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必需批判中国共产党一战百年纪念中的一个主线条一一徐国琦的“没有一战，何来五四？”论。
二周前，国际上热热闹闹的一战百年纪念活动结束了。其实，至少在2014年前共产党宣传部就已经为怎样纪念2018年11月11日的一战结束百年活动而积极谋划，特别重要的是必需确定一战百年纪念中的一个主线条，这一主线条必须要能向国内的百姓，又要向国际解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更要解释通一战与五四的历史，五四的历史与共产党诞生的历史的关系，也就是有人所说的，发掘和探讨一战改变中国历史格局和走向的历史逻辑。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发现符合所有条件的绝佳人选一一徐国琦。因为徐国琦有一个完整接受的共产党洗脑的经历，又有一个华丽的外衣一一哈佛博士境外教授，更主要的是其有一整套与共产党的所讲“历史逻辑”完全合拍的“最新学术成就”。
2，徐国琦是何许人也？
徐国琦 1962年生，他曾师承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并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过几年，留学哈佛后，拜入国际史权威入江昭门下攻读，取得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其哈佛博士论文《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是中外学术界首次从国际史的角度，展示中国对一战的重要性，并设专章强调华工问题。其研究成果被一战史权威温特教授收录进新编的《剑桥一次世界大战史》，为中国在一战中的历史定位确立了坐标。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引自于网上）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1934年10月20日－）出生於杔京都，畢業於成蹊高校後1953年取得獎學金前往美國留學，1957年畢業於哈弗福德學院，1961年再從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1961年起擔任哈佛大学講師、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助理教授，1968年成為羅徹斯特大學助理教授、1969年成為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971年同学校教授、1989年成為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和系主任。専攻是美國政治外交史，並且在1988擔任第一位日本出身者的美國歷史學會會長。早在1978年就任美国外交史协会（SHAFR）主席时，便倡导以文化为路径研究国际关系史。在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主席之际，他更是倡导美国历史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表了以《论历史学的国际化》。（引自于网上）
二，徐国琦有哪些最新研究成果？
1)推销他老师日本出身的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国际史研究这一新方法
徐国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中说，（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46页。）
“要正确全面理解一战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跳出上述弊端，寻找一条新的研究方法。窃以为近年来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日江昭(Akira Iriye)身体力行且运用达之化境的“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便是我们应该用来重理中国与一战关系的新的解释模式。国际史是一种全方位的历史研究法，它超越了传统外交史一味强调政府之间的通讯、谈判等限制，把文化、社会思潮变迁、个人情感等因素引入考察之列。国际史与传统国别史政治史的主要区别在于它超越国界，侧重于多层次对话，并以整个国际体系作为参照系。
本文认为，我们只有运用国际史这一新方法，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才能真正还一战与中国关系这一重要历史问题的本来面目。”
2)提出所谓“外交政策群体”这一词，
“外交政策群体”是指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因对国事的关心，从而对国际事务及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产生超乎寻常的密切关注和关心，虽然他们的绝对人数并不是太多，但能量很大，颇有一个松散的团体之势，这里姑称之为“外交政策群体”。
一战期间，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群体”已臻成熟。。.。.
徐国琦并讲，“他们生于忧患，比起著名诗人T.S.Eliot笔下的欧洲那种“两个世界的彷徨者”（wanders between two worlds）来，陈独秀、梁启超、梁士诒等领导的新中国人更负使命感、危机感，他们敢于直面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敢于并善于对旧文化、旧秩序、旧的国家认同宣战，力图改变中国多灾多难、积贫积弱的命运。他们的理念支柱是中国的国际化及中国成为国际的平等一员。”
3)提出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是中国参加一战的标志
徐国琦讲“为了参战，梁士诒以其商人的精明、政治家的敏感及外交家的高瞻远瞩，甚至在1915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以工代兵”计划，意图在中国正式参战之前能够同协约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联系。梁氏的“以工代兵”计划虽有其个人盈利之嫌，但此一构思并成功付诸行动实乃先进中国人寻求加入国际社会及国际化的一个创举。其意义远非14万华工赴法同英法美联军并肩奋斗所能概括。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始。”
4)提出了徐国琦对中国近代历史演进过程的历史学的探索
徐国琦在《“没有一战，何来五四？”——徐国琦教授访谈录》2011-09-25说，
“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有关中国与一战关系的重头著作。因此对中国与一战的互动缺乏实质了解。2005年，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书名叫“China and the Great War”，出版后在西方引起极大震动。2008年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题为《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际认同与国际化》，被纳入“西方经典文库”系列。该书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强调中国对一战的重要贡献；二是阐释一战对中国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列强无暇它顾，给身居边缘及不独立的中国，在外交上提供了转圜的余地。美国的威尔逊总统，为了同欧洲强国争夺国际关系的执牛耳地位，提出许多对中国等边缘地位的国家有诱惑力的主张。例如其鼓吹民族自决公平外交的１４点，公理战胜强权等，这些很能在中国引起强烈共鸣的言论，也给中国争取打破枷锁，走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根据。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外交充满了理想色彩，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及西方身上。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都曾大喊威尔逊是世界上头号大好人！遑论其他人了。遗憾的是，在巴黎和会上，公理并未像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战胜强权，而是一切照旧，强权即公理。山东问题未得到解决，列强仍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对中国片面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总之，中国还在边缘煎熬，何时能取得独立地位，仍是未定之天。巴黎和会带给国人的教训是，西方靠不住。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如陈独秀，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对西方感到失望，开始寻找新的救国良方。源于西方但反对西方正统价值理念的一套意识形态及理论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引起许多激进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基于这一理论之上的产物，俄国十月革命，也因此成为仿效对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如是说。从此，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成为部分中国人的建立中国独立地位的法宝。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及艰苦卓绝的追求，多灾多难的中国终于同西方理论的异端（马克思列宁主义）结为连理。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许多地方徐国琦胡言一通，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甚至魔语邪说，对错混杂，鱼目混珠，使人难以分辨。限于篇幅，只能就上几点略加评说。
三，对徐国琦历史认识观的批判
1）其实，目前世界上对于人类应该怎样来认识我们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学说和史学观念，因为人看问题的角度，注重点，出发点，等等尽不相同。就日江昭而言，他喜欢从文化、社会思潮变迁、个人情感等因素、特别是如非政府组织如奥林匹克运动等方面加以考察，研究。问题是，我们所研究的论域是什么?如果是怎样看待欧州社会近代一战二战历史，寻找未来的总趋势，那就必需要以当代的极权主义理论研究最新成果为指导，而日江昭的国际史方法就不管事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日江昭的国际史方法连二战中日本为何要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结盟发动二战的太平洋战争的背后的根本原因都避而不谈或还是讳莫如深，这样的国际史方法治下的一战二战历史研究会给世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什么样启示呢？！就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从一战二战到内战、四九年共产党建国、镇压历史反革命、土改、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灾害、文革、八九六四惨案，直到今日，那日江昭的国际史方法就不管事了，唯有认识到毛泽东是斯大林在中国的“儿皇帝”，毛泽东推行极权主义，方可以理解这中间全部奥秘。如怎样看待国共内战，《斯大林谋略的成功就是毛泽东“一边倒”政策的最主要的原因》，这就是我发表于2013年4月17日的一篇文章。孟泳新《二零一八宣言》附文讲，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也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历史“标杆”意义的经验和榜样，也就是这个意思。
2）在讲一战期间，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群体”已臻成熟这一点时徐国琦列举了陈独秀、梁启超、梁士诒这三个人名。梁启超，那是我多年所推崇的。但要说排第一的陈独秀，那就严重说明了，徐国琦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一个自《史记》（可能还要早）起就有了的古老而又重要研究议题即“如何论资排辈、论功行赏”这议题一点都不明白，可能连听都没听说吧。难免会出此笑话。陈独秀成名主要是在一战后，尽管一战时他已是个大活人了，但可惜没有进入“中国参加一战”这一个历史阶段的历史记载之中，而是记载在紧接“中国参加一战”的接下来“巴黎和会一战结束五四运动”这一个历史阶段的记载之中，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记录、历史的研究、历史的意义互相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与矛盾。就拿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记录的差异与矛盾而言，有许多原因，但有一点原因就是否有历史的记录存在，是记录在何处，这就要靠后来的研究人员去探求的课题。在北洋的研究中唐启华用“上穷碧落下黄泉”形容自己十几年来找寻材料的艰辛。如果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的历史的记录，如林彪外逃事件中有许多极关键之处我认为就属于这种情况或当时留下记录因某人为某种利益已将之遗弃而成了悬案，全当如此时，那我们后人又如何地去评判此事呢？这都是我们后人要思考的问题。
3）对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作用的正确评价
（1）徐国琦提出了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及实施并加以研究分析，这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探讨。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及实施”这一小小事件对于“中国参加一战”这一大事件而言有何意义？有何作用？有何地位？这是对史实的理解和诠释，历史的意义或历史的价值评判问题。
何兆武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中说，
“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
“我们可以认为有如此这般的事件发生过，它就是历史。这个历史是客观存在着的；但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则是仅只能在我们的思想之中进行的，它本身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如果说史实作为材料乃是客观给定的，那么有关它的理论，或者说其中的道理，归根到底都是我们思想构造出来的产物。它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我们思想劳动的结果。”
从这里我们可以讲，徐国琦所从事的“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及实施”这一小小事件是历史学的第一个层次，即对史实的认知，而我在上面提出的问题是属于何兆武讲的历史学的第二个层次，即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我讲的是历史的意义或历史的价值评判问题，这一问题又可以表达为对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作用的正确评价问题。在这里，又可以简化为二个不同的问题，其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参加一战的关键事件是哪个事件？或者从徐国琦所讲的“历史学的探索”来说，徐国琦本人常引以为自豪的发问：“没有一战，何来五四？”可惜，徐国琦问的还是太过肤浅太过笼统。我们还需要更细更深地追问，这就留到下一点4）我再来讲。或者从我们大家所理解的历史的逻辑来讲，什么是参加巴黎和会的入场卷？中国凭什么才算作为参加一战的战胜国？其二是为什么讲，徐国琦所提出“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及实施”事件不能算作参加巴黎和会的入场卷？
（2）“真相与你所知完全不同”早在2014年就有人以此名作文来评击从一战到五四运动这一段中国历史研究的现况。它写道，
“在翻阅档案的时候，唐启华感到“手真地会发抖，史实原貌怎么可能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这么大？”他推翻的第一个成见是：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准备不足。英藉华人学者张勇进、大陆学者王建朗、侯中军都对这种看法做出过批驳，唐启华依据档案把结论进一步夯实：北京外交部从日本与德国在青岛开战那一刻起，就认识到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召开和会，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发言，解决青岛问题。最终代表团出征巴黎和会，并非仓促成行，而是经历了四年的充足准备”。
其实，需要推翻的成见何止这一个，实在太多太多了。
（3）什么是参加巴黎和会的入场卷？中国凭什么才算作为参加一战的战胜国？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这一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废除了自1914年8月6日大总统袁世凯宣布严守中立令的立场，从即日起与德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即正式加入协约国。自然到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取得了一战的胜利时，中国无可非议地成为战胜国。这是从法理上讲的话。而用文学修辞的话讲，段祺瑞参战赢得和会入场券。段祺瑞参战指的是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
（4）下面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讲，徐国琦所提出“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及实施”事件不能算作参加巴黎和会的入场卷？
我在这里提出三个理由来说明之。
第一个是“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及实施”事件发生于1915年起的几年内，当时中国的地位是中立国。
用徐国琦自己的话来说：
“1915年春天中国提出参战的时候，英法俄都接受了。只有一个国家反对，那就是日本。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向英法俄暗示，如果它们不在日本对华利益上有所保证的话，用中国古话讲日本就可能“琵琶别抱”，它也许就转投到德国的阵营。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中国在1915年不能直接参加一战，（由此话和其后面的分析可看出徐国琦此人的分析能力和法理论辩能力是不及格的，是矛盾的和不圆其说的）但在1915年提出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策略，叫做“以工代兵”。1915年的夏天，西方列强已经开始为一战付出严重代价，尤其是法国，伤亡率极高。所以战争还没有进入第二个年头，法国人和英国人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战争、total war（全面战争），不仅依靠经济军事实力，还是human resource（人力）的较量。这时梁士诒对法国人提出，我们可以为法国提供大量工人。”（引自于《徐国琦：中国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2014年5月7日）
第二个是“惠民公司”的招募合同中明文规定华工不参战。
“惠民公司”是怎么样的公司？用徐国琦自己的话来说：
“但是法国人很快接受了。他们派了一位退役上校来中国和梁士诒谈判，因为中国当时还是中立国，没有参战。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个谈判伪装成私人的交往。梁士诒首先创立一个公司叫“惠民公司”，后来在天津、上海、香港都设立过分公司，这个法国退役上校假装是农业科学家，与梁士诒签订合约。于是从1916年初，中国开始向法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华工。”（引自于《徐国琦：中国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2014年5月7日）
“1916年5月14日惠民公司与法国陆军部代表签订了招工总合同并付诸实施。合同要点有一，规定华工不参与战务，不赴前敌临战。二，雇佣期限为五年。三，华工待遇每日工薪5法郎。.等等”（引自于《王家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赴法》，《民国春秋》1997）
第三个是巴黎和会凡戰敗國和中立國均未獲邀請參加。甚至于有些国家，如越南，尽管既出兵又出工，但未作勝利國与会。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中文版是这样写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19年1月，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了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以及奠定戰後的和平，於是召开巴黎和会。這個和會因為戰敗國和中立國均未獲邀請參加，所以這是勝利國舉行的和會，而勝利國又有大小之分別，它又是個大國操縱的和會。”
中文资料有如此报道，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长达五个多月的巴黎和会中，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有27个，与会的各国代表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德文版是这样写的，
“An dieser Konferenz nahmen 32 Staaten teil，[1]有32个国家参加了和会”。
差别的地方来自于[1]，指的属英联邦的国家的统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越南征发了近五万的军队，他们在欧洲和德国军队直接对决，发挥了不错的作用。又有一文写道，20世纪初（1914-1918年）被法国政府送到法国服役战争的越南人有近10万名，包括了一部分劳工。但是越南作为法国的殖民地并没有作为勝利國与会。
4）对徐国琦所讲的“历史学的探索”和徐国琦本人常引以为自豪的发问：“没有一战，何来五四？”的评价
徐国琦所讲的“历史学的探索”明白地表现在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之中。而要批判他的“历史学的探索”的全部，那就大大超出了本文的宗旨了，只好留到以后再来评说吧。这里只能对徐国琦本人常引以为自豪的发问：“没有一战，何来五四？”发表我们的评论。
按《“没有一战，何来五四？”——徐国琦教授访谈录》2011-09-25的文章，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徐国琦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表达方式，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并且徐国琦提出“没有一战，何来五四？”是一个历史学的探索。毫无疑问，五四直接与一战相关，没有巴黎和会的刺激就未必有五四运动的发生。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徐国琦对此口号的解释，
徐国琦在此文说：“当然五四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谈的失败。此前一战期间以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出卖”之前，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加入世界新秩序的前景充满厚望。但是巴黎和谈的失败，使得这种希望完全破灭，于是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国人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希望，但是此后却不断受挫。先是中国只获得两个席位，而美英法意日却有五个席位。山东主权问题是中国人特别注重的议题。但5月1日，中国代表获悉在中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国联决定将山东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中国，直接导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
对徐国琦提出“没有一战，何来五四？”的批判有三个理由
其一，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国联决定将山东转交给日本。传到中国，直接导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故错了，不是“国联决定将山东转交给日本”，而是“巴黎和会决定将山东转交给日本”。
据百度百科，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初，日本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不断在会上质疑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的资格，企图排斥中国作为战胜国与会；没有得逞后，又胁迫英美法同意把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转给日本。中国人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终于忍无可忍，于1919年5月4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其二，徐国琦提出“没有一战，何来五四？”在这个一战中，可分为二段的不同，有1914年到1917年8月13日的一战与1917年8月14日后的一战之别，前段时间中国是中立国，后段时间中国是参与国，是协约国的一员，原因就是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
故讲，“没有宣战，何来五四？”的口号要胜于“没有一战，何来五四？”的口号，“没有一战，何来五四？”的口号要胜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口号。
其三，一战宣战和五四是二个既有联系又是不同的事件，据中国学者陈子明（另外还有一人）的考证，“梁启超亲自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十分确切的，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文章写于1995年））
另外讲起“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事件，也必需搞清楚的，也是梁启超说服了段祺瑞（1917年1月6日，梁從上海入京，向段建议对德宣战和中国出兵欧洲的问题，）并在其后“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护法运动都积极地活动其间，直到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才对德奥宣战。这说明，梁启超都是这二个事件的共同参加者，说明这二个事件有着它们共同的思想根源。反过来讲，是梁启超的思想引导着一战宣战和五四运动中国这一段时间的正确方向。（以后我们还需要对此作深入的分析）大家可以判别，这样的认识是不是更接近于历史内在发展的真相？
至于要问，梁启超向段祺瑞建议对德宣战的思想或主意又是来自谁的，或者是他自己看报时想出来呢？请阅读陈智淙（孟泳新）《“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重为本”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必须重新评价五四运动和所谓的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中〕》(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7日 发)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8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