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我的七十年代:青春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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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7-5-18 18:33 | 作者: 翟永明

我的整个七十年代都与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七十年代,不如说是怀念一位朋友。怀念我和她几十年前的友谊,怀念我在生长期中与她一起度过的尴尬岁月。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我发现并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大事。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启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干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和政论书籍,使那些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的书藉的供货渠道,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个收荒匠,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解放前出版的书。但是那些书,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还有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那还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读到像《今天》这样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已经广泛流传的先锋文学刊物时,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后。整个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里,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阅读生涯,剩下的,不过都是些“女儿家情态”,更加不值一提。这也是我最初不想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及至动笔,我才发现,这些“女儿家情态”,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记下来,也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底下,暗潮涌动。

发育的烦恼

阎莉,姑且让我叫她阎莉吧。因为,我吃不准她会不会同意我写她的经历和种种属于我们俩的陈芝麻旧事。

阎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份,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作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45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有诗为证。

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弥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晦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49页”,“49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将49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渡过了49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3至4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已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阎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缰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什么呵,我心里无比委曲。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唔唔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江青正在搞革命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高潮。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汇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演出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唔唔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形,说是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个舞蹈,基本上是由我编排的,而且,我从小就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是最正宗的。所以,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由我来领舞,但我只能扮演阿妈妮。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象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就成了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一个脑袋来;班上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尽管我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常青指路”一段中,女主角吴清华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角色还是被分派给了一位成都女孩。而我,则成了“编导”。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都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象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阎莉至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阎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阎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法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阎莉成为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都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地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这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间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时,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从外面回来,走在我们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从黑暗中窜出,拦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那时,天并不晚,也就八点多吧,因为心慌,也就以为是深夜了,阎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后,气喘嘘嘘地把纸条塞给了她妈。阎莉妈妈为了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阎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趁虚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实并不太晚,十点来钟吧,阎莉在家里睡觉。突然一声大叫,把我们全都吓醒了。叫声从阎莉家传出来,我们都跑了过去。原来阎莉睡得懵懵懂懂时,突然看见她的窗口上,趴着一个人。当然,肯定是一个男人,不会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别人墙上的。

这下全家人吓坏了,阎莉也吓坏了。她就要求我与她作伴,阎莉妈妈也动员我过来与阎莉同住。

那天之后,我晚上也住在阎莉的小屋。我们同吃同住,比平时又好了几分。事情发展到最后,连白天睡午觉,我们都挤在阎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几次的流氓事件发生,使得院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几位居委会阿姨就在后面嘀咕,说阎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风流的。

一天中午,我妈四处找我,到阎莉家一看,我俩正躺在床上呢。我妈一看就发火了,把我拖起来就往家走,嘴里还嚷嚷着:再也不让我去阎莉家睡觉了。“为什么呵”?我想不通,也对着她嚷嚷。我妈大叫一声:“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成为同性恋的”。什么?同性恋?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如电光飞石一样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缠着我妈说清楚不行。我妈一看自己说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说了。

我妈妈解放前是著名的西医医生,也许从西医和西方伦理角度出发,她对我和阎莉这种假双胞胎心理,有一种警惕。阎莉母亲却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女军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这种事情。她只是心疼宝贝女儿,所以,一直喊着叫着让我去陪阎莉。当然,我妈也坚决不同意。

在那之后,阎莉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充满了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一些誓言。并且,每次见我都眼泪涟涟的,老是央求我继续陪她住。而我,由此也发现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尽管有时我也想挤点眼泪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友谊,一点也不逊于她。但每次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阎莉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性意识觉醒得比我们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学,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当时成都的中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是学校里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后者包括虽未谈恋爱,但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一律地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我后来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经在学习班里待过,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虽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窦未开,因此,被当作正面典型,成为学习班的看守。这是因为,被办了学习班的学生,整个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须住在学校,要有人看守,其实就是变相劳教。(现在那些早恋网恋师生恋的孩子们有福了)。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阎莉的革命日记还在学校展览过,我还亲自去参观过,虽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思想。

显而易见,阎莉的活思想是经得起检验的,有革命日记为证。但阎莉的潜意识是否也经得起检验,因为当时还没有心理医生,所以,无人知晓。

但是,我隐隐地觉得,阎莉的潜意识很活跃,而且,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需要办学习班),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掉。

幸亏,很快阎莉就毕业了。按照政策,她必须下乡。阎莉母亲再怎么疼爱女儿,也只能让她去。阎莉下到广汉的连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个富庶之地。若干年后,赵紫阳在四川搞改革,选择的就是广汉。

广阔天地的自由

阎莉下乡后,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满了多愁善感的语言。除此之外,看来阎莉对她插队的地方还很满意,她在信中描述连山梨花沟是个花果之乡,盛产苹果和梨。的确,三十多年之后,从成都到广汉修了高速公路,连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成都人大量地涌到那儿去看梨花。

阎莉除了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笔描写梨花沟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请我暑假时,去她那儿玩。到后来,这些信中,渐渐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时的兴趣,已从篮球转到了诗歌,准确地说,是诗歌写作。在刚进初中时,我就开始爱上了诗歌,最初的启蒙就是《唐诗三百首》。到了阎莉下乡那段时间,我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原创”诗歌了。题材当然脱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我已经开始在里面注入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歌颂大自然之美,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古代山水诗的意境。

阎莉关于花果之乡的华丽辞藻,终于也打动了我。于是,放假时,我以去花果之乡买水果的理由,打动了我妈。那时,城里的水果很少,且贵得惊人,而乡下,由于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卖不出价来。我就像一个跑差价的小贩似的,拎着一个编织口袋,去了广汉。

从广汉到连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阎莉到车站来接的我,我们换乘了一辆破公共汽车,又搭了一段拖拉机,然后改为步行。这一段路,后来成了我经常走的地方。我坐过汽车、三轮车,也拦路搭乘过陌生人的大卡车(那时也不知害怕,也没听说有什么坏人要暗算你),还跳上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行过一程。总之,就差农民赶场时推的鸡公车(一种四川独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没有搭乘过了。

梨花沟是一个丘陵地区。阎莉的生产队就在半山坡上,从山脚一路缓坡地上去,很有层次。路两边都是果树,有梨树、李树、苹果树,有杏林、橘林、汽柑林,我简直觉得到了孙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帘洞了。进到村里,农民们正在吃晌午饭,他们许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饭,房子都是矮墙隔断的。所以,他们边吃饭边与邻居隔着矮墙聊天,看见阎莉和我走来,他们都与她打招呼:“家里来人了?”阎莉说:“我妹妹来了。”阎莉和我,早已不再作双胞胎打扮,但应阎莉的要求,我们姐妹相称。按照阎莉的主意,她是要我和她拜金兰换帖子,正式结拜。我没同意,觉得做作,为此与她呕了两天气。

阎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个房子都被橘子树给遮住了。与那时的知青一样,她和另一个女孩住在老乡家,在侧厢房。与阎莉同住的女孩姓陈,我们叫她小陈。

天晚了,阎莉和小陈就在屋里的老灶做饭。两个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锅,一丁点可怜的白米和玉米,在锅底跳着,看起来连巴锅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绳,吊着一个炊壶在灶口,烧火时吐出的火苗,一会儿就将它烧开了,真够环保。麻绳和炊壶,都被烟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觉得不干净。炊壶里烧出来的水,还有一股烟香味。

晚上,我们吃完饭,靠在床头聊天。阎莉突然起身推开窗,隔壁院子里的一枝橘树,摇摇曳曳地伸进来,上面挂满了红橘。阎莉摘了几个下来,扔给我,我吃了一惊,说:“隔壁的老乡发现了不会骂你吗?”阎莉撇撇嘴:“谁稀罕呵,你以为多值钱呵。”小陈告诉我,这儿的水果太多了,也运不出去。小年还好,大年简直泛滥成灾,只能卖给附近的场镇,卖不了多少钱。

第二天,一场懒觉,快中午了才起来吃饭。现在是果树结果的时候,生产队根本没事干。本来四川农村就是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的农活呀。知青下乡来,就是抢农民的饭碗。只是,看在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块钱安置费的份上,老乡们也就算了,因为,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呵。大多数知青都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安置费就可以剩下来给生产队添置一些机器了。

下午,阎莉陪着我到处去转,这儿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认识。

阎莉说晚上有人要来,给我们“唱黄歌”。“黄歌”在那时是有特指的——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一个“黄”字。爱情与下流的一步之遥,就是这个“爱”字是否出口。所以,那时的“黄歌”,其实就是现在的爱情歌曲。“文革”后期,不像前期那样气氛紧张,虽不能公开,但在知青当中,已然开始流行唱黄歌。这几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又是一个让如今的小年轻们笑掉大牙的事。

晚饭前,有人来了。此人的到来让我吃了一惊:远远的,只见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倒没啥稀奇的,那时,人人都作此打扮;关键是他外面披了一件簇新的、括挺的毛呢军大衣。他并不把他穿在身上,而是披着,像电影里的首长一样。来人个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阎莉还高,这让他走起路来很有气度,还真有些像首长的样子。走近了一看,只见他高额,阔眼,特别是他的头发,不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乱七八糟地竖着,而是精心地拢在后面,像一个大背头,锃亮锃亮的。他手上还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说与这毛呢军大衣配着,有些不搭调,但此人拎着,倒有点理直气壮的和谐。总之,一眼看去,他与众不同。

阎莉给我介绍,这是张跃进,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及至张跃进开口,又吓了我一跳: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张跃进自我介绍,他是徐州下来的知青,下来一年了。

为什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落户呢?我问他。

他说,因为早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怕他下乡吃苦,所以托亲戚把他弄到这儿来了。

一阵寒暄之后,我们开始做饭。张跃进自告奋勇炒菜,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张跃进的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样粗陋的就餐环境中,他还不忘把大葱切成一朵花,装饰在土碗边沿上。

洗碗时,阎莉告诉我,张跃进与她,现在都被选为公社宣传队员,正在准备汇演的节目。今晚,她特意请张跃进过来唱歌,是为了用黄歌“招待我”。那时,全国人民的伙食都一样简朴,自然不能用于“招待”。“黄歌”,那可不是人人都会唱的。

晚饭后,我们坐到了院子里,坐在了橘树下。所谓的“黄歌”,就是以俄罗斯民歌为主,解放前的靡靡之音为辅;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长,或低迷颓丧,唱起来让你浑身酥软、丧失革命斗志的歌。这些歌,在知青当中很流行。当时的知青普遍对未来迷茫、无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软绵绵的歌曲,一下就击中了他们。

张跃进开嗓就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嗓音浑厚、低沉,他也故意把声线压得很低,模仿着那种很少听到的男低音。而且他唱得与别人不一样,多年后,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声唱法。

张跃进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后来,我又多次听他唱过,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车》、《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罗斯民歌。阎莉中途也插了进去,与他一起合唱。显然,他们早就在一起练过。阎莉以前也爱唱歌,但唱得并不太好,只是嗓音还很亮色、高亢。

歌声在橘子树下飘浮着,月亮这时已经升起,它在橘子树上穿来穿去。好像橘子树上挂的白灯笼,从枝叶间穿出来的清辉,把院子照得雪亮。我觉得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什么学校啊、老师啊、同学之间的不愉快甚至愉快啊,都退得好远好远。

我想起那些古诗中描述的意境,大抵也就如此了。

夜更深更静了,老乡们都已入睡了。他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些黄歌,在他们听来,与催眠曲差不多,绝不会吵着他们。

这时,张跃进拿出随身带来的二胡,说:这个时候,才能听《空山鸟语》。我自然不知道《空山鸟语》是什么,此前,我除了革命歌曲,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音乐。后来,我才从张跃进那里知道了二胡大师刘天华,知道了《江河水》和其他的二胡独奏曲。也是从那时起,我才了解了中国民乐。

张跃进试好弦,开弓一拉,周围就静了下来。我们到了一座空山(意识中是青城山),罕有人迹,唯闻鸟语,清风拂面,泉水洗心。然后,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鸟的世界。原来鸟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语言和表达。它们也要争论、也要愤怒,也有柔声细语和雷霆之声。

张跃进的琴艺如何,我不知道。但皎洁的月亮、枝繁叶密的橘子树、高高矮矮的泥巴墙,这些舞美效果,让他的琴艺增色不少。我不认为中国民乐团的那些首席二胡,一定能奏出这个夜里梨花沟的《空山鸟语》。

一曲终了,张跃进意犹未尽地说,我再拉一曲吧。这次,是一首欢快激昂的曲子,张跃进拉得恣意疯狂。头和发,随着琴弓上下摆动着,整个身子都好似要随时从板凳上飞起来似的。他的眼睛却不时地瞟向阎莉,而后者,此时眼波闪闪,里面不知是泪光还是月光。

那天之后,我也问过阎莉她和张跃进的关系,阎莉总是回避,说他们之间是“革命友谊”。没办法,公社规定:知青绝对不许谈恋爱。违反规定者,要被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

我跟着阎莉每天去参加公社宣传队的排演,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宣传队的人混得烂熟。宣传队的成员全部脱产,吃住都集中在公社。我和他们一起编排舞蹈,也帮他们写一些对口词、宣传语什么的。两个月后,他们将要参加各个知青点的汇演。最后,镇上会筛选出最好的节目,送到县上去,参加调演。到县上去表演,这是张跃进他们的目标。

公社宣传队,是由大部分知青和极少数本地农村青年组成的,用于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具体的,就是普及八个革命样板戏和普及那些千挑万选、千锤百炼的革命歌曲和舞蹈。当时,学校有“校宣”,公社有“社宣”,部队有“军宣”,工厂有“厂宣”。总之,都是一样的宣传队,都表演一样的革命节目,都假定全国人民对这些革命节目百看不厌。的确,人们真的百看不厌,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这些固定的革命节目,就像体操动作中的规定动作,人们主要是在这些动作中,看谁表演得更完美。

比如《白毛女》中大春和喜儿的双人舞,阎莉跳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她和一个她不喜欢的男知青共跳。她有点分男女界限,不肯把手掌全部搭在对方肩上,而是伸出两根手指来,蜻蜓点水似的搁在男方的肩头。由于重心不稳,她踮起脚尖时,晃了两晃,这被张跃进看见了。

公社书记知道张跃进能歌善乐,所以,让他担任了宣传队的队长职务。张跃进把自己定位为艺术总监,他的确也胜任此职。所以,他是宣传队的顶梁柱,除了任队长之外,他是总监、编导、舞美,还是大合唱的指挥。同时,他还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舞台监督。

看见阎莉在舞台上连晃两下,张跃进冒火了,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指责阎莉有资产阶级小姐情调,没有喜儿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感情。阎莉走到哪儿,都是那里的宠儿,哪受过这样的气,当场就大哭起来,并立即罢演。我坐在一边,心想:坏了,按阎莉的公主脾气,肯定不会原谅张跃进。

第二天,罢演后的阎莉称病在家。我劝她,她也不听。我有些纳闷,阎莉最爱跳喜儿这一角,也最爱在宣传队中享有绝对主角的感觉,难道她真的就不怕张跃进换人吗?

早饭后,张跃进来了。我起身要走,阎莉一把拉住我,我只好坐在一边。张跃进笑了笑,在我对面坐下。他对着我讲起宣传队的事,话题也自然地引到阎莉身上。因为倾诉的对象是我,所以,他毫不避讳地对阎莉大夸特夸,从人才到身材,从性格到人格,总而言之,是一个完人,除了偶尔会有点小脾气。这些话是对着我说,我当然知道其实是对着阎莉说的。而阎莉,从刚开始的一脸怒气,也渐渐变成春风拂面。

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二人重修旧好,并且携手并肩战斗在火热的排练场上。张跃进编节目,阎莉主演,二人声气相通、默契配合。现在想来,颇有点像一些大导演与他们的御用女演员之间的关系:英格玛和丽芙?乌尔曼;伍迪?艾伦和黛安?基顿;贾樟柯和赵涛。

在梨花沟的日子,像极了一句套语:日月如梭。但是,我必得在考试前赶回成都,继续我的中学生涯。当我回到成都,回到学校时,我颇有当年武陵人离开桃源洞,回到人间之感。那以后,学校的生活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

我继续收到阎莉的来信,她在信中详细报道宣传队的近况:刚刚排完了大型舞蹈《重上井冈山》,张跃进编舞,她是领舞。或者,刚刚在镇上初演过,别的公社的节目,完全不能与他们相比。

一晃就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又接到了阎莉的信。她告诉我,他们已代表连山宣传队,被选到县上,就要参加县上的新年汇演。阎莉叫我一定要去看他们在县上的汇报演出。因为,宣传队的成员们,都已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又一次以买水果为由,我去了梨花沟。

我刚到,阎莉就告诉我,两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原来张跃进在与阎莉若即若离地打了几个月哑谜之后,决定要主动挑破那一层似乎挡在他们之间的薄纸。他写了一封信,里面公开地表示要与阎莉谈恋爱。信中那些缠绵发烫的字眼,阎莉自然没有告诉我,关键在于,阎莉居然将这封信,交给了公社领导。我一听就火了,马上就开始指责她。我那时已完全被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腐蚀”了心灵,同时,又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子佳人的故事着了迷。我觉得他们二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才子佳人,虽不成功,但也不能成仁啊。

阎莉非常委曲,也与我吵了起来,她说她收到信后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同时,按照以前在学校、现在在公社所受的教育,她应该把这些充满“资产阶级语言”的信,交给领导。我觉得她这套说辞,简直愚蠢之极。而且,我认为,她真正毁了自己与张跃进的这段关系。那时我在同龄人当中,已算博览群书,自以为已经了解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我认为不会有人把背叛自已的人,还当成最爱的人吧?我正在狠狠地批判阎莉时,张跃进来了。听说我在开阎莉的批斗会,他却笑了。然后又对着我说了一大通话(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些话,其实是说给阎莉听的)。大意是让我不要怪阎莉,因为他认为阎莉很单纯。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正是因为她的单纯。他又说,现在社会上单纯的人并不多了(这点我可不敢苟同,事实上,那会儿的人都很单纯),所以,阎莉的单纯,格外让人珍惜。

看,根本不需要我去劝解,张跃进就已经原谅了阎莉。不但原谅,简直就是赞许。这让我大跌眼镜。其时,我正在读《牛虻》,书中“牛虻”因为一个错误,挨了女友一记耳光。并且,一个耳光就导致了十八年的离别。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现实中的爱情与书中完全不一样。

捐弃前嫌后,他们一如既往地去公社排练。公社领导因为张跃进一直很先进,偶尔犯了小错误,也就既往不咎。再说,在农村,男女青年都是早婚的,这些知青,在他们看来,早就该结婚了。

我在旁边冷眼观察,与几个月前相比,张跃进仍然表现出对阎莉情意绵绵的样子,而阎莉,仍然是享受着这情意绵绵却似乎浑然不觉。我有时忍不住问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们是革命友谊。

这样“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试探,进行了近一年。直到宣传队的演出,在全县获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这次,我没去梨花沟,因为阎莉回城了。原因是她与张跃进真的恋爱了。虽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吾吾,但我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就像三十年代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说有了七十年代版:资产阶级品酒师之黑狗崽和无产阶级苦孩子的根红苗正的后代,要想结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难万难。他们的恋爱,受到了阎莉父母的坚决反对,而且,阎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彻底和张跃进分手。这之后的故事,又像进入了一个类似琼瑶电影中的俗套:父母坚决反对,子女宁死不从。不同的是,这个恋爱故事的背后,不是贫富悬殊,而是阶层悬殊。阎莉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阎莉的父亲是我见到的革命军人中,最帅的一个。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檐帽下笔挺的黄呢军装,使他显得风度凛然。阎莉的母亲,形貌显然就差多了。她个子不高,五官谈不上好看,也许由于身体不好,她的面容格外憔悴,布满了皱纹。这让我心下有一点点为阎莉的父亲遗憾。但是,阎莉的母亲却是出身纯正的贫农之家,而且是童养媳,就像我们在许多诉苦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她是被八路军救了后,参加革命的。这样的组合,在当时,就是最纯正的革命家庭了。反观之,张跃进多年后倒是吹嘘过,他父亲的鼻子乃天下一绝,什么样的红酒只要闻一闻,就知道是什么级别的。问题是,七十年代需要这样的鼻子吗?无论哪一个阶层,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曲酒。用得着品酒师吗?

有那么几年,阎莉和张跃进两人的爱情与世俗力量展开了拉锯战(在当时,属于文艺女青年的我,对阻挠爱情的一切,都视为世俗偏见。但这一次,世俗的背景却是革命)。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乐的日子里,梨花沟再一次成为他俩的世外桃源。阎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说媒、开后门、找工作等一切能够把她从农村调回成都的手段,想实现女儿与张跃进分手的目的。但是,阎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愿一个人离开。她跟父母谈的条件就是:要调,就得两个人一起调上来,都调到成都。而张跃进,也铁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几年之后,阎莉终于犟过了父母。她考取了成都的一所高专,而张跃进,几年后父亲落实了政策,成了徐州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一些关系,张跃进最后也被调到了成都一家工厂工作。这个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

我最后一次见到阎莉和张跃进,是在九十年代末,我专门去拜望老朋友。他们二人在一间大约不过六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打造了一个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在他们极多主义的房间里,我只能侧身走动,这让我感到有些压抑。不过,幸福只嫌少,不嫌多。整个晚上,除了三个人在一起聊天怀旧,其余时间,他们仍在商量,要在房内添置些什么新的家具。阎莉虽然人到中年,但说话间,仍保持着当年的天真。而张跃进,仍然不断地用“单纯”来赞美她。在阎莉的成长过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识煎熬,直到青年时代认识张跃进,她这辈子最终也只爱过这个男人。的确,她是单纯的。而那个时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样的单纯。

上大学:暗度陈仓

1974年,我也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停课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作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待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取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加上适可而止的心机,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启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其实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积极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象,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挣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队的知青,也都成为竞争的对手。

梨花沟那种与世无争的陶渊明式的生活,在这儿,一点都没有。我们需要每年挣够足够的工分,才能买足第二年的粮食。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没亮,我就跟着老乡去砍莴笋,霜冻的早晨,手指都快冻掉了。大战红五月时,我连着三晚没睡觉,在抱着麦穗,走向脱麦机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连打两个盹。

梨花沟知青那种大集体的感觉,在这儿,也一点都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乡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付天林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在多年后,写出《静安庄》。

1976年,“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我还记得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人贴出“四五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诗词。我在“文革”期间,就养成了看大字报的爱好,不是看其中的内容,是看谁的文采好。当我读到著名的“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

“四五运动”被镇压了,我最关心的是写出“扬眉剑出鞘”这首诗的人,后果怎样。很快,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此人被枪毙了。

过了没多久,我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工科大学。我们班的人,人口混杂,最大的年纪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远的来自内蒙辽宁,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们班的阶层也很复杂,最多的是些高干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是成都市长的公子。最少的,是来自偏僻的、我都未听说过地名的山区农民。真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待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啊。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学习班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学习班,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啊,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啊,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张并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家乡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什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俩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二女和二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学习班,不会担心受处分,也不会担心毕业后,影响分配。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都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落地配成了九对。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课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我的享受也就限于中午。

九对女孩配完后,总算太平无事。我后来常常想,幸亏班上女生是双数,如果是单数的话,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从那时开始,班上的女生都是出双入对的。上课时的座位也自动地调在了一起,复习时,两个女孩头挨头,窃窃私语,男生想要插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在周末的时候,也有男生邀请女生去看电影的,但一邀请就是两个。更多的时候,闹不清楚谁是谁的电灯泡。一天晚上下雨,一个男生主动要借雨衣给我,最后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要借给跟我在一起的女孩。还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学“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里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男生同行,回来后,班里已经“盛传”他俩的绯闻。到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时变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们走马灯式地与女生“友谊”过来“友谊”过去,但始终不变的却是两个女孩的组合。

上面这九对女孩的故事,今天的人看了,肯定以为是我编的,是为了搞效果。但事实上,这些全都是真的,里面的故事多了,要写,可以凑成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我从来不记日记,记忆力也日渐衰退,记住的:只是这些事情的轮廓和大背景。那些轶闻趣事,全都随风消逝了。

终于,生活和学习都翻过了七十年代这一页,我们毕业了。在毕业和就要离开学校之际,我们班的男女组合突然发生了巨变。九对假凤虚凰中,起码有一半,这时公开和某位男生出双入对;公开地和他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和他在公共食堂中,同在一个饭盒里吃饭。现在,开始能够看到他们和她们的组合:哦,原来是这样。让我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法,成功转型?看来,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这些貌似双胞胎们出出进进的背后,其实一直是暗潮涌动啊。而那位一度与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毕业不久后,飞快地、正常地结婚生子,与我渐离渐远。

禁欲时期的爱情,如同战争时期的谍战一样,都有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禁欲时期的恋人们不用人教,全都深谙此道。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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