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民间书院，并非时下各色号为“书院”者。时下名为“书院”者不少，至少也有成百上千家，但真得宋明民间书院精神的，恐怕不多。因为民间书院的生发与兴盛，自有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内涵。
要说这历史境遇，不得不回溯到唐代，书院源起于禅宗的丛林。那时，精神境界最高的是诗人与高僧，而最有智慧的地方则莫过于新禅宗的丛林。新儒家鼻祖程明道就受禅林制度的影响甚大，但那时他仍只是私人讲学，尚未形成建制化的书院体系。
到了北宋，书院大兴。南宋时更加完备，朱熹与陆九渊受《禅苑清规》的启发，建立了儒门学规，以书院为基地开展讲学。再历经元明清三代，清末改制为学堂。近几年来，大量新兴的教育培训机构虽冠以“书院”之名，但和“民间书院”的文化内涵实在有天壤之别。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的民间书院，逐渐取代官学而成为当时主流教育方式，书院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良好，一方面书院时获政府奖赏的良田，另一面，书院的学生可直接参与科举。
在南宋，书院更是集聚了当时中国头脑最丰富的精英。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他们不但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统为任，也自觉地以书院为讲学基地，启发民智，开导士子，使当时社会风气蔚然一变。
此时的书院，功能更加完备，不但是教书育人、自由思辨、论道问学的圣地，也兼具藏书、印书、出版甚至祭祀等功能，俨然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讲学，至今仍令人神往，据说他的讲演“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即朱熹)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这简直就像极了西方教会里的牧师布道，动人之血脉，感人之肺腑。
到了明代，王阳明、湛若水等大儒出，书院再兴，门人极多。明后期的东林书院，学术上反对空谈心性，注重参与政治，不但是学术共同体，亦有党派的雏形。
反观今日的书院，据笔者观察，大多书院虽有晨诵、鞠躬、拜孔子、穿汉服、读圣书，但仍不能掩饰其徒有虚表、袭貌而取的造作与病态。家长送小孩子去不过为博好名声，小孩子读书不通心性，也是为求功名、谋稻粱。实际上，这样的书院，仍是分科教育的改头换面、借古还魂罢了。
我们有必要再回观八百年前，陆九渊在白鹿洞的训诫。他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便是劝勉诸生辨别志向，不为功名利禄而读圣贤书。今日的书院实在应该听听这样的劝告。书院是造就成人、追求真理、修身养性之处，不是培养社会分工的职业培训班，更不是考证考研考级的培训班。
因为民间书院的精神，是一种蓬勃的生命的力，自由的力，是生生不息的“人能弘道”的自信与勇气，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另一种声音”。
再兴民间书院，于今却有一种时代的悲凉感。1949年鼎革至今，政府权力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计划经济，小到夫妻生育，社会机体的免疫能力被打乱，不能自己新陈代谢。中国的很多问题，在不小程度上，均源于社会自身的协调能力的丧失。
因而，再兴民间书院，需要民间的自觉，更要人的自觉。国人若不改皇天顺民的志气，没有自觉自主的公民意识，则民间无望，中国未来无望。民间社会与有志者应该不等待政府的资助、政策的允许，需要有大志气敢于突破与创造，即凭这三十六年来攒积的财富、经验与智慧，公民合作、再兴书院。
原删节发表于财经文摘 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