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北京,是因为喜欢北京的女孩子。喜欢北京的女孩子,是因为喜欢电视里的狗。

七八岁的时候,外祖父母总是早起早睡的习惯,所以我和稍晚的电视节目常常无缘。有天不知怎么晓得晚上放《军犬》,所以很早就在被窝里长吁短叹。那个时候我喜欢狗喜欢得要命,因为上海的街上没有狗。正在恨恨于造化不公,忽然听到窗下有两个女孩,总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在渐暗的初夜里说话。一个问晚上电视有什么可看,另一个用很标准的北京话说:“军犬,是狗!”那一晚,活泼漂亮滑稽凶猛的动物一下子都从我脑子里开后门跑掉,很久很久只有那个女孩子的声音。

此后对北京总有无端想念,那狗和女孩和京片子一起漫游的地方。长成一点,又发现自己的婴儿期就在北京渡过,便愈加觉得在那里有一种精神居住权。遭逢痛苦,总是心想自己别有去处,情绪就不再那么郁闷。再后来,倒是几乎每十年里都有机会瞻仰日下风光:游历,培训,出差。不太频密,也不算稀疏。因为乃是少年避难神游之地,物理空间的变幻虽然可以坦然承受,有些细节的差异反倒让你低回不已,好比偶然面对期年不遇的旧友。等闲言笑都会让你感叹弹指沧桑。

02年7月,从旧金山和妻女一起回国,也去了北京。行前种种幻想,欲为8龄幼女指点数百年风物,以期她在粗知撒克逊英雄行略之时,莫以为我中国无人。不料她对长城故宫毫无感觉,倒是一顶路边买来的遮阳斗笠戴了一天又一天。

8月份,和北岛谈起北京之行。他觉得我六七八九零每个年代都到北京,也许都有不同的观感。但其实,游历再多,体会到的变化,最多还是自己。

65年

母亲在上海生下我,不多几日就回京销假。过了数星期,父亲因为出差,顺便把我提回北京。上火车那天我正好满月。

在父母身边的日子平淡无奇。他们每天上班阅读外国报纸。由一个河北保姆负责我的成长。河北保姆单纯而实在,克扣我的粮饷,令我面瘦而肌黄;时时偷懒,把我置于长我五岁邻居女孩怀中。邻居女孩体小力弱,而且缺乏训练,不免常常倒持朕躬,使我从小就习惯从特殊角度观看世界。而文化革命一声炮响,在政府服务的职员人等一齐调整步伐,开向农村。母亲无法面对我将来沦落成村童,在牛背上短笛悠扬的田园前景,痛哭数次后,命父亲将我结裹一新,再次提回上海外婆家中寄养。于是京沪线上,我又度周岁。

回到上海,外婆也就此终结和单位同事的怨恩,退休了事,在家含饴弄孙。那时我大概时常哭闹,所以总是有机会去马路上观看走不完的游行队伍;在家里放声高唱外公恭录满墙的毛主席诗词;吃很多很多的生煎包子;然后回旋一张汤水淋漓的胖脸,反复听讲自己在北京保姆手中所受的种种虐待。

72年

再临京华,已是客居。那时候母亲因为在不适当的时间,不适当的场合,发表了不适当的牢骚,所以在干校饱受修理。但自己又以为动机纯正,问心无间然焉,有如后来张艺谋镜头中的秋菊一般。于是常常远赴各地,遍访新老长官,广泛争取同情。而且多年来羁旅湖湘,牧猪日多,育儿时少,免不了到暑假也携我同行。一来令我增广见识,二来也可耳提面命,向儿子灌输她自己在险恶世途中感悟到的种种最新真谛。

那时下榻在国际饭店。原来的大会议厅放满床铺。晚上入睡以前总觉得天花板上图饰丰富,很有看头。清晨,我就从床上爬下来,穿好衣服,跑到房间外面去拨电话听天气预报。每天如此。

72年的北京,好像是座空城。宽阔的街上看不见什么人,倒有几匹老马在慢慢拖车行走,沿途抛洒粪便。连太阳都像扫街的一样孤独懒散。有的街角上会悬一面大镜子,大概是便利司机了解叉道上的行车。晚上路过,镜子清光滟影,令人猜想里面是不是别有洞天。

回到住处之前,公车常常开过一家刚打佯的“上海饭店”。里面灯光明亮,人影全无,杯盘桌椅都收拾得很整齐,好像凳子都翻过来盖在桌面上。我象是记不起上海有这家店面。

当然印象最深,还是北京的街头那种大概是苏制的软饮贩卖机。巨大而白色。投入角子,就会脱出一个纸杯,然后徐徐注入橘红色糖水。捧而饮之,有如涅盘。其效果只有上海永隆出售的可可牛奶差堪比拟。

广场白天热,所以总在晚上去,也是一样空旷无人。有时会看到梁从诫先生。他曾和父亲在一个部门供职,所以也骑车到纪念碑前来聊天。也许因为有几层台阶的缘故,我现在还觉得那是个盛暑长夜随便纳凉的所在。

广场上能听到的声音,大多都是从人民文化宫或者中山公园传出来的朝鲜电影的隆隆音乐和对话,一时间好像京城上空,被大声说笑的朝鲜人全部统战。我被红墙背后的故事催得实在心痒难熬,一定要去看个究竟。于是发现电影名叫《摘苹果的时候》。其中只为有老翁自批其颊,居然颠倒大小一班看客,我自己也顿忘困倦,夹在其中大发其谑,觉得实在可笑极了。

84年

心仪幼时念中的北京,所以大学志愿也如实填写。不过所在中学一向视复旦为“本校大学部”,申请外校当然是出位之思,不容于班主任,也不容于自认在京颇历坎坷的父母。所以三入国门,已经是读完大二的夏天。

那时候所谓公费留学,一定要在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培训一个月。然而国家所费不赀,洗脑效果却未见彰显。内容无非是安排参观,聆听讲演之类。不过当年的出国学生还算稀有人物。好像前清入京会试的举子,虽然全是未入流品的弼马温,但人人气势如虹,有如遇缺即选的老虎班:唯言权益,不计责任。所以早晨必睡懒床,下午常去五道口或者什么地方看电影,晚上则一室数男,听那些年记大的口沫四溅,发表带有色情内容的留学掌故。小会是经常迟到的,组团出游是不去的,大会结束后,讲演人下来握手慰问,则东张西望,佯作不知。有一次全体去毛主席遗体前瞻仰鞠躬,居然和另一同学高卧不起。领队没有办法,只能眼开眼闭,心想吃亏在你。

有时间,会到处没头苍蝇一样寻找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辗转认识一个考古所的研究生,在研究古器物上龙的图案。兴头一动,便去找他大谈我的龙虎观。后来回到上海,还写了一封连绵数纸的长信,详加评注和申说。实在无聊,就到别处去玩。有次在承德,碰到外八庙的一个管理人员在乘凉,竟然也和他说了半天什么大乘佛。现在反思前事,当初脑子大概有点问题。如同朱子所云,看过的书都像没看过,而没看过的书却像看过了。整天口悬滔滔,两岸涯俟之间不辨牛马。但也会当场出丑。几个人在圆明园附近看到一片农地,忽发奇想要辨认蔬果五谷。但是瓜、茄子、大麦、玉米等等争了半天,把路边的农妇笑倒。叩其原由,原来那是茭白。

和72年相比,84年的北京是另外一个城市。也许因为那时五道口还是乡下,路边开着很深的水沟,当时以为有新发现:北方的下水道都是露天的!也许因为住在学校,觉得人多嘈杂,而且没有谁在说北京话。只是离京时在火车站存行李,被一个不耐烦的年轻服务员赶走。她的态度天真而粗暴,但又听到那久违的咬音吐字,让我开心半天。想起来,那时的城市面积有现在一半大就不错了。本来要去呼家楼,可是觉得那么老远,就没去。

97年

97年到北京住在蒲黄榆两位老人的空房里。房子大而暗,出来一看,才知道这是北方所谓筒子楼。

3、4月份的北京风沙蔽天,但沙尘过后,就会发现这也是杨花飘零的季节。小时候跟外祖母用南汇土音唱苏长公的句子:“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真是曲尽回肠。但一直到中学里,才晓得杨花就是柳絮。97春天在北京的街上走,自己已经年过而立,但见漫天的杨花缓缓飘过,好像整个时空在转移。忽然觉得坡公怀人,居然境界如许。而且一个老四川把江南景物写成这样无奈,而我本来寄籍江南,却又跑到外国去,还是在燕北沙尘的间隙里对他的章句重有会心,也别是一番特殊的遭际。

因此又想到杨柳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实在居功厥伟。幼时看科普,有篇文章叫“猪的一身都是宝。”无非肉尽食用,骨能肥田,皮成革履,毛制板刷之类。文前画一大猪,十分憨厚可笑,像是已在佛前发过愿心,铁定舍身饲人,所以全无畏惧,明白奉献,倒是有些令人伤感。而今所谓杨柳,叹离别则“远客先折”,咏美人则“素口蛮腰”,惜光阴则“蒙蒙扑面”,悲不遇则“垂杨生肘”。即便是虎视鹰扬阀阅世家的奸雄,也要抚掌悲怜,但说“树犹如此。”而千百年后冰雪聪明的南国美女,居然自题名曰“柳如是”。可见杨柳之为用,真乃割取随时,称引适会,其为德也大,亦文坛一鲜豚欤?

说到猪,97年的北京已经是不说北京话的城市。外来妹和外国人都非常多。有一次去一个洋人买的小四合院玩。一大帮人拱猪吃东西。洋人的国语非常奇怪地流利,而且拱猪技巧一流,使我愧煞。我的国语也很奇怪,但不流利。那天手气不好,大概被黑桃皇后暗恋。反正手手有猪,而且左右拱不出圈。

在筒子楼住闷了,常去故宫北海闲逛。在长廊里飘来荡去,幻想自己是古代什么剑客学士的幽灵,到处躲避宫女太监的追捕。一面偷听导游们跌跌撞撞的英文国语广东话,心里奇怪为什么满文不是导游语言。因为小时候抗日电影看多了,总觉得导游有点像那里面匆匆忙忙的胖翻译:“太君,我们的粮食没有多少了。”“慌什么!”太君的语气更加幽默。

或许是想到革命电影,或许在故宫转了那么多次,又进不了中南海,终于下决心去纪念堂。那天里面人很多。在出口有一幅大字,是御笔“小小寰球。”从小就有人说,老头子写得一手霸王体,不可以当真做书法论的。不过大概是情景烘托,而且字体又极端放大,当时感到气势很是雄浑。最后跑出来回头看看,却发觉老英雄后半生深居简出。文革高潮在门楼上挥手,实在是时势所需。本人大概是不耐烦大家不住地盯看的。结果物故之后,给一班崇拜者弄成旅游景观,成为大众眼球的聚焦点,是可叹矣夫。

02年

02年到北京,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国之敌”帖子,上面美国人日本人共产党民进党都名列其间,敬赔末座的却是上海人,所以又吃惊又感动,口中的国语不免有点笨重。Z C S 和Zh,Ch,Sh 虽然没有不分,却是经常错位。心里一急,国语就是不说成外国语,也几乎说成反国语。不过好在自小就把北京当作心中的王语嫣,或者老革命眼里的毛主席,真是打骂不怕,愈挫愈恭。即使赐了中国之敌的顶戴,对北京仍然是拳拳服膺。

大概是因为学院林立,而且毂辇之下,百姓既称首善,更有表率全国的自觉,我的听讲态度现在一般又比较认真,所以常有机会免费学习。最有教益当然是在出租车上。有一回在长安街堵了好久,司机便神聊在北京辨认车牌的妙趣。反正甲乙丙丁、黑红兰绿各有所司。甲为空军,黑为国务院之类。听得我心惊肉跳,赞叹如此军国机要,居然可以作为堵车的谈资,北京出租可谓超值服务。同时也为无福在京城行车的全国大众深感惋惜。因为如在河南商丘云南大理等等地方,司机被人超车却满脸春风地说,前面可是咱商丘税务大队的专车,你一定觉得这人有病。但没想到接下去的演说更加精彩。原来这启连政治局何处开会,朱总理何时下班都了如指掌。可惜我既不是什么中情局台情局,也不是什么粤港奸商,否则如果需要哪天吊在谁家屋顶窃听,或者闪进谁家门房送礼,我想他也一定为我设计途径,指点诀窍。

不过这回在京听课虽多,游玩的兴致却甚低落。故宫已经萎缩成一条直线。目前中国零售业盛行一条街主义,什么东安市场老北京一条街,港汇市场阿拉一条街等等。不多几年,到北京一定也有前门景山一条街。上悬缆车,旁列展厅,皇帝后妃,载歌载舞,和尚喇嘛,钹鼓铿锵。只不晓得现在的建筑,是否能够支持到那一天。至少目前维护和修缮之不足,真是匪夷所思。大概贝特鲁齐和张艺谋等等大师很久没有在此租用场地,所以墙壁剥落,地砖残损,处处可见。若不是紫禁城外的繁华,还以为这是哪个破产电影厂的废棚。

在北京最偶然的收获,要算看戏。因为住在人艺对面,有时学生会在马路旁边派海报。有天晚上孩子玩天坛累病了。等到好不容易哄她吃药睡着,妻子也累了。我把他们安顿好,熄了灯,悄悄带上门。然后一个人下楼,走出大厅,穿过繁闹的马路,跨入对面的黑影去看戏。那进入黑影的刹那,是我这次对北京最深的印象。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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