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因选举引起罢课与占中的抗争问题如何解决,北京至今主要形成了两种公开对峙的观点。其一、认为香港抗争为敌对势力参与搅局,港人图谋脱离,甚至香港可能成为威胁颠覆中央政权基地,而以阶级斗争与对敌专政的一贯思维,将抗争上纲上线定性为“颜色革命”,选择采取强硬手段,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来平息香港抗争。持此观点者就是立足于阶级专政思维,沿袭人治与专制意识的所谓取消“一国两制”派,简称“取消派”;其二、认为香港一些民众在选举上有不同意见,此也本属正常,那种指望一致拥护的想法,原本就不现实,至于起来抗争,固然对香港经济造成影响,但本质上这仍然是个公民权利问题,而不是个国家政权问题,与大陆千千万万起民众争取权利的群体事件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不应该过度解读而上纲上线,港府与民众应在民主与法制的平台上,通过和平协商对话途径,来解决分歧,求得共识,使“一国两制”得到深化。持此观点者属立足于民主与法治原则下的深化“一国两制”派,简称“深化派”。

北京对香港近来抗争问题处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实隐含着中国今日发展路径的分歧及交锋,从一定程度来说,香港问题是北京问题的外化,是北京矛盾的香港表述,事关中国未来是沿续在阶级专政与敌对思维下的人治与专制,还是走向现代文明的法治与民主的根本问题。

中国是在阶级斗争与对敌专政下的人治与专制中前行,还是在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下发展?这个问题从文革结束后就一直困扰着中华民族。近四十年来,在几次偶然性历史事件中,中华民族被一再推到不得不明确作出抉择的关口。1976年后出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交锋,本质上就是推行民主与法治跟坚持阶级专政旗号下的人治与专制的交锋;1989年春夏之交,由纪念胡耀邦而演化成以“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为诉求的爱国民主运动,体制内以赵紫阳为代表提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民主对话与法制原则上解决学生与市民的问题。与此同时,体制内也出现了“我们没有退路了”,进而将运动定性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最后断然调动正规军进城镇压。

针对八九民主运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实质也是一个采取民主与法治途径还是坚持人治与专制途径来解决社会冲突的问题。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体制内的一批改革势力明确规划出了中国反腐败、依法治国与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但是体制内不时涌现反宪政、七不讲与阶级专政学说,事实是祭起阶级专政大旗而坚守人治与专制路径。最近,针对香港民众为普选起来抗争,体制内持民主与法治原则的深化“一国两制”派与持人治与专政意识的取消“一国两制”派再度对决。香港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事实上再次被置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应该说,北京方面目前针对香港选举抗争而持相互对立观点的两方均在通过各自途径影响香港。那种沿袭过往几十年阶级专政意识,坚持人治与专制思维的“取消派”,将香港争普选权冠以颠覆政权的“颜色革命”,将民众自发罢课、占中称为敌对势力从中渗透、操控,将香港的法治与民主传统称为是威胁颠覆中国制度的桥头堡,进而采取宣传抹黑,流氓骚扰,暴力袭击等等。如此种种表面以恐吓、威胁来平息事端的手段,但实质是激化矛盾,挑起民愤,意在引起对抗,形成冲突,制造动乱,为实施暴力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提供借口,进而绑架整个权力集团走向对暴力的依赖与对专政工具的倚重,为中国沿袭过往人治专制之路提供保障。认同人类主流文明,致力推进民主法治的“深化派”,认为香港民众争取普选权,是公民一种权利要求,目标上是正当的,是爱国爱港的,方式方法上应该遵循法制途径,避免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解决的途径应该是协商对话,通过对话,寻求共识,化解分歧,解决问题。

从社会平稳持续发展角度,从人民长远福祉角度,民主与法治当然是最好的选项。但是,从权力集团来看,专制与人治是他们最得心应手、最随心所欲、最为所欲为的统治方式。从一定程度来说,人类的一切权力都有走向人治与专制及逃避法治与民主的本能冲动,所以,至今世界上那些成熟的民主政体,也依然需要经常警惕权力向专制的反动。在此情况下,一个政体要想告别人治与专制是极为艰难的,必须得付出极大代价。从人类过往专制人治向民主法治转型的历史来看,当一个社会因为某种历史契机,在一些事件上被逼走到民主法治与专制人治抉择的关口时,权力体制内致力走向法治民主的力量常常是弱小于坚持人治专制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很少完全依靠权力自身力量而实现告别专制人治历史,而绝大多社会都是在民间努力推动,体制内开明改革力量顺应大势,最后实现民间与体制内认同法治民主力量的融合,最终达成社会和平转型。

由于人治专制的顽固性特点,现实中经常出现披挂民主法治外衣而行专制人治之实的国家,这需要人们高度警惕,认真识别,小心提防。而这种假扮的民主法治,当历史性的事件到来时,就会暴露出其人治专制的本色。当然,历史中也存在为了躲开专制人治顽固反动势力阻扰,而在某些时候与某些事上假借专制人治的形式,而推行民主法治的实质。这种迫于形势而假借人治专制外衣的民主法治,在历史的关口同样也会决然亮出自己的本色。香港今日争普选类同1989年春夏争反腐败争民主运动,都将中国时局摆上了无可回避的必需作出抉择的历史性十字路口,迫使权力集团中各派势力亮明自己的观点,直逼权力集团是坚持人治专制还是法治民主的本质。

当然,在处理香港为普选抗争问题上,中共权力体制内分歧甚至对峙的两派最后也可能在为了维护权力稳固的条件下达成妥协,进而互相利用,终至对香港形成软硬与表里不同的两手,出现强硬镇压与安抚性对话的错综复杂局面,使香港问题在哄骗、威吓、打压、安抚、分化瓦解、拖延消耗中解决。但是,就算真能如此化解,但中国走向民主法治还是延续专制人治的问题依然无法掩盖、绕越,体制内顽固坚持人治专制势力会利用一切机会制造社会事端,阻扰中国法治与民主建设。所以,香港普选抗争问题要么是意图让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深化派”突破顽固势力的契机,要么可能成为坚持人治专制的“取消派”反攻倒算之地。

香港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让我们拭目以待。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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