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醒来，岁序进入了2017年，正是我上大学三十周年的时候。三十年的岁月风霜和扑面尘沙，磨灭了许多当初的记忆。中国的大学经过多年扩建、扩招，现在也都非复旧观，即使故地重游，亦难拾旧梦。如今回首当年，诸事多已模糊，但有那么三个人，始终在我脑海中保持着清晰的记忆。他们不是什么专家学者，也未曾身居要津，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兰大校园里，举止多少都有点另类，回顾起来，几乎成为我校园记忆中最难忘的形象。其中一个人，甚至使我对当年的学校生活，回想起来多了点温暖的感觉。
记得大学第一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那时的兰州大学校舍比较紧张，而陌生的同学又不肯共享一张书桌，每到自习的时候，大家就挨着教室到处找座位，有时甚至会为此发生争执。有天晚上，我好容易在旧文科楼一层南头的一个教室找到个空位。进门扫了一眼，里面全是陌生的面孔，只能一落座就埋头看书。教室里很安静，偶尔有人出入，都尽量轻手轻脚，以免弄出响动，影响大家学习。大约晚上九点多，教室前门突然被猛地推开，一个老人快步走上讲台。他个头不高，穿深蓝色的中山装，留着中分的头发，显得很威严。此人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外文，然后转过身来，对着一屋子惊愕的眼睛，快速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稍作停留，又飞快地跨下讲台，转眼离开了教室。整个过程前后只有几分钟，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一开始，我以为是哪个系的老师来上辅导课，要临时占用这个教室，不由得心生怨意，但很快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教室里刚刚掀起的一点骚动，不久也平复了，大家继续各干各的事，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整间教室，仿佛一个平静的池塘，突然被人丢了块石头，石头沉下去以后，水面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我那时进校不久，对一切都还陌生，刚才发生的一幕着实使我吃惊不小。看着周围同学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又十分不解。这个老人在黑板上写了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清楚地记得不是汉字，这可能是当时引发我好奇的主要原因。这表明他曾受过专业训练，有过教授外语的经历。等我冷静下来，方意识到他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但他写的那行外语，又使我忍不住觉得他可能是个身怀绝技的高人。需知那时候，正是校园里学外语的风气刚刚兴起的时候，而曾经读过的一些伤痕文学作品，又给我提供了往这方面联想的样本。
自那以后，我每走在校园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四处留意，希望能再见到他。遗憾的是，我永远都没再见到这个身影。大概过了一年多，偶然听人说跃进楼里死了个老人，他独居在那座筒子楼中的一间房子里，死后多日才被人发现。我马上就想到了那个一直未再见到的老人。我知道这样的联想并没有任何依据，但它给我心中存在已久的疑问画上了句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结束“文革”不久。一些曾经的才俊，青春岁月被消耗在了无休止的运动或劳动改造中，等到获得平反时，许多人早已风华不再，且与时代拉下了距离，个别人则因不堪折磨而出现了精神问题。这个像旋风一样曾经倏来倏往，又像蒸汽一样消失于无形的老人，应该有过很不平常的遭遇。我虽然未得其详，却不能忘记。
相比之下，有一个人我却几乎每天都能碰到，因为他的出现是有规律的。基本上每天早饭后、午饭前和午休后，在学生往来最密集的羽毛球场上，都有他活动的身影。一开始，我没太在意，经同学们提醒，才发现了他的特别之处。大冬天的早晨，他常穿一条大短裤，独自抱个录音机跳迪斯科，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呼啦圈流行的时候，他玩呼啦圈。再往后，他弄了件新玩具——铁锨。那是一把崭新的铁锨，锨柄修得很光滑，没开刃的锨头是黑色的，锨脖子上还系了块红布。他常常拿着这件刀不是刀、枪不是枪的怪兵器，在那挥来挥去地玩，看不出有什么套路和招数。他的这些行为常常会引起过路的同学驻足围观，但他全不在乎，脸上也毫无表情。
时间久了，我渐渐看出了点门道：他其实是需要观众的。他选择的活动地点和时段，都是人流最集中的。兰大的羽毛球场在一食堂旁边，靠近学校南门，家属区的人进校上班，二号楼、三号楼、五号楼、六号楼的学生由西往东去新文科楼上课，都要经过这里，研究生楼和七号楼的学生由东往西去二食堂吃饭或旧文科楼上课，也要从旁经过。所以每当我们早饭和午休后去教室，或者上午下课回宿舍的时候，路上都能看到他的表演。有一天早晨，他的健美操招来了掌声，紧绷的脸上突然绽放出了笑容，跳动的节奏也提高了一倍，引得围观者的掌声更响了。我当时恰好路过，目睹了这一幕。
提到这个人，有认识的老师称他为“杨疯子”。他身材高大，硕大的脑袋上留着爱因斯坦的发型，白发衬着黑红的面庞，裸露的肌肉看上去很健壮。尽管他舞铁锨没什么章法，但跳健美操、跳迪斯科或转呼啦圈，都是够水平的。真正令我佩服的是他玩自行车的功夫。有一天晚饭时分，我从图书馆出来，门前的环形路上行人稀少，意外地碰见他骑一辆二八式自行车，双手平举，不扶车把，快速从旁一掠而过。此后，就经常能在这个时段看到他在这条路上骑自行车，都是大撒把，双手时而平举，时而并拢，时而前后摆动。不知从何时起，他对自己的车技进行了升级，等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能直立着站在疾行的自行车座上了。这真令人惊叹不已！他是怎么上去的，又是怎么下来的，如何保持速度，如何控制转弯？对我来说都是疑问。但研究他的车技并不是我的专业，再说一个“疯子”，根本不值得我去跟踪观察。不过他也有失手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夏天，在校园迎面碰见，发现他双臂、双腿和半只脸上都有大片的擦伤，显然是半侧着扑倒后造成的，似乎摔得不轻。看着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心里不由暗自好笑。
“杨疯子”其实叫杨振中，他还有一个爱好是书画。有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从新文科楼靠北的窗子望下去，看到他正往排球场西侧的围栏上挂字画，由南到北已挂满了一长排的条幅。等第二节课一结束，我飞快地跑下楼去观赏。球场上已聚满了人，当时上午第一门课刚结束，正是换教室上第二门课的大课间时候，往来路过的同学免不了会凑进来围观。杨振中则高扬着他的大脑袋，远远站在一旁听收音机，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毫无关系似的。我泛泛看了一圈，他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半成品的卷轴上直接下笔创作的，全是绢质材料，这样虽省却了装裱的麻烦，但也没有宣纸的墨色效果。坦率地说，他的字并没有临帖的基础，但写得比较熟。画则完全是初学水平，笔墨构图都很稚拙。这次的收获是从落款中知道了他的大名。
自从那次见了他的字，我才知道家属院进门东西两侧楼旁的黑板报，都是他的杰作。有了这个发现，我路过时会格外留心看那两块黑板。板报更新得很勤，每次更新时黑板都要重新刷墨。有一次正巧看到他在往上抄东西，每写一行字，都要歪着脑袋端详半天。报头、报尾的空白处，还画了不少花卉图案。更令我意外的是，有一天出家属院后门，抄近路从一个栋楼前穿过，发现最西头门前的水泥地上，也写满了整齐的粉笔字，明显是杨振中的笔迹。我据此推断他可能就住在这里。杨振中是干什么的，我始终不清楚。记得有个夏天从他的楼门前路过，见他坐在马扎上看报纸，旁边一把椅子上放着水杯。这么多东西搬进搬出比较麻烦，估计他就住在一楼。门洞两旁的墙上，此时也画满了粉笔画。他一边看报，一边和不远处一个老太太说话，嗓门洪亮，中气极足。听口音应该是甘肃天水一带的人。
杨振中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可算是兰大校园里的一道风景。有一年毕业季，我曾见有即将离校的女生拉他照合影，他很乐得配合。虽然他不被许多人理解，但一直自娱自乐，似乎过得很充实。遗憾的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前，他因一次意外突然去世了。具体死因不得而知，听说好像是食物中毒。
大概从本科三年级开始，我常去学校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看书。当时管理这个阅览室的人叫赵君圭。他身高大约一米七多一点，面色红润，一头雪白的短发，走路身板笔直，步履轻捷。说话有较浓的湖南口音，总是慢悠悠的，经常会带个“喔”字，声音拉长了还要拐个弯。这个阅览室的读者不多，赵先生对人很热情，总是问一答十，有时会追到座位旁边来给你解释，等注意到你开始工作了，才突然刹住，退回自己的位子上去。
相处得久了，我慢慢知道了一些他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他本人讲的，有从别处听来的。赵先生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革”前跟随刘绶松先生读研究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刘绶松被借调到社科院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他也跟到了北京。在社科院，他见过许多名人。他曾绘声绘色地给我说，在社科院的时候，他写过很多大字报。“灭四害”那阵子，他随大家一起驱赶麻雀，中间休息的时候，钱锺书先生曾拍着他的腿说：“小赵，你可真能写啊！”“这话让我很惭愧。”他补充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派到兰州大学中文系教现代文学。那时从各大名校分来的年轻教师虽然比较多，但赵先生这样的研究生则属凤毛麟角，应该曾经也风光无限过。据他说，自己当时讲课很受学生欢迎，比后来自命权威的一个女教授要好得多。对个人后来的遭遇，他很少提及，我也不便多问。但从中文系别的老师那里，多少听说了一些，只能拼凑个大概。
“文革”期间，赵先生是“右派”，遭了不少罪。据说隔离审查期间，他曾翻窗逃跑，被抓了回来。再后来，又被遣返回乡参加劳动改造。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我无法得知，但可以想象此中的人生况味。底层社会的贫穷，农业生产的艰辛，“右派”头衔的低人一等，终于磨掉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青年身上所有的棱角。我注意到，他后来和我这个口无遮拦的晚辈聊天，出语是比较谨慎的，谈到人事时会有吞吞吐吐的现象。而对看管阅览室这个差事，他非常负责，从不迟到，很注意领导对他的印象。
“文革”结束后，赵先生获得平反，落实待遇，回到了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兰大。他是哪年回来的，又是怎么回来的，我都不清楚。不过他的业务已彻底荒废，不能再上讲台，学校只能给他安排个看守阅览室的闲差。他孤独一人离开，又孑然一身回来，始终没有成家。没有家庭，当然就没法分配住房，只在一字楼的单身宿舍得到了一间栖身之所。恢复工作以后，据说他曾有过一次婚姻，但维持的时间很短。女方带着两个女儿嫁给他，等到被调入兰大并安排了工作，他们的关系就结束了。这是我听中文系一个老师说的，说这话的人对他不无嘲讽之意。据我所知，他对组建家庭一直怀着期待。我认识他以后，有一次学校调整住房，他说自己想换个大点的房子。“将来说不定还要结婚呢。”他慢悠悠地说。
赵先生喜欢和我谈学术，他节衣缩食买了很多书，很以此为自豪。有一次见到我，他很开心地说：“前几天晚上，刘文英还到我屋里来查过书呢。”刘文英是当时哲学系的主任，治中国哲学史有一定影响（此人后来调到了南开大学，几年前已因病去世）。每次聊天，只要谈到学术，他都说自己有很多东西想写。我终于忍不住问：为什么不抓紧动手写写呢？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痛苦和无奈的表情，仍是慢悠悠地说：“不行啊，好多书都还没看，有些书根本就买不到。书没看，怎么能写东西呢？”一开始，我真以为他在等待所需要的资料，但渐渐地发现，他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别处。他订了好几份报纸，每天上午从收发室取回来后，就坐在办公桌前，从头到尾把每一版都要仔细看完。他还集剪报，到手的报纸看完后就分类剪贴，弄了好几大本。他曾颇为得意地给我展示过这些成果。
有一年暑假，我在校园碰到他，一手牵着个小女孩，一手拿着饭碗往食堂走。他说那孩子是他侄孙女。孩子还小，见了陌生人很拘谨，紧紧地依在他身旁，装束上能看出是刚从农村来的。他们走过以后，我从背后看了一眼，一老一少甚是亲密。我顿时觉得赵先生其实很寂寞，这孩子大概就是他主要的亲人了吧。
后来学校调整住房，赵先生终于在家属院二号楼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这房子并不是独立的单元房，因为厕所和厨房得两家共用，所以不具备基本的私密性。此时他已经退休，但还接受返聘，继续看管那个阅览室。分了房子，他很高兴。有次周末，邀请几个相熟的学生到家里聚餐。他负责采买，我们一起动手做菜。那天的鱼是我烧的，他吃了连连夸奖，说味道好，而且烧得嫩。那是我的厨艺第一次被外人认可。说实话，以后多次烧鱼，都没有那次成功。
硕士毕业前，有一次周末去爬皋兰山。下来的路上，意外地碰到他正在一个拐弯处休息，陪伴他的是两个我不认识的女生，他们还要继续上山。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下来了。印象中，这似乎是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我离开兰大去了济南，中间再回去，就没见到过他。
赵先生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多年后每当想起他来，心中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向兰大的熟人打听他的境况，许多人都不知道，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知情人，则说他已早不在人世了。他是在哪里去世的？临终前身边有人陪伴吗？这成了悬在我心头的巨大问号。
（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