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民间书院,并非时下各色号为“书院”者。时下名为“书院”者不少,至少也有成百上千家,但真得宋明民间书院精神的,恐怕不多。因为民间书院的生发与兴盛,自有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内涵。

要说这历史境遇,不得不回溯到唐代,书院源起于禅宗的丛林。那时,精神境界最高的是诗人与高僧,而最有智慧的地方则莫过于新禅宗的丛林。新儒家鼻祖程明道就受禅林制度的影响甚大,但那时他仍只是私人讲学,尚未形成建制化的书院体系。

到了北宋,书院大兴。南宋时更加完备,朱熹与陆九渊受《禅苑清规》的启发,建立了儒门学规,以书院为基地开展讲学。再历经元明清三代,清末改制为学堂。近几年来,大量新兴的教育培训机构虽冠以“书院”之名,但和“民间书院”的文化内涵实在有天壤之别。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的民间书院,逐渐取代官学而成为当时主流教育方式,书院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良好,一方面书院时获政府奖赏的良田,另一面,书院的学生可直接参与科举。

在南宋,书院更是集聚了当时中国头脑最丰富的精英。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他们不但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统为任,也自觉地以书院为讲学基地,启发民智,开导士子,使当时社会风气蔚然一变。

此时的书院,功能更加完备,不但是教书育人、自由思辨、论道问学的圣地,也兼具藏书、印书、出版甚至祭祀等功能,俨然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讲学,至今仍令人神往,据说他的讲演“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即朱熹)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这简直就像极了西方教会里的牧师布道,动人之血脉,感人之肺腑。

到了明代,王阳明、湛若水等大儒出,书院再兴,门人极多。明后期的东林书院,学术上反对空谈心性,注重参与政治,不但是学术共同体,亦有党派的雏形。

反观今日的书院,据笔者观察,大多书院虽有晨诵、鞠躬、拜孔子、穿汉服、读圣书,但仍不能掩饰其徒有虚表、袭貌而取的造作与病态。家长送小孩子去不过为博好名声,小孩子读书不通心性,也是为求功名、谋稻粱。实际上,这样的书院,仍是分科教育的改头换面、借古还魂罢了。

我们有必要再回观八百年前,陆九渊在白鹿洞的训诫。他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便是劝勉诸生辨别志向,不为功名利禄而读圣贤书。今日的书院实在应该听听这样的劝告。书院是造就成人、追求真理、修身养性之处,不是培养社会分工的职业培训班,更不是考证考研考级的培训班。

因为民间书院的精神,是一种蓬勃的生命的力,自由的力,是生生不息的“人能弘道”的自信与勇气,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另一种声音”。

再兴民间书院,于今却有一种时代的悲凉感。1949年鼎革至今,政府权力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计划经济,小到夫妻生育,社会机体的免疫能力被打乱,不能自己新陈代谢。中国的很多问题,在不小程度上,均源于社会自身的协调能力的丧失。

因而,再兴民间书院,需要民间的自觉,更要人的自觉。国人若不改皇天顺民的志气,没有自觉自主的公民意识,则民间无望,中国未来无望。民间社会与有志者应该不等待政府的资助、政策的允许,需要有大志气敢于突破与创造,即凭这三十六年来攒积的财富、经验与智慧,公民合作、再兴书院。

原删节发表于财经文摘 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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