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熟悉余世存，恐怕是从2005年的《非常道》开始的。在这本至今仍令人觉得值得一读的书中，余世存以独特的眼光，把从晚清到今天一百多年的历史“下脚料”整理出来，分为不同的栏目进行盘点。而后的《家世》等著作记录百年家族兴衰，既细述名门名流家事，又深入发掘民间平凡家族的草根史。余世存凭借自己对近代史鞭辟入里的解读，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更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近日，这位随州籍文化学者的目光转移到少有人涉及的先秦时代，推出《先知中国》一书。从十余年前写作《非常道》到现在新作面市，十年轮转，余世存的生活状态、写作心态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观照自己的生存状态
《先知中国》是一本先秦时代的专题史、人物纪传史，余世存以29位先秦人物的预言为中心展开。从大禹到古公亶父，从箕子到芮良夫……余世存认为“先知”有预见性、有先见之明之意，“先知更有贤良的意思，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资本、知识不是最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乃是拥有了先知那样的智慧和德性”。
在书中，他对先知的预言本身予以分析，说明一人、一国都有命运轨迹，我们耳熟能详的重大中国史实多被先知们预言过了。读者领略了先知预言后世的神奇能力，映射了本书腰封上的那句提问：巨变来临，我们如何自处？
余世存告诉记者，他希望读者明白，相比春秋战国，我们今天的社会变动再大，也没有先知所处的春秋战国那么严重，“我们个人和社会拥有的财富、知识和能力，比起先知们要多得多。但先知们在那样的乱世都活出了自己，我们今天更不应妄自菲薄”。但他同时也提出，尽管现代社会有了非常多的“文明财”可以享用，但现代社会变化更为剧烈，“有些特定的时候和地区、行业甚至是绞肉机，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能够善处”。
如何善处？当代人有多少能以百年为度量规划人生？余世存说：“我只是希望我的读者每隔三五年，想一想自己当下的努力是不是人生有效的积累。我觉得先知这个主题也是很好的参照系，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
写作心态更为从容
那么，从《非常道》到《先知中国》历经十年，余世存的写作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从青年到中年，变化是必然的”，余世存告诉记者，青春写作是激扬的、灵动的、焦灼的，中年写作会从容一些，没那么多的焦虑了。
余世存认为，先知给他的启示很多，“首先，我从先知那里读到了一种人生的大格局，那种人生之大是与天与地构成三才关系，个人活在天地之间。其次，先知的思维方式让我明白当代人的理性思维、唯物思维是不够的，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有目击道存的能力。在我看来，先知给人的启示不比后来的孔子、老子们给人的启示少”。
正是这种更加从容的写作心态，引导余世存自然将目光投射到了中国历史叙事的空白——先秦史上。这是一段对中国人来说较为陌生的历史。余世存认为，大部分作家学者还是熟人社会的文化人，他们只熟悉或只愿意了解极近的历史，一生也只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比如叔孙豹、叔向、巫臣、梓慎、师服……秦汉前的人物姓名就显得非常奇怪。我们的作家学者，对陌生的东西多觉得有隔膜。”余世存说。
余世存曾自我评价，已经从“愤青”变成了“余老师”，一个文人学者的形象。他认为自己的确可以说比同龄人走得远一些。“经常有人跟我讲，让我‘野心不要太大’，这指的不是功利心，而是学术视野和能力”，余世存说虽然自己的研究条件比学院派差一些，但他的思考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他们中的多数。“这应该还是和心性相关。”余世存表示。
从为了自己的阅读中出发
余世存回忆自己的治学、写作之路，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在一二十年前，跟李慎之、何家栋等老一辈哲学家、社会学家有过交往。他说：“我从他们对社会的看法态度里，第一次体会到先知的存在。比如李慎之，他要我多想想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之后的问题，那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等等。我觉得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的思考方式不一样，我在他们面前很汗颜。”余世存说自己后来读史，知道了历史上早有这样的“先知”存在，因此早就想写一写。
余世存曾追随李慎之先生左右，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锥心之痛”，出版的《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从文明史的角度，说明“‘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否则，“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
之后，余世存的写作都与中华文明史相关，阅读经典典籍，从史料中搜寻素材。他说，当很多人都在追求世俗红利的时候，他的阅读是为自己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有比较大的收获。写《老子传》和读《易经》都是这几年中的意外。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会陆陆续续地与知识界对话，也传递给普通人，做好这些‘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工作”。余世存说，希望借由自己的写作，帮助读者找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也就大体上知道怎么安顿自己了。
余世存工作室 2017-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