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是背上“落后分子”的称号，那滋味实在不好受。周围的同事们看不起，连老朋友见面也不敢多交谈。因老朋友喜欢与落后分子接触，物以类聚，不久也有被划入“落后分子”范畴的危险。被人误会了，还可以发表声明，要求组织核对事实；唯有被称为“落后分子”者，却无法声明。我还从来没遇到过有人向组织上去声明，说：“我并非落后分子呀，”因为“落后分子”这帽子可大可小，能伸能缩，没有具体事实，单凭印象也可以扣得上去，要想摘下来却颇不容易。
有些地方，“落后分子”的命运更加糟，当他工作上有了进步的表现，但他还是摘不下“落后”的帽子，据说因为他的进步原来是从个人出发，动机不纯：或者说：“他是个人突出。恐怕是为的评级多评上一级。”总而言之，这项帽子真弄得人有点走头无路，哭笑不得：永不能翻身之感。
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固定地，绝对地了解“落后分子”的含义，并且在群众工作中喜欢采取简单化的排队方法，把群众分为积极分子，落后分子，中间分子的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培养宗派主义，造成群众对党隔阂的根源之一。
群众中有没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呢？当然是有的。但先进和落后只是相对的说法。何谓落后？当张同志对某个问题，某项工作，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没有自觉地去解决它；而另外一位王同志对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却懂得了，而且能够解决它，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在这项工作中，王同志比张同志先进，张同志就显得落后了。可是在另外的问题或工作中，也许王同志是落后了。而张同志是先进的。所以不能因为某个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出落后，就派定他其它的一切都落后了。应该承认：每个人都有“落后”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积极的因素。
假使不承认每个人有落后的东西（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那么，共产党员就可以不必整风，也不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假使不承认每个人身上都有积极因素，那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势必成为一句空话。那些简单地把一部分人们排入落后分子的名单中，正是由于他们看不到这些人身上的积极因素所致。
先进和落后的说法不仅是“相对”的，而且随时随地在相互转化，每时每刻都处在变动之中。有些干部在反胡风斗争中是积极的，但当他看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却变得缩手缩脚，畏首畏尾，落后了；某个农民对农业合作化的看法是落后的，当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他也会变得积极起来。所以绝对不能把人看死，看做固定不变。我们写小说的人，最要注意的就是能够表现出人们的复杂性，描写出人物的变化和成长，最忌简单化、公式化。但我们许多做党的工作或青年团工作的同志，以及人事科，却习惯于按照公式去理解人，按照一张三个框框的简单表格去私定终身。
这样公式化简单化的理解人物，已经在人民中间无形中竖起了三道墙壁。而主观主义的作风又在人民和党之间加上了一道铁丝网。如果此人确实有落后之处，给他扣顶落后分子的帽子尚可原谅。问题是：列入先进分子一栏中的人，未必先进；列入落后分子一栏中的人，未必落后。在官僚主义眼中，好发表个尖锐意见者，往往被目为落后；在骄傲自满的功臣眼中，喜欢奉承，扯顺风旗者往往被目为先进。于是黑白不分，是非不明，邪气上升，正气下降。
有的同志会说：我们指的先进，落后是指政治上的先进和落后，在群众中间确实有一部分政治上是落后的，难道我们今后就一律称之为“积极分子”吗？
我们不能单单以政治标准来衡量先进和落后，要知道：政治总是和每个时期各种具体工作结合著的，否则便成了空头政治。由于过去许多同志单以这种空头政治作为落后和先进的标准，结果就闹出了这样的笑话：多参加开会和发言积极出来的“积极分子”，在生产上可以是经常完不成定额，不遵守劳动纪律的人。由于过去许多同志单以政治标准去衡量先进和落后，还产生了这么一个心照不宣的公式：凡党员必先进：群众比起党员来必落后。这样就给许多党员同志一种高视阔步的优越感，使他们看不起群众。我并不反对以政治条件作为衡量先进和落后的主要标准，但我们反对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去看待政治表现，比如某人开会积极发言，学习从来不缺席，上级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积极分子是容易被发现的；但还有这样一种人，他的政治进步并不表现在表面上，他埋头苦干，热爱他的事业，不善于写工作总结报告成绩，思想不通就说思想不通；他每走一步是比较艰难的，可是他只要前进一步，却从来不动摇和后悔。这种人也是积极分子。可是许多同志蒙着眼看不到，因为这种积极分子，只有在群众工作深入的情况下才会被发现，而形式主义的理解“政治”表现也会阻碍他们了解这种人的真价值。
老实说，那些简单化，绝对化地了解落后分子，对待落后分子的同志，他们自己就够“落后”的了，因为他们的认识大大落后于现实，看不到群众在前进，在变化，还是根据三年前填的一张“老提纲”看待群众，这是不是落后呢！这也证明了：把别人纳入落后分子名单中的先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也会表现出落后来呢！这种“落后”归根结柢是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存在着矛盾所引起的。这并不值得奇怪，正如群众中也有落后思想一样不值得奇怪。
在毛泽东同志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曾谈到：“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这里毛泽东同志连用了两个“比较”，就说明这是比较而言，积极和落后不过是相对的说法。他说这段话的着重点却在于“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是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那里的所谓“落后分子”会越来越小，群众的情绪越来越高，党与群众的关系也一定是越来越好。可是现在许多地方的做法是相反：领导者圈定了某些人是落后分子以后，并不去争取，也不去提高，把他们固定在原来的不光荣的位置上。对他们另眼相看，或是瞪着眼搜集某人的落后资料，来作为他的裁判的例证。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影响了一部分群众，使这些群众喜欢在背后讽言讽语，找到了所谓落后分子就挖苦几句。这种做法，再不改变，那是会把党引到与群众越离越远的地步！
原载《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