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的另类回顾

附录三:《中国人权宣言》与任畹町

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事件,以怀念周恩来的形式出现,本质上则是中国人民人权意识的觉醒。1978年冬天开始的民主墙运动,涌现的大字报热潮波及全国各地。这期间各地自发地集会结社并进而创办了许多刊物,如北京的《探索》、《四五论坛》、《北京之春》和广州的《人民之声》等等。这些刊物都一致宣扬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

自从中共执政以来,这是第一次遇上了来自民间广泛强烈的挑战。西方人士将此与六十年代末的“布拉格之春”相比,将中国这段解冻的时刻称为“北京之春”。

长久以来被忽视与压抑的人权观念又一次开始苏醒。

1979年1月1日,“中国人权同盟”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并且讨论通过了人权宣言。1979年1月5日深夜,西单民主墙出现了一张七个人署名的《中国人权宣言》。这一宣言共有19条,后来经过修订收入他们所办的杂志《中国人权》第一期中。

这个宣言不可避免地带着它特殊的时代烙印,如:要求释放思想言论犯;要求宪法保障人民批评和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提到对铁托的认识以及与南斯拉夫、苏联的关系;要求保证基本口粮……这些既反映了人民的渴求与愿望,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

《中国人权宣言》的出现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应,到一月底,中国人权同盟已拥有一百多个成员,并在一些省成立了支部。……

中国人权同盟在短短的生存期中,发表了在中国人为人权奋斗的历程中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文告一一《中国人权宣言》,出版了四期《中国人权》期刊,举办了演讲会。

(任畹町简介:任畹町1944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且是《资本论》的翻译者和专家。他的母亲是医生。任畹町在冶金专业学校毕业后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他在思想上的另类和大胆设计了一个与越南革命家的串联行动,因此受到批判并在1966年被监禁。1969年他被释放,但仍受到“群众监督”,只让他做体力劳动不让他做专业工作。1976年他是天安门“四五”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78至1979年“北京之春”期间,他组织了“中国人权同盟”,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并创办了民刊《中国人权》,发布了“中国人权宣言”。1979年4月4日因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而被捕。被捕时他正在张贴的那张大字报上第一句话是:“民主的敌人已开始进攻”。1983年他被释放。1991年他又以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判刑七年。自他入狱后他的妻子与女儿生活陷入困境,年仅12岁的女儿身心受到打击,出现精神失常症状。2007年流亡欧洲。)

附录四:中国人权宣言(十九条)

中国人权同盟于1979年1月1日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同盟讨论并通过了宣言。1976年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归根结底是一场人权运动。人权的意义比其它的意义广泛得多,深刻得多,持久得多。这是中国人民政治觉醒的新标志,是当代真正的历史必然性。今年我国的人权运动又以其崭新的内容和独创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和赞赏,加速和推进了中美两国的建交。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我们提出以下19条:

(1)公民要求实现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把个人思想写进宪法和把接班人写进党章和宪法是同样荒谬的,是违背思想言论自由原则的,是违背人的思维规律的;也是违背物质关于“物质的多样性”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封建性的表现,全国人民深恶痛绝。世界上没有什么神圣的一成不变的和不可侵犯的东西。公民要求彻底铲除神化迷信和偶像崇拜。搬掉水晶棺,改为纪念馆,兴建周总理纪念馆。每年隆重纪念“四五”运动。把信仰从迷信中解放出来。

(2)公民要求宪法切实保障批评和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为免除当代和后代的苦难,为保护真理和正义,为发展生产力,公民要求永远废止仍在实行的反对“个人”就是“反革命”的封建皇权标准。把我国社会真正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原则基础上。

(3)给予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我国不但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应当正视多党派存在的事实,各党派应以党派资格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党派不能进入一个自称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极其荒谬的,是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表现,是和民主集中制背道而驰的,其结果必将导致官僚主义的继续发展。我国公民不要“看样子”的宪法。

(4)公民要求在全国实行普遍的公民直接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没有经过全民普遍选举,这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大讽刺,也是对九亿七千万公民人权的愚弄。公民要求组成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的“公民委员会”或“公民院”作为人代会的常设机构,参加议政和表决,对政府实行监督。公民要求国家用法律制裁违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且用法律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

(5)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有权利要求国家公开国家预算、决算和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公开国家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兵员总额和失业人数;公开职工劳保福利、社会救济金额和物价零售指数;公开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对外经济军事援助(包括对在野党和进行武装斗争的党);公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完成情况;公开人口和人口增长情况、职工因公伤亡情况;公开各种外交协定;公开财政赤字、内债和外债。

(6)人代会再也不得秘密开会,公民要求自由出入会场旁听人代会和常委会及预备会。

(7)逐步取消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向全社会所有制过渡。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占有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公民要求监督国家对全体公民剩余劳动的占有和分配,使全体公民的劳动果实不被林彪、“四人帮”这类封建社会主义的骗子们所任意侵夺,使全体公民不再一年又一年地承受“反击右派”、“比例失调”、“撕毁协议”、“全面内战”、“经济停滞”、“濒临崩溃”所带来的无止境的灾难。公民要求讨论规定国家对工、农、商、财、贸的纳税率和纳税额以及工业上交国家的利润和利润额。

(8)中国党对铁托同志及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已经得到修正。落后的理论必定适应于落后的生产力,正是从所谓“变修”的理论出发,我国社会和各阶层人民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悲剧和喜剧,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张春桥、姚文元所谓民主派向走资派演变和苏联变修是出自同一条理论根据的。近年来我国内外政策和路线的重大变化,已经充分证明“变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破产。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争论已经完全失去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公民要求缓和。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中苏两国人民也要世代友好。

(9)公民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社会的学说,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形式都是对资本主义传统形式的继承。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如果离开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就不能生存,这个经典学说的基本思想,也是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徘徊取得的重要教训。我们不但要借鉴西方的科技,而且要借鉴西方的传统、民主和文化。公民要求国家继续打开封闭的大门,让思想冲破牢笼,让自由吹遍天下,让智慧的中国人民分享全人类的宝藏,让苦难的一代享受自由,让年轻的一代免除苦难,根除阶级偏见,取缔欺骗宣传。

(10)公民有出入外国使馆索取宣传品和招待外国记者的自由,有向国外发表作品的自由。开放所有“内部读物”和“内部电影”,在欣赏文化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订阅外国报纸杂志和收看收听外国电视电台的自由。公民要求国家切实给予出版印刷权,以兑现宪法。

(11)坚决废除公民在所在单位的终身委任制。公民要求职业自由,穿戴自由,迁徙自由,取消阻碍解决夫妇分居两地的规定和制度。干部要求(工作)对调自由,保密工作人员有恋爱结婚的自由,中学毕业生有不(下乡)插队的自由。反对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和其它号召。失业公民要求享有国家救济的权利。

(12)公民要求国家保证农民的基本口粮,消灭乞丐。

(13)国营农场知青应享有再分配的权利,农村知青要求国家取消非人待遇,政治平等,改善生活,提高工资。

(14)公民要求国家禁止在招收各种人员时,采取欺骗手段。法律要制裁进行欺骗的干部和单位;法律要制裁行贿和特别是受贿行为。

(15)一心一意搞现代化,还要一心一意落实政策。假案、冤案、错案受害者要求国家改革上访制度,给予上访机构以直接处理权。国家法律要制裁诬陷者。公民要求国家兑现解放初期对国民党起义官兵及其家属的政策。

(16)秘密警察和单位党委无权拘捕公民和对公民进行审查,无权对无辜公民使用侦察手段,无权当旁证。秘密警察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是极不相容的,公民要求取消秘密警察。

(17)取消贫民窟,取消三代同堂,取消大儿大女同室;取消有组织发票,一切内外展览自由参观。取消检查制度,创作自由,新闻自由。高考取消政审,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18)我们是“世界公民”。公民要求边界开放,活跃贸易,交流文化,出口劳动力。公民要求有出国勤工俭学的自由,有谋生和旅游的自由。

(19)本同盟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及公众给予支持。

中国人权同盟 1979年1月17日修订于北京

附录五:民主墙的意义一一刘青代魏京生、任畹町领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致词

1994年度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授予了中国的魏京生和任畹町。该奖的历届得奖者包括南非的曼德拉,韩国的金大中,波兰的瓦文萨和中国的方励之等。授奖仪式于1994年11月18日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罗伯特·肯尼迪夫人致词授奖。原民主墙联席会议召集人、现居纽约的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代替魏京生、任畹町领奖并讲话。刘青的讲话全文如下:

尊敬的罗伯特·肯尼迪夫人,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代魏京生、任畹町领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许多年前,我还生活在中国大陆铁幕下时,就已经从内部报纸上知道了这个奖。今天站在这里,代替魏京生、任畹町领奖,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魏京生和任畹町都是民主墙的重要代表。民主墙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它就像屹立于中国政治领域的一道界墙。被界墙隔断的以往,是中国人民的疑惧、沉默和驯服,是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绵延不绝的灾难。在阴暗的天空,漂浮着几千万具冤魂的尸体。界墙的这一边,异声突起,抗争不绝,虽有高压甚至屠杀,但社会觉醒了的人权民主意识并不气馁,屡败屡战,展示了勃勃的生机和富有希望的未来。魏京生、任畹町就是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代表中的两个杰出人物。

魏京生在民主墙前第一个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而依靠人民的支持刚刚上台的邓小平,要搞的仍是独裁。任畹町则与他的伙伴们起草了19条人权宣言,成立了“中国人权同盟”,开创了中国人争取人权的新局面。此外,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坚定不移地追求人权民主,敢于面对迫害和勇于承受迫害。他们曾经多次被捕关押,但丝毫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只要离开监狱,立即又投身人权民主的追求活动。他们今天还在关押中,所以不能亲临接受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尊荣。

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是奖给世界上那些相信人类的共同精神和价值,在实现共同精神和价值中,每个人都能够有所作为,并且身体力行去做,为此付出了牺牲和作出了贡献的人士的。魏京生、任畹町正是这样的人。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挑选他们,说明评奖委员会对中国的了解,也是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支持。

中国政府经常说,中国国情特殊,人权民主是西方企图强加给中国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为理由,对抗当今席卷全世界的人权民主潮流,排斥否定人类的共同精神和价值。这一说法显然不真实,而是为了维护统治,缺乏智慧远见又极端自私的说词。魏京生、任畹町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但是他们奋不顾身,几次出入监狱,经受了漫长的痛苦和严重摧残,却锲而不舍追求人权民主,正是体现了人类在精神和价值上的普遍一致。而且,这种追求在中国也并非极少的几个人。像魏京生、任畹町一样,十几年来多次被捕关押,但在追求人权民主上不改初衷,现在还关在狱中并且是国际社会知道关注的人,单是民主墙人士,就有孙丰、秦永敏、傅申奇、杨周、周国强、刘京生、张京生、吕红来、杨勤恒、张先梁等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反复关押了十年以上。说国情特殊,中国人不需要不能有人权民主,或许中国的统治者可以信以为真。

十几年来,中国人民对人权民主的追求,后浪推前波,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这些勇敢坚定的追求,今日中国的人权民主状况,已经不同于十几年前。虽然变化还不是根本性的,而且很不稳定,但变化已经出现,而且不可逆转。这对统治形式千年不变的中国,是十分重要和意义深远的。中国的这点变化,是许许多多中国人勇敢追求的结果,也与世界的影响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分不开。给杰出的人权民主人士发奖,让世界更多的注意了解中国,就是施加影响与支持的一种好形式。

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是一个有独特之处的奖项,它不仅只是把荣誉和奖金给予受奖人,它还有后续帮助工作,就是支持帮助受奖人所追求的事业和工作。因此,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意义和作用就更大,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现在对于受奖人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帮助,就是运用各种影响和压力,促使中国政府尽快释放魏京生和任畹町等再次被关押的民主墙人士,以及全国各地仍被关押的良心犯人。我期待基金会能将此列入后续的帮助工作,也呼吁国际社会为此共同作出努力。

谢谢!

(任畹町和妻子女儿合影)

荀路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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