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府南河不是一条河,而是府河与南河的统称。岷江进入成都后一分为二,南面流经人民南路的是南河,绕北折南经五丁桥、太升桥至合江亭与南河交汇的是府河,两河相会后称锦江。太升桥下游不远处是横跨府河的红星桥,右岸有活水公园,隔河相望是游乐园。游乐园往东一、二百米是成都市电大,过一环路就到电子科技大学。这之间有一条小街道,因为有四川石油管理局局机关在旁边,所以称石油路。2000年3月初,我就住石油路9号四单元5楼10号。

那里是成都电大教师宿舍,一套二的房子,水电气电话光纤齐备,我总算有了栖息之地。楼下就是菜市场,生活很方便,不方便的是工作没着落,要长久呆下去很困难。从茶店子搬来的前一天,小偷来光顾,窃走了换洗的外套。我算计着身上的两百来元钱,与其买一套衣服,还不如用它来硬挺着等机会来改变。

记得某本书中有胡宗南早年的故事,说胡宗南落魄到只剩一套衣服,只好利用在河里洗澡的机会,把衣服洗干净在树上晾晒,需衣服干了才方便上岸,时候已是深秋,冷得老胡牙打颤。

“最后几元钱的坚持换工作机会的来临。”同样落魄的一阳安慰自己。没有应酬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叠好,蜷缩在屋里看书。赞美上帝,剩八十元钱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份工作。

朋友A送我三本一套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我正在摩玩,被人借走《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剩下的是《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和《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野》,作者多半是近年来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专家和学者们。这番阅读和着我对一些远古文化的关注,使我在稍后一段时间写下了《知识分子身份的演化》、《极权和后极权时期的知识分子》两篇短文。

现在,我比较安定了,我用心读完了《民主化浪潮第三波》,我的心得是《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力量》和《明明白白估量民运的力量》等短文。

朋友A借给我一本《晚钟——紫禁城最后的改革》,担心辜负了朋友的好意,担心他不再给我推荐,我没有说我已经读过它。哈维尔式的观察指出:独裁者流血腥的杀戮后,除了政治上更加顽固外,一般会被迫地在经济领域作某些让步,但这种让步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所设计,相反,它为毒害民族的精神而努力。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感觉到,这是一本有为屠杀者流洗刷血迹同时向被屠杀者泼污倾向的书,我顺手拿了书架上我同样阅读过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未来丛书中的一本),我还借阅了《袁世凯传》和《中国近现代史》,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温故知新:关于清末预备立宪》。那时候,我还不会电脑打字,手写和不断的修改、誊写,很费劲。

我把《温故知新:关于清末预备立宪》抄写了一份送给借书给我的A朋友,表示我对他的谢意。他看后再送给我三本《青年论坛》,说胡平老师善于用简单的句子,表达明确的意思。“你好好读一读胡平先生的《论言论自由》。”胡平老师的《论言论自由》,分刊在《青年论坛》的两期中。2005年3月,我在观音乡重读《论言论自由》,后来胡老师推出电子版,我告诉他,我读的是1986年的文本。

《反右实录》也是书架上现成的文本,我自己买了一本《台湾政坛风云》,加上原来看过的《国民党在台湾》和其它反右的书籍,我写了《“祝寿专号”与“反右”》。时间基本上都在1956年及其以后,都是面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实现问题的反应。老毛和老蒋这一双死对头,各使用什么手段了?老毛的极权正在往高处极处去,老蒋却让极权往下滑行。蒋经国先生呢,大概明白台湾极权的休止符应该画在他的脚后跟。“国民党那里的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那里的民主是有没有的问题。”一位邓小平不予平反的大右派如此说,诚哉斯言!

《龙爪》是一本关于特务头子康生的书,好象是两个英国人著作的。贝利亚不得善终,应了恶有恶报的说法,康生的善终却是对这种说法的证伪。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这样的追问:康生者流,不能说没有文化,他们甚至在某些文化或艺术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和相当的造诣,但为何干出罄竹难书的罪恶???由此可见,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而是是什么文化的问题,被极权文化掳掠了灵魂的人,对人类同胞的残害远远甚过没有文化的人。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是人类及其个体保护的必须选择。

于是我读书架上的《世界史》(上),好象是一个英国人的著作,被党八股文本败坏了口味的一阳,猛生出“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喟叹。可惜可惜,没有(下)。

《异端的权利》也是书架上,读完后我就找到房龙的《宽容》、买《人类的故事》。买《圣经的故事》是2002年2月,天府广场上发生爆炸事件时。

《流亡中的自在》是达赖喇嘛的自传,我看过,他说:“我是一个因偶然原因而担当着一种责任的生命。”那个在布达拉宫城楼上的孩子看着远近空旷的原野,他的孤独让我生出回到童年跨越时空与他作伴的愿望。我有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摆弄机械的幻觉,他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少年。而那个在印度为他流亡的同胞和他们的后代的生存、发展努力奔走的僧人,让我感动,他的头上应该有一顶“圣人”的冠冕。我犹豫过是否写这一段文字,犹豫再三,我写了,并把这种犹豫也呈现在读者面前。

陈卫和朋友B都买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是从朋友B那里借读的。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比读奥维尔《一九八四年》更受用,我的朋友雷风云只说了说挖邓某人的祖坟,波普尔却挖掉了极权文化的每一座祖坟!我决定写一篇叫《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暂定名)的文章,我把那三个阶段称为祭祀时代、僭越时代和人文时代。知道我有那个写作打算,朋友B建议我先读《苏菲的故事》。而我着手写作的时候,那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是朋友A借给我的。我原计划写一篇文章,写作中发现那只是一个提纲,它应该是一本书。那时候我在网络上做事,然后和后土豆时代、阿廖创建了自己的网站,有不少事忙碌。同时写作的文章不少,大的计划包括眼前还在继续的《一阳阅读史》、《别样的中国》和《中产梦想与宪政》(暂定名)等,那个提纲只写了祭祀时代和僭越时代两个部分,“人文时代”刚刚写下题目。“老大哥不会再让我写下去”的感觉很强烈,我只好把那两个时代挂在论坛上,盼望有人能够在我出事时把她保存起来,将来有机会再继续写下去。我很看重那些文字。2002年12月上旬,在余杰先生老家浦江县的一个派出所里,那个老奸巨滑的特务装着谦虚的样子问“人文时代”的意思,我试着要给他解释,突然发觉他有图谋,“给你说不明白。”赶紧打住。他很失望,自言自语说:“那还说不成是‘纲领’。”靠,让他整成“纲领”不是十年或十年以上才怪事呢。

《政治的罪恶》是王天成先生翻译的,他托陈卫送给我一本。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实现,依赖于对来自中国社会传统政治斗争模式和中共对嗜血的法国大革命的褒扬由此产生的迷恋的警觉与清理。天成先生的翻译努力,对我们而言,非常有意义。还有一篇《论共和国》,是复印的稿子,也是他请陈卫赠我阅读,他为“共和国”正名。陈卫很推崇天成先生,不无道理。结合1994年以来民运在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努力,我写下《关于非暴力》、《关于公开》、《沙石理论,相容模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斗争》等文章,我要在自己心灵的城堡上飘扬“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旗帜。

王林建已经在法国了,他数次给我打电话:“读书,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读书。我给你留了一本《圣经》,在小买那里。特别是《新约》和《使徒行传》,多读多益。”我很感谢他的牵挂,特别感谢他给我留下了我渴慕以久的《圣经》。但小买只借给我黄仁宇先生著的《万历十五年》,《圣经》却拖延着不给我。夺人所爱,小买那厮。

刚到成都时,我常常被现实的恐怖困扰,然后担心我的思考和文字还没有完成就出事。现在,困扰和困惑都不复存在,我对自己和朋友说,我们这种努力的权利也要被剥夺,除了对家人的歉疚,我坦然地到监狱里去。

石油路9号四单元5楼10号被查抄了多次,张明、周志刚和一位外地朋友都有在那里被堵住的经历。石油路9号只有50户人,离猛追湾派出所五、六百米,但一个标明警察字样的观察点赫赫然立在了铁门内。一座城堡与一个观察点的对视和对峙,我必胜无疑。

为了宣传网站,我打印了一些网友发表在网路论坛上的诗作,预备参加孙文兄他们12月8日的一个诗歌朗诵会。时候尚早,却再无事情,我往住处走,进了铁门,正将自行车停在四单元楼下,一、二十名相识不相识的国保冲锋上来。三小时后,我提着没有皮带的裤子和他们离开。

那是2002年12月4日,下午。

别了,石油路9号,我要到那个叫做监狱的地方去。

别了,石油路9号,我会怀念在这里的每一个日子,以及惊疑着的看门老人。

2007年2月7日

注释

雷风云:四川广安人,教师。1989年参加学运,入狱12年。

王林建:人权民运人士。1989年四川大学学运领袖之一,被关押三年。后参与彭明的“中华联”活动,现流亡法国。

张明:四川成都人,人权民运人士,独立作家。1986年入西北大学,1989年西安学运领袖之一,被判入狱10年。现流亡越南。

孙文:诗人,学者。三一书店学术主持人之一。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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