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余光中教授于2017年12月14日在台湾高雄医院辞尘，那两天我撰写了《那一湾定格了的崇高的母体乡愁——悼念余光中先生》一文，以为悼念。文中除了回忆当初阅读余光中特别是当年在长城开会时向他请教的情景，我也像大家一样，分析、赞赏他的乡愁诗。不过，我进一步说，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应该做更深的探讨。长久以来，《乡愁》一诗牢固地将他钉在“乡愁诗人”的形象上，将他符号化，甚至这类诗篇将他其他的诗作、文章和文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形成一种遮蔽。余光中觉得，这是难免的，很多作家都会遇到类似情况，他并不在意这种现象，只能顺其自然，不必刻意去打造自己的形象。但他也有所申明。2010年，八十二岁的余光中像总结般回顾说：“我写政治，写现代生活的作品也很多，对‘文革’有所批判的作品也很多。1974年我刚到香港时，那时内地‘文革’还余波荡漾，我当时撰文对‘批林批孔’，进行反思，将‘文革’比作是母亲身上所犯的梅毒，引起海外左派对我的围剿，现在回头看我没有讲错。”顺着这个思路，我特别用一整节（第五节），回顾余光中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表现。我指出，如果说到余光中写政治的作品，那么，必须提到他那首《妈妈，我饿了》以及他主编的诗集《我的心在天安门》。此诗此事对理解这位所谓“乡愁诗人”来说，太重要了。
请读一下《妈妈，我饿了》：
妈妈，我饿但是我吃不下
这么苦的滋味整天哽在我喉头
我怎么吞得下？
妈妈，我累了
但是我睡不着
这么重的感觉整夜压在我胸口
我怎么睡得着？
妈妈，我死了
但是我不瞑目
这么惨的国家永远烙在我魂魄
我怎么放得下？
妈妈，我走了
明年的清明节/记得来为我招魂
在民主的岁月
在这天安门下
“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这是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绝食静坐学子们说的一句话。那时，不少人，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人，在电视上看到、听到这句话时，都深深体味出绝食学子们生理需求与精神压抑之间的深刻矛盾，感受到了他们精神上、心灵上的极度痛苦和酸楚，都被他们这句话的巨大感染力深深地震撼。这句话，有助人们记得快三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过什么事；也正是这句话，震撼了余光中，让他写出了这首也应该让历史铭记的诗章。
1989年“六四”之后，余光中还快速地主编了诗集《我的心在天安门》作为悼念，并于同年在台北出版，其后到加拿大、香港等地出席有关朗诵诗会。这些年，有几部关于“六四”的诗集出版，如《虽然那夜无星》（1990，香港）、《六四诗集》（2007，香港）、《一般的黑夜，一样黎明》（2011，香港）、《六四诗选》（2014，台湾），但余光中主编的这部是最早的。诗集集结了港台各地的诗人创作，包括“六四”后第二天就在台湾各大报副刊上所刊登的诗作，如洛夫的《所有人都撤退了，除了尸体……》、非马的《十行诗》、向明的《火在烧.血在烧》、羊令野的《觉醒》、辛郁的《血崩》和席慕蓉的《三千死者》。由怀抱深刻的中国情怀、且身为诗坛元老级人物的余光中先生来主编六四悼亡诗选，并不令人讶异。他在《我的心在天安门》序首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国人还在争取起码的人权。在五四运动后的整整七十年，北京人还在要求起码的民主。在号称已经解放了四十年的大陆，学生还在向往最起码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
多少年之后，余光中先生没有忘记“六四”。2005年，在台湾学生纪念“六四”时，余光中再次朗诵《妈妈，我饿了》一诗，以表达他的哀思，表达他一直坚守的基本的信念——他也许有妥协，但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什么是历史的正义。他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
在我悼念余光中先生的这篇拙文中，我很遗憾地感叹道，非常可惜，余先生去世后那几天，在数不清的有关文章中，鲜有人谈及上述余先生在“六四”的表现。贬低甚至攻击他的人不会提及，因为他们也承认这是余先生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亮点，他们要避开；而在余先生赞扬者中，很多人是因为环境所迫，不能公开提及，有些人则是顺应或认同某种政治势力，把这认定为余先生的污点，便不提了,算是“为贤者讳”。这些考量，不可避免地影响我这篇拙文《那一湾定格了的崇高的母体乡愁》的发表，种种状况，说来也挺有趣。
拙文在我主编的《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发表的同时，我给各地一些朋友及网站也群发了。美国等地网站发表，但中国国内不易看到。本地一个文学网站全文发表了，还配了照片，我请朋友在中国上网试测一下，居然能看到。
澳洲另一家报纸及其网站发表拙文时注明“本文有所删节”——把第五节一整节彻底删去。但责任编辑似乎很欣赏我的文章，她事后给我发来一封电邮，并附上一封读者来信的影印件。她的电邮说：“刚收到读者来信，是一位大陆的教授，一直是我们忠实读者，称赞了何老师关于追忆余光中先生的文章，作为编辑感到异常荣幸，再次谢谢何老师。”这位教授信上写道：“《xxxx》于2017年12月22日刊登（悉尼）何与怀先生高质量的长篇悼念文章，这是我所见到的追思余光中先生文章中写的颇有水准的一篇。”我心里嘀咕，拙文删去第五节，便谈不上什么“高质量”了。不过，我理解这家报纸不便公开的处境，虽然身处澳洲，也得谨慎为妙。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一家重要的杂志处理拙文的戏剧性变化。
我群发时有一位收信的朋友曾做过这家杂志的主编，他回信说，拙文“信息量很大，写得很平实”，但“因意识形态控制越来越紧，涉及89的部分可能会犯禁”。既然如此，我没有按照他的建议“直接联系”那家杂志。但是很出乎我的意料，在今年3月16日，我突然收到这家杂志的一位编辑的电邮，说我这篇文章拟在2018年第2期刊出。还有附件，是校样。我急切把附件打开，是已经完全排好版准备付印的清样。更让我意外的是，我视为最宝贵的拙文第五节居然赫然在目，只是删去余先生在《我的心在天安门》序首中写下的那段话。这让我眼都大了。我回信说，拙文如果能发，也算是破六四禁区，“有点创造历史的味道”。
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以那家杂志的地位，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果然，我不幸想中了。在4月3日，我又接到那位编辑的电邮，说杂志被要求换稿，请我原谅，谅解。过两天，有人给我传话，说没有撤稿，只是转到第三期出，但我必须把“六四”那一节删去。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国内情况吗？”我当然知道，所以不作回应。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那场震撼神州大地乃至全球的惨烈事件，至今二十九年了。人们不解，有关当局为何惧怕直面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六四之魂还没有安息”，这个历史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上述关于悼念余光中的一篇拙文的撰写及发表情况，或者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2018年6月4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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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June 5,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