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微博当中，网易和腾讯即将结束微博运营，搜狐的微博产品本就属于惨淡经营，以后只剩下新浪一枝独秀。尽管中国媒体有限的几篇分析都强调微博式微是出于商业原因，但谁都明白，微博在中国是撞了政治这道铁墙。
微博时代即将结束，但是，中国的微博并未催生出“网络革命”。原因何在？现在是检讨这一虚幻概念的时候了。
从“Twitter革命”开始的转型梦幻
国内网友对微博式微的反应相对淡定，一是今年7月已传出腾讯微博将关闭的消息；二是中国当局一直在“修理”大V，许多有影响、“有态度”的微博早已被关闭；三是许多国内网友已将兴趣转向微信。积聚了5年多微博、Twitter、facebook之体验，中国网友已成熟多了，知道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流、泄愤与现实社会的变革（或转型）毕竟不是一回事，如今微信虽然蓬勃发展，但大家不再盼望出现“微信革命”。
从2009年开始，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一些非民主国家中成了草根民主运动的载体。例如，2009年6月伊朗大选时期，Twitter、facebook、Youtube成了示威者发泄不满、相互串联以及向外界传播即时信息的重要渠道。故此，伊朗大选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之为“Twitter革命”。在印尼，Facebook成功地支持过印尼主要反腐机构对抗警方的陷害，有人亦称之为“Facebook革命”。
基于上述偶发性事件，一些国际观察者乐观地预言：在专制国家，Twitter、Facebook等可以成为抗议和组织动员的“引擎”，为重构社会秩序创造出活动平台。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当中，社交平台对突尼斯、埃及等国青年抗议者所起的聚集功能，甚至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虚拟的“茉莉花革命”——即现场看不到抗议者，只有警察、便衣警察与少数围观者的虚拟抗议活动。2010年1月，香港万人包围立法会反高铁事件及五区总辞事件当中，不少团体的组织者都用社交网站Facebook来号召群众参与。
因上述事件，人们总结出网络时代革命的几大特点：一、去中心化的网络公民社会（或称隐形公民社会）；二、去组织化，无级别层级，人人平等；三、去区域化；四、快捷迅速，聚合时从无形到有形非常迅速。基于以上特点，不少人认为，世界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
Twitter曾被北京视为心腹大患
中国当局将“Twitter革命”等视为颜色革命范畴加以严防，许多媒体也发表文章表示担心，例如《白宫“奇怪指示”：社交网站帮伊朗反对派搞串联》（《环球时报》，2009-6-24），《北非魅影：“推特”革命流入埃及》（《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1-28）。中国知识界对推特的预期也很有趣，在一场《网络民主、媒体政治与中国民主发展》的讨论会中，有人认为，基于推特的独特开放技术和国内人希望突破封锁的愿望，Twitter成为一个几乎不受中国现行审查制度干扰的言论自由平台，继承了十几年来自由主义网络空间和抗争运动的特点，其日常讨论具有更加鲜明的反威权性质。讨论特别指出，Twitter意见领袖群体聚集，“几乎绝大部分中国各类社会运动的活动分子、运动知识分子、媒体从业者和相当广泛、来自各阶层的同情者和参与者在推特上审议时政。推特已经总体上成为国内其他论坛甚至传统媒体的引领者”；并以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抗议和2009-2010年冯正虎滞留东京成田机场92天事件为例，指出“推特正在成为许多抗争行动的策源地、协调和传播平台”，“推特政治，即推特为平台的电子民主或参与民主样式，正在构成中国威权结构下一个有趣的发展。”
上述光怪陆离的评价与期望是促使我上Twitter的原因（2010年3月）。两个月之后，我意识到对Twitter政治聚合功能的评述是种夸大的描述，写下了那篇《寻找Twitter只是一种精神出走》（BBC，2010年5月31日）。我在Twitter四年多时间，这一期间最大的事件是2010年10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影响下发生的那场虚拟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前者让我意识到异议、维权阵营内部的严重分裂与相互排斥；后者让我意识到Twitter于中共而言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鱼缸。作为一个思想交流平台，微博与推特上的“戾气”与语言暴力，使不少有见解的知识分子弃其而去，推上群组交流日益高度同质化，维权者与其他人群之间的互相排斥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交流。作为一个聚合反抗者行动之地，推特因其透明，导致反抗者与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同步知晓行动时间地点。现在来看，推特最有价值的功能主要是信息传播；鉴于中共对海外网站的大力屏蔽以及对微博的强力管制，推特成了唯一可以自由传播信息与言说之地。
网络世界依旧与现实世界分离
如果说2011年中国的所谓茉莉花革命是一场只有警察与看客到场的虚拟街头剧，那么香港2014年占中行动，从组织到实践，都与facebook革命类似，为中国是否可能发生网络革命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分析样本。
剖析2014年香港占中行动，基本符合网络时代革命特点：去中心化、去组织化、去区域化、迅速快捷。在香港的社会条件（公民社会、经济发达、行政高效、法治化）下发动这场争取普选权的民主运动，达到大陆目前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大陆能够做到的，香港都能做到；大陆不能做到的，香港也能做到。但最后争取普选权的抗争仍然还未达成目标。由此可见，我四年前在《寻找Twitter只是一种精神出走》中做的结论依然有效：“现阶段，中国网民作为虚拟世界的‘压力集团’，虽然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但并非政治组织，不会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所谓核心利益（即执政地位）产生颠覆性影响。Twitter等微博的兴盛，只是极少部分希望逃离GFW监控的中国人，在寻找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言论平台”。曾有人在推特上问过我，中国要如何才能摆脱专制魔咒，我的回答是：“推特上聚集的虽是中国的少数人，但却是最活跃最想求变的人（撇开求变的方式与目标的相异不论），这里书写着中国的现状，指示着中国的未来。看清这里的明流暗流及人群组合，就知道中国近十五年民众主导的走向。”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错失了四次世界性机遇。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日本等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至今，那个时代仍然是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日本电视剧《坂上之云》展示了那个辉煌的时代与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活力；第二次是二战之后，许多国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中国却被中共用枪杆子带入了共产极权社会；第三次是199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苏联东欧等国摆脱了社会主义枷锁，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今，昔日苏联给中共留下了共产政权崩溃的教训，今天之俄罗斯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课题：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摆脱独裁之后为何又走回头路？第四次则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这一轮除了突尼斯之外，其余各国基本上都是旧权威倒下之后，离权力最近的势力通过民主的形式掌握了政权，比如埃及先后出场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军人集团。
如今，Facebook已打算进入中国市场，Twitter计划于明年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服务于大中华市场。可以预想到，它们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必然遇到北京的干预；那时候，它们是否还能保持今天的自由宗旨，实难乐观。在网络革命泡沫行将消退之时，中国人仍然面对一个半世纪以来未曾解决的问题：中国未来社会变迁的方向、路径。其中，“谁主沉浮”将决定这两点。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3期 2014年10月31日—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