在新的象征视域,当词语不再具体回应世界与存在的对抗,建构既是虚无。

从塔拉斯蒂的结构主义角度来说,个体的解释无法离开对于历史、传统以及文化的依赖。主观判断仅在重复一种文化的“自觉性”,为了能够评价主观性的程度和我的存在选择的自由,则必须了解自己处于何种语境,受制于何种规范。霍克斯强调,在任何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索绪尔也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人的普遍性要素决定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否则,孤立的个人无法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既然如此,人的存在也是人际交往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结果,所以就必须考虑他人及其外在环境的因素。即便在特殊状态中,强调内因的作用不能成为拒绝外因的借口,何况,人的道德动机向来不一定必然导向其道德行为。

不要单纯认为人们追悼一下霍金就是附庸风雅,这实际上是仰望天空的胜利,是对世俗潜在的超越,是对客观世界要求摆脱的心理渴望。这正说明追悼者知道什么是人类的真正需要,什么又是不可张扬的,霍金带来了一次分辨这又多好。因此,不必追问能够懂的多少霍金的理论,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近这种思维的高度,这个世界就是充满希望。

任何思想的开端只是一个假定,它与经验的一致是与现实的和解,但不能成为辨别错误的标准。思想的魅力在于走出现实与经验,并且忽略多数的评判,一旦它满足于多数之时便意味着已经衰老。在前倾的思想中,越是那些对其粗陋的诋毁,越是能引起大众的追随,这也往往成为检验思想力道的外在条件。

【论剧场】在导演的文化权力压倒一切的剧场中,戏虐的解构能力远在批判之上。剧场的封闭性不接受任何严肃的质疑,它的单向度信息只针对特殊的观众,观众是被舞台规训的,其表情则是被设计的结果。但是剧场化效应有时会有中断的现象,先不论舞台及其演艺人员的寿命,单是观众中可能潜藏着解构的一瞥,它往往只是轻松的哨声,幕布也就掀开了。

知识分子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专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但有生命诉求,还有公共关怀;而专家只专注于技术和细节,大多情况下不具有价值理性。真正的知识分子从不哀叹自己的命运,他本身就是自身悲剧和时代悲剧的承担者,他会把这双重悲剧转化成悲剧意识,并以此预言时代的命运。鲁迅如此,胡适如此,别尔嘉耶夫如此,索尔仁尼琴如此,当代的一些前行者和前倾者也莫不如此,他们的悲剧正是历史走出悲剧的荣耀,否则,历史将无法自圆其说。

左春和,知名学者,某大学兼职教授,独立作家专栏作家,主要作品有《民间秩序的政治想象》、《政治权力的剧场化》等,现居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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