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进大陆的自由民主,眼下最关键的一步棋便是建立一块独立的言论阵地。

建立独立的言论阵地

毛泽东说过,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怎么行呢?“领导一切”,莫非连人民对它的批评监督也要置于其领导之内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根据我的指示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经过我的批准”。这难道是说得通的吗?邓力群批评我鼓吹舆论独立,他不懂得,舆论,按定义就是独立的。只要我们还承认对权力需要批评监督,那么这种批评和监督就势必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

创办独立刊物的注意事项

如何开创这样一种独立的言论阵地呢?首先,可以由一些享有崇高声望的知识分子出面,用哪怕是打印和复印的方式出版一种,哪怕名之为通讯一类的出版物,分发给感兴趣的读者。

编辑这样一种出版物,原则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最好由著名人士牵头,并尽可能使众多的知名人士介入其中。假如有好几十位全国最有声望的理论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参与了这一出版物(或作为编委、或作读书会成员、或作为什么沙龙的会员,或者只是作为作者等等),那么这个出版物就必然会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二、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它不要发表那些过于尖锐的意见。多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少一些单纯的指责;多一些理论的分析启发,少一些直截了当的抨击时弊。在质量上而不是在数量上下工夫,在论据上而不是在论点上下工夫。其实这也就是说,希望每一个作者都是把自己最好的文章,把自己原来打算交给正式刊物发表的精心之作,首先交给这个出版物。

三、它不必把自己局限于政论的范围,而宁肯包容尽可能丰富的方面和风格。

四、它宜于定期出版,周期越短越好。每一期的份量可以轻一些,但期与期的密度应该高一些。

五、欢迎别人复制,但一般来说要禁止或限制正式刊物转载。

形式胜过内容

办这样一种出版物,目的在于创立一块真正独立的言论阵地。在这里,形式胜过内容。换句话,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坚持自身的独立性。

办这样一种出版物,最大的困难在于抵制官方刊物的诱惑。除非有相当一批才智之上,甘心把自己那些明明可以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从而为自己一下子带来名誉和利益的精心之作献给这种印刷简陋、份数稀少的独立刊物,否则它就不能有效地吸引住广大读者的注意力,结果要么是在无人问津的困境中自生自灭,要么是在失去舆论普遍关注的孤立情况下被权力轻而易举地扼杀。

一般非官方刊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言论上趋于激烈。许多人不懂得搞独立刊物的目的在于逐渐地获得言论上的独立,他们只是想借助于独立刊物去发表那些官方刊物不会发表的东西,一般读者也倾向于从非官方刊物中寻求有刺激性的文字,这就导致以往许多独立刊物不注意循序渐进而每每走上自杀道路。当然,取得言论上的独立性,是为了最终突破官方对言论内容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但突破禁区,主要应在于获得稳固的独立之后而不宜在此之前。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诚如鲁迅所言:“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勇也。”

切忌力量分散

办这种出版物,切忌力量分散,你办一份,我办一份。最好是集中力量办好一份。须知,这种出版物所享有的安全程度之大小,是与它所受到的公众(海内外)的关注程度之大小成正比的。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点也就是一份出版物上,就能给这份出版物带来相当大的保护作用。

为什么要限制官方刊物转载?因为一转载,它们就不太关心独立出版物自身了。问题不在于要尽可能多让读者能读到好文章(这是每一个作者最自然不过的愿望),问题在于首先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关心那份独立出版物(这要求我们的作者们必须暂时地克制一下自己以顾全长远的大局)。

周期短的好处是让读者尽快地建立起一种期待心理,使人们尽快地习惯于一份独立出版物的存在。这样,一旦它的生存受到封阻,人们便会及时地(由于周期短之故)感觉到出了问题(习惯的力量)。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个出版物的主要任务是为自己的独立存在作论证。这就是说,它应当力图阐明一个独立于任何领导机关意志之外的言论阵地的重要意义。它必须努力使自己“合法化”,所谓“合法化”,并不是要试图使自己变成官方刊物,根本不是。它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建立起这样一种观念:独立出版物的存在是有益的、是必要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此基础上,促成真正的出版法——迄今为止我国关于出版的种种规章制度实际上都是反对或曰禁止自由出版的规章制度。

苏联《公开》杂志的经验

据法国《世界报》,十几名苏联人(几乎全是今春获释的政治释放犯)照搬了戈巴契夫的原话(这位总书记提出了“公开”(glasnost)这一口号),在未获任何批准的情况下决定出版一份名叫穴公开》的新闻杂志(一月三次)。这是一份厚达四十九页、用钉书机钉成的杂志,第一期发行了五十份。《公开》声称它不仅谈人权,所有使苏联人感兴趣的东西它都刊登。重点题材是创作自由和生态学等等。第一期上载有一篇已经发表在西班牙报纸上的萨哈诺夫论述美苏裁军协定必要性的文章,还有一篇描写了关押大量持不同政见者的奇斯托波尔监狱。计划中的第二期的主题是克格勃运用的“国家恐怖”,并有一篇文章批评旨在镇压一切独立的政治活动的刑法。“公开”的编辑们都公开露面,所以它并不是什么地下刊物。他们曾向苏共中央送了第一期,并希望杂志能获得合法地位。据悉,克格勃对这个杂志进行了调查,不过没有进行干涉。

中国当年民间刊物失败的原因

《公开》杂志的编委会和文章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同政见的色彩,我以为未必有利。在我看来,独立出版物的存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使自己在除了坚持刊物独立性之外尽可能地具有更多样的色彩,是否能吸引除了明显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外的其它有成就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参加。有人批评说,一九七八——八O年间中国民间刊物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是因为参加者们都是无名之辈。这是对一个深刻原因作出的肤浅表述。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不去参加民间刊物?这表明我们众多的知识分子其实还十分缺乏坚定的独立意识。如果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的言论受到压制时才想起言论自由,而当别人的言论受到压制时则袖手旁观,那么我们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同样地,如果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的文章无法在官方刊物上发表时才想起办独立刊物,而只要自己的东西还能够借助于官方刊物发表就对独立刊物漠不关心,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刊物。

在今天的中国,机会依然是存在的。在声称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我们的领导人保证,说那些散布过自由化思想因而被开除出党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以公民的身分从事活动,赵紫阳总书记甚至对外国记者明确地说,在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也有自由,只不过不能是绝对的自由。这些年来大陆政治形势的忽松忽紧和反反复覆,相信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懂得了开辟一块真正独立的言论阵地的重要意义。而且我们也有了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自由民主意识同时又深孚众望的人物。这就是说,不论是从主观条件还是从客观条件来看,一份独立的出版物的产生、存在和巩固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个突破口,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权力对言论的垄断局面(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从而为自由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最起码的可靠基地。

寻找自由民主共识

促进自由民主的实现,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那就是在广大公民中间寻求建立起对自由民主的最基本原则的坚强共识(consensus)。首先就是要让人们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获得一致的领悟。不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论是所谓改革派还是所谓保守派,大家都必须承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面临着权力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侵犯,大家都必须毫不迟疑地公开表示反对。我们必须懂得,政府决不应该有控制言论的权力,这是一个政府所拥有的统治权的极限。有人说,政府的所作所为,对的就拥护,错的就反对。这种说法并不妥当,至少是并不准确。如果我们要实现民主和法治,我们就不但要关心“实质公正”,更要关心,乃至于首先要关心“形式公正”。不论是拥护还是反对,都必须遵循正当的形式。反对并不一概等于不服从。政府的有些决定、政策,某些公民以为是错的,在以正当的途径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的同时,在行为上还是要遵从的。另外在政府方面,有一类错误是根本不允许犯的。一旦违反便失去了做政府的全部资格。垄断言论、因言治罪便属此类。我们许多朋友不明此理,有的当权者昨天刚刚干下了明日张胆侵犯言论权利的事情,这些朋友们也都或公开或暗地地表示了批评意见,但一见到当权者今天又提出了一项他们喜欢的主张,他们于是又一齐举手表示赞成了。大家都知道,在体育比赛中,犯规是要受罚的。你犯了规,投进的球就不再计分,跳过的高度就不再作数。有些规则是如此重要,运动员万万违反不得,否则会被逐出赛场、取消比赛资格。倘若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只有傻瓜才不去犯规了。

不要寄望当权者克己自律

任何权力都有一种越界犯规的自然倾向。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当权者的克己自律。屋里漏了雨,与其责怪老天爷,不如自己动手把屋顶修严实点。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在反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时,仍然是纠缠于当年毛泽东到底是搞阳谋还是搞阴谋。当然,毛泽东出尔反尔是他的一大罪过。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许多右派朋友们,当年确实也失之轻信。不错,轻信是最可原谅的缺点,因为通常只有好人才容易轻信(以君子之心度小入之腹),但可惜的是,它并不因此便是一个危害较轻的缺点。我一再强调,对权力镶有戒心是在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标志。当毛泽东号召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并信誓旦旦地许诺言者无罪时,人们首先应该考虑的倒并不是去猜测毛泽东本人究竟是否真诚,而是要考虑,假定他是不真诚的,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有力量予以抵挡。假如你发现,由于我们的社会还不具有对言论自由的坚强意识,那么你自然就该懂得,眼下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是放言批评,而是不失时机,因势利导,深入浅出、耐心细致地去建立这种共识,从而使得当权者没有力量翻云覆雨。说到启蒙,说到向公众阐明自由民主的道理,那也必须考虑到步骤。在连言论出版自由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而成为公众的政治常识之前就去谈什么多党制、轮流做庄,那也是忘了循序渐进的道理。政治好比下棋,其全部奥秘就在于步骤,在于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们需要斗士,我们更需要政治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自由化民主化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在这里,策略问题具有头等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在此之前,人们对策略问题给予的注意实在是太少了。当初我写作《论言论自由》时,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对这个前人已经作过论证的问题再作重复的论证(尽管那也是十分必要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争取自由的策略或途径,以后我写的许多文章和从事的活动(包括民间刊物、竞选和政治改革讨论)也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不少人抱怨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争得自由民主的正确方法。然而我的体会却是,找到这种正确的方法还不算太难,更困难的是如何让人们接受它。

粉碎文网,还是“从网眼里钻出去”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忍尼辛写道:“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盘算着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L中国人老早就把权力对言论的箝制比喻为文网,尽管在中国的历史上,思想罪、文字狱的传统特别悠久,但真正为言论自由本身(而不仅仅是为了说出自己以为正确的话或真话)而斗争的又有几人?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文网太密,网成了布,小鱼小虾都在劫难逃。这倒从反面激起了人们争取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决心。然而,随着大陆政治气候的回升与稳定,尤其是在所谓”反自由化而不扩大化“的情况下,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满足于”从网眼里钻过去“而不肯去齐心协力粉碎那张文网,这的确是不可高枕无忧的。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大陆的官方出版尺度比以前三十几年大有拓展,但今年年初反自由化浪潮中三、四十家刊物被无声无息封闭以及一大批好文章、好书稿死腹中的经验再次提醒人们,我们还没有一份真正独立的、也就是只服从法律而不必遵循长官意志的出版物。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则我们所能公开发表的思想的深度广度就只能是领导者开明程度的标尺,而不能是我们思想界思想成熟发展的标尺。问题在于,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日趋强烈和改革的纵横发展,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依然还满足于”从网眼里钻出去“而不是谨慎地但无比坚决地开创一条真正独立的道路,他怎么还能以”思想开放“之名而欺人欺世,怎么还能对得起我们的前驱先贤和对得起我们的要求在一个自由的空气中成长的后世子孙?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哈佛

作者后记

这篇文章写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在去年十二月十日《中报》上。据说反应还不错,香港的有些人对此文也表示重视。《申报》不久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肯定的角度作了些发挥。

应当说明的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为大陆搞民主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文中所提到的办独立刊物的战略意义和注意事项,均是对于大陆时下的背景而言。至于在已经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海外,情况则另当别论。

这篇文章带到了大陆。一位朋友来信对我的设想深表欣赏,但又感慨说,在大陆,“有胆识的人无名气,有名气的人无胆识”,所以也不好办。

本来我打算给这篇文章安一个副题——致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一封公开信。但又考虑到:一、不知道这三位人中有没有人愿意听取我的建议;二、我同时还希望有别的一些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能出头挂帅,只提这三位的名字反倒是挂一漏万。

这次,借《中国之春》重刊之际,我想进一步阐明我的意图和构想。

时机已经成熟

我相信,目前,在中国(大陆),创办一份民间的独立的出版物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

1.我们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现今大陆还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2.在相当多人的意识中,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意义及作用已经达成了明确的共识。

3.我们都懂得,民主是要靠我们自己争取的。一步突破性的行动胜过一百次一厢情愿的呼吁。与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敦请当局制定出版法,不如我们先动手办起一个独立的刊物,从而迫使一个自由的出版法早日问世。

4.我们已经有了一大批具有独立精神和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些人已经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5.今非昔比,这次反自由化,虽然来势汹汹,但由于其不得人心,因此无法深入。

6.在高层领导中,有些人(当然不是全体),尽管可能尚不具有主动推行民主化的愿望,不过似乎也并缺乏一意孤行,不顾国际舆论和国内人心向背、硬要拚命搞专制的顽固意志。

7.在海外,不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对中国大陆的民主与人权问题表现出比以往更强烈有力的关注;海外华人,不分左中右,在希望大陆出现独立的舆论这一点上都有着基本一致的立场;台湾民主化的良性刺激;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大陆人士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8.过去一年多来,不仅在思想模式上,而且在行为模式上,我们都已经作出了若干有历史意义的突破。例如,被批判者不但没有低头认罪,甚至不肯保持沉默,通过许多方式,包括诉诸海外自由舆论,表现出与强权抗争的姿态。

如此等等。

假如,在北京,出现了这样一份出版物: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北京,出现了这样一份出版物。

在编者和作者的名字中,有着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有着王若水、李洪林、郭罗基;有着苏绍智、吴祖光、张显扬;有箸于浩成、于光远、白桦;以及其它许多或许在海外不够知名,但国内颇有影响的人物和许多虽然没有外在的头衔,但却有着更多的勇气和智慧的年轻人。

在发表的文章中,有这些人近年来对海外记者的公开谈话、在海外报刊登载过的文章,有被批判者据理力争的申辩书,有留学生的公开信,有那些被封杀的文稿,还有一些高质量的各种体裁和题材的作品。

不用多,哪怕只印制一百份。一周之内,它就会成为千千万万人共同谈论的热门话题。借助于复印机之便,它很快会变成一千份、一万份。

在海外,从香港到美国(当然包括台湾),左中右各派中文报刊都会以显要地位对此事加以报导和给予积极的评价。像《纽约时报》一类西文报刊也会出现同情的介绍。

假如出现了这样的出版物,官方会作出何种反应呢?

它会宣布这是“反动刊物”而予以取缔吗?

难,很难,几乎做不到。

问题在于,在这份出版物上的许多文章,原本是可以刊载在官方刊物上的,总不能说因为它们发表在这份非正式刊物上就变成了“毒草”。另外有些文章,或许是目前官方刊物不敢发表的,但它们不过是素有“自由化”之称的著名知识分子原来立场的再次重申,并且在此之前它们早已在海外报刊上发表过,你还能给它们安上什么新的罪名呢?挨批判好比出麻子,经历过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反倒使人们省去后顾之忧。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群公民在实行他们的出版自由或通信自由(假如这份出版物以通信的形式出现的话),谁奈我何?

实际上,当方励之对西德《明镜》周刊发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时,当王若望、王若水把他们的文章和申辩书交给香港的报刊发表时,当刘宾雁、吴祖光、白桦等接受海外记者的采访时,他们是真正地在冒风险。在经历过这种冒险之后搞这么一种非正式的出版物,不过是“小儿科”而已。更何况,由于这份出版物能够在国内流传,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真相和获得同情支持,我们只会比原先更安全。弱者的武器是什么?是舆论,是人心,是正大光明、有理有利有节的诉诸舆论。

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不以为在今日大陆,“有名气的人无胆识。”假如说在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间,我们还没有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独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假如说许多知识分子在此次反自由化运动之前还缺乏明确的独立意识,因而只知道等“气候”好转再在官方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在“气候”不好时只知道以沉默或封笔来表示抵制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情况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

中国正在变化,人民在迅速成熟。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正在开辟道路。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于纽约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1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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