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已是深秋季节，天气一天天地冷起来，人们又重新披起蓝制服、灰制服、褪色的军服，街上惟一鲜艳的颜色莫不过红卫兵臂上的红袖章，还有油了整墙的大红油漆，上面用白油漆寫着仿宋體毛主席语录。
西北风不客气地从西伯利亚吹来，头天晚上贴在墙上的红红绿绿的大字报，第二天便被吹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
学校里的同学，大部分都串联去了，全国各地，去哪儿都可以不花一分钱车费，只要你说是“散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你到哪里都可以受到贵宾式的欢迎。
不过，这种荣幸是给予红五类的，我们这些黑五类是没份儿的。但我们是多么向往着祖国的壮丽山河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串连？
杨玉凡拿这问题去问留守学校大本营的郭秋生，郭秋生蔑视地答道：
“你们？还是改造好思想再说吧！”
“怎样才算改造好思想？”杨玉凡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非要问个水落石出。
“你们出生在罪恶的家庭里，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是一辈子的事，懂不懂？”郭秋生的声音大得要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杨玉凡和我听了这话，不啻判了“无期徒刑”，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说句实在话，从六月份文化革命开始以来直到如今，现在我们的日子好像“好”过了很多，起码没有那么多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指着我们交待家庭问题了。
如今的红卫兵，都去了全国各地串联，天南地北哪儿都去，只剩下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污点”的黑五类。校园里因此也平静了许多，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有不少家里被抄了家，父或母在单位批斗，即使家里没出事的（如我者），也是整天提心吊胆。
现在的学校裡，黑五类子女倒成了大多数了，可我心里却觉得很踏实，郭秋生虽是红五类，但他代表红卫兵总部留守在学校，却成了学校里的极少数红五类了。
何成用迎面走过来，满脸与兴奋的样子：
“喂，还不去看学校门口那张新大字报！”
“什么大字报啊？”现在的校园，红卫兵大部份都去了串联，没什么人再贴大字报了，怎么忽然间又有了新大字报呢？
忙走到校门口，果然有一份一连四张的大字报，大标题是“出身论”。不但同学在围看，许多年老、年轻的教师也在聚精会神地观看，还有几个显然是外校的同学，蹲在人墙的前面，用小本子一字一句地抄写。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五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出身几乎决定一切。”
这么震撼人心、替黑五类子女说话的大字报，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除了惊讶之外，还对作者怀着一份尊敬与佩服。
“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是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大字报下面的落款是：遇罗克。
“哎，这个遇罗克是什么出身？”看大字报的人群中有人这样问。
“他不就是咱们学校高三的遇罗文的哥哥么，他爸是大右派，他妈也是右派。”
“哎哟，他们家出身‘底儿那么潮’（注：北京話，即十分差之解）还敢写这样的大字报，真是电线杆子上绑鸡毛，好大的掸（胆）子。”
“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革命吗？就不能写大字报吗？”
“我没说不能革命啊，你冲我来干嘛？”
“毛主席其实也是中农家庭出身，但后来毛主席还是走上了革命道路，周总理还出身资本家呢，也是选择了革命的道路。”那位同学越说越激动。
“对，对，说得对。”众口都支持他。“我们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我们所走的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
我和杨玉凡兴奋地站在人群中，高兴得不能自己：
“这个遇罗克真勇敢，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其实，我们出身不好的，谁不想走革命的道路啊……。”
正说着，杨玉凡被人往后拉了一下，回头一望，原来是她的堂姐杨维维—–那个写“我就是混蛋”大字报的那个女生，她紧张而小声地说：
“你们快点离开这儿吧，刚才红卫兵总部里吵成一堆了，郭秋生说这是反动大字报，要准备开声讨大会呢。我早就说了，咱们出身不好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跟他们拗，还不是自找苦吃？”
杨玉凡不理她，说：
“这么多人看，怕什么？大字报又不是我写的，能把我怎么样？”
话虽这么说，杨玉凡跟我还是退到人群边上去了。正在这时，晓莉走过来，脸色腊黄腊黄的，头发散乱地梳成两根小辫子，松松垮垮的，已是深秋了，她还是穿着单薄的蓝制服，手放在裤袋里。
“晓莉！”我们唤她，实在是出于同情，她不到二十岁，便要孤独地面对人生，而且是这样一个难以应付的人生。
晓莉听见我们这样唤她，朝我们淡淡地点了一下头，便是招呼了，然后走进人群去看《出身论》。
教学楼门口一阵喧闹声，回头一望，原来是郭秋生带着几个红卫兵从楼上下来，毕竟去串联的红卫兵走了一大部分，留在学校的只剩这么十几个。
郭秋生一句话不说，横着膀子就往人群里闯，人群被冲开一个豁口，那几个红卫兵也走进去了。
“你干嘛？”刚才那位越说越激动的同学大声喝道。
“反动大字报，撕！”郭秋生的声音。
“谁说这是反动大字报？”
“这还不反动？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替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歌功颂德……”
“你看清楚点儿，这能叫歌功颂德吗？”
“我看得比你他妈清楚！哼，狗崽子想翻天？没门儿！”
“你讲不讲理？”
“哼，跟你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讲理，你他妈小子懂不懂？”
“你敢骂人？”
“就骂你了，就骂你这狗崽子，怎么，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你……”那个同学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国振强突然冒出来，把他连劝带拉地拉走了，那同学刚离开，郭秋生抬手便将《出身论》的第一张撕去了。
其他的红卫兵见状，忙帮着撕去其他的三张，围观的人群忽地散去了，只剩下那十几个红卫兵认真地把墙上的《出身论》一点点地撕去。
我和杨玉凡虽站得很远，但目睹了这一切，刚刚被激发起来的热情，几分钟之内便熄灭了，我默默望着被撕得斑斑驳驳的墙，心中一片怅然。
晓莉像个幽魂似的，最后一个从《出身论》大字报人群中退出来，脸上木无表情，腊黄的脸衬着那双虽大却无神的眼睛，拖着无力的脚，踽踽向校园深处走去。
杨玉凡悄声对我说：
“赵校长自杀以后，听说晓莉不回家住了，我想大概她不敢回家，要是我，我也不敢回家，妈也死了爸也死了，黑洞洞一间房，怎么住呀？”
“那她住哪儿啊？”
“就住后面小院一间堆栈房里，崔大爷给她用木板搭了一个床，她天天就在那儿睡。”
“唉，你说她惨还是咱们惨？她是‘新生’的黑五类，咱们可是背了多少年黑锅的黑五类了，照我看啊，都够惨的。”
“哎，你知道那天我看见什么了？”杨玉凡的神秘感又来了。“那天是下午六点多钟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去吃饭了，我正想回去吃饭，忽然看见国振强往后面小院去了，腋下还挟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我好奇心盛，就跟着他。
你猜怎么着？这国振强是给晓莉送东西去的，可他不直接去那间堆栈房，反而在小院里这儿走走，那儿呆呆，还好他没看见我——天也差不多全黑了，忽然他推开那堆栈房的门，把那个包袱往里一扔，转身便走。我看得一清二楚，真不骗你！”
“噢，怪不得我看晓莉身上穿的衣服，好像男不男女不女的。”我听杨玉凡这样讲，也恍然大悟。
我们边说边往教室走去，走到半路，忽见到刘创国背着个草绿色的书包，挡住我们的去路，他向我们使个眼色，把头往旁边一歪——示意我们到楼后面去。
我跟杨玉凡随他去了楼后面，只见刘创国迅速从书包里拿出一份油印小报，像人民日报的半张那么大，塞到我手里，然后低声说：
“别说是我给你们的！”
说罢，便走了。
我和杨玉凡打开那份小报，原来是“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兴奋地几乎跳起来。杨玉凡却说：
“别在这儿看。”
回到教室，又见到刘创国，书包里空了一大截，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手里都拿着那份“中学文革报”——有的挟在毛选里，有的用人民日报挟裹着，还有膽子大的，索性在课桌上看。
刘创国若无其事地坐在一旁，眼睛望向窗外。郭秋生这时走进来，站在讲台边，中气十足地喊道：
“全体起立！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健康！”
“祝愿”完毕，全体坐下，郭秋生又发话了：
“今天，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家翻开毛主席著作第三页。”
我们知道，郭秋生是在针对刚才校门口的《出身论》大字报的。
“毛主席的这篇伟大著作，是在一九二六年写的，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大家好好想一想，今天在校门口出现的，是不是偶然的？还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郭秋生一边说，刘创国一边往外面走，郭秋生大喝道：
“你上哪儿去？”
“我上厕所，不许啊？”刘创国慢条斯理地答道。随后，推了门出去，刚一出门，便听见刘创国唱京戏的声音：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
这是当时得令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
郭秋生在教室里气得脸都憋红了，突然，他看到何成用正在埋头看一份东西，郭秋生像只老鹰似的，迅速走到何成用身边，猛地抽起何成用聚精会神看的那份东西——那是刘创国刚给我们的“中学文革报”。
“哼，哪儿弄来的？说！”
何成用嗫嚅着，不肯说出来。
“啊，印得还不错嘛，怎么革命大字报没见印得这么好哇？这反革命小报倒弄得这么好，这是目前运动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一定要揪出这个黑后台来！”
“何成用！你留下别走。其他同学可以先解散回家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但又替何成用捏了一把汗，谁知郭秋生会怎么逼他—–何成用出身反动军官（国民党军官），他叔叔现在还在台湾，所以又加上了“特嫌”的成份。
揣着那份印了《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心里多少有些得意—–毕竟有人出来为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讲句公道话，虽郭秋生叫人把大字报撕了，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整份的《出身论》却在我们手里，你郭秋生有什么办法？
我急着想回家马上看那份《出身论》，车子也骑得快了。
拐进干面胡同不远，立刻有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是不是以前的那种错觉？不，这次不同。
以前，骑车拐进胡同，总有街坊、孩子们跟我打招呼，今天这是怎么啦？街上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望着我，眼光十分异样。我的心立刻乱了。
离家门还有一丈远，我一眼看到了大门旁边的一幅墙上有一条长长的标语，上面写着：
“打倒反动资本家、漏网大右派、反动知识分子黄珍达！”落款是母亲工作的医院。
我眼前一片黑，几乎从自行车上栽下来，定了定神，才看见家门紧闭着，我掏出钥匙，开门，但钥匙插进去，门却开不了，里面有个陌生的男人声音粗鲁地叫着：
“谁啊？”
“我！”我的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
门被猛地打开，我狼狈地站在门外，倒仿佛他才是这大门里的主人，我却成了不速之客。我硬着头皮走进家门。
院子里混乱一片，母亲的箱笼里摆放了多年的旗袍、西装、衣料……，七零八落地搭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地下撂着一捆捆的书，电风扇也东倒西歪的歪在墙角。
除了刚才开门的那个陌生男人外，站在我们房间和院子里东翻西找的人，还有四个。他们正聚精会神地研究着我家的那几本旧照相簿，我舒了口气：还好我和二姐已经在不久前先破了一次“四旧”，该撕的照片全撕了。
房间里，所有的抽屉都被拉开，裸露着里面的东西—–书本啦、手绢啦、衣服啦，而且被翻得乱七八糟，似乎他们想找什么而找不到。
突然，我看见我自己放日记本、心爱小玩意儿的抽屉也被不客气的拉开了。我这个抽屉是母亲特意给我放我自己东西用的，我还装了一把锁，每天都锁上。
“干吗我的东西也抄？”我真的想跟他们讲讲理，如果說母亲被他们揪出来，現在又抄家，可我又没犯罪，凭什么抄我的东西？
母亲神色慌张地赶快跑过来，压低声音对我说：
“别说话！让他们抄吧。”
我家的地板是日式的，地面与地板有一层空间，约有半尺吧，走起路来有空洞的感觉。这时，有个矮个子男人，拿着锤子猛敲地板，每个地方都敲到，然后拣了个墙角地方，用锤柄将地板撬开。
“他们找什么东西？”我悄声问母亲。
“他们说我们有发报机……。”
“说什么呢？”一个粗眉大眼的汉子跳过来恶声道，“跟你闺女交换情报是不是？老右派，你放老实点！”
“我没跟她说什么，没说什么。”母亲低着头答道。
母亲是医生，从来都受人敬重。这样粗声恶语地对母亲讲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队长，你过来一下！”小屋传来一把女声。那个队长，就是先前给我开门的那个人，他走进小屋不久，便又出来，着母亲和我进去，指着一个装杂物、抹布的箱子，大声说：
“你这么痛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竟敢将主席的石膏像跟这些破布烂袜子放在一起，你真是恶毒、反动透顶了。”
糟糕，这事是我干的。好几年前，二姐同学送给她一个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她拿回家，我便将这像放在钢琴上面，有天拭灰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石膏像的鼻子，伟大领袖的鼻子削去半个，总是不敬，但又不知如何处理它才好，情急之下，用块旧布包起来，放在那个箱子里。
母亲并不知此事，但此时又不能跟这些来抄家的造反派解释什么，便兀自站着，不说一句话。
我想替母亲开脱，说那不是她的事，但刚要开口，便被母亲阻止了，眼睁睁地看着那队长拿着“证据”——-削掉鼻子的毛像，得意非常地收进他们的大口袋。
那个女造反派全神贯注地翻我的抽屉，突然她拿起一个绿色的小本子仔细地翻看起来。我的心往下一沉，这小绿本子是我的读书笔记，摘抄了许多外国名著的精句，但这些外国名著几乎全被打成“封资修”的“四旧”。
“啊，真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当爹的是大右派，当妈的是漏网右派，这姑娘居然也这么反动，你们看！”那女造反派尖着声音叫起来。
我的心一直向下沉，沉到无底洞去了，眼前一片黑，幸好靠墙站着，没有跌到地上。
那些摘录的词句，有些是我存有疑问的，有些是我准备拿回学校大批判用的，但这时候全变成了我的罪状。
“你们听听，”女造反派的声音已响起，其他四、五个人立刻围拢来。“‘对于一个向来自重的人，死比屈辱要轻松。’、‘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表面上大公无私的行为或感情，我们就会看出，它们的基础仍然是自己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快乐，个人的幸福等思想，仍然是那种叫作利己主义的感情。’”
“哎哟，这么反动！是谁讲的？”
“叫什么车爾尼雪夫斯基的人讲的，哼，这都是苏修的流毒！”
“不是苏修，是俄罗斯作家。”我嗫嚅着。
“什么？你还敢强嘴（驳嘴）？你不服是不是？我交到你们学校去，让你们的革命师生看看！”
我低头不语，口中干渴得像要冒出火来。
队长这时把我叫过去，在那棵苹果树旁边，很有诚意的样子，对我和蔼地说：
“党的政策，是团结所有出身不好，但又愿意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同志，出身不好是不能选择的，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呀。”
几句话，说得我几乎热泪盈眶，到底是队长，水平高一点，我连忙点头表示同意队长所说。队长接着说：
“不过，你母亲的问题现在很严重，你要跟她划清界限，懂不懂？刚才，我们抄你们家的时候，发现很多外国药瓶子，那都是她以前当资本家剥削人的罪证。”
“我妈解放前开诊所，没当过资本家呀。”我看队长挺和气，便大着胆子提出我的疑问。
“开诊所的本质，跟当资本家一样，都是剥削人、欺骗人的。”队长严肃地指出。
我的嘴张了张，说不出一句话。
“你要想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就要揭发你母亲以前犯下的罪恶，跟她划清敌我界限。”
“我，我妈开诊所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我怎么揭发她？”队长似乎忘记了计算我的年龄，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黑五类）。
队长毕竟是队长，水平甚高，话锋一转，说道：
“你再好好想想，她平时有没有灌输给你们一些她当年开诊所如何欺骗人的事？她雇过几个人，怎么剥削他们？”
“我只知道我妈用过一个护士，后来那护士成了我舅妈，剥削没剥削我也不知道。”我低声道。
“再想想，再想想。我相信你一定会站在党和人民这一边来的。”队长的结束语，终于结束了这场谈话。
新搬来的那户邻居有三个儿子，皆不到十岁，穿着肮脏的衣服，拖着鼻涕，此时也站在院子里看热闹，那个叫“狗子”的老大，肆无忌惮地也去翻我们家的东西，我冲他喊了一句：
“你干嘛？”
狗子朝我翻了个白眼；
“黑五类狗崽子，你妈是大右派、资本家！你们家是坏蛋！”
他旁边的二狗子和小三也跟着喊：
“大坏蛋，大坏蛋！”
我真的气极了，冲口而出：
“滚一边儿去！”
那女造反派不知从哪儿跳过来，尖着声音又喊起来：
“你对无产阶级后代什么感情？你骂他们，是不是对他们恨之入骨？”
我眼前又是一阵昏花，耳朵也嗡嗡作响，脖子的动脉一跳一跳地像是要爆炸。
被抄走的东西，全运到门外的卡车上去了，他们将母亲一同带走，说今后就住在医院的专政队，不准回家。
人，全走了。我跨进家门，一屋凌乱，所有抽屉都大开着，地上飘落着各种纸张，原本靠墙的家具，全被移开，东倒西斜地摆在房间中央，地板被敲开一个大洞（为查有无发报机），连床的被褥也被他们抖开，烂肠子似地堆在床上。
天渐渐黑下来，隔壁传来那三个孩子依依呀呀反覆唱的“革命造反歌”的最后一句：
“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边唱边嘻哈笑着，仿佛那是一首令他们快乐之极的歌。
我不想开灯，不想吃饭，也不想收拾凌乱的房间。只管扒在床上，用一块被角盖住我的头，尽量压抑着委屈，悲哀、屈辱……一切痛苦的情绪。
泪，无声地流下，无声地濡湿了被角，无声地侵蚀着尚不谙世事的心田。
迷迷糊糊之中，忽觉窗外有人说话：
“在这屋里头扒着呢，没事！”
说话的人是狗子他妈，那个小脚女人。我们住的四合院，窗户只有齐腰高，如果晚上不拉窗帘，从外面看里面，一览无余。狗子他妈就是这样隔着玻璃窗看我的，我听她说的那番话，立刻爬起身，准备把窗帘拉上。却听这小脚女人又开腔了：
“嘿，有人就这么没自觉性，把这资产阶级的东西满院儿扔，干嘛呀？想腐蚀我们呀？嘿，那么容易？”
我走出屋，果真院子里东一堆西一堆地全摆着我们家抄家后未有带走的东西，英文书啦、布料啦、毛衣啦、旧相机啦、印着西洋图案的饼干盒子啦……。我连忙拾起这些东西，小脚女人仍不停口：
“你倒舒服，往床上一躺就睡觉。你妈是资产阶级，有罪啊，你得跟她划清界限，接受我们的再教育，知道不知道？”她叉开那两只圆规脚，一边说一边闲闲地吸着烟。
我默默地执拾着东西，又用扫帚把院子扫了一遍，才回到屋里。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肚子有些饿，走到小屋想准备晚饭，忽见窗台上多了一只蓝边大海碗，碗上扣了一只小碟子，我好奇地掀开小碟子，原来是一碗尚有余温的小豆粥，碗底压着一个不显眼的字条：
“趁热赶快吃了它，身体要紧。——大妈”
原来是跟我们作了多年邻居的大妈，我们一直相处得好像一家人一样。今天抄家的时候，大妈一直没露面，我以为她不在家，原来她什么都知道了。
泪水又一次涌出来。
（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