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一）
日本媒体介绍的中国年轻人常常只是热衷于名牌和夜生活，而对政治、社会不感兴趣。这跟80、90年代的日本年轻人很象。实际上，普通日本人常常以在中国大城市繁华街玩耍的少男少女视爲中国的普通年轻人。这跟以东京的原宿、秋叶原等地视爲全日本普通年轻人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
十几年前，我去北京，感到变化很大了。街上增加了大楼和公寓、豪华商店和酒家。我在街道上看见的年轻人，觉得他们穿着打扮、兴趣爱好等跟日本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这些印象会让日本人相信中国年轻人成爲象日本年轻人那样“脱政治化”。
但是，在那时侯的北京，变化不只在物质方面的。例如普通人在新媒体发表关于中国政治包括日益激烈的公民维权和维稳的冲突等自己的看法，以及从事志愿者服务，帮忙解决国内各种问题的市民活动。我感到这些变化比物质方面的变化更大。
于是我开始对中国的市民活动感兴趣。有时我发现中国的市民活动里存在着一个跟日本的市民活动完全不一样的倾向。我在中国认识的市民活动，比如说从事环保、在农村建设图书馆、公众卫生、维权等活动的民间机构，都是以20、30岁代的青年爲主要的成员。不少民间机构的负责人、理事、职员、志愿者都是年轻人。2011年发生在广东乌坎村的民主化活动，最终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整个活动也是由当地20岁左右的村民们在主导，在组织的。他们在整个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用网络，组织人员和引起别人关注，这是年轻人拿手的。所以他们能把游行等政治活动变爲大众化。最近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发生的游行、抗议集会大都是以学生爲主的年轻人，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我在乌坎村看见40、50岁代的人支持和参加他们孩子组织的游行等活动。当然有些父母反对孩子参加游行，但这只是因爲他们担心孩子的安全，并不是因爲他们根本反对孩子的主张。父母辈的人本来也有跟自己孩子同样的对当地政府的不满和主张。所以一旦年轻人做些游行等活动，不少父母辈的市民也支持和参加。这是跟日本的学生运动特别不一样的。在日本，1960、70年代学生运动的时候，父母辈的人支持学生的特别少，因爲他们的父母辈对日本政府没有很大的不满，他们倒是对当时日本的现状满意，这引起一些年轻人对自己父母的不满。可以说，日本学生运动的另一个方面是年轻人对自己父母辈反抗的一个形式。
我觉得以年轻人爲主的市民活动是最近中华圈特别明显的一个倾向。同时，这些事情修正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但在日本像我这样看法还是少数派。对不少日本人来说，在当今的日本，抗议游行、集会等活动是以60、70岁代的老人爲主的陈旧的活动。所以他们以爲很多年轻人参加的市民活动是只在发展中国家等“落后地域”才会出现的“前时代现象”，不是他们自己所共感的对象。我希望日本年轻人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年轻人参加的各种市民活动有兴趣并能共感。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