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在我个人的阅读史里它无异于一场三对三的意识形态辩论赛。有幸的是,这是迄今为止我通过阅读聆听到最好的一场争鸣。正方辩友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反方在文学史上被誉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分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辩论赛的主席显然是马克思,他端坐在双方的中间作为连接两者的分割点,正方都坐在他提出政治理论之前,而反方全部坐落于他逝世后的历史坐标上。

对我而言,这场辩论赛第一个发言的是奥威尔。十九岁那年,我后来的硕士生导师向我推荐了《1984》,理由是我这个生于1984年的人应该看看预言我出生年发生了什么的同名小说。由于入门阶段的阅读资历尚浅,加之缺乏相关的书籍资讯,看过之后,我还大言不惭地对他说:这的确是一本好书,但我确切的出生时间是1985年1月,如果预言的年份更精准一些就好了。彼时我从未听闻过有用“1985”来命名的文学作品,现在当我看到了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的《1985》之后,立即因为暗合当年的一句戏言而萌生去读的念头。况且,书的封底还写着:“1985年1月,老大哥不治身亡。《1984》的世界已经过去,现在进入了《1985》”。这句话足以让我更加兴奋,仿佛它就是专门为我这个同龄人而写的。

诚如介绍所言,《1985》是《1984》的续篇,除了温斯顿、裘莉亚和奥勃良继续领衔出演以外,又增设了哲学家赛麦、经济学家维特斯、诗人安普尔福思和历史学家派逊斯,以及老大哥的遗孀老大姐等人物。不同于常见的小说叙事形态,《1985》通过这些人物的回忆录、官方公告、报刊摘要、诗歌、札记与历史学家的注释构成了叙事性。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老大哥死后,极权体制出现松动。老大姐在名义上成为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因为自己的威信不够而造成了内部党的集体领导制。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了大洋国的物质极度匮乏,在与欧亚国长期对峙的军事冲突中,大洋国突然一溃千里,不仅空军被全歼,而且眼看外敌就要兵临城下了。在双重打击之下,救亡图存是唯一的目标,此时核心党成员分裂为“铝派”(激进派)和“纸派”(温和派),官僚、秘密警察、知识分子与民众陷入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中。

我无从确认,久尔吉是否和他的匈牙利老乡、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有过交流,因为后者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有过英雄所见略同的宏观描述:典型极权体制变化必与该体制符号人物的生理躯体消亡有关。在《1985》之中,老大哥身患诡异的疾病后因荒唐的治疗宣告无效而丧命。生理躯体消亡了,老大哥死后怎样?这个问题仿佛与鲁迅时代的“娜拉走后怎样”呼应,同是身陷危亡关头的转型期,答案也颇为类似——鲁迅说,娜拉走后一是回来,一是饿死;久尔吉的笔下则是,老大哥死后一是混乱,一是灾难。

当然,千万不要误会。这并非如同极权体制用以证明自身合理性的诡辩说辞:只有老大哥在,才能确保社会安定团结,而一旦老大哥不在了,社会就将陷入一片混乱不堪之中。事实上,即便没有一步登天地从极权社会跑步进入自由社会,这些从一种最差的稳定过渡到一种略差的混乱、一种必然的灾难蜕变成一种非必然的灾难,的确也是实属不易。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这叫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期;用一种较为学术的方式来表达,则是从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看到哈维尔的《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与《无权者的权力》等几篇文章。换言之,也就是从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会的一种微弱而又黯淡的进步。

之所以如此说,只因《1985》中的自由极为脆弱。根据约翰•密尔《论自由》一书对“自由”的界定: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小说里的自由却把努力争取本该拥有的自由偷换概念成了由当权者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施舍的自由。当局为了重拾民心,启用温斯顿担任《时代》文学副刊的主编,原本敌对秘密警察奥勃良与知识分子温斯顿“相逢一笑泯恩仇”,官方与知识分子携手进入蜜月期,甚至还在栗子树咖啡馆里大办百花齐放的文化沙龙。只可惜好景不长,任何施予的东西也可以随时没收。经历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顿之后,知识分子群体绝望到自杀的自杀,投诚的投诚,投靠的投靠,而温斯顿再度身陷囹圄,这一次逮捕他的是祖国与敌国的“联合行动”。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描述过自由社会和极权社会殊途同归的可能性,大意是奥威尔害怕的是极权强制禁止自由,赫胥黎担心的是一旦失去了强制性,人们也很可能在自由中无所事事地虚度。现在,久尔吉提出了一个更具时效性的问题:那些虽不全是极权却也绝不自由的转型社会又该如何?《1985》暗示的答案或许是令人悲观的,就如同玻璃瓶里的苍蝇一样,四周都是光明,可每次迎向光明的结局都是撞到头破血流——此刻的光明虽然近在咫尺,却随时都可能得而复失;背后的黑暗看似很远,却很可能在下一秒就能重新将你吞噬。

刊登于《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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