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冬天,发生在中国大陆十余座城市,规模空前的大学生游行运动,无疑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这场运动的具体过程,大陆的官方新闻媒介报导很少,且多有扭曲;海外的报导则一般失之笼统。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署名“龙秋尧”的《北大,不怕》——北大学生天安门游行纪实L(载于《中国之春》一九八七年九月号)是最详细真切的一篇。至于其它地方、其它学校的情况,还没有这么详尽可靠的报导。

这并不奇怪。大陆目前还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在那里发生的一切,不要说外部,就是内部的一般人也知道得很有限。“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息。无怪乎那些对信息实行严密管制的政府,总是很少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

除了信息获得的困难外,了解大陆事态的另一个重大的障碍是,人们很难对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给以恰当的解释。也许大家都知道,在一个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人们公开说的、做的只是曲折地表现,而不是完全地等同于他们真正所想的。

但是即便你明白了这个一般性的道理,你仍然无法对某一个具体的事实作出准确的判断。龙光尧文章的另一个价值,在于作者以参与者的身份,对所发生的现象给出了权威的说明,然而,谨慎的学者们仍会困惑,因为如何能断定龙秋尧的立场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呢?

概括地说,这次学生游行有以下四个突出的特点:首先,这场运动是自发的、独立的;其次这是一场纯粹政治性的运动;第三,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推进自由民主;最后一点是,这场运动具有某种对抗的性质。

学生运动的背景

关于这场运动的背景。

1.一般背景。自由民主观念广泛流传,政治气氛宽松活跃。“文化大革命”迫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进行独立思考。我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重新发现了自由的伟大观念。“四人帮”的垮台、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开放政策的推行以及经济改革舆政治改革的酝酿舆实施,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

以往的正统意识型态理论,遭受到来自各方面持续有力的冲击,业已丧失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各种思潮,其中主要是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概念,获得了日益深入的进展。

譬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向被认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学习《资本论》一向是大学中经济系学生的基本课程,但是现在几乎无人问津。

2.具体背景。其一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流产;其二是关于政治改革讨论的兴起。前者给予人们信心,后者给予人们机会。

3.特殊背景。根据大陆的选举法,一九八六年度进行县、区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在六年前的选举活动中,不少人(主要是大学生)就已经采用了自由竞选的方式。其中,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尤其引人注目。

事实上,学生们利用竞选活动,大力倡导自由民主,把选举活动变成了一个自由论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些具有较多自由化色彩的学生赢得了选举的胜利。这种自由竞选遭到了当局的压制。但是前年冬天,在普遍弥漫的政治自由化气氛之下,选举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引发学生运动的导火线。

一般人民也曾介入

在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中,学生历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学生们较勇敢、较热情、较富于理想主义、较富于自信心和力量感,并且怀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也因为学生们特殊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比其它阶层的人更易组织大规模的共同行动。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们绝大多数都在学校住宿。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在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在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消息,包括所谓小道消息,都流传得非常快:同学的情绪很容易互相感染。他们可以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事件兴奋,因而便可能在没有正式的政治组织存在的条件下,而投入共同的政治行动。

一般民众对这次学生运动持什么态度?这一点很难有绝对的答案。有很多因素影响着人们公开表示的态度。他们不仅要考虑这场运动是否正确,更要考虑它是否会招致危险,同时还要考虑这样做是否有效。

我们可以推测说,大部份民众是支持学生的口号和目标的。事实上,当他们发现介入并不是那么危险时,他们是很乐于介入的(上海的学生游行就有许多市民介入)。唯其如此,我们的领导人才感到必须及时地采取严厉措施把学生运动压制下去。否则,事态很可能会发展到难于控制的程度。当我们的领导人赞扬波兰总理贾鲁塞斯基时,他们显然是相信,面临着来自社会方面的压力,妥协是不行的。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类似于这次学生游行的政治危机,总是在当局试图采取一种较为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爆发的。这并不奇怪。我们这种制度的稳定性不是建立在人们的选择与同意之上,而是建立在人们的恐惧与无所选择之上。

在今年第十二期《了望》周刊上,有一篇题为八多种形式的对话活动的文章。文中写道:“当不少大学生寒假回家时,家长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参加闹事了吗?’在学生返回学校时,家长们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后千万别再闹事。’”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所有社会各阶层的忠告都是“不要闹事”。这显然不是真的。

在中国大陆,非官方的政治性游行远远还没有成为人们表达自己看法的习惯方式。因而,除非一个人能够在其周围感受到一种普遍存在的某种共同的情绪,他是不会贸然上街游行的。

埋头读书少说话

假如说确有一些家长不赞同自己的子女参加游行,那么他们是出于何种理由?恰恰是在这最关键的一点上,文章的作者避而不谈。

无独有偶,同样是这家《了望》杂志,七年前也发表过一篇类似的文章“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作者钟沛璋原为“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也是此次反自由化运动中第一个被解职的高级官员。

这篇文章的背景与上述那篇很相似,都是在遍及全国的大学生自由竞选之后。作者谈到家长们不赞成学生搞竞选。不过他对于家长为什么不赞成学生搞竞选的真实原因,多少给出了一些提示。他引用了一封家信,家长在上面叮嘱自己的子女道:“埋头读书少说话,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连累全家。”

当局对学生运动的压制是否真的出于对社会安定的考虑?有些人以为这次游行表明了对社会安定的要求,与对进一步自由的要求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是禁不起推敲的。问题在于,学生们所要求的,实在是那些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他们要求的并不是进一步的、而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假如当局真的仅是出于对必要的社会安定的考虑,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学生们的要求;假如当局认为这些要求现在一时还难以立即实行,他们应该做出严肃的承诺,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从原则上接受学生们的要求,并认真研究制定出逐步实现这些要求的计划。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的话,可以肯定,学生们是会满意的,他们一定会满怀热情地帮助政府推进这些目标。毕竟,在大陆,没有人认为民主可以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我们究竟是在稳步前进,抑或还是在原地踏步,甚至于是在倒退。

改变意识型态的定义

当局明确宣布,学生游行是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这表明他们拒绝的正是那些自由的原则。因此,我们面临的冲突就并不是什么必要的社会安定与更进一步的自由之间的冲突,而是最起码的自由民主与共产党绝对权威间的冲突。

是的,改变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绝对性是改革的关键。毛泽东宣称“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怎么行呢?“领导一切”。莫非连人们对它的批评监督也要“领导”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按照我提出的原则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经由我的批准。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现在,我们一些领导人也常常谈起民主。可是,既然他们否认分权、否认制衡、否认自由竞选、否认人民有反对政府的权利,那么他们所说的“民主”还能剩下什么内容呢?

在中国大陆,阻碍民主实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经济上的或文化上的落后,而是在于我们官方的意识形态赋予“自由民主”以完全不同的一种定义。如果我们不首先改变这一点,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只会离真正的自由民主越来越远。

影响中国大陆变化的有两个因素:一是人心,一是时机。把一九八六——八七年的形势和一九七八——七九年的形势作比较,我们发现,人心在向著有利的方向发展,而时机却是在向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十年前不可能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运动;但是,倘若这场游行发生在十年之前,则当局很难将它压制下去。

今天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中国大陆究竟是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抑或是变成一种表面上较为温和,却更为稳固的专制社会?如果我们希望前一种出路,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社会主义社会争取自由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在这里,策略问题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从这场学生运动中我们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必须研究和掌握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仅仅是具有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赢得自由。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1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