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已是深秋季节,天气一天天地冷起来,人们又重新披起蓝制服、灰制服、褪色的军服,街上惟一鲜艳的颜色莫不过红卫兵臂上的红袖章,还有油了整墙的大红油漆,上面用白油漆寫着仿宋體毛主席语录。

西北风不客气地从西伯利亚吹来,头天晚上贴在墙上的红红绿绿的大字报,第二天便被吹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

学校里的同学,大部分都串联去了,全国各地,去哪儿都可以不花一分钱车费,只要你说是“散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你到哪里都可以受到贵宾式的欢迎。

不过,这种荣幸是给予红五类的,我们这些黑五类是没份儿的。但我们是多么向往着祖国的壮丽山河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串连?

杨玉凡拿这问题去问留守学校大本营的郭秋生,郭秋生蔑视地答道:

“你们?还是改造好思想再说吧!”

“怎样才算改造好思想?”杨玉凡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非要问个水落石出。

“你们出生在罪恶的家庭里,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是一辈子的事,懂不懂?”郭秋生的声音大得要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杨玉凡和我听了这话,不啻判了“无期徒刑”,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说句实在话,从六月份文化革命开始以来直到如今,现在我们的日子好像“好”过了很多,起码没有那么多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指着我们交待家庭问题了。

如今的红卫兵,都去了全国各地串联,天南地北哪儿都去,只剩下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污点”的黑五类。校园里因此也平静了许多,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有不少家里被抄了家,父或母在单位批斗,即使家里没出事的(如我者),也是整天提心吊胆。

现在的学校裡,黑五类子女倒成了大多数了,可我心里却觉得很踏实,郭秋生虽是红五类,但他代表红卫兵总部留守在学校,却成了学校里的极少数红五类了。

何成用迎面走过来,满脸与兴奋的样子:

“喂,还不去看学校门口那张新大字报!”

“什么大字报啊?”现在的校园,红卫兵大部份都去了串联,没什么人再贴大字报了,怎么忽然间又有了新大字报呢?

忙走到校门口,果然有一份一连四张的大字报,大标题是“出身论”。不但同学在围看,许多年老、年轻的教师也在聚精会神地观看,还有几个显然是外校的同学,蹲在人墙的前面,用小本子一字一句地抄写。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五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出身几乎决定一切。”

这么震撼人心、替黑五类子女说话的大字报,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除了惊讶之外,还对作者怀着一份尊敬与佩服。

“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是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大字报下面的落款是:遇罗克。

“哎,这个遇罗克是什么出身?”看大字报的人群中有人这样问。

“他不就是咱们学校高三的遇罗文的哥哥么,他爸是大右派,他妈也是右派。”

“哎哟,他们家出身‘底儿那么潮’(注:北京話,即十分差之解)还敢写这样的大字报,真是电线杆子上绑鸡毛,好大的掸(胆)子。”

“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革命吗?就不能写大字报吗?”

“我没说不能革命啊,你冲我来干嘛?”

“毛主席其实也是中农家庭出身,但后来毛主席还是走上了革命道路,周总理还出身资本家呢,也是选择了革命的道路。”那位同学越说越激动。

“对,对,说得对。”众口都支持他。“我们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我们所走的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

我和杨玉凡兴奋地站在人群中,高兴得不能自己:

“这个遇罗克真勇敢,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其实,我们出身不好的,谁不想走革命的道路啊……。”

正说着,杨玉凡被人往后拉了一下,回头一望,原来是她的堂姐杨维维—–那个写“我就是混蛋”大字报的那个女生,她紧张而小声地说:

“你们快点离开这儿吧,刚才红卫兵总部里吵成一堆了,郭秋生说这是反动大字报,要准备开声讨大会呢。我早就说了,咱们出身不好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跟他们拗,还不是自找苦吃?”

杨玉凡不理她,说:

“这么多人看,怕什么?大字报又不是我写的,能把我怎么样?”

话虽这么说,杨玉凡跟我还是退到人群边上去了。正在这时,晓莉走过来,脸色腊黄腊黄的,头发散乱地梳成两根小辫子,松松垮垮的,已是深秋了,她还是穿着单薄的蓝制服,手放在裤袋里。

“晓莉!”我们唤她,实在是出于同情,她不到二十岁,便要孤独地面对人生,而且是这样一个难以应付的人生。

晓莉听见我们这样唤她,朝我们淡淡地点了一下头,便是招呼了,然后走进人群去看《出身论》。

教学楼门口一阵喧闹声,回头一望,原来是郭秋生带着几个红卫兵从楼上下来,毕竟去串联的红卫兵走了一大部分,留在学校的只剩这么十几个。

郭秋生一句话不说,横着膀子就往人群里闯,人群被冲开一个豁口,那几个红卫兵也走进去了。

“你干嘛?”刚才那位越说越激动的同学大声喝道。

“反动大字报,撕!”郭秋生的声音。

“谁说这是反动大字报?”

“这还不反动?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替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歌功颂德……”

“你看清楚点儿,这能叫歌功颂德吗?”

“我看得比你他妈清楚!哼,狗崽子想翻天?没门儿!”

“你讲不讲理?”

“哼,跟你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讲理,你他妈小子懂不懂?”

“你敢骂人?”

“就骂你了,就骂你这狗崽子,怎么,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你……”那个同学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国振强突然冒出来,把他连劝带拉地拉走了,那同学刚离开,郭秋生抬手便将《出身论》的第一张撕去了。

其他的红卫兵见状,忙帮着撕去其他的三张,围观的人群忽地散去了,只剩下那十几个红卫兵认真地把墙上的《出身论》一点点地撕去。

我和杨玉凡虽站得很远,但目睹了这一切,刚刚被激发起来的热情,几分钟之内便熄灭了,我默默望着被撕得斑斑驳驳的墙,心中一片怅然。

晓莉像个幽魂似的,最后一个从《出身论》大字报人群中退出来,脸上木无表情,腊黄的脸衬着那双虽大却无神的眼睛,拖着无力的脚,踽踽向校园深处走去。

杨玉凡悄声对我说:

“赵校长自杀以后,听说晓莉不回家住了,我想大概她不敢回家,要是我,我也不敢回家,妈也死了爸也死了,黑洞洞一间房,怎么住呀?”

“那她住哪儿啊?”

“就住后面小院一间堆栈房里,崔大爷给她用木板搭了一个床,她天天就在那儿睡。”

“唉,你说她惨还是咱们惨?她是‘新生’的黑五类,咱们可是背了多少年黑锅的黑五类了,照我看啊,都够惨的。”

“哎,你知道那天我看见什么了?”杨玉凡的神秘感又来了。“那天是下午六点多钟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去吃饭了,我正想回去吃饭,忽然看见国振强往后面小院去了,腋下还挟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我好奇心盛,就跟着他。

你猜怎么着?这国振强是给晓莉送东西去的,可他不直接去那间堆栈房,反而在小院里这儿走走,那儿呆呆,还好他没看见我——天也差不多全黑了,忽然他推开那堆栈房的门,把那个包袱往里一扔,转身便走。我看得一清二楚,真不骗你!”

“噢,怪不得我看晓莉身上穿的衣服,好像男不男女不女的。”我听杨玉凡这样讲,也恍然大悟。

我们边说边往教室走去,走到半路,忽见到刘创国背着个草绿色的书包,挡住我们的去路,他向我们使个眼色,把头往旁边一歪——示意我们到楼后面去。

我跟杨玉凡随他去了楼后面,只见刘创国迅速从书包里拿出一份油印小报,像人民日报的半张那么大,塞到我手里,然后低声说:

“别说是我给你们的!”

说罢,便走了。

我和杨玉凡打开那份小报,原来是“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兴奋地几乎跳起来。杨玉凡却说:

“别在这儿看。”

回到教室,又见到刘创国,书包里空了一大截,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手里都拿着那份“中学文革报”——有的挟在毛选里,有的用人民日报挟裹着,还有膽子大的,索性在课桌上看。

刘创国若无其事地坐在一旁,眼睛望向窗外。郭秋生这时走进来,站在讲台边,中气十足地喊道:

“全体起立!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健康!”

“祝愿”完毕,全体坐下,郭秋生又发话了:

“今天,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家翻开毛主席著作第三页。”

我们知道,郭秋生是在针对刚才校门口的《出身论》大字报的。

“毛主席的这篇伟大著作,是在一九二六年写的,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大家好好想一想,今天在校门口出现的,是不是偶然的?还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郭秋生一边说,刘创国一边往外面走,郭秋生大喝道:

“你上哪儿去?”

“我上厕所,不许啊?”刘创国慢条斯理地答道。随后,推了门出去,刚一出门,便听见刘创国唱京戏的声音: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

这是当时得令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

郭秋生在教室里气得脸都憋红了,突然,他看到何成用正在埋头看一份东西,郭秋生像只老鹰似的,迅速走到何成用身边,猛地抽起何成用聚精会神看的那份东西——那是刘创国刚给我们的“中学文革报”。

“哼,哪儿弄来的?说!”

何成用嗫嚅着,不肯说出来。

“啊,印得还不错嘛,怎么革命大字报没见印得这么好哇?这反革命小报倒弄得这么好,这是目前运动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一定要揪出这个黑后台来!”

“何成用!你留下别走。其他同学可以先解散回家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但又替何成用捏了一把汗,谁知郭秋生会怎么逼他—–何成用出身反动军官(国民党军官),他叔叔现在还在台湾,所以又加上了“特嫌”的成份。

揣着那份印了《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心里多少有些得意—–毕竟有人出来为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讲句公道话,虽郭秋生叫人把大字报撕了,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整份的《出身论》却在我们手里,你郭秋生有什么办法?

我急着想回家马上看那份《出身论》,车子也骑得快了。

拐进干面胡同不远,立刻有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是不是以前的那种错觉?不,这次不同。

以前,骑车拐进胡同,总有街坊、孩子们跟我打招呼,今天这是怎么啦?街上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望着我,眼光十分异样。我的心立刻乱了。

离家门还有一丈远,我一眼看到了大门旁边的一幅墙上有一条长长的标语,上面写着:

“打倒反动资本家、漏网大右派、反动知识分子黄珍达!”落款是母亲工作的医院。

我眼前一片黑,几乎从自行车上栽下来,定了定神,才看见家门紧闭着,我掏出钥匙,开门,但钥匙插进去,门却开不了,里面有个陌生的男人声音粗鲁地叫着:

“谁啊?”

“我!”我的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

门被猛地打开,我狼狈地站在门外,倒仿佛他才是这大门里的主人,我却成了不速之客。我硬着头皮走进家门。

院子里混乱一片,母亲的箱笼里摆放了多年的旗袍、西装、衣料……,七零八落地搭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地下撂着一捆捆的书,电风扇也东倒西歪的歪在墙角。

除了刚才开门的那个陌生男人外,站在我们房间和院子里东翻西找的人,还有四个。他们正聚精会神地研究着我家的那几本旧照相簿,我舒了口气:还好我和二姐已经在不久前先破了一次“四旧”,该撕的照片全撕了。

房间里,所有的抽屉都被拉开,裸露着里面的东西—–书本啦、手绢啦、衣服啦,而且被翻得乱七八糟,似乎他们想找什么而找不到。

突然,我看见我自己放日记本、心爱小玩意儿的抽屉也被不客气的拉开了。我这个抽屉是母亲特意给我放我自己东西用的,我还装了一把锁,每天都锁上。

“干吗我的东西也抄?”我真的想跟他们讲讲理,如果說母亲被他们揪出来,現在又抄家,可我又没犯罪,凭什么抄我的东西?

母亲神色慌张地赶快跑过来,压低声音对我说:

“别说话!让他们抄吧。”

我家的地板是日式的,地面与地板有一层空间,约有半尺吧,走起路来有空洞的感觉。这时,有个矮个子男人,拿着锤子猛敲地板,每个地方都敲到,然后拣了个墙角地方,用锤柄将地板撬开。

“他们找什么东西?”我悄声问母亲。

“他们说我们有发报机……。”

“说什么呢?”一个粗眉大眼的汉子跳过来恶声道,“跟你闺女交换情报是不是?老右派,你放老实点!”

“我没跟她说什么,没说什么。”母亲低着头答道。

母亲是医生,从来都受人敬重。这样粗声恶语地对母亲讲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队长,你过来一下!”小屋传来一把女声。那个队长,就是先前给我开门的那个人,他走进小屋不久,便又出来,着母亲和我进去,指着一个装杂物、抹布的箱子,大声说:

“你这么痛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竟敢将主席的石膏像跟这些破布烂袜子放在一起,你真是恶毒、反动透顶了。”

糟糕,这事是我干的。好几年前,二姐同学送给她一个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她拿回家,我便将这像放在钢琴上面,有天拭灰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石膏像的鼻子,伟大领袖的鼻子削去半个,总是不敬,但又不知如何处理它才好,情急之下,用块旧布包起来,放在那个箱子里。

母亲并不知此事,但此时又不能跟这些来抄家的造反派解释什么,便兀自站着,不说一句话。

我想替母亲开脱,说那不是她的事,但刚要开口,便被母亲阻止了,眼睁睁地看着那队长拿着“证据”——-削掉鼻子的毛像,得意非常地收进他们的大口袋。

那个女造反派全神贯注地翻我的抽屉,突然她拿起一个绿色的小本子仔细地翻看起来。我的心往下一沉,这小绿本子是我的读书笔记,摘抄了许多外国名著的精句,但这些外国名著几乎全被打成“封资修”的“四旧”。

“啊,真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当爹的是大右派,当妈的是漏网右派,这姑娘居然也这么反动,你们看!”那女造反派尖着声音叫起来。

我的心一直向下沉,沉到无底洞去了,眼前一片黑,幸好靠墙站着,没有跌到地上。

那些摘录的词句,有些是我存有疑问的,有些是我准备拿回学校大批判用的,但这时候全变成了我的罪状。

“你们听听,”女造反派的声音已响起,其他四、五个人立刻围拢来。“‘对于一个向来自重的人,死比屈辱要轻松。’、‘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表面上大公无私的行为或感情,我们就会看出,它们的基础仍然是自己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快乐,个人的幸福等思想,仍然是那种叫作利己主义的感情。’”

“哎哟,这么反动!是谁讲的?”

“叫什么车爾尼雪夫斯基的人讲的,哼,这都是苏修的流毒!”

“不是苏修,是俄罗斯作家。”我嗫嚅着。

“什么?你还敢强嘴(驳嘴)?你不服是不是?我交到你们学校去,让你们的革命师生看看!”

我低头不语,口中干渴得像要冒出火来。

队长这时把我叫过去,在那棵苹果树旁边,很有诚意的样子,对我和蔼地说:

“党的政策,是团结所有出身不好,但又愿意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同志,出身不好是不能选择的,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呀。”

几句话,说得我几乎热泪盈眶,到底是队长,水平高一点,我连忙点头表示同意队长所说。队长接着说:

“不过,你母亲的问题现在很严重,你要跟她划清界限,懂不懂?刚才,我们抄你们家的时候,发现很多外国药瓶子,那都是她以前当资本家剥削人的罪证。”

“我妈解放前开诊所,没当过资本家呀。”我看队长挺和气,便大着胆子提出我的疑问。

“开诊所的本质,跟当资本家一样,都是剥削人、欺骗人的。”队长严肃地指出。

我的嘴张了张,说不出一句话。

“你要想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就要揭发你母亲以前犯下的罪恶,跟她划清敌我界限。”

“我,我妈开诊所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我怎么揭发她?”队长似乎忘记了计算我的年龄,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黑五类)。

队长毕竟是队长,水平甚高,话锋一转,说道:

“你再好好想想,她平时有没有灌输给你们一些她当年开诊所如何欺骗人的事?她雇过几个人,怎么剥削他们?”

“我只知道我妈用过一个护士,后来那护士成了我舅妈,剥削没剥削我也不知道。”我低声道。

“再想想,再想想。我相信你一定会站在党和人民这一边来的。”队长的结束语,终于结束了这场谈话。

新搬来的那户邻居有三个儿子,皆不到十岁,穿着肮脏的衣服,拖着鼻涕,此时也站在院子里看热闹,那个叫“狗子”的老大,肆无忌惮地也去翻我们家的东西,我冲他喊了一句:

“你干嘛?”

狗子朝我翻了个白眼;

“黑五类狗崽子,你妈是大右派、资本家!你们家是坏蛋!”

他旁边的二狗子和小三也跟着喊:

“大坏蛋,大坏蛋!”

我真的气极了,冲口而出:

“滚一边儿去!”

那女造反派不知从哪儿跳过来,尖着声音又喊起来:

“你对无产阶级后代什么感情?你骂他们,是不是对他们恨之入骨?”

我眼前又是一阵昏花,耳朵也嗡嗡作响,脖子的动脉一跳一跳地像是要爆炸。

被抄走的东西,全运到门外的卡车上去了,他们将母亲一同带走,说今后就住在医院的专政队,不准回家。

人,全走了。我跨进家门,一屋凌乱,所有抽屉都大开着,地上飘落着各种纸张,原本靠墙的家具,全被移开,东倒西斜地摆在房间中央,地板被敲开一个大洞(为查有无发报机),连床的被褥也被他们抖开,烂肠子似地堆在床上。

天渐渐黑下来,隔壁传来那三个孩子依依呀呀反覆唱的“革命造反歌”的最后一句:

“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边唱边嘻哈笑着,仿佛那是一首令他们快乐之极的歌。

我不想开灯,不想吃饭,也不想收拾凌乱的房间。只管扒在床上,用一块被角盖住我的头,尽量压抑着委屈,悲哀、屈辱……一切痛苦的情绪。

泪,无声地流下,无声地濡湿了被角,无声地侵蚀着尚不谙世事的心田。

迷迷糊糊之中,忽觉窗外有人说话:

“在这屋里头扒着呢,没事!”

说话的人是狗子他妈,那个小脚女人。我们住的四合院,窗户只有齐腰高,如果晚上不拉窗帘,从外面看里面,一览无余。狗子他妈就是这样隔着玻璃窗看我的,我听她说的那番话,立刻爬起身,准备把窗帘拉上。却听这小脚女人又开腔了:

“嘿,有人就这么没自觉性,把这资产阶级的东西满院儿扔,干嘛呀?想腐蚀我们呀?嘿,那么容易?”

我走出屋,果真院子里东一堆西一堆地全摆着我们家抄家后未有带走的东西,英文书啦、布料啦、毛衣啦、旧相机啦、印着西洋图案的饼干盒子啦……。我连忙拾起这些东西,小脚女人仍不停口:

“你倒舒服,往床上一躺就睡觉。你妈是资产阶级,有罪啊,你得跟她划清界限,接受我们的再教育,知道不知道?”她叉开那两只圆规脚,一边说一边闲闲地吸着烟。

我默默地执拾着东西,又用扫帚把院子扫了一遍,才回到屋里。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肚子有些饿,走到小屋想准备晚饭,忽见窗台上多了一只蓝边大海碗,碗上扣了一只小碟子,我好奇地掀开小碟子,原来是一碗尚有余温的小豆粥,碗底压着一个不显眼的字条:

“趁热赶快吃了它,身体要紧。——大妈”

原来是跟我们作了多年邻居的大妈,我们一直相处得好像一家人一样。今天抄家的时候,大妈一直没露面,我以为她不在家,原来她什么都知道了。

泪水又一次涌出来。

第十一章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