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见到大伯父第一印像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70岁,思维清晰。当时他尚未恢复教授职务,给我的印像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他谈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上了北大,信心满满,觉得中国未来只会越来越好,对大伯父的谈话兴趣索然。时间过得飞快,30多年后的今天,长辈们逐一离世,我却因告别中年,回想起过去的时光,也更想了解前人的脚步。

陈家几代人历经沧桑。我到陈家时爷爷陈崇桂已经去世,1980年代末,我曾在香港一位朋友家小住,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我说了陈崇桂的名字,他们吃惊地说,陈崇桂是著名基督教人士。回家问父亲,父亲拿出一本陈崇桂用英文写的自传。读后才对爷爷略有了解。1995年和父母一起去了湖北荆州,寻找当年父亲一家曾住过的地方,探访爷爷办神学院的地址;2007年又读了香港学者邢福增写的书,加深对陈崇桂的了解。他是著名的牧师,曾经创办荆州神学院,他和奶奶双双赴美国神学院留学;大伯父陈仁炳研究哲学历史和社会学获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二伯父陈仁烈物理学界小有名气,三伯父陈仁亨是医学翘楚;父亲陈公绰留学瑞士和法国学习法律,以为法律对新中国有用,1951年兴致勃勃回国。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教育,1949年又选择留在中国。始料未及是他们的选择带来无法言说的痛苦。大伯父和我父亲总算看到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其他几位都惨死在暴力之下。

未获“改正”

1979年前后,针对反右运动期间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陈仁炳非常兴奋,尽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仍旧十分沉重。然而他没想到的是,1980年5月8日,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发,中央一级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将获得“改正”。这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宣布决定时,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陈仁炳还活着。

这对陈仁炳是一个沉重打击,整个陈家都引起震动。记得当时父母不断讨论这个问题,姑姑每次来京出差也谈起此事。五姨婆李文宜是共产党元老罗亦农的遗孀,1949年后一直担任民盟中央领导。她曾经非常欣赏侄子陈仁炳,对他影响很大。全家寄希望于五姨婆,记得一次随父亲去她家,他们又讨论此事。五姨婆对父亲说,不可能改变了,别说她没办法,再高层的人都办不到。

陈仁炳1983年再度当选民盟中央委员,此前已得到复旦大学的返聘,从退休工人的工资恢复到教授的工资,住房也得到调整。但是不予改正仍像一把尖刀刺伤他的心。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不利共产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不希望右派“罪名”影响家庭。今天很多人不忌讳曾经当过右派。汪曾祺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当时人们尚未从恐惧中挣脱,非常担心政治上的“污点”会对子女前途造成影响。谁也没想到日后没人在乎是不是右派。陈仁炳的两个孩子均已移民国外。父亲的右派帽子对他们没有影响。

大伯母说,为了解决陈仁炳的问题,很多朋友出谋划策。陈仁炳认识的中共地下党老朋友张执一,1979年就过问此事,希望能帮助陈仁炳解决问题,最后坦言,爱莫能助。徐有威的文章中说,1980年代初,复旦大学党委经过复查,已经同意为陈仁炳改正,曾经打报告给上级有关部门,但是被否定了;1986年,民盟中央也曾经出面为陈仁炳的右派改正进行努力,不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陈仁炳改正的机会彻底破灭。叶永烈曾经采访过陈仁炳,他分析,最高层既然不愿全面否定反右运动,就会留一些代表性人物。陈仁炳就是上海的代表性人物,他当时被称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中央决议确定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如果陈仁炳的问题也解决了,就不好自圆其说了。叶永烈告诉徐有威,陈仁炳的问题是柯庆施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谈话中多次提及陈仁炳。这也可能导致陈仁炳问题无法解决。徐有威说:陈仁炳多次对世交兼邻居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劝解。王元化说“陈仁炳是抑郁而终”。表姐陈怡也说:“爸爸晚年心情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右派没能得到改正。”

黄金十年

1945年,陈仁炳受李文宜影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一边挣钱养家,一边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吁。

陈仁炳从青少年起就对政治感兴趣。他17岁时,父亲辞去荆州神学院长职务,答应了冯玉祥去担任随军牧师。不久,为躲避张作霖部队的进攻,他们一家在绥远萨拉齐的基督教堂避难。避难的人很多,有教师学生军人职员和商人。一天休息的时候,17岁的陈仁炳走上讲台,面对数千张陌生面孔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的演讲受到欢迎和称赞。他在自传中说,从此他对自己了解到三件事,第一,他喜欢演讲,第二,他对政治有兴趣,第三,他享受被关注的感觉。

陈仁炳全家福,前排左起:陈美大(陈仁炳大妹)陈美安(陈仁炳小妹,1948年肺结核去世)陈仁炳母亲李哲映,陈父陈崇桂,陈公绰(又陈仁宽,陈仁炳四弟),陈美玉(陈美大双胞胎妹妹,1943年死于伤寒,后排左起:陈仁烈(陈仁炳二弟,物理学家,文革去世),刘明君(陈妻),陈仁炳怀抱长女安,陈仁亨(陈仁炳三弟,外科专家,文革死于非命)

1948年,原本对蒋介石有些好感的陈崇桂开始反对国民党,同情支持共产党,陈仁炳和几个弟弟都倾向共产党。陈仁烈加入了民主促进会。

陈仁炳回忆,在圣约翰担任教授期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召集了上海大学教授代表开会,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司徒雷登是陈崇桂的老朋友,陈仁炳早就同他见过面。在会上,司徒雷登说,蒋介石完全清楚国民党有很多腐败的官员,而且腐败的规模不小。但是如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利用媒体以同样规模来揭露对抗这些腐败,这对蒋介石将是一种帮忙。司徒雷登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怀疑蒋介石的真诚。陈仁炳则回答说,“我们想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但是媒体完全控制在国民党手中,这些媒体以传播谎言著称,从来不给真相留有一席之地,我们如何揭露他们?”陈仁炳还说,你们支持这样一个腐朽政权,给蒋介石13000万粒子弹,帮助他打内战。尽管美国以前对中国的帮助我们没有忘记。尽管我父亲是你的朋友,我父亲也对美国很有看法。

陈仁炳出头露面,被国民党特务注意。1948年5月22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交通大学召开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大会,指定几位左派教授演讲,陈仁炳是演讲人之一。会场有15000人。上海国民党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特务。开会时,其他几位演讲人被肃杀的气氛所震慑,逃避了,只有陈仁炳挺身而出从容演讲,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演讲完毕,他被地下党掩护安排从后门离去。虽然没有被捕,但上了军统的暗杀名单。1948年8月,陈仁炳收到一名同事留下的便条,得知警察已经上门找他,他不得不离开住所,东躲西藏。先去了天津,后回到上海,躲藏在表弟陈仁生开的纺织厂中,圣约翰大学将他解聘,他不得不另谋职位。陈仁炳的事情传遍民盟,得到罗隆基的赏识。1948年10月陈仁炳参加了地下的民盟上海市支部民运委员会,1949年3月又成为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他主办的《展望》杂志呼吁民众,支持共产党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展望》杂志每期发行量达到10万份后,国民党列入禁刊。电影《乌鸦与麻雀》和《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面都有焚烧《展望》的镜头。陈仁炳撰写了很多文章,多是痛骂国民党腐败专权。1949年,陈仁炳将他给《展望》撰写的文章整理成书,取名《走向民主社会》。

陈仁炳和刘明君以及他们大女儿安,1935 年摄于美国密歇根

1949年11月15日到12月20日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民盟的中央领导层人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民盟内部有救国会背景的人取得了相当多的位置,而没有背景的成员几乎没有机会,这引起了他的不满。在周恩来会见民盟代表时,陈仁炳向周恩来递上了名片以及一张条子,条子上写了“请照顾方方面面”。周恩来回头问是谁发出了一枚“导弹”,旁边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指了一下陈仁炳。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仁炳当选为新一届委员。十天前的一个傍晚,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民盟一届四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据陈仁炳回忆,当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和每一位代表握手致意,随后他称赞费孝通一家三兄弟都为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曾国藩的孙子曾昭抡叙“湘”情;为坐在左右侧的张澜和沈钧儒倒茶;在会见结束后站在门口目送代表远去。当天晚上,陈仁炳激动得夜不能寐。

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几年,陈仁炳春风得意,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任民盟中央委员、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曾作为民盟代表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

鸣放前后

记得我去大伯父家时,看到他家有一台钢琴,钢琴上放着一本打开的毛选五卷。每当来人,大伯父就会很娴熟地翻开448页,给大家看一段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会议是1957年7月9日开的,报告题目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在报告中毛泽东还提到了北京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就这样陈仁炳成了被点名的右派之一。陈仁炳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红笔重重地做了记号。

据父亲回忆,1949年后爷爷和大伯父渐渐地发现,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一些共产党员对宗教信仰不尊重;政治宣传铺天盖地。特别是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以后,陈仁炳听到来自民众的不少意见。民盟内部也有人对共产党的做法提出质疑。罗隆基认为三反五反肃反运动有很多偏差,政协应该进行检查,给一些受冤枉的人平反,储安平则认为共产党在搞新的一党独大。陈仁炳接触文艺界较多,也听到一些不满之声。正当陈仁炳感到迷茫时,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开始提出意见和建议,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陈仁炳非常兴奋,他感觉共产党会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向直言不讳的陈仁炳便在各种场合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仿照贾谊《治安策》的笔法,痛陈对国事的意见,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措施。陈仁炳真心诚意希望共产党一些干部改掉身上的毛病,虚心学习专业,希望共产党能够给民主党派更多空间。他批评共产党过多干预文艺,他说每天打开收音机都是革命歌曲,为什么其他音乐没有生存空间。他还说为什么每拍一部电影一定要上级严格审查把关,这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而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始料未及的是,转眼之间鸣放运动变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他的新版《治安策》成了恶毒攻击的罪证,他也成了右派分子。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1957年6月间在上海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柯庆施说,“我们共产党是要饭出身的,手中拿着一根打狗棍,如果遇到主人比较客气就算了,但是如果遇到主人不客气,那么我们是要用打狗棍打的”。陈仁炳闻此言一下子坐了下来默不作声,稍后便起身离开。

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预备会上,柯庆施再次放言:几个月前我见到陈仁炳,我告诉他不要看你跳得多么高,我会叫你知道,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接下来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解放日报》总编辑张春桥以吴松的笔名发表《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批判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后还有言慧珠《陈仁炳的鬼把戏》(人民日报)、覃汉川《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陈仁炳的错误言行》(解放日报)、尹大贻《再揭发陈仁炳的错误言论》、吴兆洪《我不同意陈仁炳同志的看法》等等。

9月,陈仁炳等48名右派,被送往郊区上海县颛桥“集中学习”,12人睡一个房间。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写交代材料。陈仁炳在下河劳动时划破脚底,造成细菌感染,高烧不退,引发了心内膜炎,住进第四人民医院,医院几次发出病危通知。经医院大力抢救,命是保住了,但留下二闭二狭的心脏病。

陈仁炳的父亲陈崇桂也成了右派。陈仁炳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父亲打成右派,他从一解放就拥护共产党,参加三自爱国会。他始终希望能在共产党的体制下继续传播基督教。反右时说他是资产阶级传道士。他明明是木匠出身,小时候家庭非常困苦,和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

陈崇桂被打成右派后,将他原来居住的独栋楼没收,(周恩来分配,方便陈崇桂接待宗教界友好人士)全家搬到两间平房。

陈仁炳被打成右派后,复旦大学的教职并未解除,尽管工资降低了,但他还是教授,他和家人还可以住在条件比较好的公寓房。然而灾难才刚刚开始。

同甘共苦

1960年陈仁炳右派帽子被摘掉,但是工资并未恢复。这时陈仁炳已与在美国的妻子离婚,认识了比他年轻20岁的陈蕴辉,陈蕴辉曾在德国人开办的德本善堂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就在医学院当助产士。后来医院并入黄浦区中心医院。陈蕴辉长相俊秀,贤惠能干,几年前离异独自抚养女儿。对陈仁炳的追求,陈蕴辉犹豫过,一是对方年龄偏大,二是政治上有“污点”。陈蕴辉曾因政治问题与前夫离异,不希望再同有政治问题的人交往。但是她又觉得陈仁炳人特别善良,对女儿极好。陈仁炳的妈妈和弟弟妹妹也都对她很好。陈蕴辉说:“他的这些优点吸引我,1964年1月19日结婚了。就这样开始了我苦难的人生。”结婚六七个月时,正好遇到四清运动,陈仁炳再次受批判,比反右还要残酷,陈仁炳丢掉了大学教授的教职。

导火索是1962年在家中开过几次舞会。不知什么人告到了学校。大伯母回忆说,“四清运动时仁炳几乎每天在复旦民盟两地接受批判,回家写检查。我也受医院同事们的蔑视。”陈仁炳回忆,“1965年7月的一天他照常去历史系开会,两位领导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严厉指责他在家开黑灯舞会,道德败坏,已经不配做一名人民教师。领导还对他说有两条路可以选,或者接受学校的安排,去工厂劳动,或者将扭送他去公安局。”这明明是逼着陈仁炳离职。学校负责人还向他展示了一封由复旦校长陈望道具名的通知书。稍后总务科便安排陈仁炳到木工厂劳动。

十次抄家

大伯父在回忆录中写道:1966年6、7月份,他的左邻右舍纷纷被抄家,特别是楼上的邻居李平心。李平心比陈仁炳大两岁,是历史学家,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前曾遭国民党特务追杀,文革开始不久李平心即被抄家,遭到批斗,他被逼下跪,红卫兵反绑他双臂不断殴打他。一天在开完批斗会回家,李平心支走保姆,打开厨房煤气自杀身亡。

这给陈仁炳很大震动。一家人也十分担忧,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没人来骚扰他。但是恐怖气氛日益逼近。8月底,厄运终于降临。大伯母在回忆手稿中说:“1966年8月,培文公寓前后邻居都被抄家。当时尚未抄到我家,但我们已经非常担心了。8月31日,我趁上夜班准备把我的首饰带出藏匿,我刚开家门,红卫兵40多人冲进家中。他们把我和仁炳分隔在两个房中,开始翻箱倒柜,无一处漏掉,一直抄到第二天,抄走陈仁炳珍贵的书籍和心爱的古玉。1968年4月仁炳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隔离审查,住在复旦的牛棚里,我去送生活用品时,造反派围着我说陈仁炳已经坦白在家里对你讲过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你不老实交代,我们会向你单位反映,暗示让我说出陈仁炳说过林彪是谄媚相,我只能装糊涂不承认。”

文革期间,陈仁炳遭到十余次抄家。

唾面自干

1968年国庆后,陈仁炳一家被赶出淮海路的公寓,住到郊区曹杨路8平方米的斗室。

1971年,全国开始发还部分抄家物资,陈仁炳自己叫车把钢琴运回。古玉全部发还,但精细的全部粉碎,有些首饰象征性折价偿还。大伯母说:“黄金一律88元一件,如果是饰品还要打折扣,两枚钻戒50年代买进时4000元,只做1000元。这已经不错了,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已经要感恩戴德。”最令陈仁炳痛心疾首的是他的几千册藏书,有中文古籍书也有英文原版书,这些书占了整整一间屋,可是等还回来时只剩100多本。

1980年陈仁炳被复旦返聘后曾在课堂上引用成语“唾面自乾”来形容他几十年的受辱生活:“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不擦掉而是让唾沫自己干掉。”

文革结束后很久,血腥残暴的画面仍如噩梦一般时常侵扰陈仁炳。最难忘就是在复旦大学私设监狱中度过的那4个月,陈仁炳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被关在小屋子里,头顶上一只24小时永不熄灭的灯泡,他们随时被叫起来接受审问,随时准备挨打。不被审问时必须学习毛选,一刻不停地学。稍有打盹便招来一顿毒打。更为恐怖的是夜深时分从隔壁“监狱”传来的淒厉的喊叫声,划破夜空,撕心裂肺。

刘明君

陈仁炳的回忆录讲了他和第一任妻子刘明君相识过程。1932年,陈仁炳乘船去美国留学,而刘明君假期结束返回美国继续读书。两人就这样碰到了。中国到美国的船要在海上漂泊三个月,朝夕相处两人发现他们有说不完的话。1934年他们在美国登记结婚,第二年他们第一个女儿“安”出生了。1936年陈仁炳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刘明君拿到生物学博士学位,二人带着女儿安回到中国。

夫妻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很稀少,回国很受器重。由于父母都在武汉,陈仁炳同妻子接受了武昌大学的教职。然而好景不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仁炳希望做出贡献,而刘明君更盼望有一个安稳的家,二人的分歧逐渐明显。为了躲避战争,刘明君于1937年在新加坡找到了中学教师的工作,带着女儿去了新加坡,从此陈仁炳和妻子开始了长达十年聚少离多的生活。1938年,陈仁炳组织了武汉合唱团为抗日募捐。陈仁炳借去新加坡演唱的机会同妻子和女儿团聚。1940年陈仁炳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中国,回到当时在重庆的家。为了养家糊口,陈仁炳在重庆同时应聘多个职位,先在宣传部国际广播电台做过一个月的翻译部主任,稍后去财政部工作,同时还担任社会教育学院的教授。而刘明君则留在万县同公婆一起生活。

刘明君是一位事业型女性,在家中才几个月便决定再赴新加坡教书。二女儿弗朗西丝就在船上过早地来到人世。

终于迎来抗战胜利,1946年,刘明君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中国与陈仁炳团聚,陈仁炳此时才见到二女儿弗朗西丝。陈仁炳和妻子都希望生活从此安定,刘明君??找到上海大夏大学的教职,在学校找到一间宿舍,陈仁炳在圣约翰教书,在学校也有一间属于他的房间。陈仁炳加入民盟后,不但工作繁忙,还要躲避国民党抓捕。刘明君对陈仁炳卷入政治活动十分不满。二人矛盾日益加深。刘明君多次劝说陈仁炳离开中国前往新加坡。刘明君已经习惯新加坡的生活,非常希望丈夫同她一起去新加坡,以陈仁炳的学历和资历在新加坡找到一份高薪工作不成问题,这样可以安稳平静几年。陈仁炳觉得新中国将会诞生,这时的他不愿离开中国。多次争吵无果,刘明君于1947年再次带着孩子前往新加坡,二人再次处于分居状态。1948年夏季至1949年春天刘明君找到福州基督教联合大学的短期教职,便带着孩子回到福州。当时时局十分紧张,由于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陈仁炳被圣约翰大学免职,在上海市立师范大学临时教书。为了准备刘明君和孩子返回,他向学校要了一套宿舍。本以为刘明君完成福州的工作便会返回上海,当时国民党驻福州司令宣布,他们准备抵抗共军三年。听此消息,刘明君非常担心未来三年被困在福州,她前往美国领事馆,以女儿安美国公民的身份申请到了赴美签证。在完成福州的教职后,刘明君又回到新加坡。

陈仁炳与第二任妻子陈蕴辉结婚照

分手30多年后,伤痕累累的陈仁炳只有一个念头,再见到刘明君。对陈仁炳来说,刘明君不仅仅是妻子,也是青春的回忆。刘明君也非常希望同陈仁炳见面。刘明君1956年先将大女儿安送到美国留学,自己1957年带着二女儿也去了美国,在大学教书,据说她虽然有过异性伴侣,却一直没有结婚。1975年复旦大学给陈仁炳转来一封刘明君从美国写来的信,(当时海外寄给陈仁炳的信均要经过单位审查,回信也得审查后才能寄出)信是写给奶奶的,询问陈家情况,主要是陈仁炳的近况。信的落款是“儿媳明君”,刘明君始终将自己看作是陈家媳妇。她在信中还透露了希望到中国来教书的愿望。收到信后陈仁炳立即给她回信,告诉她奶奶已经去世,他已再婚,现在有两个孩子。从此陈仁炳同刘明君开始书信往来。

粉碎四人帮后,陈仁炳同海外亲友通信增多了。很多亲戚朋友陆续回中国探亲访友。大伯母回忆说,“仁炳的好朋友,著名学者杨庆堃,香港知名人士杜学魁等人都来看望他。虽然仁炳对自己的遭遇一字不提,还积极动员他们回祖国发展,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人回去来信说了一句,这样的爱国人士却落得这样的遭遇令人心碎。”从这时起,陈仁炳非常盼望见到刘明君,并到国外定居。

我问表姐陈怡,当时大伯父是什么样的心态。陈仁炳同陈蕴辉感情非常好,历经苦难不离不弃,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表姐说,陈仁炳想见到刘明君有感情上的考虑,他40年没有见到刘明君和两个孩子,当然想念他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陈仁炳觉得自己亏欠蕴辉和两个孩子太多了,他希望儿子陈加欣女儿陈怡能够去美国深造。当年就因他过分顾及国家和事业才放弃家庭,今天他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陈仁炳深感自己耽误了太多时间,他曾经是个很有抱负的人,但是解放后不仅被边缘化,连正常人的生活都无法持续。曾经的同学好友在国外获得了很多成就,而他受压被辱,丧失人格尊严,也丢掉了很多专业研究机会。陈仁炳曾经有宏伟计划,他想把社会学理论带到中国,他希望不但在大学教授社会学并且能在社会上亲自实践。但中国当时“不需要”社会学,更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实践,只能教授欧洲历史。陈仁炳尽管已经70多岁,但感觉身体尚可,可以工作。中国既然不需要社会学,他想到美国去教书。他长达370页的博士论文被红卫兵抄走,朋友告诉他,美国学校对学生的博士论文全部保存,他可以去要求。抱着试试的心情陈仁炳写信给母校,没想到很快他的论文复印件就寄回来了,翻着一页页论文,陈仁炳老泪纵横。此时在美国独自抚育两个女儿的刘明君也非常希望回国并见到陈仁炳。当时很多海外华人几十年没有国内亲友的消息,他们焦虑等待期盼,终于中国的大门打开了,海外华人争先恐后回国探望亲友。1978年刘明君决定回国看看。通过使馆的帮助,找到陈仁炳的住址,写信告诉他要到中国看他。陈仁炳收到信后非常激动,全家都非常兴奋。那个年代有海外亲属来信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陈仁炳和家人藉此机会要求复旦大学落实住房,理由是这么破的贫民窟无法接待外宾。在强烈要求下,复旦大学给他们换了落实政策房,就是我1979年去过的裕德路公寓,当时很多文革被迫害的艺术家学者都搬到这里。住房安排好后陈仁炳便回信告诉刘明君欢迎她来中国,希望她来上海。

陈仁炳全家福妻子陈蕴辉女儿陈怡儿子陈加欣

命运捉弄人,陈仁炳的这封信刘明君没有收到,因为信到达时刘明君已经登上飞机,而陈仁炳并不知道刘明君没有收到信。陈仁炳在家中等来等去,没有刘明君的消息。那年代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陈仁炳只好每天都去上海各大酒店询问,都回答说没有此人。半个月后,陈仁炳越想越不对,他拿出刘明君的信,全家又仔细读了一遍。刘明君在信上说,“我先到广州,然后沿铁路线去北京。”陈仁炳想当然认为,沿铁路线去北京的意思是一定路过上海,但是后来细想,突然意识到广州到北京的火车并不经过上海。陈仁炳立刻打电话给我父亲,要他赶紧到北京各大酒店打听有没有刘明君的行踪。可是这时已经到了刘明君离开中国的日期。父亲去北京各个饭店打听,最后在华侨饭店打听到的确有刘明君这样一个人,在旅馆住了一个星期,似乎在等什么人,当天刚刚离开。得知消息,父亲马上乘车赶到机场,但飞机已经起飞。

刘明君回到美国后非常气愤,她认为陈仁炳故意躲避不见她,给陈仁炳写了一封信:“你以前不负责任现在仍旧不负责任,你从来就不对家庭负责任。我同你没有任何来往的必要,从此绝交。”

陈仁炳收到信后非常难过,这是对他深深的误会。他是如此期盼这次会面,但是命运捉弄人,他们的会面没有成功。信件没有及时送到是一个原因,刘明君对当时的中国不了解是更重要的原因。在刘明君看来,陈仁炳来一趟北京同她见面是很平常的事情,她在信上明明写了要去北京。所以她认为陈仁炳不来北京一定是不想见她。她不了解一个被贬黜右派的处境。首先陈仁炳出行是很难的,特别是到北京这样的地方,要单位开介绍信才能买到车票;第二,陈仁炳当时经济十分拮据,拿着退休工人56元的工资,自己糊口都困难。陈仁炳说曾经6年时间每天早上是一碗清水面条,中午一个馒头,夏天西葫芦冬天圆白菜很少吃肉,买一张火车票的钱根本没有。然而陈仁炳很难向刘明君解释这一切,刘明君也不会相信他的解释,因为一切过于荒诞了。

理想主义终结

陈仁炳1932年9月到达美国洛杉矶进入南加州大学学习,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他在回忆文章中说,他借住父亲的朋友家中,这是一对原籍瑞典的老夫妇,他们家中有一台电视,他每天晚上都和老夫妇一起收看美国大选的节目,陈仁炳对总统竞选辩论会非常着迷,一看就是数小时,使他对美国民主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回忆说,在总统竞选期间,有时一个家庭的成员其观点和选择都是不同的,他就知道一个家庭,爸爸选择胡佛,妈妈选择罗斯福,而女儿选择社会党托马斯·杜威。在观看辩论时陈仁炳常常设想如果自己在对手提出某一问题时应该如何应答,应该怎样驳倒对方。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增强了他对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信心。他觉得只要努力争取,民主自由的光辉终有一天会照亮中国。

1983年,74岁的陈仁炳终于恢复了复旦大学的教授职位,重新站上了讲台。尽管受了巨大挫折,陈仁炳仍旧相信民主,他教授英文的阅读课时,为学生节选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的著作;挑选了丘吉尔、罗斯福、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他希望给学生们多多浇灌民主自由的思想。

到了1980年代末,随着身体渐渐衰弱,陈仁炳的情绪也开始低落。表姐说,因为前妻刘明君于1984年去世,他再也没有机会向前妻解释他的失约。陈仁炳尽管80年代后期同美国两个女儿都见了面,但前妻对他的误会却深深刺痛着他。

陈仁炳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沪江学校,密歇根大学,谈恋爱,讲演,当主席,演出话剧,组织合唱。他经常拿出在美国获得的博士毕业证书慢慢欣赏,这张羊皮制作的柔韧精美的证书散发着温暖的光亮,娟秀华丽的英文字母透着人性的力量。陈仁炳最后几年越来越怀念美国的生活,他想起麦当劳的可乐和薯条,如果再能吃到香甜干脆的薯条多好啊!表姐回忆说,“为了让爸爸吃到炸薯条,妈妈买来土豆切成条状自己炸,可是怎么炸都炸不像,现在想想,如果爸爸再多活几年该多好,现在炸薯条到处都是,一定要买给他吃。”

1989年,陈仁炳写完了20万字的英文自传。为了不让学校知道,他只告诉了少数的朋友。他本希望拿到美国出版,但没有成功。据他的美国学生杰内特说,她帮助找了几家出版社都没有成功,最后增加了她本人的采访内容和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作为她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出版。书名为《Mao’sprey》。

大伯父陈仁炳1990年12月9日在上海去世,终年81岁。

(责任编辑丁东)

开放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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