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贻春:台海两岸政治关系通俗讲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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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海两岸关系未来的可能走向

台海两岸的现实危机来源于中国大陆北京政府的非理性的狭隘思路与忽视历史、漠视现实的鸵鸟政策,来自于专制独裁极权政体的无法自圆其说而又必须为自己争得脸面的装腔作势。台湾方面也应对此种危机承担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其责任乃是忽视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所应具有的权利、义务,而只是一味地采取小朝庭偏安一隅的心理,而不能把握有利时机地竭尽全力地宣扬台湾经验,不能使自己成为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民主、自由运动的桥头堡与保护神,在自动放弃了对于大陆民主化运动所应具有的合法性支持之后,却又把在中国大陆暂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当成了中国大陆的唯一的政治力量,岂不知除了皇帝宝座的力量和刺刀的穿刺力量之外,共产党所能剩下的恐怕只是党的喉舌,亦即大陆的所有党控的新闻媒体发布的谎言和赤裸裸的欺骗及其赤裸裸欺骗谎言的力量了。然而,谎言只要一经戳穿,则一丁点儿力量也都不会有、不可能有了。因此,台湾必须清楚地把执政的北京政府与中国大陆人民区分开来。不进行这种区分,是无利于解决台海两岸关系的,是不可能解决好台海两岸关系的。

就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而言,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方式:

1)维持现状:大陆不统、台湾不独;2)在不战的条件下两岸展开政治谈判,并在和解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国家模式;3)战争统一:大陆武力犯台,台湾武力攻击大陆;4)战后台湾宣布独立,大陆民生更加凋蔽。

先看第一点:维持台海两岸关系现状,大陆不统,台湾不独。所谓的现状,就是大陆依然是现在的样子,不肆意地挑起战争、但却不停地制造两岸麻烦,并给台湾的发展制造更多的完全毫无必要的障碍;台湾依然是现在的样子,不按台独的思路继续走下去,不搞修宪,不搞独立公决,不搞相关的独立对抗。

维持现状的好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成本,能够有利于台海两岸人民一心一意地搞建设、搞发展,能够有利于台海两岸人民在免于战争恐惧的情况下安居乐业地进行各种形式的经贸交往、文化交往与亲情交往,从而使两岸中国人各得其所地享受到和平的温馨、交往的益处和生活的美好。

但对此,北京政府可能不以为然。为了创造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所谓的“政绩”,台海两岸的兵戍相见地实行帝国“统一”的霸业,可能很快被提到中共中央“核心”的议事日程上并成为“核心”挖空心思地从事的战略工作。

再看第二点,即在不战的条件下两岸展开政治谈判,并在和解基础上达成新的国家模式“。台海两岸之间无疑应该进行开诚布公的政治谈判,政治谈判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那种业已造成了两岸悲剧的谈判,也不是我老大、你老小地听命于我的谈判,倘若如此,那是不平等的谈判,而不平等的谈判从本质上说是不能称之为谈判的,因为不平等的谈判与其叫做谈判,不如叫做”投降“。这种投降实质的”伪谈判“,是不可能达成有利于谈判各方利益的协定的。因此,要进行两岸的政治谈判,就必须遵循政治实体对等的原则去做,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结果,否则就不会产生什么好的或比较好的结果。

经过政治谈判、经过善意的谈判达到了妥协、谦让的目的,亦即在和解的情况下进行适合于政治现实的伟大的政治制度之创新,亦即达成新的国家模式。国家是由人所创制的,无论古代的、近代的还是当代的,无论大也无论小,都毫无例外地是由人所创制的。由人所创制的国家既可以由人所改造、所破坏、所摧毁、所取缔,也可以根据客观的社会现实进行史无前例的或史有前例的大胆无畏的创造。不能死抱着僵硬的“一个中国”模式作底线或作原则来作茧自缚、墨守成规地自我禁锢。自我禁锢是要不得的,作茧自缚是要不得的,应该发挥中华民族所可能具有或必然具有的全部的聪明才智、灵活机动的战略思想和冲破重重闭锁与禁锢的非凡的勇毅,创造出可以为广大的大陆人、台湾人以及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能认同、都能接受的国家制度创新模式,亦即新的国家模式。可能的新国家模式大概会有下列几种:

第一种模式:“中华民族共和国”模式,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包括“中华民国”,国旗、国歌待定。国家宪法,即“中华民族共和国”宪法待定。首都既不是北京,也不是台北,可选择第三地,如南京等地作为首都。“中华民族共和国”主席由两岸普选产生,任期四年一届,最长不得超过两届。

“中华民族共和国”实行多党制,公民社会、言论自由、请愿游行示威自由。公民的一切除受到合民意的法律限定外,不受其他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制约,除非该公民心甘情愿地作出法律上的承诺之外。

“中华民族共和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即权力制衡制度。因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集中的一党专政是造成中华民族历史悲剧的总根源,所以三权分立、三权制衡的政治制度乃是制止社会生活重大恶性事故发生的唯一途径,也是根除战争等一切罪恶与邪恶的唯一途径。

“中华民族共和国”实行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否定户口制、档案制等人身依附的森严的等级制;否定官阶排列细密而不可愈越的官爵分封制;否定罪恶丛生的司法不公的司法依附制、法官等级森严的官阶制;否定横征暴敛的贪污腐败制和官、商勾结污浊制;否定警匪不分的黑道与警匪一家的黑手党制;否定“国营老大、集体小二、个体小三”的缺德制;否定公民个人不许办理新闻媒体的党控新闻的垄断制。

“中华民族共和国”实行军队国家化,实行社会生活的非军事化,实行军事领域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非党化,实行军队职业化,实行国防力量现代化。

“中华民族共和国”实行与世界主流文明相融合、相一致的和平、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落后而追求先进、反对野蛮而追求文明、反对独裁而追求民主、反对禁锢而追求自由、反对闭锁而追求开放、反对邪恶而追求正义、反对皇权而追求人权、反对倒退而追求进步。在国际事务中,“中华民族共和国”应以自己文明、开放与稳健的形象,成为世所瞩目的国家。

第二种模式:“大中华共和国”模式,其范畴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新疆、内蒙、西藏等广大地区。

第三种模式:“中华邦联共和国”模式。这种模式尊重各地区的充分自主权,包括政治创制权、经济创制权、文化创制权、法律创制权、军队创制权等。在什么都不管的情况下,各自独立的地区或国家名义上却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例如现在的英国与各英联邦国家的关系,莫不如此。

第四种模式:“中华联邦共和国”模式。这种模式类似于美国国家制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制度,其主要之点是给予地方以更大程度的自主权,比如经济创制权、法律创制权,但外交与军队则由联邦政府统辖,并归属联邦共和国的总统或总理指挥。

中国共产党提出和现在在港澳地区实行的“一国两制”,其实质就是“联邦制”,只不过这种联邦制不是那么完善而已,不是那么名正言顺而已。如果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西藏、新疆、内蒙以及各省、各自治区确实能够实行“联邦制”,恐怕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除了第一种模式,即“中华民族共和国”这个模式之外,这个模式恐怕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最好的一个模式了。这个模式由于赋予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权,必定受到地方的欢迎;由于取缔了大一统的无所不包的中央集权制,因而是历史进步的题中应有之议。实际上,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当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就曾提出过“东北只向中央上交财政和一定的税收、其他一切都实行地方自治”的联邦设想,此提议后来被追求大一统的自封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批评为高岗搞“独立王国”、“想当东北王”。如果当初照高岗的话去做,东北的生活水平以及整个的经济状况不知要比现在好过多少倍,可毛泽东要当中央集权的共产始皇帝,所以坚决否定地方自我发展的积极性,结果耽误了几近半个世纪的宝贵光阴,教训实在是惨痛之至。

第五模式:中央集权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模式,亦即是现行的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政治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总书记”制,实则是皇帝制:“人民政府”制,实则是王朝制;一党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实则是中央代表整个社会、皇帝代表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实则即各种钦定的代表代表人民、无商量地对人民实行欺骗与讹诈制;政治协商会议制,实则是陪衬花瓶制:“民主集中制”,实则是专制独裁极权制;以及舆论一律制、警探密布制、思想统一制、言论封锁制,等等、等等,举不胜举。总之,人类的所有的肮脏、血腥与残暴,都产生于这一腐朽没落的制度之中,所有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种种罪恶,都产生于这一可耻透顶的制度之中。

在这种国家制度中生活着的人民,由于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而只剩下屈辱的非人的地位,因而基本上都是奴隶。江泽民不是说中国人只应该有生存权吗,他的意思不过是指,中国人都只能是喘气的奴隶。泱泱的中国大陆,竟有十三亿奴隶在紧跟“核心”干革命,真乃荒唐至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国,以其贫穷、落后、愚昧、丑陋著称于世,以其野蛮、流氓、无赖、无耻著称于世。这样的专制,哪有“共和”的气味;这样的独裁,哪有“人民”的影子;这样的极权,怎么竟能配得上“中华”二字。

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选择皇权的国家制度还是选择人权的国家制度,是选择野蛮的国家制度还是选择文明的国家制度,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难道不能进行自我选择吗,难道不能进行伟大的制度创新吗?

第三点,即“战争统一:大陆武力犯台,台湾武力攻击大陆”。对此,前面在讨论战争问题时已经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即:战争不是什么好事,从事不是什么好事,无论怎样都不是好事,都是极坏极坏的事情,只有尚未开化的野蛮人才能不怕战争、才能穷奢极欲战争的火与炮的所谓“考验”。

考验什么?考验所谓毛泽东称赞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考验人的生命能不能经得起一阵子弹的扫射、一阵炮火的猛攻、一阵导弹的打击,抑或是一颗原子弹的当头爆炸。毛泽东生前所称的“不怕战争、不怕打仗”以及邓小平生前所说的“不怕打大仗、仗打得愈大愈不怕”,都类似于亡命徒或者无赖的“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的狂妄叫嚣。这样的人领导人们胜利向前进,并且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能不死人吗?国民党将士死伤无数,据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说,有八百万之多,杀了那么多人,这些叫做“敌人”的人,不也是中国人吗,不也是跟你、我、他别无二致的中国人吗?这是对所谓“敌人”的人杀了那么多,那么他们对自己革命队伍里的人又杀了多少呢?恐怕不能低于几百万人。那么多人战死在疆场,战死在兄弟姐妹的自相残杀之中,战死在毫无意义的内耗似的窝里斗之中,谁又能沾沾自喜于双方的互相屠戮乃至于同归于尽呢?

对生命的如此地不尊重,对生命的如此地不敬畏,对生命的如此地冷若冰霜,实在难以想象这能是人本身干出来的事情吗?杀一个人都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更何况八百万?更何况埋葬在异国他乡的四十二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更何况死于中越边境的五万多永远瞑目而不起的“血染的风采”之将士?

战争实在不应该发生,发动台海战争也没有任何意义。采取什么样的战争形式?是打常规战争还是非常规战争?什么样的战争形式都是有悖于人类文明的主旋律的,都是残害人类的野蛮之举动。

比如打核战争这种非常规战争。二次世界大战的广岛与长崎的惨象,难道不能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吗?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死亡,就在那么一霎那间,余后的岁月里受到核辐射的人简直就像活在地狱里一样备受煎熬,环境污染、寸草不生,危害真的难以尽述。单是切诺尔贝利核电站的一次核泄漏,就使成百万人丧生,就使乌克兰的广大地域受到了灾难深重的核打击。所以,任何形式的核战争都是人类本身的自我毁灭。

导弹也不要打。一个导弹的造价据说好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怎么能够打得起,那不是在打民脂民膏吗?把这些制造导弹的军费省下来干点别的什么不行吗?

非常规战打不得,那么常规战就能打得?常规战也是打不得的。比如,共军武力犯台,要登陆,那要死多少人啊?一次登陆不死上个万、八千的,恐怕都难以完成任务。但这又有何益?有什么作用?这不是拿生命当儿戏吗?再说你大陆打台湾,台湾也不会默默无闻地听之任之,像法轮功那样以忍著称。台湾也要反戈一击,不但要阻击共军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卫军”的登陆作战,而且还要把导弹发射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香港等地,那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吗,损失岂不是更大?到那时候恐怕就不是蚀一把米、二把米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大陆都陷于一片难以收拾的混战之中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场景,但愿永远不能发生这个悲剧场面。

第四点,即“战后台湾宣布独立,大陆民生更加凋蔽”。战争两败俱伤,台湾必然宣布独立,而大陆由于战争创伤之深重,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成果必然毁于一旦,经济制裁与封锁又一次重演。不过这次恐怕与一九八九年那次有所不同了,原因在于这次没有台湾商人和香港商人为大陆这个朋友两肋插刀、顶力相助了。那时中国大陆政府由于不仁不义地发动台海战争而将会遭到彻底的经济制裁与经济封锁,遭到全人类热爱和平的有识之士的异口同声的愤怒声讨,大陆民众将会生活得更加艰难,更加忧心忡忡。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成为泡影,一切都随着炮火隆隆而灰飞烟灭了。

请问,中华民族是选择和平的复兴还是选择战争的死路一条呢???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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