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教材陈旧,上课很无聊,讲师和教授自言自语,同学要么连标点符号也做笔记,要么在教室后面打情骂俏。背时的是,这打情骂俏的人中也有我暗恋若干年的女孩子阿紫。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大学竟然如此,只好逃课。

将头发弄得乱乱的,装着有气无力的样子,只等教务处那个中年女人来查毕考勤,然后除了癌症和爱滋以外的病都是借口。

老师一般都不为难,只有一次,我没有装病也没有请假,到涪江堤上看划龙舟,惹火了有“杀少正卯情结”的古代文学的教授,据说他大发雷霆。

我知道惹了祸,在他的考试卷中例外地做了70多分的题,我想他的严格和惩罚至此无法达到,但他最后给我判了59分,这显然是报复。他无法象孔老二那样去杀少正卯,他就直接为难他的弟子我这个人。好在期末他倘能实事求是给我判卷。我没有经受补考的命运。

我这样说是表明我当时内心很张狂,每次考试我交头卷,班里的同学瞠目结舌,以为我会拿高分和他们争奖学金。后来,他们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每回只要60到65的分数。我也明白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奖学金被几位没心没肺的人操纵,既然60分就可以万岁,我何必要得到61分呢?我是一分也不愿意多做,多得的几分是我买的保险而已。

逃到裕丰街的老茶馆去。青瓦房,木桌,竹椅和三套头白瓷蓝花的盖碗。透过天井,还可看或阴或晴的天空。开水冲下去,茶叶散开,沉下,嫩嫩绿绿的色彩入眼,清香扑鼻,轻啜,苦涩中满含异香,烦闷消解,精神一振,应了天盖上的一句话:可以清心。

一贯同去的有萧红同学,他常常比我先到,因为他比我更腻烦那种学习环境。因为城市改造,那条街道现在已经消失,那个茶馆也没有了影子。

有时也散步,沿涪江河岸或上或下,有时也渡河到对岸去,那里有无数的芦苇和卵石,小鸟不多,沙滩上是衣衫不振的淘沙农民。

其实,我是个好学的学生,这与我那时的健康和意识有些关系。

我是个矮小的人,也瘦削,但我曾练过中国功夫中的花拳秀腿。我唯一的毛病是睡眠有点问题:每天不能超过7小时,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人就没有精神,相反则无碍。

人没有睡眠,其实是上帝实施的一种惩罚,把你放逐在尘世之酣畅淋漓的死睡之外。

我就把这种流放用来阅读。我还知道,一旦从这学校出去,等待我的将是某一个山垭上的小破庙似的乡村学校,那时要读点东西,就是难事。

午饭后的校园是静悄悄的,开放和时髦的人们在为晚上篮球场上的舞会养精蓄锐,作午睡和下午睡。

我就在这时候溜进那座空寂的苏维埃俄国式建筑的教室里去的。我基本不将目光投向窗外的橙园,因为在这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的生命在飞弛,我的胡子和头发呼啦啦疯长,很快雪白。

除了喝茶、散步,以及阿紫和她的男友闯进来,我都躲在这安静的建筑里美美地看书。

我沿着神话和传说往下行,《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和诸子的阅读是吃力的,我就来了个不求甚解,也不要记忆,千军万马踏过原野、沙地,读而已。老子这一路有些细致,这与一本叫《老子臆解》的书和萧红同学的通脱无为有关。当时的感觉是:哦,可以这样乱七糟八的理解呀?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细读慢咽并做笔记。这番阅读,对我思维的多向性设置有很大的意义。然后就被庄子或蝴蝶的梦汪洋恣肆被列子御风了一回。

我买了三位神仙的合集,岳麓和硬皮儿的。对于他们的人生态度以及与世界的距离,我自有腹诽,但比较文人学士的贱卖和明白真实的坏,我是要对他们表示敬意的。

晚清的也用心阅读了一些,多是循人物而去的。我一直认为,在文化史上,不少人对于晚清和民国的关注,其实是白地。我还认为,那时的部分中国人是有血性有思想的,所以,那时的败绩不过是强国中的弱国,瘦死的骆驼胜过大马,绝不是当下的虚假,吹破肚皮也不过是烂蛤蟆一只。

因为刘晓波先生的厉害一枪的缘故,我跳过十七年的辉煌一段,直接到了当代,阅读很杂碎:伤痕、寻根、知青、朦胧、先锋和报告文学……我对北岛、刘索拉、张贤亮、苏晓康、刘宾雁、戴厚英、麦天枢的记忆要多一些。

读荷马的感觉和读《搜神记》、《山海经》的感觉有点类似,人物和事件有些混乱。后来知道,那正是古希腊的民主呢。这和我读《忏悔录》和左拉有相同的感觉,读完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崇尚自然。

雨果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我是在《九三年》中感受的,但法国有太多的革命,以及与我们的革命张扬需要有关系,所以,人情、人性、人道很难引起我的注意。

巴尔扎克或许太宏大,而我是不宏大的,所以把握不住,我就扔,嚷嚷有人在骗人。莫泊桑的《羊脂球》使我憎恨那些道貌岸然没肝没肺的人们,但要同情妓女,却是我作不到的。

弥尔顿的《失乐园》需要早晨诵读,但丁的《神曲》可以诵读一部分,再读就要神情恍惚,我试验了若干次,都是如此。歌德的许多作品也是如此,我是说在使人倦怠恍惚这一感觉。

阿拉伯和印度的东西很难勾起我兴趣。和那些古代或较古代的洋人,隔膜得很,或许与我的阅历、性情、年龄也有许多关系。

托尔斯泰的《复活》是老爷式的忏悔和造反,在没有贵族的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俄罗斯是可以对炎黄之地的人们表示高贵和傲慢的。但这种造反,在俄罗斯也仍然寂寞,所以要《铁流》来乱哄哄地《毁灭》。

《古拉格群岛》我听说了,但没有文本。《牛虻》我买了一本,我喜欢神父的深深忏悔;《远大前程》是我在地摊上买的,他是另一国度和时代的《人生》。

我最终在美帝国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杰克?伦敦和海明威。《野性的呼唤》、《热爱生命》和《老人与海》是多么好多么好的文本啊。它野性、坚硬、一往无前并决不亏待自己。谁说美国人没文化或文化根底肤浅啊?你就谦虚一回看看试试。

畅销小说《如果活到明天》也很有意思。

为了关注和探索写作的发展,我阅读了卡夫卡、波德莱尔一类东西,还有可能得到的拉美的最新文本。

我的阅读和写作尝试是相一致的,尽管我写得不多。

我的原野、沙地是任由马匹来选择,而不是原野、沙地来选择马的性别、肥瘠和毛色。我当时感到书籍有限,但现在想来,我还是幸运的,尽管荤腥不足,花色不缤纷,至少够我吃个不饿不饥。

我读西方的哲学是来自鲁迅的影响。有一次,因为我给学院的文学刊物写了几篇文章,老师问我:“你读了尼采的哪些著作?”我说没有。回去后我想,是我读鲁迅的缘故,鲁迅的骨子里有尼采捣鬼。就读尼采,然后是弗洛伊德和弗洛姆,还有波伏娃、加缪他们的存在主义。

地缘政治学是从日本首相竹下登先生的《新问题与新对策——本土创新理论》那里了解的。还有罗马俱乐部几本关于预测和突变理论的书,金观涛先生的超稳定发现也接触了。这类接触是贤斌给我的文本。

《文革十年史》是高皋和严家其夫妇著的,有一次我在阿紫家外的街口书摊前闲翻,书贩子小声说:“禁书要不要?”我就买下了。

因为杨幺的缘故,我先后到重庆去过两次,第一次带回一本西南政法学院的教材《国际关系学史》,我说美帝国比伟大的苏联年轻并计高一筹,就是受那本书的影响,所以就找尼克松的东西来看。第二次我带回来一个很好的笔记本,一直舍不得用,后来,这笔记本扉页上的题字,害苦了我的这位好兄弟。

《1969年庐山:乌托邦祭》,是苏晓康先生的作品,尽管有些内容作了一些掩藏,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毛泽东“我们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苍白与虚妄。更有甚者,在关乎国民的生死存亡与他们的荣誉、权力面前,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把暴力加之于那敢于揭示真相的人们。如此,他们的所谓理想与现实必然背离,越来越远,为绝对的乌托邦。

《河殇》的解说词也看过,但专题电视却与我无缘,那些让我觉得是我精神上的忧国忧民的先生们的音容笑貌,离我很远。

读报拦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是在遂宁中学时期就有了的习惯。1988年岁末,李泽厚先生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谈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主题。不记得是否是同一篇文章,提到第二年是法国革命200年,戊戍维新90年和“五四”70年,我听见我的心真实地“咯噔”了一回。

最后的阅读是何博传先生的《山坳上的中国》,从一位青年老师那儿借来的。他说得快看,许多人等着。五天后我还给他,说:“我抄写完了。”他准以为我是疯子。因为这个缘故和参与学潮,他害怕我耽搁的时间多考试过不了关,特地把我叫去,指定了几个题目,说:“记住,便没事。”

我不知道当时怎样地表示着谢意,如果是现在,我会深深鞠躬,那是怎样的一番情谊!听说他后来离开了教育学院,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这样的阅读,其实是陷入泥淖的狂野。尽管如此,两年时间过去,我的脑袋还是一锅浆糊。

这时人也容易犯困发昏或犯横,眼睛也要长到额头以上的地方。人年轻容易犯横发毛使性子,遇上李鹏那样一帮没有宰相肚子的混世魔王,就注定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几只脚丫子。

夏季刚刚露头,新生代的改革者被自称退养的老人从权力中枢清除,没有等待秋天来临,全国性清算就已经开始。最初的黑名单上似乎没有一阳,但终因一位朱姓学生的告发,我没有被漏掉过去。一阳的毕业证颁发了又扣下,他没有参加大团圆式的毕业留影纪念的心绪。我咬着牙看同学们、朋友们在哭泣声中各奔南北东西。毕业证最终发下了,据说是有几位年轻的教师为此仗义。由此我不无主观地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不虚妄,中国社会的进步大道,最终免不了要由青年的热情和热血来筑成。

离开此地那些个日子,天降暴雨,雷霆轰鸣,冷风凄凄惨惨戚戚,洗刷着城市和其它什么东西。一阳和百余册破书坐上漏风漏雨的三轮车,绕过阿紫家住的北辰街,回乡下老家去。

离开乡村来这座城市五年了,我对身后在风雨中被洗刷得冰凉的城市说了声“我会回来”。

三轮车在街道上溅起几片水花,载我向连接乡村的车站去。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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