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真理，至死方休，因真理将令你自由。”–扬·胡斯
布拉格从来就是一座中欧的历史名城，并且由于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乱破坏，其大部分历史建筑得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此布拉格市内拥有为数众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从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到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再到新艺术运动风格、立体派和超现代主义，可谓一座名副其实的“欧洲历史建筑博物馆”。而其中数量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仍是哥特式和巴洛克式建筑，它们使得布拉格市区高低错落着各种尖塔和圆顶，连成一片片的塔林，为布拉格赢得了“千塔之城”的美名。这些建筑的屋顶多为朱红色，墙面多为象牙黄色，在阳光下的映衬下显得金碧辉煌，因而布拉格又常被称为“金色之城”。1992年，布拉格的旧城中心被整体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对于国内的年轻一代来说，提起布拉格，很多人的耳边可能都会响起那首传唱一时的《布拉格广场》。的确，这首由周杰伦创作、蔡依林演唱的流行歌曲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大众对于布拉格的美好印象，如今的布拉格也许已经成了中东欧地区最令国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没有之一。
在布拉格游览，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参观–老城广场（即布拉格广场）、老市政厅、查理桥、瓦茨拉夫广场、布拉格城堡、圣维特大教堂、犹太区……可谓不胜枚举。然而，在徜徉于这些如画的美景之间的时候，笔者不时会冒出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东欧剧变才过去二十多年，如今人们沉浸于自由轻松的生活自是理所当然，但在这个城市里，是不是也有着对过去那段沉重历史的纪念与反思呢？笔者曾撰文介绍过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恐怖屋博物馆”，那么在布拉格，会不会也有着一个类似的历史博物馆呢？
笔者正想借着接下来几天与当地学者会面的机会就此向对方请教，谁知在当晚步行回酒店的路上，便在大街上遭遇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海报。整个海报上只有一个形象，是一只巨大的俄罗斯套娃，她露出两排锋利的尖牙，面目十分狰狞。套娃的旁边，用英文标注了这个形象的含义–“共产主义博物馆”，海报下方还附有具体的地址信息。就是它了！笔者在感叹自己的好运之余，也不禁惊叹于这一创意的精妙–用一只面目狰狞的俄罗斯套娃来作为这座博物馆的标志，非常形象地表明了过去四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主要是由来自东边的外力强加所致。
博物馆坐落于布拉格市中心一幢古建筑的二楼，正如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主要展示的是捷克从二战结束到1989年东欧剧变这段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历史。这期间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又能从博物馆的展览中收获什么？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头说起吧！
联合政府
二战结束，随着苏军对于中东欧各国的“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以下简称捷克）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一开始在东欧各国实行的是所谓“联合政府”的政策，即由该国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联合执政，分享政府的权力。因此在战后的捷克，便是由战时流亡莫斯科的以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为首的捷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与战时流亡伦敦的以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为首的民主党派组成了“联合政府”。
然而在苏联的主导下，这一“联合政府”的内部势力却是极不平衡的。首先，战后许多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右派政党被政府予以解散，幸存下来的也难以进入政府，因此很难立足。其次，捷共在联合政府中取得了诸多关键性的部长职位，包括掌控警察系统的内务部和掌控军队系统的国防部。此外，捷共还全面接管了国内的广播电台以及多数的出版印刷机构，从而控制了媒体舆论。
虽然贝奈斯仍然掌握着总统职位，并在名义上享有未经议会允许直接通过法令的巨大权力，但此时的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在权力的运用上却显然要活跃得多。譬如他主导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设立了所谓的“人民法院”，以审判和惩罚战时的“叛徒和通敌者”。同时，他还主导了对国内主要工业企业以及银行的国有化改造。伴随着战后捷共在国内的强势宣传、对政治对手的强力压制，加之捷克历史上固有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传统，捷共迅速成长为国内的第一大党。其在1946年春举行的选举中赢得了40%的选票，哥特瓦尔德也进而成为捷克的总理。
1947年，美国为了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二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并同时抗衡苏联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扩张而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这一援助计划的目标国不仅包括西欧各国，也包括了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各国，乃至苏联本身。但斯大林认为该计划的签署会严重威胁到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因此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并命令那些“人民民主国家”也照此办理。但此时的捷克政府、包括那些共产党部长们，都支持本国参与马歇尔计划，并接受了美国发出的参加巴黎协商会议的邀请。斯大林马上对此作出了激烈抗议，并迅速将哥特瓦尔德召到莫斯科予以严厉训斥。于是，捷克政府又不得不收回了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从而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失之交臂。至此，捷克的最终话语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已经不言自明了。
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斯大林于1947年主导成立了由9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共产党情报局”，其目的在于通过各国共产党之间对情报信息的交换，建立国际性的共产党统一战线，并最终加强苏联对各社会主义卫星国的控制。在其成立大会上，苏联人再次对捷克参与马歇尔计划的企图予以了谴责，并指出捷克是当时社会主义集团中唯一一个尚未巩固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此举促使哥特瓦尔德在国内采取了进一步的强硬措施，并于1948年最终演变为共产党全面夺权的“二月政变”事件。
二月政变
1948年2月20日，为了抗议捷共对于警察系统的全面掌控，联合政府中的12名民主党派部长一同向总统贝奈斯提交了辞呈。他们原本期望贝奈斯会拒绝批准他们的辞呈，并通过此举使得捷共方面认识到自己的政策不受欢迎，从而迫使对方的政府部长们辞职。但令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捷共立刻对此采取了全面的反制行动。他们发动工人和民兵上街举行游行示威，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而时任国防部长的斯沃博达（Svoboda）也明确表示了他对哥特瓦尔德的支持，不用说，他也是一名共产党人。2月24日，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发起了全国性的总罢工，总计有250万工人参与了这次罢工行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贝奈斯以及布拉格的市民们所看到的这些支持共产党的群众示威，其实并非真实民意的显示。或者说，在当时捷共已经全面掌控了武装力量、以及多数媒体机构的情况下，所谓的“民意”是很容易被当权者任意操控的。正如一名捷共的基层官员在事后所回忆道的：“因为布拉格市内所有通往瓦茨拉夫广场的街道都被严密封锁起来了，除非你是共产党组织的工人队伍，否则谁也别想进入广场。共产党还对广场本身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广场周围所有建筑的窗户和阳台都已经提前被工人和民兵占据了。布拉格的所有桥梁也被民兵全部控制了。在哥特瓦尔德发表完讲话之后，共产党立马组织了民兵部队在布拉格市中心的游行示威……”
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捷共建立起了所谓的“人民民兵”组织，这支部队主要由工人组成，而这些工人早在之前的一个月就已经被共产党给秘密武装起来了。它的职责起初主要是对国内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恐吓威胁，后来便进而成了捷共镇压一切国内示威游行的暴力机器。当然，在共产党的宣传口径中，这支部队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铁拳”。由此我们看到，也许正是这12名部长的辞职，为捷共提供了发动一场政变行动的契机。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当时捷共的武力展示给吓阻住了。譬如在2月24日那天，布拉格的市民们就看到查理大学的学生们拿着铲子在哲学系大楼附近忙着清除街道上的积雪，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捷共号召全国总罢工的不满。而当第二天总统贝奈斯面临着共产党官员进一步施压的时候，一大群学生试图前去总统府布拉格城堡表达他们对贝奈斯的支持，但在路上就被军警给拦住了。面对军警的阻挠，学生们高喊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Masaryk）的名字，以表达他们对贝奈斯的支持和对共产党的抗议，但最后他们仍被军警的开枪给驱散了。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为了消弭爆发内战的危险，年迈体弱的贝奈斯总统屈服了，他于2月25日接受了民主党派部长们的辞呈。这样一来，哥特瓦尔德便得以顺势将自己的心腹填补进空出来的那些部长席位了。至此，捷克政府已完全处于共产党的掌控之下，捷共也由此完成了从“联合政府”到一党专政的“华丽转身”。这便是捷克当代史上著名的“二月政变”。
应当承认，捷共在战后初期的执政还是拥有一定民意基础的。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捷共是战时与纳粹占领政权没有任何瓜葛、并坚持抵抗的少数政党之一；而二战初期盟国与希特勒签订的伤害了捷克利益的《慕尼黑条约》，又使很多捷克人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失望和怀疑；同时，捷克还具有非常深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许多人都对社会主义和苏联抱有好感和幻想。这些都是捷共在1946年的大选中能够获得40%选票的原因。但是，即使是这些将选票投给共产党的人们，恐怕也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上台，会意味着自己从此将丧失进行重新选择的权利。而这样的状况竟要持续四十年之久，就更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的了。
经济改造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捷共也对国内的工业企业实行了国有化改造。截至1948年4月，捷克国内凡是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都已经被政府没收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国家计划部门得以通过一个个“五年计划”来主导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斯大林的战略格局中，捷克被设定为整个东欧集团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因此，从40年代末期开始，捷克大多数的投资都进入了钢铁、工程机械以及军工企业，轻工业的发展则停滞不前。于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当西欧各国在战后大力发展其消费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时候，捷克的工业部门却仍在不知疲倦地生产着钢铁和坦克……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曾经跻身世界前十大工业国的捷克，开始逐渐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捷克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也毫无悬念。捷共在国内推行了仿效苏联模式的集体农庄政策。农村里原来的大农场被直接改造成了“国有农场”，而小农们也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强迫放弃自己的土地，成为集体农庄里的工人。集体农庄的产出由政府统一收购和分配，而政府拿走的份额则是一年高过一年，这使得很多农民拒绝与政府签署农产品的分配合约。共产党的官员们对这些拒不合作的农民则是毫不手软，往往以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作为惩罚，有的农民甚至会面临牢狱之灾。
当然，这一过程也激起了部分农民的激烈反抗。1951年7月2日，捷克东部一个叫巴比采（Babice）的小镇上，共产党的地方官员正聚在一起开会，突然窗外枪声大作，一梭梭子弹穿过窗户打进房间里来，三个捷共官员当场毙命。该事件立刻被捷共当局宣传为国内反共势力的武装起义，并迅速实行了报复与镇压–所谓的“嫌犯”被立刻予以审判，其中7人被判处极刑。捷共还利用这一事件，在打击国内反动势力和破坏分子的幌子下，进一步对那些不合作的农民予以镇压和迫害，从而更加强化了农业集体化体制。
事实上，当局这种将“坏事”转化为“好事”的成功案例在共产党执政时期可谓层出不穷。譬如在捷克的某个地区，苏联顾问曾大力建议进行水稻种植，但结果却是产量少得可怜，因为捷克的气候和土地条件根本不适合种植水稻。然而，低产的原因却被官方归结为帝国主义的蓄意破坏。该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也被指控为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并最终被判入狱。再比如，因为受到一种叫做“科罗拉多甲虫”的侵害，捷克1950年的土豆产量急剧下滑。而捷共官方却随即给了这种虫子一个响亮的外号–“美国甲虫”，并进而宣称是美国间谍故意将这种虫子带入了捷克境内，以毁坏土豆作物，让人们挨饿。
由此我们看到，在共产党垄断了一切信息渠道的情况下，其实无论发生什么，都将有利于巩固当局的统治–如果作物歉收，那就是因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因此需要进一步巩固党的统治，才能打击反动势力，取得丰收；而如果一旦取得了丰收，那就更是党和政府的功劳了，因此就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以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已然丧失了起码的纠错机制，等待它的，便只能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政治审判
“二月政变”之后，随着贝奈斯总统拒绝签署新政府所制定的“人民民主宪法”，并进而辞职，格特瓦尔德终于在该年6月登上了总统宝座。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针对异己的政治审判。在这些审判当中，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主要负责对“嫌犯”进行搜证、逮捕、审讯以及逼供。而在这个过程中，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捷克的秘密警察也从来不需受到任何法律的约束。早在“二月政变”之前，很多秘密警察就被捷共认为是不可靠的，因此都被换成了对党绝对衷心的分子。政变之后，捷共更是动用了多达25万的社会下层人员，在进行了非常简单的训练之后，便将他们填充到了秘密警察、军警系统以及司法系统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关键部门当中。现在，这些部门都只服从于来自捷共政治局、以及莫斯科的命令了。
对于国家安全局的秘密警察们来说，最大的功劳就是发掘出新的“颠覆”证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秘密警察甚至会主动发起和组织秘密的反抗团体。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则可以十分便利地搜集到相关人员的“黑材料”，并作为之后对他们实行逮捕、审判和监禁的证据。
捷克的政治清洗以1948-1954年这段时期最为严酷，此间共有10万人左右被冠以政治罪名予以起诉，其中超过一半被判处了10年以上的监禁。很多广受尊敬的社会名流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比如何洛伊德·比卡（Heliodor Píka）将军，二战期间，他先后在巴尔干地区和莫斯科负责组建了捷克的情报系统。战后他被任命为军队的副总参谋长。但因为他具有民主主义倾向，又掌握着广泛的情报网络，所以成了捷共眼中的绊脚石。因此“二月政变”一过，他就被逮捕起来，当局判定其间谍罪成立，于第二年夏天将他处决。
又比如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议员米拉达·霍拉科娃（Milada Horáková）女士，她在二战期间曾积极参与到抵抗运动当中，并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被关了5年。她仅仅因为打算与朋友们会面讨论国家政治形势，就被捷共当局逮捕，并被指控试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凭着当年与纳粹斗争的勇敢与坚定，她在公开的审判过程中据理力争，对共产党的法官和检察官们提出了有力的驳斥与声辩。但她优秀的个人品质并没能救得了她，而来自国际社会人士如丘吉尔、爱因斯坦、罗素以及战后美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的罗斯福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等人的呼吁与营救，在“主权高于人权”的现实面前也同样无能为力，她最终于1950年6月27日被实行了枪决。
说来有点奇怪，刚刚经历过德国纳粹统治的捷克人民，对于捷共所实行的这套政治清洗，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当年的纳粹就是这么对付那些不合作分子的。在很多人眼中，就连双方的权力架构都显得那样的相似–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一个最高领袖手里，在纳粹德国是希特勒，在苏联则是斯大林。打着极左意识形态旗号的共产党，似乎与极右的纳粹党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果说共产党与纳粹还有着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还将清洗的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同志–在党外的政治对手被消灭得差不多之后，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启了党内的权力斗争和清洗运动。于是，很多当年参与清洗别人的党员骨干，如今又落到了其他负责“清洗”的“同志们”手中！
在众多的党内清洗案件中，最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是对于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的审判。1951年7月，捷共还为这位总书记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庆祝活动，以祝贺其50岁生日，国内的媒体上也充斥着对他的颂扬与吹捧。但仅仅两个月后，斯兰斯基就被时任党主席的哥特瓦尔德指控为犯有重大错误而被革职。11月，在参加完一个晚宴回家的路上，他就被逮捕了。
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与帮助下，国家安全局指控其正在组织另一个权力中心，而这个小集团正在筹划颠覆新政权的阴谋。与此同时，国安局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抓捕行动，将与斯兰斯基有着密切往来的党内高层一网打尽。最后，斯兰斯基被以托洛茨基分子、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等罪名处死，一起被执行死刑的，还有他的另外10名党内同僚，此外还有三人被判终身监禁。尤为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党国高层人士的骨灰竟被当局撒到一条结冰的乡间马路上，用以增加路面的摩擦。
哥特瓦尔德之所以要不断地实施恐怖清洗行动，除了对权力的贪婪之外，其实也出于自己内心的恐惧。1948年的时候，捷共党内的公报上曾经刊发了一篇由学者科尔曼（Kollman）撰写的文章，其中批评捷共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太过温和，让人丝毫看不出实行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哥特瓦尔德知道科尔曼在苏联的核心决策层拥有一位重量级的朋友，因此便将这篇批评文章当作了自己倒台的一个预兆。不久，当他忐忑不安地去莫斯科参加东欧各国领导人会议的时候，他曾紧张万分地向斯大林当面表达了这一顾虑。这才发现，原来斯大林根本就不知道这篇文章。斯大林一边笑着安慰哥特瓦尔德，一边当场将科尔曼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就这样，科尔曼取代了哥特瓦尔德，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名阶下囚。也许这时的哥特瓦尔德才意识到，在这个制度下，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然而，对于这个制度的创立者和守护者–他自己来说，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唯一能做的，便是尽力清洗别人，保住自己。
文化管制
捷共掌权之后，对艺术、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领域都进行了全面的管制。在艺术方面，以往的诸多艺术形式都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成为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艺术形式。在布拉格，这一风格的最佳代表是一座斯大林雕像。而关于这座雕像的那段故事也颇具戏剧性。
二战之后，捷共一直打算在布拉格为社会主义集团的领袖斯大林建一座雕像，以纪念他的不朽。该提议早在1945年就被提出来了，但究竟应该选址在哪里，才能充分体现苏联的伟大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却一直存在争执。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已经于1948年为斯大林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以庆祝其70大寿。其他一些市镇也早已为斯大林雕像举行了奠基仪式。而布拉格却仍在寻找一处合适的地点。
最终捷共当局将地址选定在了俯瞰布拉格全城的莱特纳（Letná）山顶。但在如此开阔的这么一个公共空间树立一位伟人雕像，它就必须具有一定的体量才行。因此，负责这一工程的委员会最后敲定了它的高度–30米！该雕塑由粉红色花岗岩雕刻而成，而在雕塑的附近，则从外地移植来了数千颗成年树木。整个工程耗费了五年时间，斯大林并没能活着看到它的揭幕，而同样没能等到那一天的还有该雕塑的创作者–雕塑家奥塔卡尔·施威茨（Otakar Švec），他在自己的这件作品完工前夕自杀身亡了。
这座雕塑最终于1955年5月1日正式揭幕。然而，还没到一年的时间，苏共就于1956年2月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新一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予以了全面的揭露。
忽然之间，布拉格这座刚刚树立起来的巨型斯大林雕像就陷入了一个十分地尴尬的境地–如果让它仍然耸立在那里吧，就好像布拉格时刻笼罩在一个恶魔的阴影之下，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如果把它拆了吧，就更说不过去了，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揭幕也才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再把它拆掉，劳民伤财不说，对捷共的统治威信也将造成巨大的冲击。
就这样，捷共高层整整纠结了7个年头，才终于在1962年决定将其拆除。然而，就跟当初建立这个雕像一样，如今对它的拆除，也是一个艰巨而昂贵的工程。而且以它的体量，拆下来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因为显然放到哪里都不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因此当局最终确定的方案也十分干脆–对之实行定向爆破！最后，在爆破专家们的努力以及数吨炸药的帮助下，这座雕像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在这座“共产主义博物馆”的一个房间里，展示着那座巨型雕像的照片–游人站在它的脚下，显得如此渺小；而在另一个房间，一张照片则捕捉了当时炸药引爆的一瞬间–轰然一声巨响，碎石飞溅，雕像从此灰飞烟灭。我想，任何人只要看过这两张照片，都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并在这一鲜明的对比中体会到历史的吊诡与荒诞。
在文化方面，“二月政变”之后不久，所有不遵循捷共指定文艺路线的文艺工作者都被禁声了。他们原先使用的出版社和印刷厂要么被当局予以废除，要么就被收归国有。教育部还制定颁布了一个禁书书目–根据这份书目，多达2千7百万本书从图书馆和学校里被“清除”了出去，其中不少都被彻底地损坏、甚至直接销毁掉了。
为了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捷共也参照苏联模式对整个教育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因此从很小开始，捷克的孩子们就被灌输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并被培养起对富人阶层的仇恨以及对共产主义事业及其领袖斯大林的热爱。为了树立起苏联在捷克人心中的地位，捷共的官方教材将大多数科学技术的发明都归功于俄国人。比如在一本苏联官方出版的百科全书里，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19世纪末，一个乌拉尔的俄国农民正在试驾他亲手制作的一辆汽车……
反美反帝也是官方宣传的重要主题。捷共在国内宣称，冷战已将整个世界划分成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将通往光明的未来，而资本主义则只会给工人阶级带来饥饿、贫困和战争。然而事实却是，当时的捷克人正承受着匮乏的物质生活，而仅仅在数百公里之外，西德正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迅速地恢复了经济的繁荣。但在捷共垄断了所有媒体的情况下，这一切都被蒙在鼓里。当时的捷克人民所能看到的，只有报刊上为了配合捷共的宣传所刊登的多幅“反美反帝”的卡通漫画，不用说，这些画无一不在揭露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面。如今，在博物馆的一个展厅里，也对那些漫画进行了集中的展示。
到了1950年代，捷克的体育运动已经完全被军事化了。这时的体育已经无关乎运动本身的乐趣与享受，而是承担着训练保卫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的任务，还有就是对外展示共产主义事业的强大与欣欣向荣。1952年，苏联运动员得以首次参加在赫尔辛基举办的奥运会，并赢得了22枚金牌。此番成功引发了苏联高层对于奥运会的重视，并授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将体育作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为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服务。而对于很多捷克运动员来说，代表国家参赛，则往往是他们游览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合法渠道。
铁幕
“二月政变”之后，新政权逐渐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反感。三年之内，已经有2万5千人选择离开了这个国家。而这些人，往往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因此对于捷共来说，所谓的“非法出境”就成了一项严重的罪行–哪怕只是有人对此表示了一点兴趣，就可能会被逮捕起来。还有很多人仅仅因为亲友们对其透露过自己的移民计划而没有及时向当局告发，就被逮捕关押起来。
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是那些成功逃亡出境的人，都无法享有真正的安全。博胡米尔·劳斯曼（Bohumil Laušman）是一名流亡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前工业部长。1953年12月的一天，他在维也纳一家酒馆喝了杯葡萄酒后就昏睡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然身处布拉格的共产党监狱之中了！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整整十年的时间。原来，是一个捷共当局的特工人员在他的酒里下了药，当他晕倒之后，国家安全局便立刻将他秘密运回了布拉格。
为了防止国内人才的流失，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捷共政府还在其与奥地利和西德的边境上修建起了一道实实在在的“铁幕”。这道“铁幕”不仅具有路障、铁丝网等硬件设施，还受到捷克边防军部队的严密看守。从这条“铁幕”往捷克境内延伸数公里的这片区域，都被标明为禁区。谁要是在没有取得官方特别批准的情况下进入这一区域，边防军就有权在不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将其击毙。而这样做的士兵，将会得到一段假期和一块手表作为奖赏。
在一个叫做“铁矿镇”（Železná Ruda）的边界小镇上，“铁幕”从它的火车站中间直穿而过，车站大厅被一道铁丝网墙给截成了两段。40年后，这个车站常被看作欧洲分裂的象征之一–只是西德这半边的车站永远保持着干净整洁，窗台上还挂满了种有海棠花的花篮；而社会主义这边的车站则被当局贴上封条，停止使用，此后更是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事实上，这个车站只是个缩影，捷克边境附近几乎所有的村落与乡镇，都因为当局设立的这个“铁幕禁区”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人口流失，并从此破败衰落下去。在捷共统治了几十年后，很多曾经繁荣一时的边境小镇，如今只剩下一些孤寂的石碑在提醒着人们它们过去的存在了。
但即使面对着如此严密的封锁，也还是发生了多起令人始料不及的逃亡事件。1950年，捷克航空公司的3名飞行员就策划了一起穿越铁幕的逃亡行动。当时他们所驾驶的飞机上还载着一批捷共官员，他们原本期待着一场由哥特瓦尔德主持的欢迎仪式，但当飞机降落他们走出机舱时，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西德美占区的埃尔丁机场！
1951年9月11日，一辆火车在驶进其目的地–西波希米亚地区的艾斯（Aš）车站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减速，而是以100公里/小时的速度冲过了边境的关卡，抵达了对面西德的威德瑙（Wildenau）车站。原来，是车上的几个司机共同策划了这次逃亡行动。最后，全车107名乘客中有27名选择了留下来寻求避难。
总体来说，捷克民族与性格刚烈彪悍的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不同，他们往往不愿意采取武装暴动的方式来反抗暴政，而是更倾向于用语言和文字作为他们的武器。但凡事也有例外，有一对捷克兄弟–茨基拉特·马欣（Ctirad Mašín）和约瑟夫·马欣（Josef Mašín），也许是受到其父亲因参加反抗运动而被纳粹处决的事迹的鼓舞，他们决定以武力来反对共产党政权。于是他们在1953年的秋天，花了整整4个星期的时间，在国内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经由东德抵达了西柏林，并参加了美军。
改革前奏
前面提到，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在东欧国家集团内引发了以“波匈事件”为代表的第一波改革浪潮。虽然两国的改革计划都因为苏联的干涉而未能实施，匈牙利的街头起义更是受到了苏军坦克的残酷镇压，但毕竟两国原先的保守派领导人最终都被相对温和的改革派人士所取代。然而，邻国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当时的捷克并没有多少影响。当苏军坦克在布达佩斯街头射杀起义者的时候，在仅仅数百公里之外的布拉迪斯拉发，人们正全神贯注于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广播对之进行了实况播报，人们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加油，并热烈地讨论着可能的比赛结果。因为官方垄断了所有的信息渠道，因此没人对匈牙利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他们只是隐约地听说，有一小撮匈牙利反动分子正试图建立法西斯政权，但已经被苏军成功扑灭了。
哥特瓦尔德于1953年去世之后，接替他担任捷共第一书记的是同为保守派的安东尼·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随着他于1957年兼任总统职务，诺沃提尼成为捷克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统治下，捷克国内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因为他没有继续哥特瓦尔德的政治恐怖政策，而是转而采取了更为“柔性”的方式，比如通过无所不在的监视和窃听系统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然而，诺沃提尼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已经不是政治对手的挑战，而是经济的滑坡。捷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60年，原计划五年内实现经济增长42%，工业产值增长56%。但仅仅两年之后，就已经执行不下去了。事实上，从1961年开始，捷克的经济增速就开始出现了下滑，到了1962年，经济甚至开始出现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日本倒恰恰实现了捷克设定的那个增长目标。这一情形令捷共当局非常难堪，因为根据共产主义的理论，经济危机只会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在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捷克，经济只会保持持续增长。但现在，事实显然反了过来。
当时的每个捷克人都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这种经济衰退，尽管政府将数十亿克朗（捷克货币单位）投入了巨型工厂的建设，但商店里却始终缺乏基本日用品的供应。而布拉格的老城区也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无可挽回的经济窘境–因为缺乏资金来对那些历史建筑进行维修和保护，整个老城区正变得日益衰败破旧起来。1965年3月18日，临近瓦茨拉夫广场的沃迪奇科瓦大街（Vodičkova）上的一幢老建筑的窗台竟因为年久失修直接脱落掉了下来，砸死了一位行人。从此，布拉格市区的建筑外墙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诸多的木制脚手架，以防止类似意外的发生。但是你可以想象，在这些高高矮矮、临时搭建起来的脚手架的映衬下，这个曾经美丽如画的观光城市，如今成了一副什么模样！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给诺沃提尼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不得不将一些极端保守派分子逐出核心权力圈。由此，年轻一代的捷共官员得以进入到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他们于196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对经济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65年，以奥达·锡库（Ota Šik）为代表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得到了捷共领导层的批准，这一在计划经济当中引入适量资本主义元素的改革方案的实行，的确有效地提高了日用消费品的产量。
此时的文化界也逐渐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举行了很多独立的讨论会，并通过创作小说、戏剧和电影等方式对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进行反思。捷共当局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对50年代的那些政治审判进行调查，一些政治犯也被释放出狱并恢复了名誉。总之，捷克国内的改革氛围正变得愈益浓厚起来。
到了1967年的时候，诺沃提尼已经失去了党内多数同僚的支持，并因为其对斯洛伐克的傲慢态度而受到许多斯洛伐克人的憎恨。是年10月，布拉格的学生们举行了自发的示威抗议，结果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这使得社会上对于诺沃提尼的不满达到新的高潮。捷共当局于是邀请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前来解决争端。当勃烈日涅夫看到捷共党内的相互攻击和争执不休而厌恶地抛出那句“这是你们的问题”之后，改革派们便立即将之当作了苏联对于捷克实行自己独立政策的默许。由此，捷克的改革将翻开新的篇章–“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捷共中央委员会免去了诺沃提尼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接任。这位时年46岁、来自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将成为改革希望的一个象征。扬·胡斯–这位在马丁·路德之前100年就提出对天主教进行改革的殉道者，他的灵魂如今正在布拉格的上空游荡。
不过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变化，虽然官方报纸的社论仍在老调重弹着所谓“深化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谁都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渐渐地，人们开始感到新闻媒体正在以一种比以往更为宽松自由的方式进行相关的报道。不只那些文学杂志，就连官方报纸也同样在强调改革的迫切性，并开始报导诺沃提尼时期的官员腐败案件以及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捷克国内的出版审查制度在1月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已经被废除了。人们开始意识到，也许杜布切克并不是另一个保守的党内官僚。
当时的捷共拥有170万名党员，超过全国人口的10%。但那是因为自从1948年以后，入党就成了获得任何体面职位的必要条件，所以很多人并非因为自己想成为一名党员，而是为了生计和前途才被迫入党的。很多党员对自己在过往的政治恐怖中保持沉默感到十分愧疚，希望能多少做出一些补偿。这些人如今都成了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3月底到4月初，捷克的最高决策层发生了进一步的人事变动。二战英雄路德维希·斯沃博达（Ludvík Svoboda）取代诺沃提尼担任了总统职务，说来也巧，他的名字在捷克语里就是“自由”的意思。他接着任命了一个由总理欧德里希·切尔尼克（Oldřich Černík）领衔的新内阁。而广受民众爱戴的约瑟夫·斯姆鲁科夫斯基（Josef Smrkovský）则担任了国民议会的议长。至此，捷克的主要党政要职都已被改革派人士所占据。
捷共中央委员会紧接着就通过了一份所谓的“行动纲领”，其中包含了主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这份文件提出要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领域，承诺要打破共产党对于权力的垄断、承认社会利益和观点的多样性、并计划赋予民众在不同的领导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在经济领域则要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放松政府对于经济主体的管控。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改革举措事实上并没有试图在总体上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譬如在政治领域，虽然允许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但那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仍是被禁止的；而在经济领域，也从未有人提出过要将那些已经国有化的工业企业重新私有化，时任副总理的奥达·锡库所采取的经济改革，也只不过是使得那些私营小商店和小餐馆能够在捷克的土地上重新开业罢了。
在布拉格之春开头的这几个月里，数百份请愿书被送进捷共中央委员会，一致要求迅速召开捷共非常代表大会，这样就可以通过重新选举中央委员，把诺沃提尼的残余势力给清除出党的最高机构。杜布切克将大会的日期确定在9月6日。于是，国内立刻掀起了新一轮支持改革派的“拉票”运动。谁都看得出来，改革派将在这次大会中大获全胜。因为此时的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正享有极高的人气。一份调查显示，民众对于杜布切克的支持率达到了惊人的97.8%！
但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这次大会也在很多党员干部的心中引起了担忧。因为他们知道，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他们很有可能会丢掉中央委员的职务。因此，这群在年初支持将诺沃提尼赶下台的官僚们，现在则逐渐转向了改革的对立面。这个群体后来被苏联方面称为捷克党内的“健康势力”。也正是他们，在其后苏军派兵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行动中扮演了“第五纵队”的角色。
6月27日，捷克国内的主要报刊同时刊发了由作家路德维克·瓦楚里克（LudvíkVaculík）所起草的《两千字宣言》。该宣言着重强调了将改革继续深化的必要性，并呼吁民众通过监督而非暴力反抗政府当局的方式来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该宣言的发表激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并得到了国内知识界和公共领域诸多知名人士的签名支持。自然，该宣言也被党内保守派和苏联方面当作了布拉格之春中的又一个“反革命”罪证。
捷克国内的改革尝试本就在苏联及东欧邻国的领导人心中引发了怀疑与恐惧，随着形势的发展，波兰、东德等国的领导人更是联合苏联对杜布切克提出了公开的警告，希望其能停止改革的步伐，加强共产党的统治。此时的杜布切克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屈从于苏联的要求，他将面临失去民众支持的风险，而且在改革潮流已经变得势不可挡的形势下，猛踩刹车很可能会引发不可测的社会动荡；但他又不可能无止境地推动国内的变革，毕竟他仍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改革的初衷也只是建立一个“具有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更何况，苏联的军事威胁也是他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7月29日，苏联与捷克在两国边界的切尔纳小镇举行了会谈，会上勃烈日涅夫对杜布切克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其撤换部分改革派领导人、恢复新闻审查制度并禁止所有的“反革命”组织。会后勃烈日涅夫陪同杜布切克一同前往布拉迪斯拉发举行进一步的磋商，总体局势似乎已经有所缓和。然而，这只是暴风雨前夕的片刻宁静而已。
苏军入侵
1968年8月21日清晨，很多捷克人都是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或是敲门声给惊醒的，他们听到的也几乎是同样一句话：“快醒醒！布拉格被苏联人给占领了！”就在20日午夜，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国家部队，动用了30万士兵、6000辆坦克，对捷克发动了突然袭击。6个小时之后，苏军就已经控制了捷克全境。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也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所以当西波希米亚的居民们突然见到一群说着德语的士兵将坦克开进他们城镇的时候，他们简直难以置信–难道法西斯一夜之间又回来了？！
因为捷克当局事先完全没有料到苏联会发起这次入侵，所以其军队部署的假想敌还仍然是西德，谁知道，敌人这次却来自东边。当时捷克境内的多数弹药库也都大门紧锁，人们根本无法获得用来抵抗的武器装备。当然，在布拉格市区还是发生了零星的战斗，而且就连反抗者们选择的据点，都和当年反抗纳粹德国入侵时的一模一样！许多城镇的门牌路牌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当地人自发将它们摘了下来，给侵略者造成了诸多不便。同时，民间还掀起了以不合作的方式来抵制侵略者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给侵略者留一滴水！”
在莫洛托夫鸡尾酒（自制燃烧瓶）无法抵挡住苏联坦克的情况下，捷克人干脆走上街头，直接与侵略者面对面。自从捷克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后，俄语也成了学校的必修科目之一。现在，俄语终于派上了用场。在布拉格街头到处会看到这样的景象–那些二十岁出头的西伯利亚男孩们正一脸茫然地从坦克里探出头来张望。在出发之前，他们被告知一群反革命分子正在捷克进行破坏颠覆活动，但如今他们面对的只是一群操着流利俄语的中年女士在冲着他们大喊“侵略者”！还有人走上前和他们攀谈起来，向他们解释民主的含义，以及什么是“带有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
当第一架苏军运输机开始在布拉格上空盘旋的时候，捷共的中央委员会正在开会，于是他们立即起草了一个抗议决议，谴责苏军的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但同时并没有呼吁人们拿起武器进行抗争。清晨的时候，苏联的官员们闯进了捷共的党部大厦，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在克格勃特工的枪口下被押进了一架苏联飞机–捷克党的第一书记、政府总理以及其他党政高官就这样被绑架到莫斯科去了！在此之前，杜布切克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他被命令拿起桌上的电话听筒，在听筒的另一端，传来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Podgorny）的声音：“我们该好好聊聊了……”
而就在苏军入侵的第二天–8月22日，布拉格郊外一家大型机械企业“切卡德”的厂区内，秘密召开了捷共第14次非常代表大会。即使冒着被苏军发现的危险，“切卡德”的工人和布拉格的市民们仍然将全国选出的1543名代表中的大多数秘密护送到了目的地，最后有1192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对苏军的入侵以及非法囚禁杜布切克等人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并选举被关押的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这无疑是国际共运史上最为奇特的一幕–在一个号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人却要像地下党一样秘密地召开代表大会！
被劫持到莫斯科谈判的杜布切克等人非常担心捷克也会像1956年的匈牙利一样遭遇大规模的审判和处决。但由于愿意与苏方合作的捷克人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苏联根本无法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于是，苏方向杜布切克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他被允许回到布拉格，其基本的改革框架也可以保留，而代价是必须解除部分改革派领导人的职务，并允许苏军在捷克境内长期驻扎。最终，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领导人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于8月26日签署了所谓的“莫斯科条约”，在法律上接受了苏军对于捷克的这次占领行动。
8月21日这一天，苏联人可以说是成功了，因为他们在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伤亡代价的情况下就迅速占领了捷克领土，并成功迫使捷克当局就范；但同样是在这一天，苏联人又彻底地失败了，因为这次入侵，使得整整一代捷克人放弃了对于苏联及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从此之后，一旦苏联的武力控制有所放松，他们就会彻底地投向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怀抱了。
“正常化”
“莫斯科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杜布切克就被允许回到了布拉格。捷克从此被迫进入了所谓的“正常化”时期–取消已有的改革措施，重回之前的苏联体制。虽然杜布切克和他的一些同僚仍然保留着原来的职位，但苏联人显然只是在利用他们来实现某种“过渡”。而以斯洛伐克人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们，也早已跃跃欲试了。
在这个“过渡期”，捷克国内也并非死水一潭。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的国家博物馆前将一桶汽油浇在了自己身上，点燃自己后开始在广场上奔跑，以这种决绝的方式表达了对苏军入侵的抗议。
当路人上前扑灭他身上的火后，他还活着。人们在他的包里找到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因为我们整个民族都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所以我决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抗议，并唤醒这个国家的人民……”他还向同龄人呼吁–不必步他的后尘，要坚持活下去，并且抗争到底！三天之后，他才去世。在他的去世公告上，帕拉赫的父母引用了中世纪宗教改革家扬·胡斯的那句名言–“坚守真理，至死方休，因真理将令你自由”。布拉格市民随后自发组织了他的葬礼。葬礼当天，共有80万市民走上街头，默默地表达着对这位青年的哀思，因为帕拉赫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难以承受的道德危机，他们每个人也同样感同身受。
帕拉赫的自焚引发了国内学生的新一轮抗议，不少人选择了绝食的方式。2月25日，时年19岁的高中生扬·扎伊茨（Jan Zajíc）再次在广场附近的一条街道里点燃了自己，并当场死亡。其他几个市镇也接连发生了数起类似的自焚抗议。如今，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的一处小花圃里，人们可以找到那两位青年的纪念墓碑，上面时常躺着一束束鲜花。
这些决绝的事件触动着每个人的心灵，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苏联方面及其捷克合作者们也感到十分被动。因此在公开场合，他们极力表达着对这些年轻生命的惋惜。但与此同时，那些亲莫斯科的媒体却接到命令，要求散播出这些自焚事件背后的“阴谋”–于是这些媒体宣称，是一些反共组织鼓动了这些孩子的自焚，以此来达到反共的宣传目的……
1969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捷克队以4：3击败了苏联。消息传到国内，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庆祝，并喊着这样的口号：“这次他们没用坦克，所以就输了！”后来，一群人在瓦茨拉夫广场上袭击了苏联航空公司的办公大楼，还打破了一些商店的窗户。莫斯科立即借此指责杜布切克未能控制住国内局势，并威胁要再次派出苏军帮助维持秩序。4月，苏方便让胡萨克取代了杜布切克，成为捷共第一书记。很多人事后都怀疑这起暴力事件是捷共的秘密警察给挑起来的，因为突然之间那幢大楼附近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堆鹅卵石，而这正是砸窗户的最佳工具。
胡萨克掌权之后，“正常化”过程开始加速。他逐步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并将矛头指向了所有的改革派人士。1969年8月21日，也就是苏军入侵捷克一周年的时候，国内的几个市镇再次爆发了一些零星的抵抗战斗。不用说，都被镇压了下去。尤为可悲的是，此番执行这些镇压任务的，已经是捷克本国的军警了。
数天后，国民议会便在保守派的压力之下通过了所谓的“警棍法”，该法案赋予了警察对任何示威游行进行武力镇压的权力。胡萨克还玩弄了一个诡计，他向仍然在职的改革派部长们施压，逼迫他们共同签署了这个法案。因此当布拉格市民第二天打开报纸，看到的竟是杜布切克、斯沃博达等人在这个法案上的签名！在完成这一最后的“任务”之后，杜布切克等人就被解除了内阁职务。他被打发去土耳其做了捷克大使，没多久又被解职，此后一直在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伐木所工作。唯一留任的是总统斯沃博达，但年迈体弱的他，已经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了。布拉格之春至此已彻底终结。
在“正常化”初期，捷克躲过了当年匈牙利的命运，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审判和处决。胡萨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轻松”得多的选择–签署一份公开申明，表明你同意“苏军的进入”，并对自己在1968年的反革命宣传中受到蛊惑而表示道歉。只要这样做的人，就会被保留党籍，并继续留任。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数千人拒绝了这桩“出卖灵魂的交易”，并因此丧失了之前的社会身份。他们被当局发配到底层的工作岗位，并被标上“反革命”的标签，其子女也将在整个体制中遭受歧视和不公的待遇。因此，我们在对他们的举动表示敬佩之余，并无法简单地对那些签署了申明的人予以道德上的谴责。事实上，是这个体制，将整个民族拉进了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
如果说，很多捷克人在1968年之前加入共产党还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的目标、或是相信共产党本身能够进行自我改革的话，如今人们入党就纯粹只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了。即便是党内高层，对于原先那套意识形态也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更为现实的权力分配。
剧变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曾经举过一个蔬菜摊的例子来说明“正常化”时期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淡漠。那些摊主们一年中会有好几次拿出那些共产主义的标语来装饰他们的摊位。于是在那些洋葱和胡萝卜的旁边，人们常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哈维尔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真的相信这些宣传才这样做的。多数店主甚至从不理会标语上究竟写的什么。他们只知道当局希望他们这么做，他们就照着做了。而那些经过这些摊位的人也不会阅读这些标语，甚至当局的官员们也同样不期待人们会对这些标语做出什么反应，似乎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共识–那只是一个必要的仪式，表明共产党仍在统治这个国家罢了。
在这种道德冷漠、功利主义盛行的环境下，胡萨克像他的前辈诺沃提尼一样，选择通过无所不在的监视和窃听来巩固他的政权。在这方面，杜布切克的遭遇可谓极为典型。根据他的回忆，有次电话公司的人员上门为他安装了一部新电话，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只要他在使用那部电话，窗外就会停着一部汽车。于是他请来一位朋友帮他检查了这部电话，结果竟发现里面藏着一个窃听器！数年之后，杜布切克所在单位的一个同事突然给他送来一台崭新的电视机，这令杜布切克感到十分莫名其妙。事后这位同事还常常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已经开始使用那台电视机，杜布切克抑制不住好奇，再次请人拆开那台电视机一探究竟，果然，里面又藏着一个窃听器！他的妻子也常常被秘密警察跟踪，连去商场购物的时候都不放过。为了躲开这种烦人的打扰，杜布切克有时会选择在湖中央的一条船上与友人会面。这时秘密警察就会驾着另一艘船尾随而至，仅仅隔着数十米的距离–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打算隐蔽！
著名作家帕维尔·科赫特（Pavel Kohout）则是另一位受害者。他是秘密警察所谓“清洁行动”的目标之一，该行动计划通过强大的心理攻势迫使一些反对派领导人离开本国。因此他不断收到来自秘密警察的匿名信，里面充满了威胁和恐吓，而另一组秘密警察则装作要为他提供“保护”，为他提供出国“避一避”的机会。秘密警察还在他的花园里撒了很多氰化物，成功毒死了他家的宠物狗。他终于没能承受住这些侵扰，搬去了邻国奥地利。
当局还为每个国民设立了一份“档案记录”，里面的内容本人却无法看到。这样，任何人只要对当局发表了什么看法，都有可能会因为别人的告发而被记录到档案中去，从而对他的前途产生影响。这成为一项十分有效的控制手段–人们为了避免受到不良记录的影响，就必须（至少在表面上）完全遵照官方所设定的行为准则。而那些负责记录档案的官员们，哪怕官阶再小，也足以主宰他人的命运。
当然，胡萨克的统治不仅有政治压迫的“大棒”，也有经济福利的“胡萝卜”。胡萨克十分清楚，诺沃提尼时代之所以会引发那么多的社会不满，除了政治上的专制之外，还因为经济上的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胡萨克试图以经济上的消费主义来转移人们对于政治的关心，以各种形式的经济福利来尽量平息人们对于缺乏政治权利的不满–反正政治改革是不会被允许的，你们不如停止对政府的批评，转而去享用廉价的“土豆烧牛肉”（goulash）吧！
因此在整个“正常化”时期，虽然国家仍然控制着整个经济体系，但更多的投资被导向了消费行业。这样，虽然市场上的汽车、水果和肉类的品种并没有西方那样琳琅满目，质量也只是差强人意，但至少国家会保证它们的充足供应，并且价格足够便宜！
在国家为民众提供的各种“福利”中，甚至还包括住房。胡萨克在1970年代期间实施了一个大规模的建造廉价公寓的计划。这些楼房的外表平淡无奇，很像中国人熟悉的苏式“火柴盒”建筑。但因为它们是由事先预制好的混凝土板块拼接而成，所以建造的速度特别快，造价也十分低廉。在整个70年代，捷克一共造了大约100万套这样的公寓，大大缓解了当时的住房紧张。
当然，诸多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房子是造好了，却缺乏基本的配套措施。不要说房屋周边的绿化及公共设施无人管理、晚上也没什么地方进行休闲娱乐，就连房屋周边的道路都没有修好–人们仍然需要趟过泥泞的街道才能回到自己的公寓。同时，公寓薄薄的墙壁使得隔壁人家的一举一动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根本谈不上什么隐私权。虽然一幢大楼里住着数百人，但人际关系却变得比以往更加生疏和淡漠。当然，这也许正符合“共产主义”的理想–集体主义和公开隐私。最后，大家渐渐发现，这种建筑的质量很成问题–它们的寿命很短，过不了几年就逐渐开始破败了。
“七七宪章”
当人们屈从于70年代的“灰暗”现实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或许也在期待着一个契机，来打破那个可怕的沉寂？1977年1月，西欧国家的数份重要报纸同时刊登了由捷克国内数百名异议人士共同签署的一份公开申明–“七七宪章”。该声明要求捷克政府履行其于1976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条约》，给予政治反对派以发表言论的权利，并遵守其中相关的人权保护条款。
《赫尔辛基条约》是在当时美苏缓和的背景下签订的，西方国家允诺为苏联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作为回报，苏方也答应接受西方的人权观察。当然，当时签署这一协定的共产党官员认为那只是个形式，并没想过真的要去实行它。但是现在，“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却在公开对他们呼吁–你们签订的是一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条约，你们有义务履行它！
捷共当局立即对此进行了回应。党报在1月12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将之指责为帝国主义集团的阴谋，并将那些签署者称为“雇佣兵”。官方媒体还想方设法地对签署人的信誉和身世进行攻击，比如他们就散布消息说，哈维尔的父亲曾是个纳粹合作者。同时，当局还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将签署者中的代表人物关了起来。捷共的回答已经再清楚不过–《赫尔辛基条约》只是一张废纸罢了。
胡萨克知道这些签署者具有很强的社会号召力和媒体影响力，如果普通民众知道了这篇宣言的内容，以及它的签署人有哪些的话，一定会对他的专制统治构成冲击。因此警察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极力阻止人们读到这篇宣言。所以有趣的是，尽管那段时期的报纸和媒体对“七七宪章”进行着轮番的批判和攻击，但宪章的原文却从没在国内的媒体上出现过一次！
此外，政府还进一步组织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共同发起对于“七七宪章”的抵制。于是便有了如下一幕–1月28日，在国家剧院的大礼堂里，聚集了数百位社会名流。著名女演员伊日娜·施沃措娃（Jiřina Švorcová）作为捷克艺术界的代表宣读了一份声明，公开表明要与那些散布谣言的“七七宪章”分子们实行彻底的决裂。电视台对此进行了全程直播。第二天，官方报纸刊登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名单上的这些艺术家和公众人物都签名表示自己反对“七七宪章”，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从来就没读过那份宪章！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位叫做达格玛·哈维洛娃（Dagmar Havlová）的年轻女演员，在她签名反对“七七宪章”的二十年后，她成了哈维尔的妻子……但在当时，胡萨克采取的这些措施可谓十分奏效，在那些乡村地区则尤其如此–在一方面看不到宪章原文、一方面又见到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反对宪章的情况下，很多人都真诚地相信，那个叫做“七七宪章”的玩意儿，一定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但也正因为当局如此严酷的打压，反而将不少捷克国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尽管该宪章的初始签署者只有几百人，但随后又有上千位知名人士加入了进来，他们实际上代表着占捷克人口10%的那群公开表示不认同这个政权的人，而他们身后，显然还有着更大规模的“沉默的大多数”。
在“七七宪章”的签署者里，包括了在苏军入侵后被开除出党的前共产党高官、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乃至于地下摇滚乐队的成员！因此当这些签署人在宪章的发起者哈维尔家中开会的时候，人们会惊奇地看到，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肩并肩地坐着一位捷共前政府部长、一位反共的天主教牧师、一位戴眼镜的大学教授以及一位长发披肩的摇滚乐主唱！前政府部长希望能够继续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持不同政见者希望推翻这个专制政权，而摇滚乐手们则仅仅是想捍卫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这些人在人生经历、社会背景上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除了一点–就是对于基本人权的捍卫与争取。如今，这个政权正在迫使所有这些群体逐渐地联合起来……
八十年代
进入80年代，苏联及东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体表现出“老人政治”的状态，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都被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们占据着，他们拒绝一切变革，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毫无兴趣，只是惯性地维持着原有的体制。在这种状况下，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显得一片死气沉沉，而经济发展也因为体制的僵化而陷入持续的停滞或衰退。
但这次“老人政治”的打破却是首先从苏联开始的。随着苏联老一代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相继去世，年轻一代的戈尔巴乔夫终于在1985年3月成为了新一任的苏共总书记。面对国内不断衰退的经济形势以及由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明白，只有实行改革，才可能改变如此被动的状况。因此戈氏全面开启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并同时伴随着“公开性”的实施–即逐步放开对媒体的管制。
戈尔巴乔夫在掌权之后，还逐步放松了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因此，他在国内所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也没有强加到这些东欧国家身上。只不过这次是苏联老大哥的改革走在前头了。这使得胡萨克等人感到十分被动。你可以想象，虽然他们仍然掌控着国内的媒体，但却无法对苏联的出版物实行审查。因此当捷克的民众拿着苏联出版的报纸，读到莫斯科所实行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政治改革的时候，捷共的领导人们会有多么尴尬！事实上，戈氏所实行的改革措施与当年的布拉格之春存在颇多相似之处。所以，形势对于捷共保守派来说变得日益棘手起来–以前他们要对付的是国内的杜布切克，而且是在苏联的支持之下，但如今苏联那边却出现了另一个杜布切克！
到了1987年12月，74岁的胡萨克也因为身体原因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由同为保守派的米洛什·雅克什（Miloš Jakeš）继任。如果说，此时已垂垂老矣的胡萨克更多会引起别人同情的话，这位才智都非常一般的雅克什就常常遭到国人的讥讽和嘲笑了。他常常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读不完整，还经常混淆很多词语的意思。这足以说明当时捷共体制的僵化程度–他们连一个有能力的人都找不到了！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下，捷克国内的反对派运动也开始有所发展，除了之前的“七七宪章”运动，还出现了各种环保组织以及和平运动团体。人们开始重新对政治感兴趣了，并关注起各种公共话题来。虽然捷克的审查机构仍然会删去美国电影中出现的百货公司场景，因为那些琳琅满目的货架会推翻官方声称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贫困之中的谎言。但人们的信息渠道毕竟越来越丰富了，他们常常能接收到西德的电视频道，而西方电台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的播报也愈加活跃起来，因此他们能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西方世界，无论是那里的日常生活，还是各种政经新闻。
1988年8月21日，是苏军入侵捷克20周年的纪念日。不出所料，瓦茨拉夫广场上再次出现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同样不出所料，示威者受到了军警的武力镇压。到了1989年1月，又有数千人走上街头纪念20年前帕拉赫的自焚抗议，军警自然又再一次出动。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那段时期的典型标志似乎就是塑料盾牌组成的军警人墙、高压水枪以及催泪瓦斯……
1988年10月，捷克的政治反对派得以举行了第一次“合法”的示威活动。这得益于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努力。这位总统计划访问布拉格，却又不希望此举被视作对于捷共政权的支持而被其官方媒体利用，因此他坚持要在此行期间接见“七七宪章”的相关领导人，并要求捷克当局准许他们举行一次公开的集会。胡萨克答应了他的要求，将集会地点设在布拉格市区的一个小型广场上。当天有大约2千人在那里举行了集会，反对派的领导人轮流在台上发言，哈维尔也代表反对派宣读了他们的各项要求。当天的人群中也站着秘密警察的便衣特工，但最终他们并没有出手干预。
这次集会开启了反对派运动的新纪元。从此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参与到民主运动中来了。1989年6月，反对派领袖发起了名为“几句实话”的请愿行动。几个月内签名者的数量就超过了4万。其中有很多艺术家、作家和社会名流，他们将这次签名当作对自己之前反对“七七宪章”的补偿。尽管当局对他们发出了各种警告，比如威胁要取消他们的演出权利等等，但他们却再也不吃这一套了。
这个时候，东欧各国的政治形势可谓风起云涌。1989年4月初，波兰完成了圆桌会议谈判，共产党当局与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达成了举行半自由的议会选举的协议；9月，匈牙利完成圆桌会议谈判，确定于次年初举行全国议会自由选举。同期匈牙利开放了其与奥地利的边境，于是立刻有数万东德人涌入匈牙利，再经由奥地利抵达西德。11月9日，东德当局被迫开放柏林墙，随后无数东德居民涌入西柏林，柏林墙也被民众自发拆毁。这一切，也都在预示着捷克的最终变革。
天鹅绒革命
到了1989年11月的时候，整个布拉格似乎都在静静地等待一场革命，人们在想，下个月的10号，也就是世界人权日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些什么的吧？然而历史是无法进行预设的，著名的天鹅绒革命在11月17日那一天就开始了。这天是布拉格学生反抗纳粹德国占领的60周年纪念日，数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他们在民族大街（Národní třída）上被警察给拦住了，于是学生们原地坐下，高喊“我们不要暴力”、“我们手无寸铁”等口号，女生们则拿着一枝枝鲜花递给面前的军警们。但当局依然命令警察们收紧包围圈，接着警棍便如雨点般砸了下来–和1939年的盖世太保们做的一模一样。此次镇压造成了20人受重伤、51人轻伤。
第二天的官方报纸还对这次学生游行予以了谴责。但此时的公众情绪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晚布拉格的演员工会就宣布举行罢工，以抗议警察的暴行。接着，罢工行动开始迅速席卷全国。报纸和电视台的不少工作人员已经不再听从上级的命令，自行报道了镇压的真相，进而引发了15万人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的示威。一周之后，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公民论坛”号召全国总罢工，并召集了多达70万人的集会示威。
当时很多著名歌星影星都积极参与到了这场革命当中，他们随同学生们一起乘坐大巴到各乡镇传播信息，并建立起“公民论坛”的基层组织。工人们逐渐了解到真相，转而开始支持民主运动，这成为这场革命的关键转折。这期间捷共领导人米罗斯拉夫·斯泰潘（Miroslav Štěpán）曾亲自去到一家大型工厂，试图阻止工人们参与到民主运动当中。但他的发言还没讲完就被工人们嘘了下去，他只得悻悻离开了工厂。
捷共的组织架构在那短短的两周之内受到很大冲击–党内与苏军紧密合作过的高层领导人瓦希尔·比拉克（Vasil Bilak）和阿洛伊斯·英德拉（Alois Indra）都被开除出党，另一位颇有权势的领导人阿洛伊斯·卡佩克（Alois Kapek）则干脆选择了自杀。后来发现的资料显示，他原来是当年苏军入侵的主要合谋者之一。全国范围的政府大楼都不断地发生着火灾，当消防员抵达现场的时候，往往看到大火中央是一堆正在熊熊燃烧的档案文件。这其中最为繁忙的还是秘密警察，因为他们需要烧毁的资料比别的部门要多得多……
以拉迪斯拉夫·阿达麦茨（Ladislav Adamec）和马里安·恰尔法（Marian Čalfa）为首的捷共领导人代表团不得不与“公民论坛”的代表们举行了谈判。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双方就达成了于年底举行公开的总统选举的协议。12月29日，反对党“公民论坛”的领导人哈维尔当选新一任捷克总统，从而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和平转移，完成了所谓的“天鹅绒革命”。从此，捷克就义无反顾地走上民主宪政、市场经济以及“重返欧洲”的道路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天鹅绒革命期间，时年68岁的杜布切克也公开表示了对于“公民论坛”的支持，并于此后重返政治高层，担任了国民议会议长。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杜布切克亲身经历了改革事业的挫败，并成为历史悲情的一个象征；但他又最终见证了自由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人生又可谓圆满无憾。
告别
在博物馆的一个放映厅里，循环播放着一段时长近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全片分为三个部分–“耻辱的年代”、“沉默的年代”和“希望的年代”，记录的就是从苏军入侵到天鹅绒革命这段时期的历史影像。在其中，人们可以看到捷克民众如何在汽车和墙上贴上标语以抗议苏军的入侵、胡萨克的上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火柴盒”建筑、施沃措娃宣读“反七七宪章宣言”、以及1989年布拉格街头的抗争与镇压等影像片段。应当说，布拉格这座历史博物馆并没有布达佩斯“恐怖屋”那样的精彩创意，其藏品展示的规模也相对有限。但这部纪录片中却有着诸多宝贵的影像资料，不少场景亦十分令人动容。在笔者看来，哪怕仅仅是为了这部纪录片，就值得来这座博物馆看一看了。
说来也巧，在这座博物馆的同一楼层，就开着一家赌场。所以当游人迈上通往二楼的楼梯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到两个显眼的标记–往左是共产主义博物馆，往右就是赌场。这一景象不仅令人莞尔一笑，因为它十分形象地暗合了历史上的“左右”之争。但事实上，人们在现实中的选择未必需要那样极端，无论是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低福利低税收的“新自由主义”，都只是经济政策的选项之一。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则能保证政府的权责对等，从而使民众得以在左、右的政策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并进而实现某种动态平衡。
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笔者时不时就能透过窗户瞥见楼下院子里的另一个资本主义象征–麦当劳连锁餐厅，餐厅里的人气也明显胜过这座有些孤寂的博物馆。人们在露天的座位上手捧一杯咖啡，读着当天的报纸，享受着阳光。也许，麦当劳的食物并非那么美味，如今拥有麦当劳的日子也并非那样尽如人意。但捷克人至少记得，那段没有资本主义的日子有多么不堪，而阳光下这种自由宽松的气氛，恐怕就更是民主化之前所不可能具备的了。
夜晚，笔者徜徉于布拉格旧城错综复杂的小巷里，商店橱窗中琳琅满目的手工艺纪念品正争夺着游人的目光，这其中，就有着一排排制作精巧、色彩艳丽的俄罗斯套娃，只是，如今它们的面目已不再狰狞……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