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春节这一天,是家父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可他老人家四十多年前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痛楚,在战乱、贫穷、屈辱中煎熬了一辈子,去世时仍然背负着如山峦般沉重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每想起父亲,我就觉得剜心般疼痛。

中条山、太岳山相连接的崇山峻岭中有一道南北向的山沟,我的家乡是山沟中段挂在山坡上的一个小山村。山脚下是一条小河,河对面又是连绵起伏、巍然高耸的山峦。全村鼎盛时期也只有十来户人家,赖以生存的耕地都镶嵌在村对面和村背后的山坡上,土薄石厚,粮食产量很低。在这样差劣的自然条件下,乡亲们一上地就得爬坡,往地里送粪、从地里收割全得肩挑背驮,种一苗庄稼几乎要浇下一瓢汗水,辛苦一年也只能勉强地糊口度日。

家父出生于1919年2月1日,恰逢夏历己未年正月初一。我祖上世代务农,一直在贫困线 上苦苦挣扎。祖父虽然以勤劳著称于乡里,但一年到头起早摸黑、无冬无夏地艰辛劳作,也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常常要举债度日。祖父为人很仗义,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从湍急汹涌、恶浪翻滚的山洪中救了一个十来岁男孩子的性命,我年幼时多次听乡亲们传颂过这一美谈。

大约是深受不识字之苦的原因吧,祖父节衣缩食供父亲上了四年小学。小学毕业后,家里实在是负担不起了,父亲只好辍学。他先是跟随祖父种了一年地,接着就给本村和两个邻村放牛,每天赶着二十来头牛到山里去放牧。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即使是暑夏寒冬、雨雪交加,也得把牛赶到山上去吃草,早出晚归,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这对于当时刚十二、三岁的父亲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候,父亲放的那群牛中的一头小犍牛,在吃草时踏翻岩头的一块石头掉到沟里摔死了。此事发生后,祖父觉得父亲小小年纪放这么多牛太危险,就辞去放牛的活,托一位亲戚帮助联系,在县公安局里找了一份当“勤务”也就是服务员的差事。父亲干了两三年勤务,又转为警察干了一年多,日本鬼子就侵占了县城,只好随县政府转移到了乡下。这时,父亲原来服伺的巡官要调往绛县任公安局局长,他就跟随其到了绛县,继续当警察。绛县县城也被日本鬼子占领着,他们只能驻守和活动在比较偏僻的乡下。一年多之后,这位局长辞职不干了,父亲也不愿意继续背井离乡、东奔西颠,又回到老家跟着祖父一起种地。当时,日本鬼子侵占着县城,兵荒马乱,父亲只有二十来岁,经常被日寇捉去服劳役,受尽了侮辱和虐待。有一次在碧峰山挖战壕时,监工的日本兵嫌父亲干活不卖力,竟用枪托打得他鲜血直流。

我的家乡在抗战时期是八路军和日寇的拉锯地带,当时在家务农的父亲读过几年书,在县城和外地干过事,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不同于一般农民。因此,在日寇占据家乡的严酷条件下,父亲担任着共产党地下政权任命的闾长,冒着风险多次给八路军筹集过军粮。1944年家乡解放时,他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村公所书记、村武装部长和区公所文书等职务,并于1947年带领民兵到晋南支前参战半年多。在解放临汾的战役中,他带领民兵冒着敌人的炮火送弹药、抬伤员,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付的支前任务,我就是在父亲到晋南支前参战期间出生的。

不料,1948年党组织公开和整顿时,从抗战之前县公安局的三青团花名册上发现有父亲的名字。父亲申辩说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三青团,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请求组织上调查核实。但是,当时“左”的倾向比较明显,工作又很粗糙,竟以父亲参加过三青团为由开除了他的党籍,说待事实搞清楚后再予恢复。此后头几年,父亲的工作尚未受影响,建国伊始还担任过所在乡镇的林业主任、财粮主任。但未过多久,新任领导人对我父亲不太熟悉,于是,仍未澄清所谓三青团冤案的父亲,被不明不白地打发回家务农了。此后父亲多次申诉,均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我记事的时候正好是农业合作化之前,父亲三十岁出头,年富力壮,每年打下的粮食足够一家人食用的了。记得有一年春天,父母亲去地里锄小苗时带上了我。他俩在地里边干活边说笑,我在另一边玩。恰好有一个喜欢唱山歌的老乡从不远处经过,他边走边唱地把我和父母亲在地里的情景编进了唱词里。他唱的歌词和曲调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但那春风丽日伴随着悠扬歌声的美好画面和感觉,似乎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又过了两三年,我家建起了村里的第一幢新房。新房建于一个金色的秋天,每当祖父和父亲从工地回来吃早饭时,总要顺便从工地旁边的一棵苹果树上摘下一两个红透了的果子给我带上。睡懒觉的我躺在被窝里啃着香甜的苹果,心里美滋滋的,真是说不出的惬意。

可惜好景不长,1958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渐渐抹去了祖父母和父母亲脸上的笑容,他们越来越为填不满一家人的肚子而发愁。为了以菜代粮,在1962年那个暗灰色的秋冬之交,我祖母因铺晒萝卜片不慎从高处坠落,永远闭上了她那慈祥的双眼,连一句话也没有给亲人们留下。在我的记忆里,1963年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但父亲去世后,我从他遗留下来的一个笔记本里看到,在这一年,全家以324个劳动工从生产队里实际收入184元6角8分钱。扣除全家的口粮款和其他应交款后,仅实得6元5角1分钱。当时,我家共6口人,除全家油盐酱醋、穿衣烧煤等必须的日常开支外,还要供我和妹妹上学,而且这一年我又从县城初中考到了几百里外的一个城市读高中,花费比原来增加了很多。这区区6元5角1分钱,怎么够全家人一年各方面的开销呢?更可悲的是,1963年之后,随着“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学大寨”运动年盛一年地迅猛推进,农民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自主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实际收入却一年不如一年。父母亲不分春夏秋冬、起早摸黑地辛苦劳作,但每个劳动工只值两、三毛钱,一年下来连全家人最基本的口粮钱都不够,还得背上一大笔欠款。

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之下,为了维持一家人最起码的生活开支,父亲不得不硬着头皮向亲戚朋友借债。从父亲遗留笔记本的记载看,在1963年之后的十来年时间里,他将所有能借到钱的亲戚朋友几乎都借遍了,有的还不止一次。同时,为了偿还借债,父亲一面在生产队里更辛苦地劳动,一面又尽量搞些家庭副业。但那时,家庭副业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尾巴”,受到很大限制,很难赚到什么钱。记得父亲常常抽空闲时到山上砍柴、割荆条,然后再挑到县城里去卖。他往往是三更半夜就从家里起身,赶十来里山路把柴或荆条挑到县城去,返回来后还要赶上生产队早晨出工。当时,家里没有钟表,掌握时间只能靠经验判断。有好几次,父亲从家里起身太早了,到了县城天还不亮,只好久久地蹲在马路边等人家开门。这样长期的超强度辛劳,严重损害了父亲的身体,患了比较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且因经济困难得不到应有的保养和治疗,没过几年就与世长辞了,享年仅虚龄56岁。这相对于84岁上因意外事故而去世的祖父而言,显然是太短促了。

父亲的病和过早离世,更与他长期以来因历史问题而在政治上受冤屈、精神上受压抑直接相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因所谓三青团问题被关进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遭到多次严酷的审讯和围攻。这使父亲在思想上、人格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打击,致使病情进一步加重了。他于1974年逝世时,一直申诉着的冤案也未得澄清,是背负着巨大的冤屈、侮辱和痛苦离开这个世界的。

改革开放以后,县里复查历史遗案,才搞清楚县旧公安局的那个所谓三青团花名册,是有关人员为向上报功而编造出来的,父亲确实没有参加过什么三青团。冤案终于水落石出了,但父亲却为此忍受了几十年的屈辱和磨难,直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与父亲同年龄段的乡亲中,不少人有类似遭遇。文革期间,我们那个仅有二百多户人家的生产大队,被关押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的就有几十位。他们这一代农民,在贫穷中出生和长大,在战乱中度过青年时代,中年以后又深受左的思潮和政策的高压之苦,直至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绞肉机之中,成了任人驱使和凌辱的农奴。他们既在经济上穷困之极,难以养家糊口,又要忍受政治上的巨大压力、屈辱和折磨。与以往数千年各历史时期的中国农民相比,他们无疑是命运最坎坷、最悲催、最凄惨的一代。

戊戌春节的气氛热烈欢快、四处洋溢,我却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对父亲的回忆和哀思中难以自拔,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啊,苦命的父亲,今天是你的百岁诞辰纪念日,你在天堂里还好吗?不会再遭受你以往的苦难了吧?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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