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斯大林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互派大使,这似乎使蒋看到了一丝解决中国政治危机的希望,因为,他不希望与中共兵戎相见,而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甚至希望直接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对话。他心里明白,说服斯大林放弃支持中共打内战,对于了却他的上述心愿至关重要。他特别希望斯大林在国共危机加剧,中国处于生死存亡之交,仅仅充当和平使者的角色。
当年12月,蒋介石差遣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但是会见毫无积极成果。1945年12月30日,他对蒋经国许诺说:“苏联政府不会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19页)
此后,蒋介石对中共做出了实质性让步:首先,承诺中共的合法地位,邀请中共代表进入国民政府。其次,他答应中共可以拥有不超过20个师的独立武装,并可管辖若干省份。当然蒋也有一个不容置疑的条件:中共必须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后来,即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蒋和毛进行了众所周知的重庆谈判,“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把戏都是他们看着莫斯科眼色上演的。(详见《中国手册1937-1945》,纽约,1947年)难怪后来蒋介石在他的书中抱怨,由于苏联的误导和强迫(美国也不能脱离干系),他错误地与毛泽东举行了和平谈判,致使他失去了利用优势兵力剿灭共军和可能性,最终导致国军战场失利。(详见蒋介石《苏维埃俄国在中国》纽约,1965年,109页)
事实上,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也对重庆谈判厌恶至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斯大林说服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并且强迫他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进行私人会面。毛泽东说,他当时为革命领袖和导师的背叛行为深感压抑,但又不得不从命。但是毛后来又说,”我不得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同志的要求。“(《毛最后的秘密,中共领袖的传记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安娜·彼得罗索娃著,莫斯科,2004,《百年》杂志)
1946年6月,国共之战终于爆发。时隔多年,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对于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讲了一些实话,对苏共与中共那时的关系披露以及内幕分析也相对客观,他有如下的论述:“苏联政府在苏军解放了满洲之后,便取将满洲交与中国共产党人之手的方针。合约所订苏军撤离满洲的期限一到(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国民政府遂决计向满洲派遣其部队,意在占领苏联红军撤离区域,但是莫斯科不允许国民政府向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派遣兵力;不允许从地方居民中进行部队改编和警力扩充,使得国民政府失去了组建和使用国民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可能性。苏联政府还宣布,原服务于日本关东军的工矿企业以及其他设施,皆作为战利品属于苏联。部分企业设备还被运往苏联境内。”(《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9页)不仅如此,列多夫斯基还披露,“苏共授意中共向满洲派遣自己的军队——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即1946年1月1日,中共在派遣到满洲军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另说,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其兵力来源是地方游击武装和被中共控制的八路军,人数将近100万人(另说27万人。),使得中共得以开展武装斗争攫取满洲政权,并以此为主要根据地依托在全中国展开与国民政府的权力角逐。”(《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9页)
1947年年初,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共的支持下重创国民政府军队,挥师松花江流域,占领满南,伺机进攻满北。特别是,在斯大林派遣苏共军事顾问、装甲兵顾问、航空兵顾问、炮兵和政工顾问加盟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之后,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满载枪炮、弹药和医疗设备的运输车辆源源不断地越过中苏边境,开入中国东北地区,苏军援助中共的坦克、装甲车伴随左右,苏联红军的歼击机和轰炸机也呼啸着飞进中国的领空!
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披露:“东北民主联军在满洲战役结束之后,其主要任务就是以此地为主要后方确保军事战役,旨在占领中国北部和其他地区。此外,满洲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这里,并且通过这里从苏联接受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等。特别是,恢复中国北方直至通往长江的铁路甚为关键。苏共派遣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前来协助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输。苏联专业技能极高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帮助满洲的中共政权恢复铁路建设,还帮助他们修建和修复了很多民用设施。”(《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70页)
当时深得毛泽东宠幸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为了协调苏联不断增加的援助工作,建议苏共直接派遣工作组前来东北地区协助中共工作。于是,1948年,苏共应中共之邀派遣专家顾问团前来东北。(《1945-1949:苏联与满洲革命根据地》,О·波利索夫著,莫斯科,1957年版,137页)那时候,中共的很多战役策划和制定,均在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和弗拉基沃斯托克与苏共军事专家共同完成,东北民主联军步兵和坦克部队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都是在苏军阿穆尔河的太平洋舰队的军舰协同火力配合之下完成。
此后,战局更为复杂,截止1947年4月,国民政府军损失了大约69000官兵。共军缴获国军的装备系有,3800门火炮,4000挺机关枪,113000枝步枪以及其他大量弹药和军事战利品。东北地区的各次战斗中,也有一些苏联军事顾问阵亡。
1947年底,毛泽东认为机会成熟可以去拜见斯大林了,熟料他多次的拜见请求遭到克里姆林宫的拒绝。“但是那时,在基本军事战役在中国展开之前,他拒绝见他。斯大林不愿意邀请一个游击队领袖前来克里姆林宫喝茶而给西方和蒋介石一个口实——说毛泽东为苏联充当间谍。”(安娜·彼得罗索娃《毛最后的秘密,中共领袖的传记中鲜为人知的细节》,莫斯科,2004,《百年》杂志)
1948年年终,共军控制了东北地区战场的主动权,他们依托东北,在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发动总攻。苏共派遣的顾问也出现在共军部队中以协调他们的军事行动,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俄罗斯历史学家В。杰里岑在他的《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78页)一书中披露,“在一个居民点上,一发炮弹击中一种一辆汽车,3名苏联军事顾问阵亡,一名中校,两名少校。翌日,在同一地点,切廖姆什金上尉触雷身亡。仅在1948年12月,旅顺苏军野战医院便救治了15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都是因参加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而负伤的。”
中共虽然战绩不菲,可是毛泽东依旧觉得与国民党的军事博弈并不轻松,他要求苏共援助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他决定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的主要意图。“毛希望和斯大林探讨中国的局势,以及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期望得到斯大林的答复,主要期望得到实际上的援助:武器、弹药、其他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很多东西。”(《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117页)后来,毛泽东前往莫斯科的行程一拖再拖,斯大林遂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看个究竟。俄罗斯历史学家В。杰里岑在他的《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78页)一书中谈及米高扬密访中共大本营西柏坡的目的时,用了“检查之旅”的字眼,足以反映出当时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和防范心态。米高扬返回莫斯科之后,向苏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他中国之行的书面汇报,里面面是说了好话的:“1948年年终,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行动展开迅速,进展良好。在中国北部进行了决战。得到了我们全部给予中国的、70万日本关东军武器的中国革命军,向北京方向的中国中心挺近。”(А·列托夫斯基文集,54-55页)
1949年2月,毛泽东向苏联借债3亿美元,希望苏共提供日常必需品、石化产品和汽车(他提出的具体数字是3000辆)等物资。他还特别提到希望得到白银,以便在中国发放硬通货币。当然,毛泽东对苏共是否会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发放这么一大笔有偿债务,心里也没底。他曾经说:“3亿美元是我们的请求,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会给我们这个数额,或多或少,假如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生气。”(В·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79页)“中共的领导人甚至表示希望从1949年开始在随后三年的时间里分期得到这笔巨款,并说,他们将来会连本带利偿还这笔债务。”(А·列托夫斯基文集,73页)
周恩来说得更加具体,希望苏联提供共产党军队极其匮乏的反坦克武器(那时解放军里只有150件这样的武器)。还希望苏联提供重型坦克(那时共军的作战坦克最重的不超过15吨,徐州缴获的70辆坦克,大部分都已损坏)。他还说,共产党部队还希望苏联提供制造军火的原材料,比如梯恩梯等。苏联最好连军事专家带设备一起提供。此外,中国急缺善于组建军队、实施军事教学和组织后方以及军工生产的苏联顾问。对此,苏联政府代表的答复是:“我们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军火生产和派遣顾问,但是关于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我无可奉告,有待禀告莫斯科考虑。”(А·列托夫斯基文集,71-72页)不久,周恩来又向苏联伸手:“我们想要钢轨、液化石油气、大约5000辆汽车和其他产品……”(А·列托夫斯基文集,71-72页)
1949年6月28日,斯大林会见中共代表团,中国向苏联借贷的事情才算有了眉目。当时会见现场的苏联速记员速记的内容如下:
“关于借贷。斯大林同志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签订这样的协议在两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年息为1%的3亿美元贷款将以设备、汽车和其他材料、货品的形式,按每年6000万的数额,分5年提供。
中国将在贷款全部提供完成之后10年内偿还贷款。为此,斯大林同志说,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1%的年息对于这笔贷款来说太低了,应当提息。“(А·列托夫斯基文集,85-88页)
斯大林在谈完贷款问题之后说:“我们还准备向你们提供上海黄浦江江面的扫雷援助,包括专家(我方很多)和扫雷艇。我们还可以向满洲政府出售几艘扫雷艇,并且在大连、旅顺和弗拉基沃斯托克为扫雷培养中国水兵。”斯大林还开玩笑说:“可以把他们(被培训的中共水兵)卖给中央政府哦。”他还慷慨地表示,苏联可以为中共提供40架歼击机,以消灭马步芳的骑兵。他还想帮助帮助中共建立海军,打捞中国近海的沉船,并协助修理。特别是,斯大林表示他愿意为中共组建空军:“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一个飞机装配厂,我们可以给你们最先进的战斗机,想要捷克的,想要俄国的都行,目的就是你们用这些飞机培养自己的空军干部。”(А·列托夫斯基文集,85-88页)
由此可以看出,上个世纪40年代后半叶,国民政府军队与之作战的,早已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共部队,而是被斯大林的机枪大炮和飞机军舰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作战。更有甚者,根据В。杰里岑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在中共军队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包括军官和士兵),就有102人阵亡,700人受伤(不包括受伤后死亡的)。此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中共军队进攻沿海港口的战斗中,苏军还出动军舰掩护港口工人的日常作业,以及从保护苏联源源不断地给共军输送弹药和补给船只。共军内战中所需要的一切几乎全部来源于苏联。另外,几乎每支中共部队都配备10名左右的苏联顾问,协调各个部门的行动和保证战斗分队的效率。(В·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86-285页)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不久,特别希望借用外力将远遁台湾的蒋介石斩草除根,希望将美苏卷入台海战争。中共基于国力不强和军力不足的原因,希望斯大林持续提供更多的军援。毛泽东在给当时中共驻莫斯科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中这样说:“……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我们希望你们为此与斯大林同志交换意见,苏联是否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就是在6个月的时间里,为我们在莫斯科准备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场务技术工人。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用于攻克台湾的军事战役使用的100-200架战斗机,40-80架轰炸机。)在组建海军方面,我们也希望苏联帮助我们。我们建议,明年下半年,即我军对台湾发起进攻的时候,除西藏之外,整个中国大陆都将为我所占领。”(《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109页)
毛泽东一席话,又让斯大林觉得这里既有空可钻,也要慎重行事。他先是狡猾地对毛泽东说:“军援是不可排除的,但是援助的形式要考虑。这里主要的是不给美国人以口实。至于说,司令部工作人员和教官,我们可在任何时间派出。其他问题要考虑一下。”(А·列托夫斯基文集,125页)然而,斯大林并没有派遣苏联军事专家前来中国,而仅仅将已经派来的航空团驻华时间加以延长。该团团长是苏军卫国战争时期曾经建功立业的伊万科热杜,他的航空团先是被派往援助中共抗击国民党军队,后来又参加了朝鲜战争。毛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感谢。他恳求斯大林,希望这支苏军空军为刘伯承进攻西藏提供支持。在俄罗斯人眼中,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善于耍滑头和献媚的东方市侩,因为他知道,斯大林喜欢他下一步的行动。果然,他讨到了斯大林的欢心:“你们准备进攻西藏,这很好。应该把西藏人控制在手里。”(А·列托夫斯基文集,135-136页)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对毛泽东承诺:“苏联和中国永远是兄弟。”毛泽东听罢满心欢喜。此后,中共请求莫斯科援助的呼声渐高。不久,即1950年1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多次会见斯大林落实援助问题。其部分会谈纪要根据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俄文笔录整理如下:
“斯大林问:依靠苏联发往中国可武装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多少个师已完成整编?周恩来解释道,十个师已经得到了武器装备,三个师的装备转交朝鲜人,七个师的装备用于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斯大林问,(如果)需要制造用于三英寸口径火炮和高射炮的122毫米炮弹的机床,我们可提供帮助。(А·列托夫斯基文集,156页)斯大林还像以往一样,没有立即答应周恩来为中共提供10个高射炮团的请求,因为,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下“。周恩来还提出,中国需要750名苏联经济专家,140名苏联教师和工作人员支援中国的教育和其他领域。
此外,会谈中还提到了从大陆内地到西藏的空中运输问题。中共提到希望苏联支援带氧气设备和防冰冻的四引擎的运输机。因为,中共原有的双引擎飞机根本飞不到拉萨,飞五分之三的路程就得降落。周恩来希望苏联支援中国20架四引擎运输机,以确保完成对西藏的军事行动。
1950年,苏军中将巴基茨基(П·Ф·Батицкий),受斯大林委托和中共之邀率领苏联防空部队顾问团抵达上海。他在苏联号称“冷面将军”,心狠手辣,曾经亲干掉了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
1950年2月,巴基茨基乘专机飞抵上海走马上任。说起当时的上海,俄罗斯作家舒金在他的作品中写道:“蒋介石的空军系统地轰炸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对大型工业中心和几百万人口的、最重要的中国港口上海实施猛烈的突袭。轰炸导致建筑和设施损毁,造成人员伤亡。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向苏联政府求援,以改善上海空防。”(A·舒金《巴基茨基将军的故事》,莫斯科,2001,第201页)
根据作家舒金的描述,巴基茨基甫一抵沪,便立即开始视察空防,他很快就发现,此前由苏联空军和解放军联合建立的所谓空防,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解放军的高炮部队、苏军的战斗机、雷达系统和通讯系统尽管参加了防空战斗,却在蒋军的猛烈轰炸之下,七零八落,毫无成效。解放军的炮兵要不就是因为苏军战斗机起飞,担心误伤而不敢开炮,要么就是苏军飞机升空了还在盲目地对空射击,共军防空完全没有章法。后来,巴基茨基不仅对上海整个空防部队进行了重新部署,还特别对解放军各级领导机构进行了梳理,为中共军队制定了他的一套与苏联军事专家协同作战的军事领导模式。上海空防初具成效后,巴基茨基的领导体系经验和空防部署模式,还被用于北京、东北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空防改造。
1950年3月之后,苏联军事顾问团全面接管了上海防空,蒋军的轰炸机遭到解放军和苏军的联合围歼。与此同时,苏联军事顾问团立即开始培训中共战斗机飞行员,他们的培训课程甚至就在作战飞机上展开。当时,苏军在上海空防部署的作战飞机是米格-15,驻沪苏联军机计有238架,后来这些飞机全部交与中共,成为中共空军首批作战飞机。(Г·克里沃舍娃《俄罗斯和苏联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空军损失,统计学研究》莫斯科,2001,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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