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另类回顾
1978年11月15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在此次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天安门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388人因此被捕，邓小平也因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文章，指出文革并不是一场被林彪、“四人帮”从中搞了破坏活动的革命运动，而是从一开始就犯了致命的错误。文章猛烈抨击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说此文是“实行法西斯思想专制的一个反革命信号”，由此导致“神州大地乌云滚滚……几千年来的祖国文化被一笔勾销，人民的思想被禁锢，舆论被箝制，偌大的中国，只有‘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没有人民的一点民主……”
文章最后大声呼吁：“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
还是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也响应了这一平反昭雪的要求，呼吁为处理那些“棘手并且复杂的案子”作出特殊的努力，而不管原来是谁作出决定的。然而，对于文化大革命，它釆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态度，说“纠正文化革命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丰硕成果”。“毛主席所领导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的主流，是正确的。”
《人民日报》的态度反映出当政者华国锋的立场，这是一次调和：平反工作应该进行，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不能遭到否定。但是，事态发展的潮流，不可阻挡地涌动而出，对着铁幕而来了。四天之后，在北京西单，第一次出现了对毛泽东的公开批评。
在北京长安大街西单十字路口有一处停车场，它的围墙约两米高，一百多米长，由灰砖砌成，还有一排白杨树和一些冷杉。正是在这堵围墙上，1978年11月19日，星期天，出现一张小字报，它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局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广庭大众下遭到公开的点名批评。
小字报写道：“因为在他的老年，他的思想变成形而上学的了，加上其他原因，毛主席支持了‘四人帮’，用他们的手来打倒邓小平。”虽然文章将此事作为毛“判断失误”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攻击的锋芒，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公开的批评，因为直到那个时候，官方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毛泽东的政策本质上是正确的，只是“四人帮”对它们进行了歪曲。
在评论“四人帮”为什么能以左的面目干下那么多的坏事时，文章暗示毛泽东本人应该为他们的“罪行”承担责任。作者发出了一连串问题的开端，而这将会导致出这样的问题一一毛泽东在他最后20年中进行的领导，对于中国是幸福还是灾难？从5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功是否大于过？
今天这些问题似乎算不上什么敏感问题，但在那个年代，这些问题却是令人震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中国这条沉睡千年的巨龙将要苏醒。中国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将会以新的面貌出现了。
这份小字报用了14张信纸，写得密密麻麻，内容具有震聋发聩的言外之意。最后的签署是：“王府井大街57号，摩托车修理厂，工作证号0538”。人们看到，它是这天早上，由一位三十多岁的工人贴上去的。（事后人们得知他是35岁的陆浦）他随后回到家里，告诉他的妻子拿出漱洗牙具和换洗衣服放在一只包里，然后就坐等警察到来。一天以后，他们来了，但只是告诉他，他们知道了他干的事情，要他不要担心。
冰封的中国大地有解冻的迹象吗？
从这天上午到下午，小字报被许多人围观，场面极为平静，没有人要将它取下来。次日凌晨，它仍吸引着一些路过的行人，他们借助街灯昏暗的光线观看它。附近不远的地方，一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在站岗。
11月20日，星期一，《解放军报》刊登文章说，“四人帮”的倒台是天安门事件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而在此之前，这被归结为华国锋英明果断的领导。而在一天前的周末，西单有大字报号召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情况和找出该事件该由谁来负责。两天以后，一位署名为“无文”的作者在大字报上暗示华国锋在延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负有责任：他指出当时有太多的“‘英明’决定之类的空话”。另一份“无文”的大字报内容更为尖锐。它说，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的两个决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专制的产物。它们践踏了民主和人民的意愿……它们是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产物。”文章还指出，这两个决议同时也是不能被人民认可的，因为在“人民共和国”里的干部，应该由人民来任命和罢免，而不能像在封建专制时代那样，由“少数长官意志”来决定。所以，不管是对邓小平的撤职还是对华国锋的任命，都是由“四人帮”操纵的，是根本不民主的。
一个星期后，《参考消息》刊登了邓小平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时的谈话。要点如下：
三、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帮”捏造的。……当时毛主席的病非常严重。虽然当时负责党中央主要工作的是华国锋主席（当时是副主席），但是，甚至连他也不能见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帮”一伙能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连话都说不清楚，处于不能判断或思考许多事情的状态。“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处理问题让人觉得好像是毛主席同意了。他们向毛主席说了什么，连华主席也不知道。如果毛主席身体健康，自己有作出决定和判断的能力，肯定不会作出那样的决定。（如果毛当时没有作出决定和判断的能力，那为什么会选择华国锋做接班人？如果“四人帮”当时能左右毛，为什么不阻止毛选择华当接班人？）
八、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信心。这是因为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天安门事件的责任加给毛主席是不大公平的。（有了错误）改了就好。（毛如果真的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会发动文革把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一大批老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不会认为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九、在文化大革命时，人民群众中有受冤枉、受虐待和受迫害的人。因此，在现在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对的也是当然的。现在的大字报都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党中央对此表个态是简单的。但是，没有必要在报上发表。（我）现在谈的话，是根据中央的决定谈的。这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集体的意见。（邓在谈话中说，不要禁止贴大字报，这是符合宪法规定的权利，“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他还说，群众的意见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许“妄议中央”呢？）
十、党中央不压制、不否定人民群众发表意见、贴大字报的权利。有时还必须用这种方法来促进群众运动。由于有大字报，外国人慌了，可是我们坐得住。（可是，事实却是时隔不久，“慌了”，“坐不住了”的正是这位大人物。）
十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有识别能力的。在大字报上点出毛主席的名字来，群众是不会同意的。领导机关当然是反对的，我也不赞成。（但是，）不能压制群众要讲话的要求。（有多少群众不同意点毛的名字？既然不能压制群众要讲话的要求，那也请尊重群众点名清算毛的功过是非的要求吧。）
十二、因为贴了大字报就产生疑问，认为中国的形势可能有问题。情况恰恰相反，这是正常的。一经解释，群众就会明白。问题在于怎样很好地引导。这一问题不久就会结束。心里清楚了，就不会贴大字报了。这是暂时的问题。（还真是“暂时的问题”一一几个月后，西单民主墙被取缔了。）
《参考消息》还刊登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1月30日该报记者莫里兹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为《大字报显示出坦率态度，北京的批评谈及过去一现在》，摘要如下：
贴在北京“民主墙”上的大字报戏剧性地大量出现，使人们充分地注意到毛泽东主席逝世两年来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还没有变化。
大字报是最近几个月来全中国出现的比较轻松气氛的象征。
有些年轻人十分大胆，以致要求结束专政，甚至还颂扬美国和台湾的经济成果。这正表明，在现政府重新评价以前政策的鼓励下，有些人变得如此大胆。
几个星期以来，中国人在大字报中，以及在同游客、外交官和记者的个人接触中对他们国家的问题表现了新的坦率态度。他们对于外国所采取的做法表示了新的好奇心。
在这一切的背后往往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想法：即在中国，变化还不够。中国人表示支持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一一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主席。但同时他们也抱怨中层官员没有把上面所作的变动贯彻到实践中去。即使这样，还有一些中国人告诉外国人说，领导试图这样做是太快了。
但是，容忍这样大量发表意见始终要冒自发的公开发表意见走过了头这样一种风险。看来，这就是邓先生为什么要公开为毛主席辩护，并敦促写大字报的人记住要团结的原因之一。
许多观察家还认为，现领导的现代化政策很得人心，广泛引起了共鸣。在听了多年的革命词藻和经历了多年的混乱动荡之后，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国家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落后的有多么远。他们迫切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希望自己的生活不再被不断改变风向的政治风所破坏，希望同外部世界增加接触。
当时的外国媒体认为，如果在1978年11月发展起来的大字报运动，只是与抽象的政治理论和中国领导人的内部斗争有关，那么它就将是最高阶层调兵遣将的一个附属用品，是中国为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所做的努力之一。而它变成了一场运动，它将动摇毛泽东的体制，则是由于另一种更具潜能的力量在起作用。西单的这堵墙被取名为“民主墙”，并非平白无故。来自人民的压力中的新因素，是强烈要求在管理自己国家的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而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当时也意识到，如果没有民主，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但是，当时毛泽东的继承者不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华国锋的方式是教导者式的独裁主义。在他领导的头一年中，实行了一次枪决高潮。外国人注意到的法庭宣判有一百多次死刑。在全国范围来看，这个数目可能是数千人。
被枪决的人中，大多数是刑事犯，但也有些政治犯，是因“呼反革命口号”、写“反动日记”或是试图成立“反革命组织”（政党）被定罪的。有一个人，因为在1976年10月损坏了一张宣布任命华国锋为党的主席的墙报而被判死刑。在这些被处死者中比较有名的是上海的王申酉（1977年4月）、江西的李九莲（1977年12月）和钟海源（1978年4月）。令人发指的是李九莲的尸体竟然遭到禽兽般的侮辱，钟海源的肾脏临刑前被活摘！
这个时期的口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安定团结”。这是个矛盾的概念：既然要进阶级斗争，怎么会有安定团结？
在报纸上出现了批评专栏，内容大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尽人意的事情；党的基层组织也被要求对群众的批评抱怨“正确对待”。然而，这些自由都是通过官方渠道来加以实现的。叶剑英解释说，更多民主的目的，是加强“铁的纪律”，没有纪律，革命就不能成功：民主必须在集中的指导下进行，否则它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尽管有着明显的文化政策上的放宽和比较自由的学术讨论，但直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始，这种强硬路线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实用主义就意味着多元化。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接受这样的观点，就意味着接受一种政治选择的原理：即不再有唯一正确的路线；只要是实践证明为有效的任何路线，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政策必须由实践来决定，就会产生争论；必须让人民表达不同的观点。《红旗》杂志1978年7月号发表文章，评论毛泽东在1962年关于集体领导的讲话时指出：
民主就是要让人讲话……如果在我们党内，在我们人民内部，连话都不让讲，还有什么民主呢？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同“四人帮”动动就把别人打成“反革命”的做法彻底划清界线。无论党内党外，都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四个月以后，这些观点就为西单民主墙运动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依据。
（未完待续）
2018-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