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0-11-20 16:04 | 作者: 薛忆沩
薛忆沩，1964年出生。在湖南长沙长大。获工学学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硕士（蒙特利尔大学）及语言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位。2009～2010年度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和语言学系访问学者。出版有长篇小说《遗弃》，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及《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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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去干校的那一天，父亲瞒着所有的人来幼儿园看我。我们之间隔着幼儿园大门的栏杆。我仍然记得他头上草帽的形状以及帽沿在他肩部留下的阴影。他说我们很久不能见面了，因为他要去很远的地方。他的语气触动了南方夏日的天气，正午的阳光突然显得更加晃眼。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我没有问他“很远”有多远。
那是我对“距离”最早的记忆。那是我对“距离”最早的恐惧。
四个月之后，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祖国迎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历史学家有理由和责任对七十年代第一篇元旦社论中的这个形容词提出质疑。他们很容易在字典里找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其它选择。但是，生命只有一次，它与一个年代的相处只有一次。那是无法选择，无法替换的“一次”。
站在七十年代的入口，我只是一个将近六岁的孩子。沙漠还在延伸，黑夜还在继续，但这就是我的必经之路。我必须走进这个年代，将它当成我的水、我的空气、我的土壤和我的恩师。我所有的感官都将由它启蒙。我全部的梦想都将从它发源。在它的出口，我骨骼的发育将接近尾声，而“死亡”和“语言”这两颗种子将在我“灵魂的深处”萌动，渴望着以文学的名义在随后的年代开花结果。
2
我错过了1970年春天北京的枪声。《出身论》作者的名字以及他不可能与身体一起被消灭的思想十年之后才惊动我的听觉。这种错过是那个年代的常规，那种政治的专利，与北京和我居住的城市之间的距离没有关系。事实上，地理的距离在七十年代一开始就已经不再是信息传播的障碍。技术向大门紧闭的中国炫耀了它创造的奇迹：就在北京经典的枪声响过之后的第50天，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天籁之音：So-So-La-Re，Do-Do-La-Re……这是七十年代最世俗的乐曲，但是这一次，它来自神秘莫测的天外，来自一颗仅重173公斤的“星星”。
那颗人造的“星星”就像在今天的卡通片里出没的宠物和怪兽，激起了孩子们无边的想象。夏天的夜晚，家长们将竹板搬到了我们那一排平房前的空地上。孩子们乘机开始了一场视力和听力的角逐。我从来没有用肉眼看见过那颗“星星”，也没有直接（不经过收音机）听到过那划破夜空的乐曲。但是，有两个孩子却听到和看到了。他们在我耳边哼唱起他们直接听到的旋律，同时指着夜空说：“就在那里，动的那一颗，像流星一样。”我有点自卑，也有点嫉妒。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觉不到年纪相近的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感觉得到的奇迹。
好在很快又出现了新的奇迹。它出现在随处可见的宣传画上。它惊心动魄的形状让我着迷。这已经不是从中国的沙漠上升起的第一股蘑菇云，但这是进入我记忆中的第一股。它阴森森的美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母亲总是提醒我不要去碰路边的蘑菇，而我又隐隐约约听说过家族里曾经有人死于蘑菇中毒。这从飞机空投下的氢弹中生长出来的“蘑菇”是不是也会有毒？它的毒性会有多么剧烈？
像所有身心健康的男孩一样，我对武器充满了敬意。在我出生那一年成功爆炸的原子弹和我三岁那年成功爆炸的氢弹早已经是我和邻居的孩子们游戏时使用的常规武器。我们有许多次关于原子弹更厉害还是氢弹更厉害的争论（当然，解决那种争论的最后方式通常是原始的拳打脚踢）。为了游戏能够不断地“升级”，我们总是盼望着新的武器（准确地说，是新武器的名称）。七十年代激烈的军备竞赛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和想象。
如果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新一次的核试验都只是技术的奇迹，“远在天边”的奇迹，1970年还为我展示了人的奇迹。那个人用一个瞬间就征服了世界：他纵身一跃，创造了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而且对我来说，这还是“近在眼前”的奇迹，因为那个世界纪录就诞生在我居住的城市里，它所克服的地心引力每天都在精确地作用于我自己的身体。刹那之间，“2米29”侵入了我们全部的生存空间。我们在餐桌旁谈论它，我们在厕所里谈论它。在我们拥有了卫星的生活中第一次出现了“明星”，因为一个瞬间而耀眼的明星。它对感官的冲击不亚于沙漠里升起的蘑菇云。
除了这些属于“我们”的奇迹，1970年还带来了只属于我自己的奇迹。它比那个世界纪录离我更近。它隐藏在湖南长沙第四中学（历史上著名的周南女中）校园东北角那一排平房中间九平米大的一个房间里，隐藏在房间里的那张属于校产的书桌里，隐藏在书桌左侧最下方的抽屉里。
周南女中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过杰出贡献。它的学生名册提供了中国现代史知识竞赛的一些标准答案（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在七十年代，那其中的不少名字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光彩，而且，学校的大门已经为另外那“半边天”打开，我们这些生活于校园里的孩子们不会因为它显赫的历史而自豪。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它正在轰轰烈烈地经历着的现实。我们有自己的世界。它就在与我们那一排平房相联的一条绵延曲折的长廊的尽头。那是我们的“五星花园”。那里有兰花，有蝴蝶，有层出不穷的树丛。穿过长廊两侧贴满的标语口号和大字报，我们进入我们的童话世界。我们在那里游戏、吹嘘、争吵、打闹。我们在那里扔下过无数的原子弹和氢弹，但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我们还在那里埋下过许多的西瓜籽，但从来没有看见过梦想的结果。
很多时候，去参加政治学习的母亲并不想让我们如此散漫。她将我和姐姐锁在九平米的房间里。窗外就是街道，我不仅经常能够听到百姓的摩擦，偶尔还能够听到革命的风暴。可是这些都不能激起我的兴趣。我经常会觉得百无聊赖。有一天，我觉得无聊透顶，开始翻箱倒柜。在书桌最下层的抽屉里，在一大堆文件和报纸的下面，我翻出了一本名为《革命烈士诗抄》的书。这书名中的“革命烈士”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但是，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本诗集：“诗”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和姐姐随意地翻动着诗集。突然，我们的视线被两行诗抓住了：
在埋葬我骨骼的大地上，
将有爱情的花儿开放。
我至今不相信当时自己能够独立地认全诗行里的这些字，但是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两行诗（以及诗人的名字）。这是一次意外的阅读，还是一次宿命的阅读？这是沙漠和黑夜中的一个瞬间。在这个电闪雷鸣的瞬间，爱情在死亡和诗歌的陪伴下进入了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第一次诗歌体验，也是我的第一次死亡体验和第一次爱情体验。
像马雅可夫斯基最后的爱情体验一样，这第一次漂进我生活之中的“爱情的小舟”也注定要撞上“现实的礁石”。晚餐的时候，我忍不住向母亲炫耀下午的发现，得意地朗诵出了那两行诗。我以为我的朗诵会得到母亲的赞赏。可是，我错了。母亲只是惊了一下，然后很冷静地看了我一眼。她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那本书就不见了。而且，它永远都不见了。
这是七十年代的中国为我的一生独创的奇迹。
3
我出生在四月。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四月的残忍。那一年的教育革命将小学的入学时间提前到了春季。而1971年3月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够法定的入学年龄。母亲不愿意继续将我锁在家里，哪怕抽屉里已经不再隐藏着爱情的秘密。于是，我被送到了在宁乡县城教小学的小姨家去发蒙。一个刚刚习惯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又要开始习惯没有母亲的生活。
我的小姨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家长，我的学习既是崇高的义务又是平实的家务。而且，我的新家就在教室的后面，饮食起居和遣词造句仅一墙之隔。我听话又上进，本来可以让我的小姨非常省心。但是，我还有让“生活来源于艺术”的癖好，弄巧没有成拙，却闯下大祸。有一天晚餐嚼饭时我嚼到了一颗小石头。夸张地将石头吐掉后，我模仿《红灯记》里的交通员，重复了他那一句著名的台词。我的小姨没有为我鼓掌，而是狠狠地给了我两个巴掌。是啊，那是“伟大的”七十年代，我怎么可以借用艺术的形式说：“呸，呸，这是什么世道！”
语文课本前面的三课都是“万岁万万岁”，数学课本从头到尾都只有简单的算术。我的书包太轻，我有太多的业余时间，我迫切的需要是“加”负，而不是减负。好在“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我无数次进入，从那里取得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重于泰山，轻如鸿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无价之宝。我成为了“老三篇”出色的背诵者。这种背诵巩固了母语的深层结构，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原始积累。同时，它又满足了我本能的表现欲。
宁乡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交界，却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家乡。不过，我周围的人对此都讳莫如深。在比赛点数宁乡的名人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愚蠢到用那块土地上出产的最有名的人物来充数。最有名的宁乡人在离七十年代还有50天的时候撒手人寰。但是，他的死亡直到1972年8月都是中国的绝密，连他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七亿人民仍然在继续那场目的就是革他一个人命的“大革命”。
我没有因为“叛徒、内奸、工贼”而对宁乡另眼相看。宁乡是我母亲的家乡。这意味着我发蒙的地方与我发源的一端相重叠。而更重要的是，从我名字中穿过的河流也正好从宁乡县城经过。每次从沩水桥上走过，我都有一种天真的自豪感。我自豪自己的名字里携带着一个具体的生命。
1971年的启蒙让我第一次尝试了“移民”的滋味。“移民”的经历总是会引起“家园”观念的松动，同时让语言变成政治。夏天回到长沙的时候，我被马路的宽度和车辆的速度惊呆了。同时，我也发现母亲和姐姐就像那九平米大的房间一样陌生。而我的宁乡口音引起了周围所有人的笑声。生来第一次，“回家”让我感到羞愧和迷惘。
我已经很难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哪怕口音很快被扭转了过来，哪怕陌生的感觉被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稀释。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棕色封面的笔记本，那里面存放着我感兴趣的名言和知识。像上进的美国孩子记得从华盛顿以来的美国总统一样，我记得从陈独秀以来的“党的九次路线斗争”中的反面人物。笔记本里有专门的一页按次序整齐地排列着这九次路线斗争。那一页下面的空白让我对历史充满了警觉和期待。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母亲去市里听中央文件的传达，而我所在的长征小学也停了课。我捧着一本连环画在周南中学门外的北正街上边走边读。那是一本我已经读过无数遍的关于英雄戴碧蓉的连环画。在北正街粮店的门口，我被班上个子最高、成绩最差的那个女同学叫住了。她指着我正翻开的那一页上的“副统帅”说：“你怎么还看他呀？”她对“他”的那种不恭敬令我大吃一惊。我问她为什么不能看“他”。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我母亲是不是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去了。我说是的。她得意地笑了笑，指着连环画说：“中央文件就是说他的。他现在是坏人了。”
我急冲冲地跑回家，极度恐惧地等我母亲回来。那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次等待。
母亲凝重的表情证实了事态的严峻。她马上带我去食堂买饭。她走得很快，我端着饭盆费劲地跟在她的身后。一路上，我问了她许多问题，她一个也没有认真回答。她好像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又好像还在听中央文件的传达。
突然发生的一切惊心动魄：好人变成坏人，天上掉到地上。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好人，更不是一般的坏人。尽管从后来的罪证材料里，我得知“好”其实是装出来的，坏人其实一开始就是坏人，在那个恐怖的中午，我还是被“好人变坏人”的辩证逻辑所震撼。极度的恐惧将我的苦思冥想伸延到深夜。我在想，如果那“三叉戟”没有掉下来，苏修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全部的军事机密，包括我们所有防空洞的位置。我们怎么办？我还不停地想象身体从空中坠落特别是触地时的感觉。
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飞机失事”。它让我至今对飞行还心存余悸。
几天之后，我在笔记本里关于路线斗争的那一页加上了一行。这是非常特殊的一行，因为它记录的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的路线斗争”。而且在当时，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者身体的下落公诸于众：“粉身碎骨”让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
4
在母亲的要求下，我在将近八岁的时候（1971年底）写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封信。我已经不记得信的具体内容，但是我记得它写在红色方格的稿纸上，写了整整一页。我的这第一封信只是母亲写给父亲的信的附件。寒假期间，母亲将带我们去干校探望父亲。她在信里告诉了父亲我们具体的行程。
那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的旅行。我们在衡山车站下车的时候，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母亲带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家旅馆过夜。旅馆的房间与幼儿园的房间相似，有很多的铺位，有很高的屋顶。那天晚上，房间里没有其他的住客。母亲得以在陌生的环境中对我们施行熟悉的卫生管制。在睡觉前，我们必须洗脚、洗脸、洗屁股。“个人卫生”似乎是七十年代幸存的“私人空间”。
第二天上午，我们踏着积雪去长途汽车站。路过县城最大的供销社时，母亲带我们进去。我照例直接跑到了卖图书的柜台前。我注意到了一本题为《我要读书》的连环画（根据高玉宝的著名故事改编）。我想要那本书，但是我拘谨地说：“不买也没有关系。”母亲给我买了那本书。她没收过我读的书，却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买书的要求。这次与旅行相关的购买是我的一个怪癖的源头。从此，在过过夜的每一座城市，我都会买一本书。我用书籍来标记异乡的黑暗。
我们乘坐的长途汽车在一个名为“草市”的小镇停下。父亲已经在车站等待。然后，他带我们去一家饭铺吃饭。从小镇狭窄的巷道穿过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景象惊动了我：小镇里几乎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摆放着一口甚至几口棺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棺材，而且是木质的用来土葬的棺材，真正的棺材。我们曾经在“五星花园”里进行过关于火葬和土葬的争论。我们都知道土葬是必须革除的封建旧习，可是我们又都觉得火葬不堪忍受，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果。看到小镇的居民们若无其事地在棺材旁聊天、吃饭，我感到极度的困惑和不安。与死亡相伴的小镇生活给我这第一次长途旅行增添了意想不到的包袱。
吃过饭，我们踩着石级下到河边，然后摆渡到对岸。从那里，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干校的营地。那天的雪很厚。我们始终在雪地上走，完全看不到路。我不知道父亲用什么来辨别方向。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母亲说话。不过，他提到了营地里那几只很聪明的狗。他说它们在等着我们。他说我们会成为它们的朋友。他说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它们会一直把我们送到河边来的。我很少接触狗，更不要说成为它们的朋友。对那几只狗的想象缩短了我和营地之间的距离。
到达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惊奇地发现，真正在等待着我们的是人而不是狗。我们刚刚放下行李，父亲同屋的那些“难友”们就都挤到了他的床边。另外几间屋子里的“难友”们也陆陆续续过来了不少。他们好像都读过我写给父亲的信，都夸我的字写得工整，信写得通顺。接下来，他们要听我背诵“老三篇”。我坐在父亲的窄床上，一篇一篇地背。我的背诵让父亲的“难友”们惊叹不已。接下来，我开始为他们表演样板戏。我忙得满头大汗，演完了鸠山，又演王连举。在那间阴暗又拥挤的房间里荡起的那一阵阵开心的笑声令我有点忘乎所以。
二十三年后的一天，我在广州外语学院的电化教学馆里看《辛德勒的名单》。影片里奥斯维辛牢房的场景突然将我带回到了1972年2月的那个夜晚。我突然又看到了围坐在我跟前的那些“干校”学员。他们开心的笑声改变了我的身份。我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夜晚，我是他们所有人的孩子，或者说，他们所有人都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们用最隆重的方式款待我们。他们为我们端上来了三大碗糯米饭。这是节日的待遇。更特别的是，每一碗糯米饭的上面还加放了一大勺凝固的猪油。这是贵宾的待遇。但是，我咽不下如此油腻的食物。从那一大勺凝固的猪油，我的胃口辨认出了我自己过着的正常生活与我父亲们的非常生活之间的差别。在七十年代，除了著名的三大差别之外，还存在着这“正常”与“非常”的第四大差别。
那几只很可爱的狗为我学生时代（也是我的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寒假增添了不少的乐趣。长得像狮子的那只狗就叫“狮子”，而另外一只狗的名字却不知道为什么叫“上尉”，它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它们小便时的姿势让我好奇，它们争抢食物时的神态让我开心，它们被关在门外时的沮丧让我同情。当然，最难忘的是我们的分离。果然像父亲说过的那样，在“狮子”和“上尉”的带领下，营地里所有的狗都来为我们送行。它们忽前忽后，边跑边玩，看上去像是一个快活的集体。但是在接近河道的地方，这个集体突然解散了：那些孤独的个体开始寻找各自的位置。“狮子”就在路边停下来，“上尉”和另外两只狗跑到了附近的一座小山堆上，而另外一只狗干脆慢吞吞地往回走。它们都拒绝将我们送到渡口。但是，我知道，它们都在用嗅觉陪伴着我们的小船摆渡、靠岸，陪伴我们登上石级，直到我们消失在与空棺材相伴的小镇生活的嘈杂声中。
1972年是“发现”的年份。我们发现了遥远的过去：在母亲订阅的《人民日报》上我第一次看见了恐龙的化石。而就在我们城市东郊的马王堆，一座西汉的墓穴被打开了。从里面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还有出土了一具皮肤仍有弹性的女尸。这“土葬”的奇迹在孩子们中间激起了又一轮关于“土葬”和“火葬”的争论。更神奇的是，我们不仅有时间上的发现，还有地理上的发现。我们发现了遥远的“新大陆”：《英雄儿女》和《打击侵略者》还在一遍一遍地陶冶我们的情操、愉悦我们的感官，突然，尼克松来了，他站到了我们的迎客松的前面。
“新闻简报”里触目惊心的画面丝毫没有削弱语言的地位。一年一度的元旦社论和层出不穷的最高指示仍然是我最重要的精神粮食。当时，长沙有一个以“宣传”而著名的“傻子”，他能够在任何重要文章见报后几天将它背诵出来。然后，他举着一块写着文章标题的木牌，站在马路边或者登上公共汽车，大声朗诵。像那个“傻子”一样，我也能够背诵许多的元旦社论。社论的标题，比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后来变成了我的许多文章的结尾。重温这熟悉的题目，那“更大”的激情让我觉得昨天的革命就好像是今天的奥运。
伟大领袖“立竿见影”的语言对孩子们语言的习得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它来自最高处，却深入到了最底层。在我们的游戏中，性情温良的孩子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脾气暴躁的孩子则首先使用原子弹和氢弹，“炮打司令部”或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大家的共识，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所有人下不了决心时的强心针。如果对游戏完全失去了兴趣，那就让我们“别了，司徒雷登！”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游戏中灵活地使用同样锐利的思想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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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于1972年10月被调往一所位于郊区的中学。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搬家。母亲的朋友们送给她的离别纪念是一个十六开大小的相框，相框里的湘绣作品再现列宁阅读时的姿势和神情。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母亲的调动其实与教育战线的“派系”斗争有关，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结果。
与在宁乡的启蒙学期类似，我的同学又都变成了郊区菜农的孩子，我的周围又绵延着大片大片的菜地。我居住的校园与我就读的小学仅一墙之隔，翻墙是上学或者从学校回家的捷径。但是，离住处最近的商店和电影院在两公里以外，要步行二十五分钟才能买到食盐和看到样板戏。
1973年的新潮被称为“回潮”。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中学教材的样子全变了。报到的那几天，母亲学校的气氛显得特别热闹。学校堆放教材的地方已经不够了，有许多的教材需要堆放在老师的家里。码放在我们屋中间的物理和化学教材的厚度让我有点吃惊。而一个刚刚领到了教材的学生对另一个学生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语言与我的听觉习惯相冲突，让我觉得有点滑稽，有点庸俗。
父亲也回来了。他在城里的一座老式建筑里有了一间与许多人共用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负责为从干校回来的人安排工作。父亲好像对生活充满了向往：他用在干校学到的泥瓦匠手艺在家门口打造了一个有多种功能的土灶；他买了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不仅让家里有了一件贵重物品，而且还缩短我与样板戏之间的距离；他休息的时候与母亲的同事们一起打篮球、下象棋、玩扑克；他与附近的一些菜农交上了朋友。这突然出现的生机让我感到一阵罕见的和谐。
但是，建立在“回归”基础上的和谐很快被新的冲突打破。教育的“回潮”遇到了两个风格不同的对手：一个不立文字，以白卷向它挑战；另一个连篇累牍，以日记对它反击。相比之下，我对那个比我高两级的北京小学生的印象比较深。我在文章中肯定写过向她那样的“反潮流小英雄”学习和要与她“做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一类的话。但总的说来，这两位“英雄”没有激起我严肃的敬意。
父亲的“回来”引发了我们之间的第一场严重冲突。那是一个悠闲的晚上，我父亲在与他的一位朋友下棋，而我在一边观战。突然，我以为看到了一步好棋，伸出小手去为父亲支招。父亲粗暴地将我的手推开，让我走开，不要干扰他下棋。我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走开的时候骂了他一句，骂他做“右派”。父亲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当权派”，不是“右派”，但是他却被这顶从来没有戴过的帽子激怒了。我完全没有准备他会有那样激烈的反应。他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拳头照着我的头部痛打起来。
这场冲突从语言（一个名词）开始，以暴力结束。一个九岁的孩子会给自己的父亲扣上“右派”的帽子，而一个四十一岁的父亲会被这顶莫须有的帽子激怒，用自己在劳动中锻炼出来的拳头照着自己儿子的头部，将他痛打一顿。这是七十年代的奇观，这是七十年代的中国的奇观。
那一年，死亡第一次与我擦肩而过。七月中的一天，父亲带我和姐姐以及姐姐的一个朋友去校园后面的水塘里游泳。结束的时候，父亲先上岸，去不远处的一户菜农家换衣服。他交代我们也赶快上岸。我那时候还几乎不会游泳，但是我想在最后的时刻有所表现。我推开救生圈，准备划近靠岸边站着的姐姐和她的朋友。但是，我的身体不往前走，而是往下沉。我很快就呛了几口水。我惊叫起来。姐姐和她的朋友也开始大声呼救。一个正在水塘边菜地里浇肥的菜农跳进水塘，游到我的跟前，将我拽到岸边，抱上岸。这个干瘦的菜农表情严肃，褪尽颜色的衣服上散发出很重的汗臭。他抱起我的时候骂了我一句（骂我做“化生子”），而我条件反射，用同样的词语回敬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我的第二次生命就从那至今仍然令我内疚的骂声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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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夭折于1973年7月，我就连“孔老二”都没有听说过了。
和许多同龄的孩子一样，我仅仅在伟大领袖的一首《水调歌头》里与孔子有过一面之交。“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中性的孔子，与反动的“奴隶制”没有瓜葛。“儒法斗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孔孟之道。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全面展开，我们对“孔丘”甚至“孔老二”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是1974年的奇迹。这奇迹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两代人补上了一堂中国文化课。这曲线的补课让我们的听觉有机会接触到母语中腐朽的词语，比如“仁义礼智”，比如“克己复礼”。这些词语与“深挖洞，广积粮”以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等最高指示在同一个时代交响，对听觉是一种难得的磨练。
这一年，父亲重新上岗，成为一家生产拖拉机配件的中型国营工厂的党委副书记兼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骑着他的飞鸽自行车带我一起去工厂报到。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走进工厂的大门。巨大的厂房、奇特的机床、厚重的油污、震耳的噪音以及上下班壮观的人流令我兴奋不已。将近十年宁静的校园生活和田园生活结束了。借用当时两部电影的名字，我进入了“火红的年代”和“沸腾的生活”。此后的六年，我将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父亲是一个实干家，他一年中在车间劳动的时间超过在办公室开会的时间。因为工厂的休息日与社会“星期天”错开，在我的逆反期到来之前的那三年里，我的大部分星期天也都是随父亲在工厂的加工车间里度过的。我穿着工作服，带着袖套，将轴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喜欢这样的休息日。我喜欢车间里的一切：噪音、油污以及工人之间那些妙趣横生的调侃，我甚至喜欢车间厕所的结构和气味。
父亲还是一个热心人。他的热心让不少人受惠，让许多人感动。工厂里有一位没有人理睬的老工人，家境赤贫，绰号“傻子”。他找到了我父亲，求他帮忙解决家属的城市户口。这是当时的天方夜谭，但是父亲却不遗余力，竟将它变成了在工厂广为流传的佳话。那个老工人对我们一家都充满了感激。每次见到我，他都会停下来，用纯朴的语言歌功颂德。最让我难受的是他对我的称呼。我只有十岁，而他年长我四十岁，但是他叫我“叔叔”。他一遍遍地叫，叫得那样真心、那样满足。我很难受。我知道，除了语言之外，任何其它形式的感激都已经被父亲谢绝。我也知道，我无法剥夺一位老工人使用语言的权力。但是我很难受。他纯朴的语言和衷心的感激对我造成了终生的伤害。
就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发现了特权。从锅炉房到医务所、从传达室到行政科，所有的人都对我非常客气。父亲说这是因为我很有礼貌、很守规矩、很爱劳动，大家都很喜欢我。我没有怀疑过周围的人对我的好感，但是我突然开始遭受负疚感的折磨：一种对所有人的负疚。我不知道这是先天的心理障碍还是长期在灵魂深处“斗私批修”的结果。当我坐在工厂的北京吉普上从上下班的人流中穿过时，那曾经让我兴奋不已的壮观景象会让我负疚地低下头来。
事实上，物质上的优越并不十分明显。我们的住房与普通工人家庭一样。我们与四户人家一起共用楼道里的厕所，与同性别的所有人一起共用公共澡堂。真正的优越来自另外的地方，来自语言和信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一起去看望他任市委副书记的朋友。他的朋友谈起了与我们用鲜血联在一起的邻邦的元首，说他已经开始带着年轻的儿子出席政治局的会议。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世袭在七十年代已经成为定局。还有一天，在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到的一本《大参考》上，我读到安东尼奥尼的劣迹。又过了不久，我第一次见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名字。他是苏修的敌人，而苏修又是我们的敌人。与“凡是敌人反对的”著名逻辑相反，我们对他好像并不“拥护”。毫无疑问，我比那些生活在普通工人家的孩子更容易看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信息的不对称并没有妨碍我与同龄孩子们的交往。本能的萌动决定了这种交往的方向。在学校里，那些“坏”同学不仅吹嘘曾经爬到树上偷看过女澡堂，还将他们提心吊胆窥探到的秘密再现在课本上。下课的时候，他们还引诱男同学掏出自己的家伙来比大小，并且竟违背常理（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价值判断一样），以小为美。那位力挫群雄的同学得到了一个露骨的绰号，从此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讲述警察怎样“当场”抓获男女流氓的故事。他们关于女流氓的描述让我听得脸红心跳。而到处张贴着的市革命委员会的公审布告里，反革命的数量在逐渐减少，流氓的数量在急剧增加。现在想来，那也许是一种七十年代中期“社会转型”的标记。一些稀奇古怪的流氓罪名经常让我浮想联翩。
这一年，死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惊扰我。它是一只受伤的鸟。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注意到它。它趴在马路下面的那一大片菜地旁。我的脚步声惊动了它。它吃力地飞起来，但是很快又停下来。我一直将它追赶到菜地尽头的一个死角。它终于飞不动了。我将它抱起来，它的翅膀绝望地扑打了两下，就彻底放弃了。我抚摸着它，刚想跟它讲话，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上。我回过头去，看到了三个高年级的学生。他们问我抓到了什么。我告诉他们是一只受伤的鸟。他们让我将它交给他们。我不同意。他们中间的一个抱住了我，另外两个将那只受伤的鸟从我的手里抢走。
这段经历后来变成了我的处女作的素材。站在潮湿的黄昏看着那三个孩子走远，我觉得极度的孤独。像许多受伤的孩子一样，在那一个时刻，我开始幻想一种世俗的权力：以暴制暴的权力。
托尼·莫里森狂放的诺贝尔演讲好像是从我这段经历的结尾处开始的。几个年轻人想羞辱那位无所不知、名闻遐迩的老妇人。他们从她生理的弱点下手，要她回答，他们手里的鸟是死的还是活的。双目失明的老妇人拒绝回答。因为她知道那只鸟的生死完全控制在她的挑战者的手里。在托尼·莫里森的话语里，那只鸟是语言的象征，它正在遭受政治、商业、技术等等的压力，已经奄奄一息。我想告诉那位虚构的老妇人：那只鸟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如果它在七十年代碰巧被一个热爱文字的小男孩带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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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幻想的权力是“我有一个哥哥”（我用它做我的处女作的题目）。这种幻想在1975年将我带进了一个年轻人的圈子。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玩乐器、洗照片、唱歌、读书和谈恋爱。我很快挤进了他们阅读的接力赛，将自己接近他们的不良动机忘得干干净净。我开始阅读那些繁体竖排右起的“黄色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茶花女》和《牛虻》。
这一年，母亲将我带进了她所在的中学（也是我后来的母校）的图书室。这也许是她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一次努力吧。在那里，我可以借到正式出版的书籍。在一篇谈论成长的短文中，我这样写道：“他很小就迷恋上了阅读……他经常去帮图书室整理报纸，换取一次多借三本书的优待。他读《巴黎公社史》，他读《摘译》，他读《哥达纲领批判》，他读《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他不懂装懂。他从许多狭隘的窗口里展望世界。他的思想游行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如饥似渴的“他”就是1975年的我。
我在1975年完成了与书籍不可分离的婚配。这是由上帝包办的婚配。同样在这一年，我的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有一天，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师走进我们的教室，他环视了一圈后，对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指了指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于是，我成了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我们的宣传队在长沙市享有盛名，经常要到工厂、部队和剧院去演出。我始终只是宣传队里的次要演员。在大合唱时，我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右边；在歌颂民族大团结的歌舞里，我有90秒钟的双人舞，但是我的舞伴不是那些骄傲的女队员中的一位，而是一个像我一样干瘦的男孩子。而且我们跳的是蒙古舞，而不是更重要的藏族或者维吾尔族舞。
宣传队的生活不仅将我从那些“坏”同学的包围中解救出来，而且还培养了我铁的生活纪律。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五点钟起床，摸黑步行二十分钟，赶到学校去练功。下午下课之后还经常要留在学校排练，到天黑才能够回家。遇上演出的日子，回家的时间就会更晚。七十年代的家长不会到学校门口接送他们已经十岁的孩子。这种起早贪黑的生活完全要靠自理。
表演引起了我对音乐的注意，也强化了我对语言的迷恋。如果没有在舞台上高声表白和放声歌唱的经历，我也许还是能够理解“马尾巴的功能”的幽默和用意，却难以品味“历史的火车头”和“盛大的节日”等等导师级隐喻的魅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的节日”，这血腥的隐喻是我最早痴迷的“狂欢节”理论。革命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它的万能的叙述者唯一不能决定的是它的结局。
舞台上的表演只是部分地满足了我的表现欲。我的语言积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渴望着其它的表现形式。从这一年开始，日记开始成为我私下的表演。不过，最初的表演过于简单：它基本的风格是“自我批评”，它重复的独白是“豪言壮语”。与日记这种挑战时间的激情相应，我还有了挑战距离的冲动。我寄出了第一封不是在母亲的要求下写成的信。收信人是远在哈尔滨的一个与我年龄相当的亲戚。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我的班主任老师将回信交到我的手上。她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她说她从来没有收到过给她学生的信。那也是我一生中收到的第一封信。那种挑战距离的快感将成为我永远的奢侈。同样在1975年，通过日记和书信，我向“写作”许下了终身。
这一年，死亡将一个河南农民带离（或者说带进）了我的生活。这个农民在十八岁那年生下了第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十七岁那年随解放大军南下，离他而去。又十五年之后，这个农民听说自己的第一个孙子在湖南出生……这繁衍的链条在十一年后的一个下毛毛雨的日子里炸裂：父亲那天告诉我“爷爷死了”。他带我一起去离工厂大门不远的小邮局，往老家汇去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趴在柜台上填写汇款单的样子。那是一个七十年代的儿子为父亲送终的姿势。
我与爷爷的生命有十年的重叠，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家里没有一张他的照片，没有一个他写的字，没有“任何”他的痕迹。对我来说，他并不存在，或者说，只有死亡才会让他存在。是什么造成了这亲情的“缺席”，革命？叛逆或者距离？问题很可能出在他的“成份”上：他不是“地主”，但也不是“贫下中农”。他处在灰色的地带。这种灰色的处境在七十年代肯定是仕途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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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长期订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我很小就学会了在语言的暴力中寻找语言的魅力。但是，1975年底的一天，母亲突然决定终止与这两份报刊的关系。她告诉我，我可以订阅自己的杂志了。就这样，即将复刊的《人民文学》和《诗刊》进入了我的生活。这是我个人的“语言转向”。文学成为了我对1976年的期盼。
我盼来了终生难忘的诗歌。其中生机勃勃的《鸟儿问答》让我提早许多年感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力：“试看天翻地覆”是毋庸置疑的魔幻；“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是明摆着的现实。事实上，《鸟儿问答》的创作于1965年，与《百年孤独》的创作几乎同时。在世纪末用另一种语言细读那部小说时，我曾经魔幻地相信在七十年代去世的伟大领袖就是小说孤独的主人公的原型。在小说中，主人公带领一大群人经过长途跋涉在一个被沼泽包围的角落建立了一座孤立的村庄。他有无穷无尽的奇想。他有没完没了的冲动。他的事业注定要嬗变为生生不息的人祸，他的理想注定要在天灾中灰飞烟灭。
与诗歌一起到来的还有一颗开花的铁树。它在天心阁（长沙最古老的建筑）上的一间展厅里展出。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那个消息以及我为什么会有兴趣。那座古老的建筑离涌冒“长沙水”的著名井口不远，离我住的南郊却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在一天下午站到了那千古奇观的跟前。我身边那些表情严肃的参观者议论纷纷。他们都说“铁树开花”是将要出大事的征象。
几天之后，广播里果然传来了哀乐。我也许还沉浸在“弹指一飞间”的洒脱和“不须放屁”的义愤之中，当天早上并没有特别的悲哀和冲动。震撼来自一个月之后那部诗一样的纪录片以及三个月之后被诗歌凝固为历史的清明节。“灵车队，万众心相随”，这是我从来没有目睹过的场面。“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创意。尽管仍然伴随着一模一样的哀乐和大同小异的悼词，死亡却因为这场面和创意获得了伦理和诗意。这伦理和诗意将在随后那个传统节日演变为七十年代最动人的抗议。就像在五年前那个深秋的中午一样，在1976年清明节的夜晚，我又一次感觉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这就是铁树开花兆示的大事吗？
七月底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也并没有让我特别震惊。但是几天之后，父亲的一位同事从北京出差回来。他带来了在那里的亲身经历。他谈到地震前的症候，谈到地震后的恐慌。他绘声绘色的叙述让我颤栗。除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忆苦思甜”报告之外，这是我一生中完整地听到的第一段“口述历史”。它让我同时迷上了“叙述”和“历史”。让我颤慄的不是死亡的人数（那人数是七十年代的秘密），而是死亡的速度。我恐惧毫无准备的死亡，瞬间的死亡。“他们很多人都光着身子，”父亲的那位同事说，“因为北方人睡觉时喜欢光着身子。”他叙述中的这一特写让我觉得既生动又恐怖。这就是铁树开花兆示的大事吗？
我当时很想知道那横扫一切的天灾会不会危及伟大领袖的生命。这是名副其实的“杞人忧天”。但是在那个时候，社会上只存在关于他的身体状况的猜测，却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身体状况的消息。九月九日那天下午，父亲如约带我去工厂家属区对面的那家地质职工医院看病。在诊室里，他与医生谈起了马上就要收听的重要广播。他们都说不知道它的内容，但是他们的表情都显得凝重。后来在医院的门口与父亲分手时，我问他重要广播会不会是关于伟大领袖的消息。他提醒我赶快回家，不要乱猜。回到家里刚在书桌前坐下，家属区的高音喇叭里就传出了七十年代最沉重的哀乐。我激动地站起来，面对着窗外的那一片住宅楼的建筑工地。眼泪很快打湿了我的衬衣。与从前不同，这一次，我不是觉得历史又走到了一个新的生死关头，而是觉得历史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就是铁树开花兆示的大事吗？
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停止的只是“一切娱乐活动”。在庄严肃穆了两天之后，我在第三天的上午一度失控，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爱五指山”。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了禁令的存在，没有接着唱下去，没有再去“爱万泉河”。第二天中午，因为一件小事与姐姐发生争执，她向母亲报告我“昨天”曾经在禁区犯规。我母亲没有给我承认或者抵赖的时间，责令我立即在伟大领袖的画像前跪下。我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跪了将近两个小时。从此，我与伟大领袖结下了“个人的恩怨”。这两个小时是“七十年代”博物馆的理想藏品，又是我个人思想解放的导火线。
与那些重于泰山的死亡相比，这一年的一次轻如鸿毛的死亡在我的文学中留下了最早的痕迹。我的短篇小说《游泳》以“四个少年爬上了围墙”开始，在结尾的地方，却用“三个少年爬上了围墙”来呼应。语法上刻意的平衡突出了语义上的倾斜。那个没有在小学毕业典礼上出现的少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我们工厂的家属）。他不肯与我们一起偷偷到水库去游泳，因为他父亲在同一个时候会带他去湘江里游泳。湘江是伟大领袖“风华正茂”时“中流击水”的地方，与水库相比，就像是“鲲鹏”与“蓬间雀”的区别。我们对他的羡慕难以形容。
他父亲带他去了，但是没有带他回来。那天晚餐时，我母亲问我下午到哪里去了。我对她撒了谎，没有提去水库游泳的事。而我母亲却没有对我撒谎，她告诉我，我最好的朋友已经离开了人世。
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是，生活却一度中断。我们这些等待进入中学的孩子们入学的时间一拖再拖，一直等到北京的第一轮政治斗争偃旗息鼓，到十月底，我们才得以在中学正式报到注册。新学期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新意。它的主要任务还是“深入揭批”，还是“口诛笔伐”。我继续使用小学时已经熟练掌握的语言，铿锵有力的语言。不同的是，语言所憎恨的对象变了，从“走资派”变成了“四人帮”。
这生活的中断好像是为了一个瞬间所设。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瞬间。它与语言有关，也与死亡有关。在九月底的一天下午，我随意地从母亲的书柜里取出那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跪到水泥地上（伟大领袖画让我习惯了这种姿势），将书在跟前摊开。我一页页地翻动着枯黄的书页。突然，一个引号中的句子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被一道闪电击中，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畅快和疼痛。我干瘦的身体冒着汗，我被“不能”征服，被“河流”征服，被“人”的无能征服。那是我的“顿悟”，一生只有一次的“顿悟”。
很多年后，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生活就是十二岁时那一次意外的阅读留下的伤痕。”这不是“忆苦”，这是“思甜”。这无法愈合的伤痕是“精神家园”的象征。
通过列宁而进入古希腊，就像通过伟大领袖而走近春秋战国一样：七十年代的中国为知识的考古设定了史无前例的路径。我后来经常看见那个热爱文字的十二岁的小男孩：他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重读了一遍引号中的文字：“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完全懂得了那个句子，他以为自己已经懂得了所有的一切。
9
从1977年开始，一种更为神圣的激情开始与日记和书信一起分割我对语言的迷恋。文学和发表的激情留下的最早的痕迹是那些歌功颂德或者义愤填膺的诗句。我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人民文学》的“编辑叔叔”，通常还会附上一段简短的“导读”。一个多月之后，我会收到一封铅印的退稿信。它让我倍受鼓舞。这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要知道，我从《人民文学》收到的第一封退稿信与第一封约稿信之间相隔了二十年的时间，这是仅次于无期徒刑的判决。没有宿命的耐心，没有支撑这耐心的宿命的激情，没有人能够等到“质变”的那一天。《人民文学》的约稿信在九十年代引产了我的《出租车司机》。它后来被几乎所有的“选刊”选载，成为世纪之交的那一年在中国备受关注的短篇小说。
但是在1977年，文学还只是我的“隐私”。我的公共生活仍然由“超我”主宰。我是“又红又专”的表率，对自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除了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以外，我担任班长和年级的红卫兵连副连长，社会活动频繁。我要出黑板报，要发展新同学“入兵”，要在全校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发言。我的语言里仍然阴魂不散：在发言的中部，通常会强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到了发言的最后必然要肯定“我们的目的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到达”，或者更加国际化一点，坚信“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这一年五月七日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
我们一定要让革命的思想占上风。我们年幼，世界观并没有定型。注意！必须抓住这一段时间来培养自己的革命思想。要用红笔来填写自己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历史上，不要出现污点，要保持鲜红鲜红的颜色。
这是七十年代所有的初中生都可能写出的日记。它与“日子”和“记忆”没有任何联系。那时候的日记除了“自我批评”就是“自我鞭策”。它使用的语言已经与我的阅历不匹配，与我的感受相抵触。
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它记录的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今天”的事情：
今天，在班主任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民主生活会。在这个会上，同学们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归纳一下大概有以下这几条：1，用大帽子压人；2，上课讲小话；3，打击女干部；4，不起带头作用；5，上甲课做乙事；6，自由散漫；7，不虚心接受意见。
我认为同学们给我来提意见是对我的一种关心。尽管这些意见并不完全对，但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了自己更好地成长，我一定要虚心接受这些意见。
我完全不记得这次“生活会”了。但是，从意见的数量可以想见当年“基层”的民主气氛还是相当的浓厚。这些意见大都是七十年代全中国通用的“鉴定语言”，只是第3条颇具特色。按照我当时的生理状况，这一条应该改为“包庇女干部”才比较合理。我究竟是怎样打击的？究竟打击了谁？
群众的意见并没有危及我的政治生命。1977年底，也就是初中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被提升为学校红卫兵团的副团长（团长职位空缺），成为全校性的政治明星。事实上，这意味着我成为了全校“担子”最重的义工：我有出不完的黑板报、做不完的大扫除、掏不完的阴沟、表不完的决心……与我现在寂寞的生活相比，七十年代明星的日子宛如人间的天堂。
但是，我不再有“前途是光明的”自信，因为死亡照常光临，它带着崭新的面具，三次敲响了那“人间天堂”的大门。
第一次，死亡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与他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的父母在外地工作）。他的爷爷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们经常去他们家做客。这个与我同龄的孩子性情孤僻，很少与我讲话。有一天，两位老人到我们家来找他们的孙子：他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带我再去他们家慰问时，两位老人已经非常平静。他们抱怨当时很受欢迎的一部影片里的上吊场面。他们责备他们的孙子不应该太在乎一次小小的考试。他们还说他们对不起自己的儿子。我们离开的时候，两位老人指给我们看他们的孙子上吊的地点：他们住的那一层楼走廊尽头用来装杂物的房间。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记忆中出现了“自杀”的人。
第二次，死亡是一个隐喻。它通过我身体中第一个器官的衰退来炫耀自己的份量。1977年底，我眼前事物的边界渐渐变得模糊了。班主任老师不断将我的座位往前调。最后，坐在第二排，我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了。我不得不去医院做检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父亲带我去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检查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口音很重的医生问了我怕不怕光。我不是太明白他说的“怕”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会觉得阳光非常刺眼，比如父亲出发去干校的那一天。但是通常我对光线并没有什么恐惧。不过，我却点了点头。这好像正好是医生期待的结果。医生告诉父亲，我应该尽快去配一副眼镜。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母亲带我去长沙市中心黄兴路上的一家眼镜店，为我配一生中的第一副眼镜。当验光师让我戴着他为我选定的镜片去看看街景的时候，我发现世界又变得像从前那样清晰了。但是，我心灵的窗户已经不再是原装的，我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是一种永远的“丢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内疚，对我母亲、我自己以及对整个的世界。我悄悄地发誓，发誓要用一番伟大的成就来弥补这永远的“丢失”。
第三次，死亡是一个句子。其实，它是前一次的一个插曲。只是为了叙述的清晰，我才将它独立出来放在最后。那天在附二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候诊的时候，父亲突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你会短命的。”他接着说这是一个会看相的工人告诉他的。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如此随意地将如此的“天机”泄露给自己年仅十三岁、心理又异常敏感的儿子。我跪在长椅上，面对着明媚的天空，对接下来的视力检查充满了恐惧，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了恐惧。父亲1977年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这句话是他一辈子说过的唯一一句能够打动我的话。这句话在我的生命中留下的伤口要用三十年的时间才能愈合。三十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活过了卡夫卡的年纪。对于一个以文学为天命的人，那个年纪应该是一个心理的分水岭。越过了那个年纪，颤栗在灵魂深处的就应该只是对自己过去的羞愧，而不再是对自己未来的恐惧。
10
我的政治生命于1978年2月17日结束，比“红卫兵”组织“历史使命的完成”提早了半年。政治生命的结束是继器官的衰退被确诊之后我所经历的第一次死亡。那是猝然的死亡。那一天离我十四岁的生日还差五十天。那一天，母亲从办公室带回来的一张《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报告文学。那篇题目费解的报告文学将一个费解的数学题目带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经历了无数政治的奇迹之后，中国的孤独第一次被一个纯科学的奇迹驱散。“赛先生”的幽灵又开始得以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七十年代在即将结束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春天”：科学的春天。
我急不可耐地去寻找《文汇报》，因为我听说那里刊登了那篇报告文学的足本。足本的开头既是对我的诱惑又是对我的羞辱，就像所有不可企及的美的事物。它是一组数学公式，那个奇迹的核心部分。我被这神奇的开头迷住了。原来数学也是一种语言，原来文学可以从数学开始。那篇报告文学成了我见到的第一部后现代的作品。
政治生命的死亡没有引发我丝毫的悲痛。因此，我不可能像那些千篇一律的悼词最后号召的那样“化悲痛为力量”。我也没有必要那样做，因为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语言和新的隐喻。它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或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种新的语言直到八十年代还是政治试卷中“试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分析”的对象，直到它最后被“时间就是金钱”或者“效率就是生命”进一步升级。“金钱”和“生命”的隐喻将语言带到了七十年代的对立面。七十年代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和“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年代。
1978年5月6日的一篇日记显示了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对“力量”的向往。在回顾了一段时间来自学的进度之后，我这样写道：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有很多更具体的想法也不时地在我的心中出现。《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提到的那“一步之遥”给我无穷的鼓励。而且我非常想在不久之后就走上通往北京的道路。
在把数学提到中学优秀的水平之后，我打算从物理、化学、外语这些学科突破。
母亲不赞成我今年考大学，那么我必须做好明年考的准备。
数学用许多轶事点缀我的1978年。其中，那一年的全市统考最为精彩。考试的最后阶段，全年级的老师都围到了我的身旁。因为试卷中最后有一道30分的大题（一道将对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极值结合在一起的题目），它的难度令所有的数学老师惊慌失措。他们在等待我的灵机。他们寄希望于我能够为学校争得荣誉。我的每一步推导都引起老师们的骚动。当我的卷面上出现了解题的关键步骤时，老师们发出了恍然大悟的惊叹。那一次我的得分将近满分，与第二名的分数相差32分。
数学教给我节制和逻辑，我相信这是文学的根基。写作是对语言的苛求，进而也就是对写作者自己的苛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一生将是这苛求的祭品”。这是七十年代对我的宣判，是无法推翻的宣判；数学还告诉我“捷径”的奥秘。在一道数学难题的所有解法中，一定存在一种最好的解法：它最简洁、最漂亮、最令人意想不到。科学的目的就是寻找问题和解决之间的这种捷径。同样，在文字的组合中，也一定存在着对生活最准确的扑捉和对语言最到位的操纵。这文学里的“捷径”是上帝的作品。不过，写作者可以而且应该怀着对语言的无限热爱和敬畏去努力接近这部作品。
为了备战“明年的”高考，我需要自由和基地。工厂里的一位技术员将暂时空置的住处借给了我。每天晚餐之后，我就钻进“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在那里苦思冥想，勤奋演算，刻苦“攻关”。但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我的道路。一天晚上，我在房主的一摞旧书里发现了一本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它与我好高骛远的天性一拍即合。我贪婪地攻读起来，对作业本上“和差化积”与“积化和差”的练习失去了兴趣。很快，我也对在十五岁进入大学（甚至对上大学本身）等世俗的目标失去了兴趣。
但是，爱因斯坦带来的不仅有相对论，还有他对艺术的热爱、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崇敬、对和平的憧憬以及对压抑个性的教育的讨伐，还有他学生时代的“成绩平平”。在七十年代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从爱因斯坦的物理转向了他的传奇和思想。我开始迷恋“理想实验”以及不容易转化为“生产力”的纯粹的知识。我开始热爱艺术、崇敬哲学、憧憬和平、讨伐教育并且准备变得“成绩平平”。爱因斯坦在七十年代的出现为我在八十年代的“反潮流”和弃理从文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自杀又一次惊动了我。死者是父亲的同事（厂部的一个科长）。他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门栋，是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并且很礼貌地打招呼的“叔叔”。有一天，父亲谈起那位“叔叔”因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积极表现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几天之后，父亲又带回了那位“叔叔”最后的消息：他从招待所三层被隔离的房间跳了下去。父亲还提到了他溅散的脑浆等等。那天中午，我悄悄跑到招待所的后面。那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工厂的第一年就被安排住在那里。我在那里找了几圈，根本没有找到脑浆的痕迹。我有点失望。我目测了一下三层到地面的距离，那显然不应该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换任何一个其它的部位触地，那位几天前还对我点头微笑的“叔叔”都不可能用那样暴力的方式变成我的记忆。
站在没有死亡痕迹的自杀现场，我不知道死者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斜坡下面那一口被工厂的油污覆盖住的水塘。附近的农民每年都将水塘里半死的鱼打捞出来在路边出卖。因为价钱便宜，鱼每次都是一抢而光。当然，我还看到了几步远处的那棵半死的矮树。那上面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所有人都说马蜂窝捅不得。我早就听腻了捅马蜂窝的后果。但是，在1974年暑假里的一天中午，我还是用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根长树枝，用力朝那个马蜂窝捅去。惊飞的马蜂中的一只闪电似地朝我飞来。众所周知的后果立刻凸显在我的额头上，吓得我拔腿就往设在招待所一层的工厂医务所跑去。我比《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提早四年认识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里发表的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1978年最有特色的理论动态）。
1978年底，中国正开始朝世纪末的“四个现代化”跑去。可是，从北京出差回来的人却带来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消息。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激情地将文章油印出来（我一度是他油印的帮手），四处散发。与大摇大摆的“赛先生”不同，“德先生”走的是地下通道。但是，这丝毫也没有降低它的身份。我们一见如故。它与我的荷尔蒙联手，诱发我的叛逆。我开始与生物上的父亲冲突，我准备与精神上的父亲决裂。对七十年代的许多少年来说，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我与父亲的冲突都是由大是大非的问题引起：他主张姓“社”，我主张姓“资”；他要“基本原则”，我要“绝对自由”。有好几次，我们的冲突几乎以武斗的形式结束。其中一次，我举起了一只茶杯，险些朝“社会主义”砸过去。
在这“你死我活”的关头，父亲被调往离长沙八十公里远的益阳地区，主管当地的经济工作。他的离开为我青春期的自由发展扫除了障碍，又在我生命的旅途上标出了一个新的车站。但是，我们的家庭又一次被拆散了。与生命一样，“家庭”也是七十年代廉价的牺牲品。
11
与科学的“春天”相比，1979年北京的“春天”显得非常短暂。二月中旬，战争爆发了。它转移了所有人对位于西单的那一堵矮墙的注意。与我们在儿童时代参与的战争不同，这是七十年代唯一的一次实战。我兴奋异常，密切注视着前线的动向。我盼望着“我军”尽快攻入凉山，同时也有点犹豫不决，不知道在那之后是不是应该继续南下，拿下河内。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滥用核武器的孩子，我已经被爱因斯坦为原子弹爆炸留下的眼泪深深地感染。胜利已经难以冲昏我的头脑。对伤亡的敏感正在悄悄改变我对战争的看法。这种敏感最后将演变成对一切战争的厌倦和反感。
1979年忙于为活人摘帽，为死人追悼，是活人和死人都很受重视的年份。但同时，它却通过战争炮制了更多的死人。这是历史中常见的荒谬。那些死去的生命当时与人民币的比价让“人民”和“人命”都蒙受羞辱。而后来随着边境贸易的活跃，那种死亡变得比鸿毛更轻。1979年的战争引起了我对战争的思考。这些思考为我后来的“战争小说”奠定了基调。
同样，1979年在忙于摘帽的同时，又给更多的人戴上了那顶传统的帽子。这也是历史中常见的荒谬。政治生命的结束并没有降低我对政治的激情。三月底的拘捕和十月底的审判使我对权力失去了敬意。“反革命”、“右派”和“野猫”在幼儿时代是母亲用来恐吓我的“三剑客”，据说只要提及其中的一位，我的哭声就会戛然而止。1979年，野猫已经叼不走我，而绝大多数的“右派”又都摘了帽，只剩下“反革命”还能够惊动我的神经。但是，这一次，我不是因为恐惧而受惊，是因为怀疑。“反革命”作为一种1979年的罪过诱发了我对“革命”的怀疑。这是我自己的思想解放。这怀疑将在未来开花，最后结成一系列文学的果实。
1979年用喧嚣和骚动构筑了我意识形态的分水岭。七十年代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个想让自己的历史保持“鲜红鲜红的颜色”的少年经历了一场语言的血崩。他在表格里不得不填写的“坚决拥护”已经词不达意。他的“自我”已经开始膨胀，而他的“超我”被比“基本原则”更基本的人性的原则取代。语言本身的造血功能让我的语言顺利地完成了最关键的新陈代谢。来自过去的语言终于向过去告别。
发生在1979年的两次搬家使这一年的告别变得更加具象。在秋天里，我们搬离了与那么多集体和个人的记忆纠绕在一起的工厂家属区的房间，搬到了位于工厂对面的母亲工作的学校（也是我自己的母校）。“沸腾的生活”从此淡出我的生活。
二十六年后，我带着十五岁的儿子，“不远万里”，从地球的另一侧回到长沙，去寻找那七十年代的“故地”。我们在生产区的见闻完全是另外的版本：没有声音、没有人影、没有任何的生机。我所有的记忆和叙述都变成了谎言。工厂已经停产好几年了，大部份土地和机床都已经出卖。在变得十分狭窄的家属区的入口，我终于看见几个正在阴影中乘凉的老人。这很像是马可·波罗在《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二座“记忆之城”里目睹的场面。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那些“欲望已经变成了记忆”的老人。我记得他们二十六年前的样子以及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同样我想，他们可能还记得当年总是穿着工作服在车间劳动的那个瘦弱又懂事的孩子，那个“党委副书记”的儿子。但是我肯定，他们没有认出我，或者通过我身边的少年认出我。
而夏天的搬家终止了我与农村的对话，它对我生活的影响也许更为复杂。
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寒暑假，我都会去宁乡县历经铺人民公社立新大队第四生产队看望外公外婆。外公曾经是沈阳一家大型国营工厂里的会计。“四清”之后携全家回到宁乡老家务农。他不可能预计到“浩劫”的到来，也不会想到他个人的成份有机会由“职员”升格（或者降格）为“地主”，令“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就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爷爷一样，在1979年夏天的那个中午之前，我经常见到的外公也并没有作为一个外公而“存在”。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而且，我像其他孩子们一样，对他十分惧怕：原因之一是我知道他的“地主”身份；原因之二是他很少说话，从没有笑脸。他总是微微驼着背，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他的“喇叭筒”（自制的卷烟）。他与我外婆的包办婚姻符合辩证法的著名规律，是名副其实的“对立统一”。我外婆幽默、“阳光”、有取之不尽的故事。她已经95岁了，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长恨歌》和《琵琶行》等古典诗文以及《鸟儿问答》等现代诗篇。她在七十年代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用伟大领袖的伟大诗篇对我进行生动的义务教育。
我保留着外公于1969年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他在那里面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像七十年代的许多年轻人怀着“崇高的理想”加入共产党一样，他在国难当头的1939年集体加入过当时正在领导抗战的执政党；像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向往稳定体面的工作一样，他在风雨飘摇的“行政院”做过一段时间（不到两年）的公务员。背着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他的七十年代与我的七十年代当然会截然不同。我不知道当他经过整天的批斗和整夜的逼供之后回到自己的茅草屋里，除了沉默之外，是否还想到过其它的出路。
可是，1979年夏天的那一天中午，外公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一天，我跟着一辆大卡车去乡下给他搬家。他那样地兴奋，忙进忙出，忙上忙下。他满脸的笑容，他讲了那么多的话。那一天是他翻身作主的日子。他不再是“地主”了。因此，他也没有必要再当农民了。母亲要将他接到城里去。他将永远离开那曾经属于他的父亲、而他自己又在上面辛勤耕作过的土地。
我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突然有点怀念那位“不存在的”外公，不仅因为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度假的场所，还因为他向我展示过一个另外的语言世界。那是1974年春节中的一天，我无意中打开外公桌子的抽屉，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我竟看到了一本书。那本很旧很小的书的封面上只有两行我认识的字。一行是“李耳王”；另一行是“莎士比亚”。我不知道这两行字是什么意思，彼此又有什么联系。我大概能猜到第一行是一个人名，这个人的耳朵应该很大等等。八年以后，在装外公遗物的小木箱里，我又见到了那本书。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第一本英文书。在现实中，它的出现是七十年代的一个意外，而在我的想象中，它的出现是生命的必然。
1982年寒假过后，刚刚告别外公回到北京，我就接到他因脑溢血突然去世的消息。这轻如鸿毛的死亡在我已经有点存在主义意味的日记里留下了沉重的痕迹。这离我最近的死亡将七十年代的阴影更深地带进了一个新的年代。死亡仍然是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它从一位存在主义大师正常（却带有启蒙性）的死亡开始，以无数的“存在”在北京街头被非正常的手段化为“虚无”而结束。
12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是“死亡的年代”。一生中只会遭遇一次的神死了。那些可爱和可恨的半神，以及先可爱后可恨（或者先可恨后可爱）的半神也陆陆续续死了。不少熟悉的凡人也以不同的方式死去。而一位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工人甚至对我的寿命也作出了悲观的估计。死亡是我的恩师：它向我指明了生命的极限，它解除了我关于生命的疑惑，它教育我卑微地活着。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又是“语言的年代”。语言是生命的痕迹，又是生命的尺度。现在，我已经学会了用其它的语言来刻录和衡量生命。但是，从七十年代获得的母语仍然是我最深的依恋。如果这语言是十字架，我会永远背上这十字架；如果这语言是桂冠，我会得意地带上这桂冠；如果这语言只是一件时髦的外衣，我会诗意地将它穿上，并且让它永不过时。作为水、空气和土壤，语言哺育自由的创作和不朽的精神。它要求我骄傲地活着，目空其它的一切。
生活是不断的告别。然而，我不可能向用死亡教育我和用语言哺育我的七十年代告别。那个年代为将要用语言回报语言的生命编制了详尽的基因图谱：痛苦、躁动、虚荣、恐惧、羞辱、满足、谬误、隐秘……一个年代的副本其实就是一个生命，或者一个生命的标本。
文章来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