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绚隆:兰州大学的奇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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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醒来,岁序进入了2017年,正是我上大学三十周年的时候。三十年的岁月风霜和扑面尘沙,磨灭了许多当初的记忆。中国的大学经过多年扩建、扩招,现在也都非复旧观,即使故地重游,亦难拾旧梦。如今回首当年,诸事多已模糊,但有那么三个人,始终在我脑海中保持着清晰的记忆。他们不是什么专家学者,也未曾身居要津,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兰大校园里,举止多少都有点另类,回顾起来,几乎成为我校园记忆中最难忘的形象。其中一个人,甚至使我对当年的学校生活,回想起来多了点温暖的感觉。

记得大学第一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那时的兰州大学校舍比较紧张,而陌生的同学又不肯共享一张书桌,每到自习的时候,大家就挨着教室到处找座位,有时甚至会为此发生争执。有天晚上,我好容易在旧文科楼一层南头的一个教室找到个空位。进门扫了一眼,里面全是陌生的面孔,只能一落座就埋头看书。教室里很安静,偶尔有人出入,都尽量轻手轻脚,以免弄出响动,影响大家学习。大约晚上九点多,教室前门突然被猛地推开,一个老人快步走上讲台。他个头不高,穿深蓝色的中山装,留着中分的头发,显得很威严。此人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外文,然后转过身来,对着一屋子惊愕的眼睛,快速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稍作停留,又飞快地跨下讲台,转眼离开了教室。整个过程前后只有几分钟,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一开始,我以为是哪个系的老师来上辅导课,要临时占用这个教室,不由得心生怨意,但很快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教室里刚刚掀起的一点骚动,不久也平复了,大家继续各干各的事,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整间教室,仿佛一个平静的池塘,突然被人丢了块石头,石头沉下去以后,水面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我那时进校不久,对一切都还陌生,刚才发生的一幕着实使我吃惊不小。看着周围同学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又十分不解。这个老人在黑板上写了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清楚地记得不是汉字,这可能是当时引发我好奇的主要原因。这表明他曾受过专业训练,有过教授外语的经历。等我冷静下来,方意识到他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但他写的那行外语,又使我忍不住觉得他可能是个身怀绝技的高人。需知那时候,正是校园里学外语的风气刚刚兴起的时候,而曾经读过的一些伤痕文学作品,又给我提供了往这方面联想的样本。

自那以后,我每走在校园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四处留意,希望能再见到他。遗憾的是,我永远都没再见到这个身影。大概过了一年多,偶然听人说跃进楼里死了个老人,他独居在那座筒子楼中的一间房子里,死后多日才被人发现。我马上就想到了那个一直未再见到的老人。我知道这样的联想并没有任何依据,但它给我心中存在已久的疑问画上了句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结束“文革”不久。一些曾经的才俊,青春岁月被消耗在了无休止的运动或劳动改造中,等到获得平反时,许多人早已风华不再,且与时代拉下了距离,个别人则因不堪折磨而出现了精神问题。这个像旋风一样曾经倏来倏往,又像蒸汽一样消失于无形的老人,应该有过很不平常的遭遇。我虽然未得其详,却不能忘记。

相比之下,有一个人我却几乎每天都能碰到,因为他的出现是有规律的。基本上每天早饭后、午饭前和午休后,在学生往来最密集的羽毛球场上,都有他活动的身影。一开始,我没太在意,经同学们提醒,才发现了他的特别之处。大冬天的早晨,他常穿一条大短裤,独自抱个录音机跳迪斯科,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呼啦圈流行的时候,他玩呼啦圈。再往后,他弄了件新玩具——铁锨。那是一把崭新的铁锨,锨柄修得很光滑,没开刃的锨头是黑色的,锨脖子上还系了块红布。他常常拿着这件刀不是刀、枪不是枪的怪兵器,在那挥来挥去地玩,看不出有什么套路和招数。他的这些行为常常会引起过路的同学驻足围观,但他全不在乎,脸上也毫无表情。

时间久了,我渐渐看出了点门道:他其实是需要观众的。他选择的活动地点和时段,都是人流最集中的。兰大的羽毛球场在一食堂旁边,靠近学校南门,家属区的人进校上班,二号楼、三号楼、五号楼、六号楼的学生由西往东去新文科楼上课,都要经过这里,研究生楼和七号楼的学生由东往西去二食堂吃饭或旧文科楼上课,也要从旁经过。所以每当我们早饭和午休后去教室,或者上午下课回宿舍的时候,路上都能看到他的表演。有一天早晨,他的健美操招来了掌声,紧绷的脸上突然绽放出了笑容,跳动的节奏也提高了一倍,引得围观者的掌声更响了。我当时恰好路过,目睹了这一幕。

提到这个人,有认识的老师称他为“杨疯子”。他身材高大,硕大的脑袋上留着爱因斯坦的发型,白发衬着黑红的面庞,裸露的肌肉看上去很健壮。尽管他舞铁锨没什么章法,但跳健美操、跳迪斯科或转呼啦圈,都是够水平的。真正令我佩服的是他玩自行车的功夫。有一天晚饭时分,我从图书馆出来,门前的环形路上行人稀少,意外地碰见他骑一辆二八式自行车,双手平举,不扶车把,快速从旁一掠而过。此后,就经常能在这个时段看到他在这条路上骑自行车,都是大撒把,双手时而平举,时而并拢,时而前后摆动。不知从何时起,他对自己的车技进行了升级,等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能直立着站在疾行的自行车座上了。这真令人惊叹不已!他是怎么上去的,又是怎么下来的,如何保持速度,如何控制转弯?对我来说都是疑问。但研究他的车技并不是我的专业,再说一个“疯子”,根本不值得我去跟踪观察。不过他也有失手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夏天,在校园迎面碰见,发现他双臂、双腿和半只脸上都有大片的擦伤,显然是半侧着扑倒后造成的,似乎摔得不轻。看着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心里不由暗自好笑。

“杨疯子”其实叫杨振中,他还有一个爱好是书画。有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从新文科楼靠北的窗子望下去,看到他正往排球场西侧的围栏上挂字画,由南到北已挂满了一长排的条幅。等第二节课一结束,我飞快地跑下楼去观赏。球场上已聚满了人,当时上午第一门课刚结束,正是换教室上第二门课的大课间时候,往来路过的同学免不了会凑进来围观。杨振中则高扬着他的大脑袋,远远站在一旁听收音机,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毫无关系似的。我泛泛看了一圈,他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半成品的卷轴上直接下笔创作的,全是绢质材料,这样虽省却了装裱的麻烦,但也没有宣纸的墨色效果。坦率地说,他的字并没有临帖的基础,但写得比较熟。画则完全是初学水平,笔墨构图都很稚拙。这次的收获是从落款中知道了他的大名。

自从那次见了他的字,我才知道家属院进门东西两侧楼旁的黑板报,都是他的杰作。有了这个发现,我路过时会格外留心看那两块黑板。板报更新得很勤,每次更新时黑板都要重新刷墨。有一次正巧看到他在往上抄东西,每写一行字,都要歪着脑袋端详半天。报头、报尾的空白处,还画了不少花卉图案。更令我意外的是,有一天出家属院后门,抄近路从一个栋楼前穿过,发现最西头门前的水泥地上,也写满了整齐的粉笔字,明显是杨振中的笔迹。我据此推断他可能就住在这里。杨振中是干什么的,我始终不清楚。记得有个夏天从他的楼门前路过,见他坐在马扎上看报纸,旁边一把椅子上放着水杯。这么多东西搬进搬出比较麻烦,估计他就住在一楼。门洞两旁的墙上,此时也画满了粉笔画。他一边看报,一边和不远处一个老太太说话,嗓门洪亮,中气极足。听口音应该是甘肃天水一带的人。

杨振中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可算是兰大校园里的一道风景。有一年毕业季,我曾见有即将离校的女生拉他照合影,他很乐得配合。虽然他不被许多人理解,但一直自娱自乐,似乎过得很充实。遗憾的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前,他因一次意外突然去世了。具体死因不得而知,听说好像是食物中毒。

大概从本科三年级开始,我常去学校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看书。当时管理这个阅览室的人叫赵君圭。他身高大约一米七多一点,面色红润,一头雪白的短发,走路身板笔直,步履轻捷。说话有较浓的湖南口音,总是慢悠悠的,经常会带个“喔”字,声音拉长了还要拐个弯。这个阅览室的读者不多,赵先生对人很热情,总是问一答十,有时会追到座位旁边来给你解释,等注意到你开始工作了,才突然刹住,退回自己的位子上去。

相处得久了,我慢慢知道了一些他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他本人讲的,有从别处听来的。赵先生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革”前跟随刘绶松先生读研究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刘绶松被借调到社科院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他也跟到了北京。在社科院,他见过许多名人。他曾绘声绘色地给我说,在社科院的时候,他写过很多大字报。“灭四害”那阵子,他随大家一起驱赶麻雀,中间休息的时候,钱锺书先生曾拍着他的腿说:“小赵,你可真能写啊!”“这话让我很惭愧。”他补充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派到兰州大学中文系教现代文学。那时从各大名校分来的年轻教师虽然比较多,但赵先生这样的研究生则属凤毛麟角,应该曾经也风光无限过。据他说,自己当时讲课很受学生欢迎,比后来自命权威的一个女教授要好得多。对个人后来的遭遇,他很少提及,我也不便多问。但从中文系别的老师那里,多少听说了一些,只能拼凑个大概。

“文革”期间,赵先生是“右派”,遭了不少罪。据说隔离审查期间,他曾翻窗逃跑,被抓了回来。再后来,又被遣返回乡参加劳动改造。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我无法得知,但可以想象此中的人生况味。底层社会的贫穷,农业生产的艰辛,“右派”头衔的低人一等,终于磨掉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青年身上所有的棱角。我注意到,他后来和我这个口无遮拦的晚辈聊天,出语是比较谨慎的,谈到人事时会有吞吞吐吐的现象。而对看管阅览室这个差事,他非常负责,从不迟到,很注意领导对他的印象。

“文革”结束后,赵先生获得平反,落实待遇,回到了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兰大。他是哪年回来的,又是怎么回来的,我都不清楚。不过他的业务已彻底荒废,不能再上讲台,学校只能给他安排个看守阅览室的闲差。他孤独一人离开,又孑然一身回来,始终没有成家。没有家庭,当然就没法分配住房,只在一字楼的单身宿舍得到了一间栖身之所。恢复工作以后,据说他曾有过一次婚姻,但维持的时间很短。女方带着两个女儿嫁给他,等到被调入兰大并安排了工作,他们的关系就结束了。这是我听中文系一个老师说的,说这话的人对他不无嘲讽之意。据我所知,他对组建家庭一直怀着期待。我认识他以后,有一次学校调整住房,他说自己想换个大点的房子。“将来说不定还要结婚呢。”他慢悠悠地说。

赵先生喜欢和我谈学术,他节衣缩食买了很多书,很以此为自豪。有一次见到我,他很开心地说:“前几天晚上,刘文英还到我屋里来查过书呢。”刘文英是当时哲学系的主任,治中国哲学史有一定影响(此人后来调到了南开大学,几年前已因病去世)。每次聊天,只要谈到学术,他都说自己有很多东西想写。我终于忍不住问:为什么不抓紧动手写写呢?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痛苦和无奈的表情,仍是慢悠悠地说:“不行啊,好多书都还没看,有些书根本就买不到。书没看,怎么能写东西呢?”一开始,我真以为他在等待所需要的资料,但渐渐地发现,他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别处。他订了好几份报纸,每天上午从收发室取回来后,就坐在办公桌前,从头到尾把每一版都要仔细看完。他还集剪报,到手的报纸看完后就分类剪贴,弄了好几大本。他曾颇为得意地给我展示过这些成果。

有一年暑假,我在校园碰到他,一手牵着个小女孩,一手拿着饭碗往食堂走。他说那孩子是他侄孙女。孩子还小,见了陌生人很拘谨,紧紧地依在他身旁,装束上能看出是刚从农村来的。他们走过以后,我从背后看了一眼,一老一少甚是亲密。我顿时觉得赵先生其实很寂寞,这孩子大概就是他主要的亲人了吧。

后来学校调整住房,赵先生终于在家属院二号楼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这房子并不是独立的单元房,因为厕所和厨房得两家共用,所以不具备基本的私密性。此时他已经退休,但还接受返聘,继续看管那个阅览室。分了房子,他很高兴。有次周末,邀请几个相熟的学生到家里聚餐。他负责采买,我们一起动手做菜。那天的鱼是我烧的,他吃了连连夸奖,说味道好,而且烧得嫩。那是我的厨艺第一次被外人认可。说实话,以后多次烧鱼,都没有那次成功。

硕士毕业前,有一次周末去爬皋兰山。下来的路上,意外地碰到他正在一个拐弯处休息,陪伴他的是两个我不认识的女生,他们还要继续上山。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下来了。印象中,这似乎是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我离开兰大去了济南,中间再回去,就没见到过他。

赵先生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多年后每当想起他来,心中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向兰大的熟人打听他的境况,许多人都不知道,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知情人,则说他已早不在人世了。他是在哪里去世的?临终前身边有人陪伴吗?这成了悬在我心头的巨大问号。

(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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