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发小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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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张维迎 人文学会 2018/12/28

张维迎与霍玉平

作者:张维迎(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玉平姓霍,与我同村异姓。他生于1955年,长我四岁,比我早一年上学,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母亲曾说,我俩比亲兄弟还亲。

玉平家住霍家崖,我家住张家湾,中间隔着一道二三百米深的乱石沟。

虽然隔着一道沟,两家的窑洞在同一水平面,直线距离也就两百来米,听得见声音瞭得见人。我站在自家的硷畔上喊几声“玉平”,他一定从他家的窑洞里跑出来。我们隔空拉话,只是发声要比面对面时高一些,晚上能听到回声。

左边是霍家崖,右边是张家湾

村里的小学在张家湾,离我家窑洞脑畔只有三四十米。我家有两孔窑,一正一侧。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晨,玉平总是先到我家侧窑的脑畔上叫上我,然后一起去学校。课间休息时,我们在一起形影不离,连上厕所也不例外,同学们嬉笑我们俩“好得像穿着一条裤子”。

上初中是在离村五华里远的枣林峁中学,要爬过一坐山,玉平家的窑洞就坐落在半山腰。冬天去学校上学,我得顶着满天星星出门,在我走过那低一脚高一脚的乱石沟的时候,玉平总是站在他家的硷畔上等着我,向我喊话,让我免除了黑暗和寂静带来的恐惧。有时候,我会头天晚上到他家吃晚饭,和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第二天早晨再一起去学校。他父母待我非常好。

在我上初一那年的暑假,我们俩和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去了60华里外的辛家沟水利工程打工。当时我13岁,玉平17岁。工程是同村一个工头承包的,任务是炸石砌渠,非常危险,常有工伤事故发生。但有玉平和我在一起,照顾我,父母也就少了一些担忧,我也没有感到害怕。工地上,他抡锤打炮眼,是重体力活,我负责打扫炮眼、装炸药、送饭,是轻活,但他总是抽时间帮助我干活,让我免受了工头的批评。

我们住在离工地有两三华里的景家沟村一村民的窑洞里。我离家时,母亲给我了一元钱,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压在铺盖下的一元钱不见了,怀疑是住在一起的一个伙伴偷走了,玉平就直接找这个人问,对方觉得冤枉,就吵了起来。事情闹到工头那里,工头很恼火,决定把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打发回家,我们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但回家的路走了不到五华里,玉平叫我休息一会,等其他人走远了,他说“跟我回工地吧!”原来,工头事前悄悄告诉他,等他姓人离开后,霍姓人可以偷偷返回,并要他把我也带回来。工头姓霍,所有姓霍的都是自家人,他得罪不起。我虽姓张,但工头说我父亲对他有恩,他不能忘恩负义。这样,玉平就带我回到工地。打工一月,我赚了52元,玉平赚了78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上初二的时候,玉平以优异成绩考上高中,去任家沟中学读书了。他那一届,是那“史无前例的十年”里,唯一通过考试从初中升高中的一届。任家沟中学是全县三所完全中学中最好的,离我们村有80华里。从此,学期期间我和玉平只能书信往来。他是第一个给我写信的人,也是第一个我写给信的人。他来信中总会讲一些高中生活的新鲜事,让我对高中生活充满了憧憬。

1974年春,我被分配到县城宋家川中学(现吴堡中学)读高中。第一次远离父母,刚开始非常孤独寂寞,我就向玉平写信叙述我的乡愁。当时为了照顾住校的同学回家过周末,吴堡的三所中学都实行“大周末”,即连续上12天课,把两个周日调在一起。但由于没有公共交通,像我们这样离家太远的同学,即便“大周末”也不容易回家。第一个“大周末”,我就步行20多华里到任家沟中学见玉平,白天陪他出板报,晚上钻在一个被窝里,聊到天明才入睡。我俩商量出一个办法,就是我转学到任家沟中学读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但转学的事被在县城工作的冯德斌老师劝阻了,冯老师曾经在小学教过我们。事后想来,我当时也太幼稚了。即使转学到任家沟中学,我能和玉平一起上学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年。

1974年年底,部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新兵。玉平人机灵,说话幽默,接兵的排长一见就看上了。加之他学习成绩优异,家庭出身好(贫农),又是年级里唯一的学生党员,毫无悬念地成为任家沟中学的五名幸运儿之一。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走出“农门”的惟一途径,我为他高兴,虽然从此之后我们离的更远了。

1978年春我进入西北大学读书,玉平所在的部队本来在西安,但在我入学前不久他被转入驻扎在耀县的47军野战军140师。他曾利用周日请假来西安看我,但第一次,走错了校门,我在西门等他,他在北门等我,因为他必须按时返回部队,我们就没有见上。第二次,我们终于在约定的钟楼见面了,我们又一起去了大雁塔。那是我上大学后最开心的一天!

1978年5月我与玉平在西安大雁塔合影留念

从“画家”到“油漆匠”

玉平很有艺术天赋,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成了村里文艺宣传队的主力,扮演的“老汉”惟妙惟肖,令人称绝。这应该是遗传,他父亲是远近有名的秧歌队伞头,锣鼓一响,出口成章。兄弟姐妹六人,个个都是闹秧歌的高手。

但玉平最擅长的是绘画。他绘画是无师自通。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课间休息,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只鸟,栩栩如生,让走进教室准备上课的冯德斌老师惊讶得目瞪口呆,不忍心擦掉。从此他就成了同学中人人皆知的“小画家”。他见啥画啥,画啥像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寥寥几笔,活灵活现。他还给同学们画人物素描,让“模特们”受宠若惊。从小学到高中,学校的宣称板报栏上都有他的杰作。

在玉平当兵的年代,部队里像他这样硬牌的高中毕业生还凤毛麟角。入伍第一年,他就被抽调到团部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当辅导员,给战士们授课,兼写新闻报道稿。有一天中午午休时,他拿起一份《人民日报》阅读,看到上面有一张喀麦隆总统哈吉·阿赫马杜·阿希乔的小头像,就随手临摹了一张16开纸大的。他的绘画才能被团宣传科干事发现了,团部专门成立了“美术创作组”,让他在全团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出尽风头。他曾被派去户县与著名农民画家李凤兰交流画技,还参观了上海画家在西安举办的画展。他虽然只是个普通战士,但享受着干部灶上吃饭的待遇,足见他当时是多么走红。

不幸的是,不久,提携他的宣传干事出事了。这位宣传干事谈恋爱不成,就拿着手枪逼女方就范,结果被部队开除。宣传干事走了,美术创作组也就解散了,玉平只能返回自己的连队。但此时他的军事技术都忘了,不得不重新开始接受像新兵一样的训练,最后只熬到副班长的位置。

他没有能在部队提干,也与他实话实说的性格有关。有一次部队吃忆苦思甜饭,他说好吃,比自己家里的饭香,结果被人举报说他思想有问题,受到批评。好在连指导员是绥德人,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这件事也就没有继续深究。

提干没有希望,玉平开始寻思自己的出路。1978年春,部队开始准备抗越自卫反击战,他是连里第一个写请战书的战士,他想立功或牺牲。连队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他就被调到第47野战军。但令他遗憾的是,他所在的140师迟迟没有被派往前线。他心灰意冷。老家的父母也催着他回家结婚,因为按照当时农村的习俗,他已经老大不小了,再不成家就可能打一辈子光棍。为了早日复员回家,他故意不出操,和领导顶牛。他终于如愿以偿,于1979年底复员回到家乡。

复员回村后不久,玉平就结婚成家,对象是媒人介绍的,他说能过日子就行。他的文化程度高,又能写会画,很快被枣林峁中学聘请为民请教师,两年后又转到樊家畔学校任教。当民请教师工资每月30元,但得按照每天1元的“派遣费”交给生产队,换成每月260工分。但苦轻,也体面,他愿意。

1980年正月,我和复员不久的玉平在我家窑洞前的合影

在樊家畔教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村民得知他会绘画,就请他画炕围子。窑洞里的炕围子就像楼房间的壁纸,既防墙土剥落,也是一种装饰。干了一天,主人很满意,送了他两把挂面和一瓶一元五角的“即墨酒”,他觉得太值了。

他绘画的名声传开了,请他画炕围子和油漆木箱子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收钱。两个月赚了3000多元后,他决定辞去教职,专门干油漆工这个行当。

开始几年,他在周围几十里范围的村子里画。我家新窑的炕围子就是他画的,但他坚决不收钱,说凭我和他的交情,收钱不合情理。后来他转到榆林城里,业务也扩大到房屋装修。他还被请到铜川市给一座新建的“孟姜女庙”绘壁画。

1987年,玉平在铜川为“孟姜女庙”绘壁画

他拼命干活,赚了些钱,但也伤了自己的身体。当时的油漆和画料含有过多的有害物质,让他染上了气短的毛病。有一次干活时,他晕倒在卫生间,幸亏他弟弟有车,及时送他去医院输了氧,他才活过来。从此之后,他不得不放慢工作节奏,直到几年前开始,不再揽活。

最近几次我回榆林见到他,谈话间他总是不时咳嗽。这毛病不好治,他说习惯了。

孩子生多了,门窗没有了

1983年,玉平的第一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之后,又有两个女儿相继出生,他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老婆身体不好,看病要花钱,养活三个孩子并供他们上学也要花钱,他不拼命干活怎么行?

自包产到户后,政府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农村不容易落实,因为口粮不再是问题。在我们老家,即便在县城工作的机关干部,超生也是普遍现象。1990年上面曾下令处理超生的干部,地委书记一算,如果严格执行上面的政策,全地区政府机关就得瘫痪。务实的地区行署领导班子做出一个决定:只要做了绝育手术,超生的干部就既往不咎,超生的孩子也可以上户口。这就解救了一批干部。

从1991年开始,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严格起来,乡上成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执法队伍,超生的男人一律做绝育手术,超生怀孕的女人一律强制人工引产。有些农民不听话,执法人员就闯入他们家中,将黄豆、谷子、玉米、面粉等不同的粮食搅拌在一起糟蹋一顿,弄得当事人叫苦不迭。

按照政策,玉平必须做绝育手术。乡党委副书记领着执法队伍来到他家时,玉平在绥德干活,只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在家,其中最大的儿子刚8岁,最小的女儿不到2岁。党委副书记说,如果不能把男人找回来,就撬他们的门窗,但玉平的老婆说,她不知道自己的男人在哪里。于是,在乡党委副书记的指挥下,执法人员将一条粗绳拴在门窗的主梁上,“一、二、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一齐用力,整架门窗轰隆倒下,女人和孩子们吓得哭成一团。

没有了门窗,就不能遮风挡雨,就等于没有了脸面,也没有了隐私,家就不像个家!

初春的陕北,天气依然很冷,许多人还没有脱掉棉袄,老婆孩子只能暂借玉平哥哥家的窑洞栖身。

几天后,玉平回到村里。看到敞口的窑洞,他没有悲伤,只有愤怒。但他没有去闹事,也不敢去闹事,而是默默地锯了几棵枣树搭成门窗架,又用向日葵杆扎成窗户格,再找些旧报纸糊上。这样,他家的窑洞又可以遮风挡雨了。

玉平继续出外揽活,老婆和孩子们在这个窑洞里将就地生活。儿子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在绥德县城租了一间民房安顿下来。儿子转到绥德二中上学,老婆照顾孩子们,玉平转到榆林城里继续当油漆工。

1997年夏天我回村时与玉平合影

假如……

玉平今年64岁。作为曾经当过五年兵的退伍军人,他现在享受民政局发放的“60后老兵优抚补贴”,每月300多元。

1990年代初落实农村复员军人政策时,许多和他一样没有“参战”的老兵填了“参战”,都蒙混过关。他太老实,没有填“参战”,结果他现在拿的补贴比别人少了一半。他老婆的外甥女婿在市民政局工作,后来有人劝他利用这个关系重新申报“参战人员”。他去民政局试了,工作人员当场打电话到省民政厅,民政厅官员明确告知,他所在的140师1981年后才开拔前线参战,1979年前复员的不可能是参战兵。工作人员说,如果他觉得不公平,可以把他知道没有参战而享受了参战待遇的人告知民政局,民政局一定严肃处理。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只能自认倒霉。

但玉平很自豪自己曾当过兵。他经常与老战友们聚会,也通过微信群聊天。儿子考大学时他希望能上军校,但没有如愿,最后上了延安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先分在府谷县公安局工作,后来调在榆林市。

玉平的两个女儿也都上了大学,毕业后找到了还算满意的工作。

玉平当“油漆匠”赚了点钱,但几年前煤炭价格高涨时,经不住高利息的诱惑,他把自己的几十万元储蓄借给开煤矿的人,没料到煤炭价格下跌后投资人破产了,结果血本无归。

玉平俩口子现在住在榆林市,和儿子一家在一起,帮助照看孙子,房子是租来的。儿子曾买了单位的集资房,但工程烂杆了,一拖好几年,房子没拿到手,30万集资款也要不回来。

最近,女儿给他买了一套商品房,有望明年入住。

老家的窑洞后来装上了新门窗,但他们没有再住过。他现在回村,只是为了给父母烧纸,当天去,当天走。

2017年我和玉平在榆林合影

现在每次回榆林见到玉平,我不由得想:假如当年高中毕业时他没有去当兵,而是回乡当农民,1977年恢复高考后,以他的文化水平,很有希望像我一样考上大学。他们兄弟姐妹六人上学时个个学习成绩优异。他姐姐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妹妹和一个弟弟都考上了中专。那时候,考上中专比现在考上大学还难。

如果能考上大学,玉平或许能成为一位有名的画家,或者成为一名公职人员。

但是,如果那样,他就只能有一个孩子,尽管他的门窗不会被撬。

孰好孰坏?真不好说。

(2018年12月9日初稿,2018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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